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傳統也同基督教一起塑造著帝國。如異教皇帝被奉若神明，大多數早期基督教皇帝被冊封為聖徒。拜佔庭的皇帝們接受了東方傳統的跪拜禮儀，他們在馬賽克畫像中向下凝望，頭上畫有光圈。最後的前基督教皇帝也被描繪了出來，因為那是太陽神祭典的一部分（一些證據表明薩珊波斯的統治者也有類似的儀式）。
這一切都是皇帝作為基督教世界統治權威的證明。在其他許多層面上，逐漸被稱為東正教的東部教會的特殊性使得東方更加遠離西方。王權之下精神與地位的合併在很多方面都十分重要。其中的一個標誌便是保留已婚的神職人員。對於東正教神父們聖潔的要求從未像他們西方和天主教同修們其後所要求的那樣。
隱修制度也與東方早期的形式更相近，並且神職人員較之在教階明晰的羅馬教會更加重要。綜上所述，在東部帝國沒有出現像羅馬教廷那樣集權的教皇權威。所有的權威都集中於皇帝，他的機構與責任凌駕於平級的主教之上，其中有許多來自於不同民族的傳統融入東正教中。當然，就一種社會規範而言，地域特色並不意味著東正教比中世紀西方教會更為寬容。困苦的時日總被輕易解釋為皇帝未盡到基督徒的責任，並成為折磨那些常被當作替罪羊的猶太人、異教徒和同性戀者的理由。
另一方面，與西方的區分在歷史中逐漸浮現。政府的東西分裂之後，帝國官僚機構內部的相互接觸逐漸消失了，同時在運用權力的形式方面也出現了分歧。天主教傳統與東正教傳統在早期即已開始分離，希臘人執行敘利亞和埃及的禮儀，對這方面的讓步令拉丁基督徒感到些許疏離。而這些妥協也使基督教內部長期存在著多元主義。除君士坦丁堡之外，耶路撒冷、安條克和亞歷山大是東方的三個宗主教區（patriarchate）。
7世紀時，這些地方落入了非基督徒的手中，羅馬與君士坦丁堡的兩極分化也由之加強，且非洲傳統對天主教的影響日益增加。基督教世界也不再是一個雙語世界；拉丁語在東部省份從未成為「共同語言」（lingua franca）。最終，一個文化意義上的拉丁西方與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希臘東方相遇了。在7世紀初期，拉丁語不再是軍隊和法庭的官方語言——帝國政府的這兩個部門曾最為頑強地長期抵制希臘語。講希臘語的官員變得愈發重要，這實際上也對歐洲的未來產生了相當長期的影響。雖然東部教會未能在黎凡特和埃及擴展他們的影響，卻開拓了向北部異教徒傳教的新區域；隨著傳教的開展，東南歐以及俄羅斯最終將其福音化與教養的獲得歸功於君士坦丁堡。
那意味著——在許多其他的事情中——斯拉夫民族從他們的老師那裡學習了一種基於希臘文的書面語，還有其他許多東西。教義分歧希臘人看起來總比拉丁人更加喜好爭論；許多早期的希臘教會也喜歡玄想，且東部教會經常易受傳統乃至東方潮流的影響。人們被鼓勵通過教義來解決宗教爭論，而這也加劇了爭論。我們這個世俗的時代不可避免地難以真正理解其中最為重大的爭論的意義所在。我們缺乏那種精神世界隱藏於爭論之後的認識。現在看來，劃分相反派（Aphthartodocetists）、可朽派（Corrupticolists）、受苦派（Theopaschitists）(9)來命名一些爭辯的學派簡直是毫無意義。
而對於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在深奧的咬文嚼字背後存在著一種對於宗教爭論的極端重要性的關注，其程度毫不亞於對使人類免於詛咒的關切。另一個理解的障礙則出於相當不同的原因：在東方基督教中，神學的分歧經常以象徵和辯論的形式提出，事關政治與社會問題以及民族與文化族群之間的權威關係。儘管如此，這點或許較為容易理解；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世俗神學的吹毛求疵在這個世紀為爭辯（有時是掩蓋）共產主義者之間更實際與現實的差別提供了一種表達方式。神學和教義的分歧在古代晚期能夠像軍事行動或民族遷徙那樣有力地影響到整個世界歷史。在兩大基督教傳統緩慢的分裂中，它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分裂可能並不始於神學上的分歧，但是這種爭論使得兩大傳統日益分道揚鑣。它們創造了一種越來越難以決斷的環境，最終事與願違。
一個著名的例子便是關於一性論派（Monophysitism）的辯論。它在5世紀中葉便造成了基督教的分裂，而其重要意義在今天乍看上去頗令人疑惑。它起源於對基督本性的主張。一性論派認為基督在世時其本性是單一且完全神性的，而不是早期教會所教導的那種雙性論（意指同時具有神性和人性）。
這一長期辯論的微妙細節可置之不論。然而，喧囂背後有一個重要的非神學背景。一個要素便是從東正教和羅馬天主教中分離出來逐漸形成的三個一性論派教會。埃及和衣索比亞的科普特教會，敘利亞的雅各比派以及亞美尼亞教會在某種程度上逐漸成為了國家教會，使獨特團體的文化具體化並將之表達了出來。為調和這些團體之間的矛盾並鞏固帝國的團結以應對外在的威脅，皇帝們在6、7世紀著手解決這一爭執；這相比查士丁尼的個人喜好，抑或君士坦丁於主持尼西亞公會議（Council of Nicaea）時首次表示的帝國機構的特別責任而言，意義更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