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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鬱症就像是一個牢籠，禁錮著一群渴望好好生活的人們。「渴望」的背面是「絕望」，「輕生」的想法在幾乎每一個患者腦海中出現過。
但死亡，並不是打開牢籠的鑰匙。
隨著國內疫情趨於穩定，這場綿延四季的拉鋸戰漸行漸遠，但是，在新增確診人數不斷下降的同時，另一個數字達到近十年峰值。
在百度搜索上，2020年3月至9月，「心理援助」 相關內容的搜索熱度持續走高，同比上升130％。
早在幾個月前，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博士便給出了預警：「大流行疫情對民眾精神衛生的影響已經令人非常擔憂。」
疾病、死亡、就業、收入……這些都是疫情來過的痕跡，在許多人心裡留下一地雞毛。
根據百度的另一組數據——「常見精神健康症狀搜索熱度走勢」中，「抑鬱症」高居首位。
抑鬱症，一個近年來出現頻率劇增的詞彙。
幾乎每個人都聽說過它，甚至曾與它短兵相接，但卻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它。
世衛組織報告顯示，全球約 1/7 的人會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遭受抑鬱症困擾。
他們之中，有人起初不知道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有人找到了重新接納自己的方式，有人至今警惕著一切捲土重來，有人最終選擇殺死自己……
今天是第29個世界精神衛生日，在全球抑鬱症患者已經超過3.5億的當下，正視抑鬱症，應該成為一種自覺。
除了抑鬱症患者，沒有人可以真正了解抑鬱帶來的痛苦。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近乎終生被抑鬱症所困，他說：「心中的抑鬱就像只黑狗，一有機會就咬住我不放。」
自那之後，「黑狗」就成了「抑鬱症」的代名詞。
黑狗如影隨形，在某一個瞬間撲過來，咬住、鬆口、再咬住、再鬆口……不會一次便置人於死地，卻讓人傷痕累累，精疲力竭。
在一次次掙扎之後，抑鬱症患者的崩潰，大多是悄無聲息的，然而走上高樓的每一步，都是有徵兆的。
「抑鬱研究所」是一個抑鬱症患者社區，創始人是一個90後姑娘，名叫任可。
任可
在她的工作文檔裡，記錄了3500多條自殺筆記，這些文字大多來自於病友們的聊天記錄或是投稿。
最早的幾篇，是任可2017年患病期間的日記。
曾經，她也是一名抑鬱症患者。
2年前，她從睡眠科輾轉精神科，再到北京安定醫院，當她第三次拿到診療單時，正站在一位極為權威的主治醫生門口。
那天的夕陽或許很暖，但是當陽光穿過一排排精神病院特有的安保人員，照在她的臉上，一切仿佛都是不真實的，診療單上寫著：重度抑鬱、中度焦慮症、嚴重自殺傾向。
結論：建議立即住院。
「就像一桶黑色的油漆，從頭到腳地浸透了我。」
在令人窒息的黑暗裡，她手足無措地上網搜索診療單上，那些陌生而又猙獰的字眼。像一個溺水的人，緊緊抓住岸邊的的稻草。
任可
翻閱她的病歷簿，每一個字都觸目驚心：患者被常年家暴、精神虐待，持續多年夢魘，學生時期有過3次自殺經歷。
這些字句不由分說地撕開了任可身上的血痂，童年的噩夢再次將她推進深淵。
「皮帶、塑料拖鞋、雞毛撣、筷子、棒槌、竹籤、搓衣板、吃掉在地上的飯菜、喝混著泥沙的湯水、脫了衣服跪在路上抽自己耳光……我獨居5年了，卻依然逃脫不了被家暴支配的恐懼，日夜恐慌著被傷害。」
這樣的棍棒教育，很多人都並不陌生。在童年致抑病例的病因中，不及格的家長總是有不可撼動的位置。
一個孩子的尊嚴，被父母用寥寥數語、高高舉起的戒尺鞭笞，當他們想要修補傷痕的時候，卻發現內心早已千瘡百孔。
任可從幼兒園起就開始受到來自父母的摧殘，終於在成年之後到達了閾值。
她形容，長大之後，每年回家過年都仿佛是在為自己的童年奔喪。機票將她一年又一年送進火葬場，年夜飯就像玻璃渣一樣難以下咽。
科學家戈德堡博士的研究結果顯示，大約將近一半的成年抑鬱症患者都有過一段不堪回首的童年時光。其中，有1/3的抑鬱症患者曾遭受過多種形式的虐待。
童年時受虐的程度與成人抑鬱的發生成正相關，而所謂的「虐待」，除了肉體上的，還包括情感霸凌。
25歲的北京某汽車廠技術員王志龍，有過5年抑鬱病史。
王志龍
「我的父母都是殘疾人。」
簡短的一句話，讓人幾乎毫無招架能力地被拽進壓抑的氣氛裡。他長大所要經歷的目光、竊竊私語、指指點點，一瞬間躍然紙上。
但是當這一切，數十年如一日地、具體地發生的一個人身上的時候，旁人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感同身受的。
「有一次開家長會，我爸走進來，同學們都笑話，那會兒就讓我感覺心裡特不是滋味。」
在那個不知抑鬱症為何物的年紀，他已經深陷其中。
成年之後，他常常失眠。有時從傍晚6點下班後就戴上眼罩、躺在床上，直到凌晨3點也無法入眠，痛哭到天亮。
——「在想小時候的經歷嗎？」
——「不，是對自己的期待。」
在質疑與嘲諷中長大的孩子，也會在潛意識裡不斷批評自己。
他們會將極高的標準不自覺地強加在自己身上，然而期待和現實的落差，將他們推向了心理狀態的極限。
言及至此，或許一些人會將「抑鬱症」與日常語境中的「矯情」、「玻璃心」、「不夠堅強」聯繫在一起，甚至附贈幾句調侃。
緊接著，冒出一句抑鬱症患者最害怕聽到的安慰：「別多想。」
但是，勸一個抑鬱症患者「別多想」，就好像告訴一個燙傷患者，「別覺得疼」一樣。
很多處於抑鬱之中的人，比大多數人更清楚自身現狀的荒謬，也明白這根本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但已然無法逃離。
他們就像生活在一個嚴密的玻璃罩中，外面的世界生機勃勃、近在咫尺，卻又被活生生隔絕。
任可
任可曾經鼓起勇氣告訴父母自己的病情，得到的結果卻是，父親當著親戚們的面，指著她的鼻子罵：
「喪著這張臉死給誰看？有你這樣的女兒是我這輩子最大的恥辱。」
對於很多像任可一樣的年輕人來說，向父母告知自己的病情，是比走進精神病院更艱難的抉擇，因為有一些遭遇是可以預見的。
大多生病的孩子等不來的安慰，而是變本加厲地打擊式鞭策，病痛被斥責為「敏感」、「自討苦吃「、「不懂事」、甚至是「不孝」。
玻璃罩外面站著的，往往是裡面人最親近的，但外面的人聽不懂裡面的呼救，裡面人的無助也愈發深刻。
在不斷下墜的過程中，患者開始羞於談「抑鬱」，「病恥感」在加重，變得越來越懷疑自己，越來越封閉。
剛剛確診時，任可每天思考最多的問題就是「如何假裝成一個正常人」。
公司的衛生間成了她的避難所。幾乎每工作1個小時，就不得不躲進去哭20分鐘，走出那道門，一切如常。
每次去精神病院複診的時候，她都要想一個區別於「看牙醫」和「痛經」的新理由給領導。
她就像「裝在套子裡的人」，即使內心和軀體已經枯槁，可依然裝扮成朋友圈裡的那個人設，企圖騙過別人，妄圖騙過自己。
在任可的世界裡，人來人往是真的，孤獨至極也是真的。
在孤立無援的抑鬱症患者中，王志龍算是幸運的。
在患病之初，他像許多同病相憐的人一樣陷入了迷茫——
什麼是抑鬱症？
為什麼會是我？
我是怪物嗎？
他迫切地想要了解自己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某個輾轉難眠的深夜，他試圖搜索抑鬱症的病理和症狀，來獲取更清晰的自我認知和對抗抑鬱的辦法。
通過相關的文章和帖子，他得知原來在沉默的黑暗裡，自己並不是一個人，「抑鬱症」也不是洪水猛獸，隨著手指在屏幕上滑動，混沌的人生開始變得些許清晰。
而最終讓他堅持下來的人，是他的女友。
遇到王志龍之前，熱愛旅行的女友已經走過了許多地方，也飽受抑鬱症的折磨，病友之間的愛情，給了他久違的理解。
她時常滿世界飛，但無論倒時差再辛苦，也一定會按時對他說「晚安」。
後來她拉上他一起出發，一起看潮漲潮落、四季更迭。
走過峇里島的沙灘、西班牙的海岸、布達佩斯的街巷，依舊對承德老家的老酒念念不忘。
王志龍
有人把跟抑鬱症患者相愛，比作擁抱一株仙人掌生活。
在抑鬱症面前，愛要承擔更大的考驗，而愛的力量，並不在於讓人痊癒，而是即使快樂很難，她也會一直握住他的手。
回顧兩人相處的日常，她讓他下樓買早點，他坐在椅子上望著門口，拖了很久很久，直到女友走過來，摟住他，告訴他「沒關係」。
這是抑鬱症患者很常見的困境，演員馬思純曾表示抑鬱症所導致的軀體化障礙，有時會讓「起床」都變成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
這些症狀，讓他們被斥責為「懶惰」、「太閒」、「沒有自制力」、「抗壓能力太差」……
但事實是，正常人很難體會抑鬱症是如何像海水一樣，湮沒一個人的腳踝、膝蓋，接著腰部也隨著水流漂浮……最後，是每一寸肌肉都不受控制地酸軟、無力。
當痛苦不被理解，也就得不到尊重。
抑鬱症就像是一個牢籠，禁錮著一群渴望好好生活的人們。「渴望」的背面是「絕望」，「輕生」的想法在幾乎每一個患者腦海中出現過，對他們來說，那是在企圖逃離集中營一般，日復一日看不到盡頭的折磨。
但死亡，並不是打開牢籠的鑰匙。
生病期間，除了藥物治療外，任可會用日記的形式，在社交平臺詳細地記錄生活：「我已經3天沒有想去死了」、「我已經有2個小時沒有哭了」……
日記中也不乏朋友們的安慰：
「難受的時候記得來找我。」
「不開心的時候就給我打電話。」
「沒有人的生活是輕鬆的，可是有人無條件愛著你。」
……
正因為如此，即便是在她最艱難的時刻，仍然保持對朋友毫無保留的信任。
有一天，她無比疲憊，對朋友說，她已經沒有什麼想要再傾訴的了。
但是電話另一邊沒有放棄：「如果你不想說話，就不用說想哭的話，就哭一會兒。等你哭累了、睡著了，我再掛電話。」
忽然之間，她明白過來，原來「好好活著」就是朋友們守護她的意義，就是這個世界對她的全部期待。
有時候，活著，已經足夠偉大。
心理諮詢師曾經問她：「你能夠原諒父母、原諒謊言、原諒那些施暴者和傷害你的人，可是你為什麼不原諒你自己？」
那一瞬間，她才想起，從小到大她都想著「成為誰」，唯獨忽略了自己。
她漸漸學著花時間思考，該如何去取悅自己？
過往的傷痛，就好像一個個釘子釘在牆上，即使有一天把它拔除，也依然會留不可抹去的痕跡。
過去，她一直目不轉睛地盯著拔掉釘子後的那個洞，觀察、回憶、陷入……
但是當她試著把目光移開一點，便發現原來牆邊有一片綠葉、一株小花、一本書……
當她把目光再拉遠些，便望見了整片花園。
隨著日記的更新，有越來越多同樣患有抑鬱症的網友開始在評論區留言傾訴，任可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了許多人的一個「錨點」，文字承載著的不僅是自己的過往，更是他人的寄託。
任可
她建立了幾十個群聊，去陪伴和鼓勵更多的病友。
起碼在孤獨這件事情上，他們不孤單。
她提到，曾經有一個女孩兒給她留言說，「所長」（病友們對任可的暱稱）是她的榜樣，她想戰勝抑鬱，考北京的大學，到抑鬱研究所工作，成為和「所長」一樣優秀的人。
那一刻，任可感受到了信任和鼓舞——「我成為一個人的榜樣了」。
王志龍和女友，用了一整年時間去旅行，在快50℃的沙漠拍過照、在暴曬的高原徒過步、在赤道的正午下過海……他曾想過，兩個生病的人在一起或許一路艱難險阻、荊棘叢生，但她的無畏，讓他願意重新出發。
王志龍
他們在一起後的這兩年，他從病重時90斤的皮包骨頭，胖到了130斤。
幸福，肉眼可見地來臨了。
就像是一場救贖，王志龍在原本只有黑白的日子裡，看見彩色，也感受到了光明。
從前活得如同一座孤島的他，漂浮了很久終於靠岸，他享受這種溫暖，同時也藉助自己的故事，分享這份溫暖。
抑鬱症患者的內心，就像是一座浮在海上的冰山，大多數人只能看到水面之上的1/10，而愛與陪伴，讓暗無天日的海底，照進了一束光，光的盡頭有個人站在那裡，說：
「嘿，我在。」
時代背景下，對人類心靈的關懷，遠遠落後於極速擴張的精神需求。
據世衛組織最新數據顯示，我國已確診超過9000萬的抑鬱症患者，也就是說，在每16個國人中，或許就有1個正在黑暗中徘徊。
但是在這9000萬人當中，真正有疾病意識、能到醫院確診的不到30%。
在剩餘的超過70％中，有人難以面對自己、有人對此感到羞愧、有人迫於周遭的壓力而不敢承認……之所以會造成如此現狀，或許是因為關心的音量還不夠大。
抑鬱症只是一種疾病，可愈不可怕，生病的人沒有做錯事，不用為此感到抱歉；沒有生病的人，或許共情很難，也請多多關照。
部分參考資料：
1、抑鬱研究所：《所長分享丨用100%堅守，支撐1%的可能》
2、虎嗅APP：《任可：「他們都叫我抑鬱症網紅」 》
3、時尚先生fine：《四個90後抑鬱症患者的自我救贖》
4、三聯生活周刊：《你永遠不知道，抑鬱症帶給TA的痛苦和絕望》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