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以來，「80後」作為一個社會熱點名詞闖入了公眾的認知視野。這是一個擁有2.8億人口的龐大群體①，截至目前，他們中年齡最大的是30歲，才剛剛步入而立之年。過去的十年中，圍繞這一群體所引發的爭議聲不絕於耳，其形象成為大眾傳媒關注的焦點，並在傳播過程中呈現出「好」、「壞」兩種極端。以2008年為界，80後的媒介形象由「墮落的一代」向「希望的一代」嬗變，這一突兀的逆轉，讓人不得不質疑在大眾傳媒所塑造的各種80後形象中，到底孰是孰非、孰真孰假？80後媒介形象的傳播又究竟遵循著怎樣的邏輯和規則？
一、80後負面形象引發代際危機
「80後」概念緣起於「70年代以後」概念的提出。「70年代以後」是文學評論界於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一個專用文學術語。在它之後，「50後」、「60後」等術語相繼得到承認，但還沒有哪一個能像「80後」一樣，在學界、社會、大眾中產生那麼大的影響。②中國「十年一代」的社會劃分在80後這裡達到了一個峰值狀態，幾乎所有人都參與到了關於80後一代的討論中來。而這一方面歸因於80後所誕生的時代恰好處於歷史的分水嶺，使得該群體被烙上了特殊的、引人關注的時代氣質；另一方面，則是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將80後的媒介形象植入人心，讓更多的人注意並接納了這個概念的存在。
一般而言，公眾對80後最早的印象源自一群頂著少年成名的「作家」光環的年輕人。他們從當時風靡全國的「新概念作文大賽」中脫穎而出，其在公開場合的行為言論，包括創作的青春文學作品，都被打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一時間成為大眾追捧的新寵。在陸續湧現的80後作家中，韓寒、郭敬明、春樹、張悅然等人有著居高不下的媒體關注度。然而很大程度上，媒體關注的並非他們在文學創作領域取得的成績或突破，而是其作為80後一代的代表，在與50後、60後、70後等代際人群相比較時，展示出的「標新立異」的一面。其中，韓寒的叛逆、春樹的張揚、郭敬明的顧影自憐……雖然只是這些80後作家身上某處性格特徵的小小碎片，但是卻在大眾傳媒的反覆挖掘、深化甚至誇大之下，替代主體本身成為了公眾的認知對象。
在傳播的過程中，大眾傳媒不斷以「代際」為切分點，通過特殊和極端事例，向公眾展現80後作家形象與傳統作家形象之間的區別，促使公眾通過比較兩個對立面而形成對80後這一新新群體的看法。2005年1月，《十少年作家批判書》一書出版。韓寒、郭敬明、李傻傻、張悅然等10位當紅的80後作家挨個被批，作品語言犀利，讓人過目難忘。其中一篇點評春樹的文章寫道，「配上豔俗的封面，拿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中華大地上換銀子，之後還打入國際市場，在商業的奴役下，樂此不疲地練著文學的攤」。 ③在文學領域內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也帶動起人們對80後的商業化寫作行為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缺陷的關注。
一時間，有關這個群體的負面報導蜂擁而來，許多人都開始議論80後的作品是如何膚淺、低俗，進而上綱上線地指責起他們的人品和作風。同一時間，「80後富二代」、「80後女大學生」、「啃老族」、「草莓族」等新標籤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媒體上充斥著諸如《裸聊網80後老總身家過億，主播多為女大學生》《馬路當跑道，80後富二代飆車撞死路人》等帶有鮮明傾向性的報導，很快便在全社會範圍內掀起了一場批判80後的風潮。而原本只是一場少數人對少數人的指責、批評，卻如同一股強烈的漩渦，將越來越多與之有關的人一同拉扯下水。公眾對於80後的惡劣印象也漸漸由個別上升至一般。
面對50後、60後「家長式」的苛刻審視、70後的冷眼旁觀、90後的嘲弄挑釁，以及身上貼著「自私冷酷」「眼高手低」「貪圖享受」「道德墮落」等一大堆標籤，大部分無辜的80後深感憤怒和不安，覺得自己什麼也沒做，卻無端成為了眾矢之的。他們試圖利用網絡等一切能夠傳播和發布信息的媒體進行反擊和自我辯護，而這種舉動只是更進一步地激起了社會上的不良反應。他們與其他代人的隔閡，在錯位的倫理義務、實質上的話語暴力中愈加擴大。④代際危機隨之出現。
二、從「墮落的一代」到「希望的一代」
毫無疑問，80後負面形象的廣泛傳播是導致代際關係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媒體報導中，他們常常被比附為「墮落的一代」，與二戰後出現於美國的「垮掉的一代」相提並論，而這一局面一直持續到2008年。2008年，對80後群體來說是極具紀念意義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間，大眾傳媒一改往日對80後的苛刻態度，充分肯定並讚揚了80後群體在「奧運火炬傳遞」、「什錦八寶飯」、「汶川地震」等事件中的表現。尤其是在抗震救災報導中，媒體不惜花費大量的筆墨以渲染、鋪陳80後的成長與功勳。鋪天蓋地的正面報導在公眾中激起了良好的反響，80後也由此得到了盼望已久的「正名」。
2008年5月12日，一場發生在中國西南大地上的地震在瞬間奪去了千千萬萬個生命，也揪緊了全世界億萬人的心。數以萬計的家庭在這場災難中分崩離析，無數親人在這場噩夢中陰陽永隔。但是人們也欣慰地看到了災難過後人心的團結，看到了死亡逼近時人性的溫暖，以及80後一代在災難與責任面前的嶄新面貌。
那段時間，媒體上不停播報著令人動容的故事：成都軍區某裝甲旅青年突擊小分隊戰士伍進軍為了幫孩子擋住餘震中掉下的木板，陷入深度昏迷，他所在的那支隊伍平均年齡還不到22歲。還有忍著腸穿孔的劇痛在山路上背負傷員的戰士嚴情勇、寫下遺書從5000多米的高空一躍而下的年輕的空降兵勇士，⑤以及在救出13名學生後，自己卻永遠沉睡在垮塌的教學大樓下的20歲女教師袁文婷……透過這些從救災現場傳來的文字影像，公眾驚訝地發現，這個曾經因以自我為中心、道德觀念淡漠、缺乏責任感等形象深入人心的年輕群體，現在卻正在為挽救其他生命而奉獻和犧牲自己。而電視上頻頻閃現的獻血隊伍中伸出的一隻只年輕的手臂，志願者報名處站立的一個個堅定的身影，80後自發組織點燃的一根根祈禱的蠟燭，讓人們最終深信自己看到了80後人性的光輝、道德的升華，並認為80後已經從「墮落的一代」成長為「希望的一代」。
至此，大眾傳媒通過救災熱點的報導、模範典型的樹立，不著痕跡地完成了對80後媒介形象的重構。80後的正面形象很快地得到了樹立。毫不誇張地說，在經歷了長期的否定和批判之後，全國人民首次從這一代身上看到了文化的傳承、民族的希望和國家的未來。然而，80後面對這一「恩惠」卻並不感到興奮和感激，相反，他們寧願拒絕這份從天而降的「禮遇」，以此抗議媒體和社會長期以來對80後群體所懷有的刻板成見。
李普曼曾在其《公眾輿論》中提出「刻板成見」(stereotype)，他認為個人既有的成見或頭腦中的圖像，很大程度上影響個體對事物的認知。刻板成見是一種簡化和類型化的認知方式，對某一群體中的個體的認知忽略其個體差異，而把群體特徵加諸於個體。⑥不論承認與否，大眾傳媒長期以來對80後群體進行各種負面報導，令其在公眾眼中的形象出現了嚴重偏差，仿佛有80後的地方，就充斥著「醜聞」和「麻煩」。而這種有失全面、公正的刻板成見不僅影響到代際關係正常健康的發展，也使80後群體不勝其擾，促使其形成叛逆冷漠的個性。然而在汶川地震事件中，80後媒介形象與之前相比呈現出了「好」、「壞」兩個極端，大眾傳媒為了掩飾自身態度的急劇轉變，找到了許多提法來支撐自己的觀點。如2008年正好是最後一批(即1989年出生的)「80後」跨越18歲、轉變為成年人的年份，他們無論是身體還是心智，在整體上都趨於成熟。⑦又或者，災難是一所學校，80後是在生命與人性的拷問中學會了堅強勇敢，學會了關愛奉獻。
然而，這並非事實的全部。一個社群的媒介表達，深刻地映射著其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的狀況，這與新聞生產的宏觀和微觀實踐密切相關。⑧如果該群體形象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被完全顛覆，就證明它本身存在問題。那麼，80後媒介形象的傳播究竟遵循著怎樣的邏輯和規則呢？
三、80後媒介形象傳播的「潛規則」
當今社會，大眾傳媒正越來越強有力地滲透到文化生產場內部，參與制定或改寫文化生產場的合法定義或遊戲規則。⑨雖然只是一個「代際符號」，但是80後概念卻是大眾傳媒最熱衷玩味的對象。它們關注80後群體「叛逆冷酷」、「特立獨行」的一面，興奮於這一群體的與眾不同——不同的價值觀、世界觀、消費觀、戀愛觀。80后豐富多彩的生活體驗、不按理出牌的言行舉動源源不斷地為傳媒提供可資報導、談論的素材……而在報導80後群體時，為了將其與其他群體區分開，大眾傳媒會為它貼上各色各樣的標籤。值得商榷的是，這些附加在80後概念上的標籤究竟是與生俱來、固定不變、普遍的、本質的，還是在實際的社會歷史過程中被人為建構起來的？(10)
長期以來，本質論和建構論是理論研究領域中的兩種對立傾向。本質論堅持了經驗實證主義的傳統，強調一切客觀事實都有其自身的運轉規律和特性，而這種規律、特性就像是被先天賦予的，使其能夠與他人他物區分開來。而建構論則否認這種「邊界」的存在，認為社會規律與自然規律不同，存在於社會中的一切邊界都是人為後天建構的。在分析80後群體形象及其所背負各種標籤時，本質論者傾向於相信「所見即所得」，認為大眾傳媒不過是通過傳播技術還原了80後的真實面貌；而建構論者則認為當前人們對80後群體的眾多看法，事實上是大眾傳媒運用手中的文化權利和話語資源誇大比附而成，並非如本質論所言，是天生即有的。
從科學的角度來說，人的形象思維總是優先於邏輯推理。一個人、一件事或一次事故在人們頭腦中喚起的形象，全都栩栩如生。而當他們推理起來時，卻往往只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攪在一起，並且立刻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11)大眾傳媒深諳這一道理，因此在報導群體對象時，會事先採取類型化的方式化約群體的特徵，再藉助暈輪效應凸出其某幾個典型側面，由此塑造出易於辨識、稜角鮮明的群體形象，以便人們對該群體的印象存儲。這種簡單劃一的傳播方式，往往能夠幫助傳媒使用者更有效地接收信息、記憶概念。然而，它也存在著很大的漏洞，即很容易就會犯下不完全歸納的錯誤，造成概念的偏差，進而形成偏見。
說到底，大眾傳媒關注的始終是那些物質條件優越、文化資本豐厚，或是有其他特權能夠「不走尋常路」的80後。然而，並不是所有的80後都能做到「不走尋常路」。這一群體中的絕大多數實際上是那些仍然生活在傳統而淳樸的農村地區的年青人，他們在人口數量上可能佔到了80後群體的60%到70%。這樣一群人數龐大且充滿生命活力的年青人的生活及思維方式，在相當大程度上決定了整個80後群體的未來發展趨向，但大眾傳媒卻很少談到這個群體的狀況。(12)而僅從80後作為「代際符號」這層意義上來講，「10年一代」的歷時性劃分也絲毫不具備嚴謹的科學性。它只是將出生於某一時間段的人籠統地劃歸到同一個名下，以便更好地概念化、符號化這一群體。80後這一概念同其他代際概念一樣，都不是由自身命名或書寫的，而是依靠大眾傳媒的「歸類」，硬將千千萬萬不同個體塞入一個皮囊，造成一種仿佛其是一個單一整體的假象，供人評論。
由此可知，80後不過是一個基於想像的群體概念，它並沒有嚴謹的、科學的界定。其身上背負的各種標籤、是在媒體的選擇性建構中經過一次次沉澱、鞏固而成的。媒體對80後群體的反映並不能做到全知全能，更多時候，它就像是一架「探照燈」，有選擇地將黑暗中的某一部分事實呈現給人們看，而更多的真實則被隱匿在它悄悄掠過的那一片黑暗之角。
綜上可知，迄今為止人們所見的80後傳媒形象，無論是一無是處的「墮落的一代」還是堅強成熟的「希望的一代」，都不是80後群體的全部面貌。它們是從80後身上分離出的側面，是大眾傳媒根據情境和需要將其放大並建構起來的。然而，必須指出的是，「80後」作為未來社會的中堅力量，需要更多善意的理解和關注，一味的「棒殺」或「追捧」都是不可取的。大眾傳媒應該更加客觀審慎地傳播80後形象，不是通過各種典型事件給其「戴帽子」、貼標籤，而是應該從事實出發，多角度、多層面地進行報導，為消弭代際衝突、建立和諧社會作出努力。
(作者：蔡 騏 廖 婕 單位：湖南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本文為湖南省高校創新平臺開放基金項目《大眾傳播時代的青少年亞文化》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