紮根理論是目前非常「顯赫」的一種研究方法,作為以萃取理論作為研究目標、程序化的研究流程,吸引了量化研究背景和質化研究背景學者們的共同關注,基於紮根理論方法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但是對於初學者的一個障礙就是紮根理論發展中派別林立,不同學者所堅持的紮根理論理念和執行上都有很大差別,兩個創始人之間的分歧也成為一件學術公案。該文非常細緻的梳理了紮根理論的爭論以及具體的爭論點,最後建議不同派別之間求同存異,秉持紮根精神,謀求發展。
作者:賈旭東 衡量
來源:《科研管理》2020年第5期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令世人矚目,也積累了大量的企業管理實踐經驗,以何種方法論對這些特色實踐進行理論總結是管理學者必須思考的問題。紮根理論是得到國際學術界廣泛認可的優秀方法論,但其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形成學派的「叢林」,使初學者望而卻步。本文在充分回顧國內外有關紮根理論的代表性研究基礎上,梳理了紮根理論發展的脈絡及不同學派,對最具代表性的經典紮根理論、程序化紮根理論、建構型紮根理論的數據編碼流程進行了比較,基於定性與定量研究思想的視角梳理了其演化過程與路徑。本文認為,「紮根精神」是紮根理論不同學派共同的學術精神,在秉持「紮根精神」的基礎上交流融合是紮根理論未來的發展方向。基於「中國管理紮根研究範式」及已有研究基礎,擬提出「紮根方法論(Zhagen Methodology)」,為推動中國本土管理研究、構建中國管理學派做出貢獻。
紮根理論; 紮根精神; 中國管理紮根研究範式; 紮根方法論;
引言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探索,企業界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管理實踐經驗,為進行管理學術研究提供了大量優秀的素材,但需要被提煉和歸納才可能成為東西方學界和業界廣泛認可的中國「好故事」,如何將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經驗有效提升為管理理論是當代管理學者肩負的重要使命。其中需要做兩方面的工作:第一,將業界的管理創新實踐轉化為具有一定普適性的理論,從而被更多企業借鑑和學習;第二,將這些理論與西方的管理理論進行對話,為構建符合中國國情、蘊含中國特色、具有中國風格、展現中國氣派的管理學理論做出貢獻。因此,如何構建出既符合學術規範又源於實踐、高於實踐並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成為學界和業界熱議的話題。著名管理學者徐淑英給出了明確的答案,認為「情境化的研究方法論是破解嚴謹性與實用性矛盾的關鍵,而且可以藉助情境化研究方法論來構建『管理的中國理論』,紮根理論是其中尤為重要的一種」[1]。
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是情境化研究方法論的代表,並日益得到學界的認可和接受,卻因為其長期的學派之爭使得初學者望而卻步,使其至今未能得到全面普及。因此,全面梳理紮根理論各學派的形成與機理,並通過展望紮根理論的發展趨勢對未來的紮根理論研究提供方向就成為一件格外緊迫和必須進行的工作。
紮根理論的「叢林」
紮根理論來源於社會學,已經被廣泛應用於眾多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紮根理論最初由Glaser和Strauss在《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一書中共同提出。之後,二者在合作出版了三本著作後,基於對紮根理論的不同理解,學術方向分離,催生了不同的紮根理論學派。1978年,Glaser以獨立作者身份出版了《Theoretical Sensitivity》一書,從此成為經典紮根理論(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的代表;1987年,Strauss以獨立作者身份出版了《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標誌著程序化紮根理論(Proceduralised Grounded Theory)的誕生。
Glaser確立了經典紮根理論後出版了一系列書籍以充分論證其原則和方法,並被自己的學生Stern[2]所發揚。Strauss和Corbin[3]合著了《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一書,使得程序化紮根理論獲得了大範圍的推廣。在此基礎上,Corbin[4]對該書進行了兩次再版。Strauss的學生們也對程序化紮根理論進行了發展,如Clarke採取「situational analysis」方式(內容包括:深刻掌握既有知識場景、打破既有知識的創新知識場景、概念中的非人為要素場景、概念中行動者要素場景)去挖掘數據[5];另一學生Schatzman[6]則主張通過「dimensional analysis」(劃分分析場景、對比方向、概念化內容的能力)以進一步提高主軸編碼的抽象程度。
Charmaz[7]吸收了經典紮根理論中有關歸納、對比、湧現和開放性的方法,同時借用了程序化紮根理論中的因果假設邏輯,形成了以其為代表的建構型紮根理論(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認為研究者通過參與以及與人們、視角和研究實踐的互動而建構了自己的紮根理論。
從20世紀末開始,紮根理論開始得到中國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也有學者對紮根理論進行了梳理、總結和發展。陳向明[8]最先將程序化紮根理論引入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費小冬[9]最先向公共管理學界介紹了紮根理論的原始版本(經典紮根理論);賈旭東等[10]學者最早向工商管理學界介紹了經典紮根理論,以流程圖的形式梳理了其研究程序,同時認為紮根理論三大學派都遵循著理論源於實踐的「紮根精神」;李志剛等[11]在管理學界最先發表運用紮根理論進行研究的論文;賈旭東、衡量[12]遵循建構型紮根理論思想,以經典紮根理論的數據處理程序為主框架,以程序化紮根理論的因果關係為輔助結構,結合認知地圖工具,探索性地提出了「中國管理紮根研究範式」。
經過中外學者共同的探索和發展,紮根理論已經開始呈現出多樣化的特性[13],不同的紮根理論學派已經形成了一個紮根理論的「叢林」,如圖1所示。
圖1 紮根理論的「叢林」
Figure 1 The "Jungle" of the grounded theory
紮根理論的過往
3.1 紮根理論三大學派研究方法比較
紮根理論三大學派認識論的不同體現在其方法論的分歧中[12]12],方法論不同導致其方法的差異,集中體現在編碼環節[14,15,16]14-16]。
3.1.1 經典紮根理論編碼過程
在經典紮根理論中,編碼過程分為: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理論性編碼(theoretical coding)。
開放性編碼是指沒有理論預設的、完全開放式的編碼過程,該過程的結果就是要發現核心範疇。如何發現範疇? Glaser強調不預先給事件貼上標籤,而是在數據間不停比較的過程中,藉助相似、相異的方式獲得數據間的內部聯繫,從而形成範疇,再藉助對比既有文獻而形成核心範疇。
選擇性編碼意味著開放性編碼的終止,限定與核心範疇有關的範疇範圍, 通過進一步的理論抽樣和數據收集確認核心範疇並使其飽和。在理論性編碼階段,Glaser[14]14]強調以18種基模(coding family)(① the six C′s;② process;③ terms, which relate to the degree of an attribute or property as "degree family";④ terms, which refer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a whole and its elements as "dimension family";⑤ type family;⑥ the strategy family;⑦interactive family;⑧ identity-self family;⑨ cutting point family;⑩ means-goal family;(11)cultural family;(12)concensus family;(13)mainline family;(14)theoretical family;(15)ordering or elaboration family: structural, temporal, generality are the three principal ways to order data;(16)unit family;(17)reading material family;(18)models: another way to theoretically code is to model ones theory pictorially by either a linear model or a property space.)為基礎形成最終的理論模型。綜上所述,經典紮根理論的編碼流程如圖2所示。
圖2 經典紮根理論編碼流程
Figure 2 The coding process for the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注:圖形源自《經典紮根理論及其精神對中國管理研究的現實價值》(賈旭東, 譚新輝. 管理學報, 2010, 7(5):656-665)。
3.1.2 程序化紮根理論編碼過程
在以Strauss[15]15]為代表的程序化紮根理論中,其編碼程序的核心在於明確概念的指向,指向變化會產生新的概念內涵。另外,指向的變化會持續到概念飽和為止,概念飽和也是不同指向互動的結果。藉助「6C」模型(causes, contexts, contingencies, consequences, covariances and conditions),更容易呈現出範疇聚合成概念的過程,編碼就是發現並且命名包含各種指向的範疇。
程序化紮根理論將編碼過程分為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主軸編碼(axial coding)、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等步驟[15]15]。程序化紮根理論的編碼流程圖3所示。
圖3 程序化紮根理論編碼流程
Figure 3 The coding process for the proceduralised grounded theory
注:圖形為本文整理。
3.1.3 建構型紮根理論編碼過程
建構型紮根理論的編碼過程分為兩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初始階段,即初始編碼(initial coding)。通過對數據進行逐行編碼,在數據基礎上進行全面抽象,研究者應圍繞數據展開客觀中性的提問,如「數據內容是什麼」、「這些內容關於什麼」、「數據會指向什麼範疇」等問題,也會圍繞包含主觀的場景提問展開,即「參與者是誰」、「觀點是什麼」等問題。初始編碼階段的關鍵原則是貼近數據,不發生概念的跳躍,秉承開放的心態,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的理論方向。
第二階段,聚焦和選擇階段,對初始階段出現的令人感興趣的編碼、出現頻次高的編碼、在初步開放的理論框架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編碼,進一步歸類形成範疇,為形成理論打下基礎。包括以下步驟:
聚焦編碼(focused coding)。聚焦編碼的意義在於使初始階段的編碼更具指向性、概念性。通過編碼間的對比挑出重要的和出現頻次高的編碼,成為重點關注的編碼,然後再次返回數據看是否得到數據支持,驗證重點編碼的同時再次回顧數據。
軸心編碼(axial coding)。在聚焦編碼階段,範疇已經出現,重要範疇和高頻範疇也包含在其中。重要範疇和高頻範疇進一步上升為核心範疇與一般範疇。核心範疇受到一般範疇的支持,兩者建立了主從關係,從而形成了核心範疇的維度和屬性。
理論編碼(theoretical coding)。理論編碼的目的是使核心範疇和一般範疇間的差異關係以具體的形式呈現出來,即將初始編碼階段打散的陳述性邏輯,以核心範疇和一般範疇的方式形成了新的、連貫的、理論化的表達。在該階段,Charmaz對Glaser、Strauss的理論編碼原則持開放態度:既不排斥Glaser提出的18種基模的理論呈現方式,也不排除Strauss基於「6c」因果關係下的理論表達形式。建構型紮根理論的編碼流程如圖4所示。
圖4 建構型紮根理論編碼流程
Figure 4 The coding process for 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the grounded theory
注:圖形為本文整理。
綜合以上對紮根理論三大主流學派的分析可以發現,Glaser[17]17]認為理論是可以脫離特殊情境、個人情感經驗和生活而客觀獨立的存在,這一認識也反映在經典紮根理論「All is data」的原則中,強調研究者應該脫離時間、地點對數據的束縛,通過任何形式的數據去發現(discover)理論[18]18]。Strauss[3]3]認為,理論就是人們生活的場景、事件、情緒的體現,與「All is data」相對應的是「All is scene」原則,即一切都是場景。Charmaz[7]7]則一面繼承了Glaser的初衷,但另一面又更加強調理論的建構意義。經典紮根理論、程序化紮根理論和建構型紮根理論中呈現出的編碼研究邏輯可以藉助圖5進行全面展示和比較。
圖5 經典紮根理論、程序化紮根理論和建構型紮根理論編碼流程比較
Figure 5 Comparison of the coding processes for the classical grounded theory, the proceduralised grounded theory, and the constructivist′s approach to grounded theory
3.2 基於定性定量研究視角的紮根理論演化路徑
經典紮根理論、程序化紮根理論和建構型紮根理論既分別體現了實證主義、解釋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認識論[12]12],也體現了Glaser、Strauss和Charmaz三位紮根理論代表人物的不同學術背景與方法取向,而從三大學派研究方法中所體現的對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思想的不同理解,則更容易釐清紮根理論各學派間的方法差異並看清紮根理論作為研究方法論的演化路徑。
3.2.1 定性定量思想的第一次融合
定量研究關注的是單一環境、組織、制度下的問題,因而通過概率統計、問卷調查、數學建模的形式來檢驗假設[15]15]。定量研究最大的弱點在於邊界虛構,真實世界發生的事情往往不同於實驗室條件下的理想情況[19]19]。在關於問題為何出現和怎麼出現沒有很好的解釋的時候,定性研究的意義就會凸顯並能夠給予更為合理的解釋[20]20],但定性研究方法又飽受研究過程不科學的質疑。
為應對社會學研究受到的嚴謹性質疑,定性研究者要將研究過程透明化、「可視化」、程序化,定量研究為此提供了思路,因而學術背景分別屬於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領域的Glaser和Strauss將定量研究流程展示的方式納入了定性研究中,形成了紮根理論[21]21],這是在紮根理論發展過程中定性研究思想和定量研究思想的第一次融合。
之後,由於學術背景和取向的差異,兩位紮根理論創始人發生了學術立場的分離並從各自的視角來闡釋紮根理論,使其形成了兩條不同的演化路徑。
3.2.2 定量思想定性演化路徑
在紮根理論產生後,經過嚴格定量研究訓練的Glaser[22]22]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他發現大量已有的理論都是理想化的產物而且在現實生活中往往都是錯誤的。在他的著作中,Glaser[23]23]既表現出了濃重的人文關懷和包容性,但又在經典紮根理論中積極維護著定量研究的地位和意義。他認為定性研究能夠發現人們互動過程中的實質,但這種實質是客觀真理的產物,而且應該是極其接近真理狀態的。正是因為定量研究的內在邏輯性,經典紮根理論在完成理論構建後能夠為後續的定量研究提供很好的可被量化研究的假設和結論[23]23]。因此,以Glaser為代表的經典紮根理論在本質上是貫穿著定量研究思想的定性研究過程,呈現了紮根理論的「定量思想定性演化路徑」。
3.2.3 定性思想定量演化路徑
Strauss[15]15]認為,紮根理論的意義在於用標準的操作流程和訓練將隱性化的定性研究顯性化。Strauss[15]15]積極推行紮根理論研究的程序化,旨在藉助嚴格的程序來保證研究過程的嚴謹性以及保障不同領域、不同類型的社會科學家間能夠平等對話。Strauss[15]15]也表示,反覆強調研究程序的意義雖然是很無聊、無趣甚至是蒼白的,但其意義不在於關注程序本身而在於程序所承載的個人經驗、個人認識,其本質在於實現紮根理論的藝術性與科學性的融合,定性思想的藝術形式需要藉助定量程序的科學手段進行界定[15]15]。因此,以Strauss為代表的程序化紮根理論是貫穿著定性研究思想而向定量研究發展的過程,體現了紮根理論的「定性思想定量演化路徑」。
3.2.4 定性定量思想的第二次融合
Glaser[17]17]的經典紮根理論強調研究者應處於守株待兔式的研究狀態,抱著足夠的信心、耐心和真誠,去等待真理的自然湧現。Strauss[15]15]則強調,研究者內心可以如千軍萬馬般的思想奔騰,但思想的邊界卻要藉助形式上的規範化來界定。而Charmaz則重新回歸紮根理論的實質,在承認理論實質客觀性的同時也承認理論形式的建構性, 試圖彌合前面兩大紮根理論學派的分歧,融合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思想,形成了建構型紮根理論[7,24]24,7],實現了紮根理論發展史中定性定量思想的第二次融合。
3.2.5 定性定量思想的第三次融合
在對紮根理論三大學派求同存異的基礎上,賈旭東等學者提出了有機融合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的「中國管理紮根研究範式」。該範式分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兩個階段,定性研究階段以建構型紮根理論的融合思想為指導,以「紮根精神」作為認識論內核,以經典紮根理論為主體結構,以程序化紮根理論因果關係及認知地圖工具為輔助,實現了紮根理論發展中定性定量思想的第三次融合[12]12]。紮根理論的這一發展演化過程如圖6所示。
圖6 基於定性定量思想的紮根理論演化過程與路徑
Figure 6 The process and path of the grounded theory based o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ideas
紮根理論的進路
紮根理論之所以發展出不同的學派及眾多分支,一方面說明紮根理論這一方法論的旺盛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說明紮根理論的應用範圍在不斷拓展,方法和技術在不斷改進。在過去的五十多年裡,紮根理論在國際學術界得到了廣泛認可,已經被應用到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教育、醫護、商業、家庭、老年學、社交、女性、文化等領域[25]25]。近年來,紮根理論在國內學術界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有研究表明,在2000年至2016年期間,可被檢索到的紮根理論相關文章合計922篇,僅2018一年,知網中的相關論文就達到526篇,涉及管理學、經濟學、文學、心理學、新聞與傳媒、政治學、社會統計學、醫學、工學、情報學、旅遊學、教育學等多個領域[26]26]。
4.1 「紮根理論5問」
但著名學者Suddaby[27]27]指出,在近年來的國際學術界,紮根理論的原教旨主義傾向日益嚴重,加劇了具體從事紮根理論研究的學者和專門討論如何做紮根理論的學者間的隔閡。針對長久以來圍繞紮根理論的各種爭論,有學者提出了以下5個問題,我們稱之為「紮根理論5問」:
(1)如果一種方法發展得很好,並且已經被發表、傳授和使用,當這個方法被另一個人改變了,它是否仍然是同一個方法?(If a method is well developed, and that method is published, taught, and used, and that method is changed by a second person, is it still the same method?)
(2)研究方法是否可以在未經創始人許可的情況下進行修改和調整?(Can research methods be altered and adapte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developer? )
(3)研究方法是穩定的、持續的、標準化的,還是視研究主題、參與者和研究背景差異、使用者個性和知識背景差異而定?(Are research methods stable, constant, standardized, or are they individualized according to the topic of the study, differences in participants and settings, and the personality and various knowledge bases of the users?)
(4)誰擁有改進方法的特權?方法論學家還是研究人員?博士生?誰都不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每個人都可以?(Who has the prerogative to 「develop」 methods? Expert methodologists or researchers? Doctoral students? Nobody? Anybody? Everybody?)
(5)或者,應該有規章制度、版權條例和其他形式的智慧財產權法來保護某種研究方法嗎?(Or, should there be rules, copyright regulations, and other form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to protect methods?)[5]5]
4.2 基於「紮根精神」的回答
從目前國際學術界紮根理論學派間的分歧和爭論來看,上述問題很難得到公認的答案。局限於自身學派的思想和方法展開討論必然會陷入到自說自話的互相批評中,這是目前圍繞紮根理論的諸多爭論難有答案的主要原因。
基於求同存異的思想,賈旭東等[10]10]學者認為,紮根理論各大學派雖然研究方法和程序各異、認識論不同,但都體現了「紮根精神」。本文認為,「紮根精神」這一紮根理論各學派共同秉持的學術精神是化解其學派之爭,擺脫其形式束縛和學派分歧的關鍵。什麼是紮根精神?「廣義上,即方法論的視角,『紮根精神』是理論來源於實踐並指導實踐的科學思想的表現;狹義上,即方法的視角,『紮根精神』就是承認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性,並堅持按照科學規範的方法,從對數據的逐步歸納和提升中得到理論、實現理論與數據互動的嚴謹的質性研究原則」[12]12]。基於「紮根精神」這一視角,「紮根理論5問」就能夠迎刃而解。
紮根理論主要創始人之一Glaser曾在《Doing grounded theory: Issues and discussions》一書中強調:「紮根理論是一套清晰的程序,用來產生概念化的假說,幫助人們解決其關心的問題。它並非像一些統計方法一樣,是一套封閉的流程、死板的方法論」。(Grounded theory is a clear set of procedures for generating conceptional hypotheses about how people resolve a main concern. It is not a lock step, rigid methodology, as are some statistical methodologies)[28]28]。因此,紮根理論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烹飪書」或「公式」,而是會根據研究問題、研究場景以及研究參與者的不同發生動態調整的研究方法論[25]25],紮根理論本身就是動態演化的,並非一成不變[5,13]5,13]。
如果我們把紮根理論比作一把被發明出的榔頭,而運用紮根理論所研究的問題就如同它將要敲擊的釘子。釘子的形狀、大小、材料不同,要敲釘子的地方也許是木板,也許是水泥牆,如果榔頭的外形、重量、材質、手柄等根據使用場景進行相應的改進,必然能更好地完成敲釘子的任務。紮根理論的三個學派以及不同分支就如同各種改進版的榔頭,這些改進的目的是為了讓榔頭適應於不同的使用場景,讓這把榔頭更加好用。但無論它怎麼改進,只要其功能仍然是用於敲釘子,那麼它當然就可以被稱為榔頭,儘管和最初發明的那把榔頭已經有所不同。現實生活中不就存在著各種型號、各種功能、各種材料、各種用途的榔頭嗎?難道它們因為與最初發明的那把榔頭有所不同就不能被稱之為榔頭?
Suddaby所指出的紮根理論原教旨主義思想的誤區就在於過度強調維持這把「榔頭」的原始形狀而不允許後來者根據實際使用場景和敲擊物的情況進行改進,客觀上,這種思想和由此而生的多年爭論阻礙了紮根理論這一卓越方法論的廣泛應用。1973年,美國社會學家莫頓[29]29]把科學的特點歸納為四條原則,即非盈利性原則、普遍性原則、公開性原則和可懷疑性原則。當一種方法論以期刊論文或學術專著的形式公開發表或出版後,當然就已經成為了科學共同體可以用來進行研究、討論和改進的公共產品,而非為某個個人或組織獨享,這是基本的科學原則的體現。
Glaser[28]28]也曾反覆強調,「儘管使用它(紮根理論),讓我們使用它。因為它本來就該被拿來用」(Just do it. Let′s do it. Do it because it is meant to be)「儘管使用它(紮根理論)。如果在做紮根理論研究的時候發現了某些基礎性的方法改進,那麼就把它寫下來,作為對這種方法論的貢獻」。(Just use it. And if an advancement in essential methods is discovered while doing grounded theory, then write it up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methodology)
因此,只要秉持著「紮根精神」,不論是精通質性研究的資深專家還是剛剛開始學術研究的「小白」,都可以也都可能運用和改進紮根理論,為這一方法論的發展做出貢獻,Glaser所倡導的「Just Do It」就是「紮根精神」的生動體現。紮根理論從其誕生開始就是供學者進行研究實踐的工具,越多人使用才愈發凸顯其價值,也只有在實踐運用中才能使其得到發展。學者們細分紮根理論學派,對紮根理論進行改進的目的,在於幫助研究者們能夠進行有效的溝通,而不是以強調各學派間的獨特性、產生方法論邊界為目的[30]30],如果使本該大量運用該工具並從中對其進行改進和發展的學者們陷入學派之爭,那麼只會阻礙其發展和傳播,愈發加深學術界對紮根理論的誤解。
4.3 對紮根理論研究常見的兩大誤解
把編碼等同於紮根理論研究是對紮根理論的常見誤解之一。必須指出的是,紮根理論自始至終都是一種研究方法論(methodology)而非簡單的研究方法(method),這一點在Glaser和strauss等的著作中曾多次強調[14,31,32]14,31,32],如:「我向他人強調,紮根理論是從鮮活的人類生活中發現的一種方法論」(I enbody for others that grounded theory is methodology discovered by a live human being)[28]28]。這意味著,紮根理論是一套完備的構建理論的方法體系,在問題產生、樣本選擇、調研訪談、數據分析、形成理論等方面都存在相應的操作工具和原則,因而被形象地比喻為打造理論的工具箱[17]17]。不同的紮根理論學派如同目的相同但設計各異的工具箱,不論選擇了哪個工具箱都應將其中的工具逐個用到,才能夠聲稱進行了紮根理論研究[14,15,16]14-16]。顯然,未遵循完整的紮根理論研究程序而僅僅在研究中對數據進行編碼是不能被稱為「紮根理論研究」的,這只能被表述為「運用了紮根理論的編碼技術進行數據處理」。
把對二手數據進行編碼的研究稱為紮根理論研究同樣是一個常見的誤解。「紮根精神」貫穿著所有紮根理論學派研究的全過程,研究者需要深入情境、深入現場,跟研究情境中的當事人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和互動,因而訪談是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Glaser指出,「在紮根理論研究中,得到一個具有高產出和高相關性的研究問題的基本原則是:研究問題的確認是來自對最初的訪談或觀察所進行的開放性編碼,在這個過程中,研究問題被發現或自然湧現」(The underlying principal in grounded theory which leads to a researchable problem with high yield and relevance is that the research problem and its delimitation are discovered or emergent as the open coding begins on the first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研究人員必須明確的是,二手分析數據基於先導性的定性訪談,以確定要問的問題。定性的調查通常基於以前已完成的訪談」(A must that the researcher should be sure of is that the secondary analysis data is based on a previous pilot study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 to ascertain which questions to ask. Quality surveys are usually based on previously accomplished interviews)[28]28]。因此,通過訪談或輔之以觀察而獲得的一手數據是紮根理論研究最重要的數據來源,如果研究的主要數據不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互動的產物,如僅僅對二手數據進行編碼,那麼這樣的研究就沒有遵循「紮根精神」,因而也不能被稱為「紮根理論研究」。
本文梳理了紮根理論各學派的發展源流,比較了其研究程序和編碼技術,基於定性定量研究視角分析了其演化路徑,並對「紮根理論5問」給出了回答,認為求同存異、融合互動的態度和精神是推動紮根理論繼續發展和更廣泛運用的根本。
回顧紮根理論的過去,不同學派間是非對錯的爭論太多而交流互動卻嚴重不足,束縛了紮根理論的發展,影響了其創新和推廣。因此,紮根理論如果要繼續發展,那麼其進路一定不是繼續加深不同學派間的隔閡和爭論。若紮根理論各學派仍然基於自身的思想和方法而互相排斥,不能以求同存異、相互包容的精神交流合作,這種「門戶之爭」將帶來更多的誤解和爭論,讓更多的學者望而卻步,不敢嘗試和使用,既嚴重阻礙這一優秀的研究方法論自身的發展,也必將影響社會科學研究的進步。
本文認為,「紮根精神」是紮根理論不同學派共同的學術精神,是足以超越紮根理論學派之爭的精神內核,是打通理論與實踐、實現管理研究「知行合一」的鑰匙,更是科學精神在管理學研究中的體現。因此,紮根理論不同學派之間,應當首先「求同」,其次「存異」:所謂「求同」,即在秉持「紮根精神」的基礎上交流互動;所謂「存異」,體現在方法和技術層面——具體的研究方法和技術完全可以根據不同的研究領域、問題和情境而靈活把握,不必強行保持一致。
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企業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管理實踐經驗,為構建基於中國情境的管理理論提供了可能,探索適於中國情境的質性研究方法論的意義也日益凸顯。科學的進步源於一代代學者的理論創新及知識的不斷積累,任何一種方法論或研究方法,都只有也必須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持續創新、與時俱進,才能獲得更加廣泛和有效的運用,煥發其真正的生命力。
近年來,紮根理論已經在我國的管理學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學者們採用不同學派的紮根理論在國際化戰略[33]33]、創新創業[34]34]、虛擬企業[35,36]35,36]等管理理論研究的不同領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這些有益的嘗試,為豐富紮根理論的內涵、改進紮根理論的方法提供了生動鮮活的案例、積累了豐富全面的經驗。
筆者曾基於以往運用紮根理論的研究經驗及紮根理論經典著述,以「紮根精神」為內核,基於建構主義認識論,以經典紮根理論的數據處理程序為主框架,以程序化紮根理論的因果關係為輔助結構,結合認知地圖工具,融合定性與定量研究,探索性地提出了「中國管理紮根研究範式」[12]12]。該範式的定性研究部分已經實現了對現有三大紮根理論學派方法和思想的融合,但仍未完全脫離傳統紮根理論的基本框架和思想。基於這一工作基礎,從產生問題、選擇樣本、田野調查、數據處理、構建理論等質性研究環節汲取各種質性研究方法之所長,綜合以往對紮根理論方法的改進和其他多種質性研究技術,我們將構建一種新的質性研究方法論,暫命名為「紮根方法論」(Zhagen Methodology),這是我們消化吸收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後在中國情境下的創新和發揚,冀有助於推動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為構建中國管理學派做出貢獻。限於篇幅,「紮根方法論」的思想、原則和步驟等另文詳述。
參考文獻略,本文編輯:質性研究,本文推送:語言學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