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學者都認可公共管理學科的兼容並蓄的特徵。比如，薛瀾教授等人就認為公共管理又是一門交叉性很強的應用社會科學學科。公共管理學科對於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基礎社會科學學科有著很強的依賴性(薛瀾等，2002)；楊立華教授也認為公共管理無論從學科內邊界、外邊界及其問題、體系和學者邊界等不同方面來講都必須是非常開放和多元的（楊立華，2020）。
公共管理交叉學科屬性強，是指公共管理學科理論可以覆蓋不同學科的理論。比如，政治學為公共管理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規則, 來分析諸如政治制度如何影響政策，它有利於分析管理實踐中衝突的產生原因和解決路徑等。經濟學為管理活動提供使用各種管理工具和資源的行為準則。它幫助管理者了解社會生產過程，分析如何合理配置資源，設計組織制度及影響行為的管理工具。社會學為公共管理提供管理活動的社會背景, 涉及政治文化，政府價值取向，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係等等問題。心理學為公共管理提供行為分析方法，幫助管理者認識現實宏觀結構下的微觀動力機制。這些學科的知識在不同公共管理實踐中被有機地結合運用。
公共管理學科必須是開放和多元，是指在學科理論內核穩定的基礎上，學科的邊界可以也需要不斷調整。開放和多元是公共管理的學科使命。雖然公共管理的學科內核是政府行政，但政府行政的目標應該與政府之於國家和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相匹配。政府行政是為了促進、保障公共事物的可持續治理。這裡的事物，包括社會和自然兩個層面的人類活動。如果更概念化地講，就是政府行政的目標就是為了解決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因為個人理性與公共理性的矛盾而產生的各類問題。個人往往是很難解決這個矛盾的，需要政府的作為。
比如，人類與自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人類活動不僅會影響到自然的進程，也會反過來影響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都存在閾值，超過這個閾值就會引發自然系統的大變化大轉型，進而影響到人類生存和可持續發展。但每個人是不會也無法在不突破閾值的這個集體行動中有大作為的。所以，這需要政府的行動。
再比如，當人類發現合作帶來的好處大於衝突時，社會秩序才有可能形成。通過個人或群體協商的過程，理性的個體會放棄一定的權利，形成一種社會秩序，也就是制度的雛形。制度提供了人與人互動的預期、關係的穩定和對價值的判斷。所以，制度能夠維持社會秩序，保護特定的利益，從而為持續的合作奠定前置條件。但即使有成熟規範的一套制度，人類仍然面臨多維度多層次的競爭及衝突。比如，針對政府，如何減少治理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針對市場，如何緩解「馬太效應」與共同富裕的矛盾？針對社會，如何提高公眾參與國家治理的積極性並形成長效機制？可見，人類社會的發展，會不斷出現新的治理難題。這個現象反映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動態變化的。通俗地講，個人與公共並不總是在同一個「頻道」上，即使在某項事務上可能可以通過協商達成共識，但在更多的事務上是無法達成共識的。因為我們人類是由很多個體組成，每個個體的價值追求是不同的。當個體同時面對不同的公共事務時，個體的追求和公共事務的要求之間就可能出現難以調和的矛盾。
如何走出困境，處理好個人理性和公共理性的關係？這就是公共管理學科的意義所在，也就是公共管理的使命——我們就是要探尋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而這個使命就要求我們必須兼容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技術進步、多元治理體系和多樣化的價值追求。這既是公共管理學科立命之本，也是所面臨的持續挑戰。即使公共管理具有其學科的內核，但「公共」二字便揭示了公共管理處理的是涉及集體的或組織的關係。公共管理不僅僅是公共部門的管理或者政府的管理，社會治理與社會組織、政府與市場、自然資源治理、城鎮化、農村農業發展、社區治理、扶貧工作等等都是公共管理的場域和要求。這就解釋了公共管理必須堅持兼容並蓄的特點，來滿足不斷變化的外部條件。
公共管理秉持兼容並蓄並能夠得到很好地發展，在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身上也有很好的體現。因為建院之初就是不同學科聚力支持，所以在發展過程中我們也一直強調要包容發展。浙大公管將公共管理、政治學、社會學、農林經濟管理、圖書館、情報和檔案學等六個一級學科的相關學科都兼容在一起，形成了以 「公共治理與公共政策」「農林經濟管理」「土地、人口、環境與城市」為主幹學科子群，以「國際事務與全球治理」為特色學科和新增長點的學科子群，以數字資源和數據管理實驗平臺為支撐，推動農林經濟管理、公共管理兩大一級學科深度融合、快速發展，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學科。
所以，我的第二個觀點是，公共管理學科兼容並蓄是天然性，可以融合上下遊各類學科，也可以有效應對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進行適應性調整。如果重視發揮這種天然性的優勢，有利於學科整體的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