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資深出版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總編輯郭志坤萌生用成語串起一部中國通史的寫作念頭。10年後，郭志坤與同樣有著強烈「歷史癖」的陳雪良合著的《成語裡的中國通史》面世。
歷史怎麼寫？綜觀浩如煙海的歷代史著，基本傾向是「述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就是寫帝王公卿的「祖世」，也就是祖宗八代。這樣，民族史縮水成了王者的家族史。郭志坤說，在這點上，司馬遷是有突破的。太史公筆下，遊俠、勇士、農夫、商賈，甚至鄙人牧長、窮鄉寡婦、山野烈女，都站到了歷史的前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勸其業，樂其事」，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
用成語串聯中國通史，某種程度上也是這種歷史觀的延續。成語是民間的歷史記憶，三言兩語，內容豐富，是濃縮的歷史精華片段。成語也蘊含著百姓的憎愛情感，成為大眾的借鑑標尺。民眾口口相傳的中國成語是語言的精華、智慧的結晶，成為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紐帶，把一則則成語典故串聯起來，就是一部豐富翔實而充滿現場感的中國通史。
「活在人們口頭的歷史記憶」
充分討論後有一個共識，就是把成語看作「民眾的歷史記憶」「百姓的憎愛情感」「大眾的借鑑標尺」
上書房：用成語講述中國通史很有創意，如何萌發這個選題點子的？
郭志坤（《成語裡的中國通史》作者）：要說觸發點那是1989年，30年前的事了。當時，我作為文匯出版社總編策劃並組織一批精通外文的專家學者編寫了一本《世界成語典故辭典》。我是主編之一，出版後也送給了陳雪良一本。當時，我們由外國的成語到中國的成語產生了諸多聯想。
陳雪良（《成語裡的中國通史》作者）：外國成語給人印象最深的無非是「灰色十三」「最後的晚餐」「黑色星期五」「人與人之間是狼」之類，講的多是鬼怪神仙、地獄天堂，而中國歷來是「子不語怪、力、亂、神」的，中國成語講的是「人間煙火事」。
郭志坤：我們有一種共同的感悟———口口相傳的中國成語是語言的精華、智慧的結晶，成為傳承中華文明的重要紐帶。我們深深地被中國成語的人文精神、現實精神、歷史精神所打動，中國成語講究文字的韻律美，讀起來朗朗上口，由此醞釀了這套書稿的寫作。
上書房：用成語講中國史，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郭志坤：要說困難，確實多，凡事開頭難。不過，我們考慮更多的是用成語講述中國歷史的優勢。成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有固定的結構形式和固定的說法，表示一定的意義。有些成語本身就是一個微型的句子，多為四字，亦有三字、五字甚至七字以上。成語是中華文化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是高度濃縮了的歷史文本。這是與以往把成語單純看成歷史留存的「固定詞組」很不相同的地方。
陳雪良：我們充分討論後有一個共識，就是把成語看作「民眾的歷史記憶」「百姓的憎愛情感」「大眾的借鑑標尺」。人們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和記憶。那些特別精彩的歷史記憶，成為社會流行語，那些最富於歷史價值的社會流行語凝聚和固化在人們的記憶中，成為成語。成語的「成」，有成熟之義。因此，我們可以把「成語」詮釋為歷史留存下來的成熟的語言。
用成語來講中國的歷史，它的優勢何在？就在於它本身就是活在當下的人們口頭和心中的「歷史記憶」，它本身就屬於歷史。用歷史記憶去解讀歷史，在我們看來更為形象生動，如果加以串聯，那會是更加有血有肉，也更具現場感的歷史。
郭志坤：確實是這樣的。成語本身的歷史現場感很強，有些成語的歷史時序性彰顯得特別清晰，也就是說，某些成語出現在某一歷史時間段，有它的必然性。比如說，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個大動亂的時期，也是北人南遷的鼎盛期，更是對家族血緣制度衝擊最劇烈的時期，當然也是新的地緣觀念的迅速生成期，在這一時期產生了「百金買屋，千金買鄰」的著名成語，這時的人們開始把鄰裡社區的地緣看得比血緣更重，是所以才會有「千金買鄰」之說，這種重地緣的觀念發生在其他時期，實在難以想像。
當然，中國成語成千成萬、汗牛充棟，要在浩如煙海的成語大山爬梳剔抉，參互考尋，實屬困難，特別是要超然遠覽，奮其獨見，挑選與中國歷史發展脈絡有密切關係的成語，這是最大的困難。中國成語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古代相承沿用下來的，在用詞方面往往不同於現代漢語，它代表了一個歷史故事或歷史典故，要去挖掘成語的歷史背景，同時又要把成語串聯起來，避免成語應用上的碎片化，讓讀者得以完整地從中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和大勢，這是不容易的。
上書房：這套書畢十年之功，主要精力花在哪裡？
陳雪良：說「畢十年之功」，只是一種概數，是說這十年我們把合作的重心放在這套近百萬言的書稿上了。在這十年間，我們還做了不少其他方面的史學項目。比如我們合撰了《提問諸子叢書》（十卷），郭志坤與李學勤先生聯合主編了《細講中國歷史叢書》（十二卷），我還著述《春秋史》，同時，我們還修訂了《中華一萬年》。從事這些史學項目的過程，有益於我們進一步搜集和充實《成語裡的中國通史》相關資料內容。
我們都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無職稱、職務的奢求，社會活動少了，坐得下來，沉得住氣，也深感時間有限了，總想抓緊時間寫點文章。
上書房：二位先生是如何分工的？
郭志坤：與其說「分工」，倒不如說兩人間的合作。我們的合作已有四五十年了。我們的專業一致，愛好相同，性格近似，年齡也相仿，這是賴以長年合作的基礎。
陳雪良：我們一旦認同一個歷史命題，就各自尋找相關圖書資料閱讀，相約半個月或一個月後共同商榷。各說各的，議論爭辯，以理服人，形成共識，隨後列出篇章大綱，分頭執筆，再行互相充實修改，你改我寫的，我改你寫的。其間過程是簡單的，費時是漫長的，反覆修改多次，每修改一次予對方以啟迪，進而舉一反三。對修改處以顏色標示，共同斟酌檢點，精益求精，取得雙方認可，方能脫稿。
「情景化再現歷史現場」
每句歷史成語都有其特定的歷史現場———它產生在何地？產生在何時？涉及哪些人物？有些什麼情節？這些就是歷史現場
上書房：為什麼說成語是「民眾的歷史記憶」「百姓的憎愛情感」「大眾的借鑑標尺」？
陳雪良：拿「三請諸葛亮」「三顧茅廬」這些成語來說，記述的是三國時代劉備邀請諸葛亮出山的歷史故事，這些歷史故事通過《三國演義》等小說漸次世俗化，經過民眾「添油加醋」式的加工整理，點化成了未必與歷史真實完全相符的歷史記憶。又比如「說到曹操，曹操就到」這一成語，查正史《三國志》，沒有這種說法。查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也沒有這種說法。它的出典何在？就是民眾憑歷史記憶進行的再創作，最初一定是流行於民眾口頭的口頭文學，後來才被小說家寫進《孽海花》第二十九回。
我們常用「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成語，表達對那些愛做小動作、自作聰明、實則蠢笨的傢伙的蔑視和憤恨情結。這句成語中的「路人」就是指百姓。有些人好耍小花招，可是，這些小花招連「路人」都騙不了，也瞞不過，你還想怎樣？不要看「路人」地位低微，但他們有智慧，能識破自以為聰明人的「司馬昭之心」。民眾的憎愛情感在成語中表露得一清二楚。
郭志坤：「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很多成語，就是一面鏡子，足以引以為鏡。「殷鑑不遠，在夏后氏之世」，說的就是殷要以夏亡為鏡，周要以殷亡為鏡。成語讓更多人拿起歷史這面鏡子，照一照「古往」，也照一照「今來」；照一照自我，也照一照他人和整個社會。中國成語不僅弘揚中華傳統文化，還傳承了中華優良品質，成了中華民族艱苦奮鬥、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勵志名言，如「厚德載物」「克己奉公」「臨危不懼」「臥薪嘗膽」「鞠躬盡瘁」「破釜沉舟」「愚公移山」等等。
上書房：寫作過程中如何有機編串這些成語？
陳雪良：我們主要做了兩項工作，一是成語故事化，二是歷史系列化。
根本上說，成語故事化是一種歷史現場的還原。每句歷史成語都有其特定的歷史現場———它產生在何地？產生在何時？涉及哪些人物？有些什麼情節？這些就是歷史現場。故事化的過程不是簡單想像的過程，而是通過研究還原歷史現場的過程，這就是我們理解的故事化。這樣的故事化，不僅不會失去歷史的真實，相反會強化歷史的真實。講得美麗些，就是情景化地再現歷史現場。可以說，每則成語都可以拍成一部電影電視片。
所謂歷史系列化，有兩方面含義：其一，是要把一定的成語放在最適當的歷史系列之中。如「實事求是」這一運用相當廣泛的成語，出自漢景帝之子河間王劉德之口，那時正是漢武盛世，他為何會提出「實事求是」？在什麼背景下提出實事求是？基本含義是什麼？都可以研究，但必須放在漢武這個時代背景下研究，不然就錯位了。其二，就是進一步研究某種觀念在歷史流程中是如何發展的，可以通過一系列同類成語的串聯得到解讀。比如中國人的一個大觀念就是「和平」，但各個時代有不同的表述，通過一定的成語串聯，可以看到中國民眾的觀念在這一領域前進的步伐。
上書房：能否用成語具體解讀中國人「和平」觀念的發展？
郭志坤：「和平」觀念是個大觀念，也是體現中國人和中華民族性格的大觀念。在中華民族的理念中，一定意義上來說，「和」與「平」是同義的。何為「和」？那就是適中，恰到好處。鄭玄注釋《禮記》稱：「和，不剛不柔。」「和」是無處不在的，指天氣為「溫和」，指人心為「血氣和平」，指人際關係為「君子和而不同」，指天下為「上下和平，民無怨謗」。
「和」是現實，也是理想。最有意思的是，「和」字的構架———一邊是個「禾」字，一邊是個「口」字。「禾」，俗稱小米。《說文》稱：「禾，嘉穀也。」「口」，俗稱嘴巴。《說文》稱：「口，人所以言、食也。」中國人心中的「和平」是多麼實在，多麼人文———把嘉穀放到每個人的嘴邊，天下就「和平」了。這和我們現在常說的「把飯碗端在自己手中」「精準扶貧，一個也不能少」有異曲同工之妙。按這樣的思路，理出一個歷史的頭緒來，豈不妙哉？我們歷史成語中說的「止戈為武」「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和為貴」「和而不同」「中庸至德」「守望相助」「好戰必亡」「忘戰必危」等等，不就清晰地勾勒出了我們民族和平發展的思想脈絡嗎？
「力求更少一點的差錯」
歷史的通俗化和歷史的淺化是兩回事，更不等於演義化。任何歷史作品的生命在於真實，失去了真實就失去了一切
上書房：《成語裡的中國通史》是一種歷史通俗化的嘗試，如何做到大眾性與專業性的平衡？
郭志坤：對於歷史通俗化，我們認為，通俗工作正是中華文明古國特有的項目。因為歷史悠久，文字與語言隨時間推移，會拉開差距。文字是固化的，而語言是流動變化的。正由於此，歷代文人對通俗化一直相當重視，司馬遷對《尚書》的考證和解釋，使用他理解的語言來表述；朱熹是南宋理學家，他熱心於教育事業，親手創辦書院，自己授課，發現弟子讀不懂「四書」就致力於做通俗解釋的工作，用「集注」「章句」和「或問」等形式來解讀四書五經。古人能這樣，我們有這麼好的條件，為什麼不能創作編輯出版通俗讀物呢？
必須注意的是，歷史的通俗化和歷史的淺化是兩回事，更不等於演義化。任何歷史作品的生命在於真實，失去了真實就失去了一切。深入才能淺出，從這個意義上說，通俗化的歷史作品更難寫。當年康有為、梁啓超是文化大家，寫出的文章生動活潑，虎虎有生氣，有大學問的人讀了說好，普通民眾讀了也說好，一紙風行，號為「康梁文章」，我們所缺的就是這樣的功力和水準。
上書房：如今有些古裝電視劇以「對歷史進行了認真考據」為賣點，電視劇播出後卻被觀眾發現鬧出不少笑話。
陳雪良：這還是歷史演義和真正的歷史故事之間的分野。歷史演義是小說，是文藝，允許虛構。歷史故事說到底還是歷史，唯一的生命力是真實。失去了真實，就失去了一切。
郭志坤：前些年有人拍了100集《秦始皇》電視連續劇，劇中讓秦始皇穿著大紅袍登殿，出巡時紅旗招展。我看了，當即撰文批評電視劇失去基本的歷史事實和常識，因為秦始皇相信「五行終始說」，周王朝主火，崇紅色，而秦始皇信奉水克火，崇水、崇黑，所以，秦始皇該穿黑袍才對。後來，導演上門道歉說「此為對歷史的缺識」。如此低級錯誤在不少古裝歷史電視劇中比比皆是。
陳雪良：中國歷史上有一句成語，叫作「無錯不成書」。中國文化博大精深，動員了千百人合力著成的官書「二十四史」，也免不了錯誤百出。我們是搞歷史科學的，尊重歷史科學的嚴肅性，是我們的學術底線。我們雖不能保證百分之百正確，但力求更少一點、更少一點的差錯。
《成語裡的中國通史》
郭志坤、陳雪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