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是明清之際一位志行堅卓的遺民思想家，其學深博涯 ，舉凡經、史、子、集，佛典、道笈，無不博涉旁通，全祖望謂「先生之家學，大河以北莫能窺其藩者」 (鮚琦亭集)卷二十六《陽曲傅先生事略》)。他不拘儒家的道統首開清代諸子之學研究的風氣，對後代影響深遠，他又還是一位見解卓異、創作成績斐然的文人，其反奴性、倡真情的文學思想在明末清初的文壇上獨樹一幟，引人注目。他在《青羊庵》詩中寫道:「既是為山平不得，我來添爾一峰青」(《霜紅龕集》卷十三)，這是他的字「青主」的註腳，也是他不隨流俗，孤行獨創的精神寫照。傅山生活在明朝末期，痛感政治腐敗、朝綱不振，而士大夫結黨營私，空言性理，面對內憂外患束手無策，所以提 倡為學要有用。他在《書宋史內》中說:「一切文武，病只在多言。言者名根，本無實濟，而大言取名，盡卻自己一個不值錢底物件買弄。佝斫猶可言，又不知人有實濟，亂言之 以沮其用 。奴才往往然。而奴才者多，又更相推激，以爭勝負。天下事難言矣 。偶讀《宋史》，暗痛當時之不可為，而一二有廉恥之士，又未必中用，奈何哉! 奈何哉! 」 (《霜紅龕集》)卷三十一)他在《讀管子》中也說:「吾以《管子》《莊子》《列子》《楞嚴》《唯識》《毗婆》諸論約略參同，益知所謂儒者之不濟事也。（《霜紅龕集》卷二十六）身處異族統 治下，他強調讀書為學，也有保存漢文化的意思:「名世不必作相，相亦未必名世。誠能令書種不絕，綿綿經史，培植聖賢根蒂，耕食鑿飲，饒足自貴;卻是天地問一種不可限量苗稼。」(《霜紅龕集》卷三十八《雜記三》)他主張讀有用之書，注重的實際是培養能夠治理社會的人才，他說:「鄙奴蕩而 光大神明之天，實需才。才不易生。家有其治，治有其學，學篤其才。」(《霜紅龕集》卷二十八《傅史>)因此，他對空言性理卻浮誇無用的理學習氣往往予以激烈的抨擊。傅山反對理學家的迂腐拘納，對理學家以陳腐觀念衡 量詩歌的作法也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說:「凡所稱理學者，多不知詩文為何事何物，妄自謂我聖賢之徒，豈可無幾 首詩、幾篇文字為後學師範，遂高興如何物清意味，何物天下理而已矣」(《傅山手稿一束》(四)《評理學》)，見（《中國哲學》第十輯 ) 理學家的詩文不足論，他們的觀念也迂腐偏狹。傅山在《失笑辭二》中說:「紫陽(朱熹)效陳子昂取史策穢事盡力揚播，蓋儒習也。」(《霜紅龕集》卷 二十六)按:《朱子大全》卷四有《齋居感興二十首》，序中雲愛陳子昂《感寓》詩，「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遂作二十篇。如其七 詠武則天事:「磨聚濱天倫，牝晨司禍 兇。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播蒼穹，」傅山所謂「取史策穢事盡力揚播」者，當指這類作品。用封 建的倫理道德來評判歷史人物，極力誇大其道德的缺陷，並以謾罵粗俗的語言入詩，完全失去了詩歌的美感，傅山對此 十分不滿。傅山批評葉夢得說:「看宋葉氏論《八哀》詩，真令人噴飯。吾嘗謂古文古書之不可測處，囫圇叫宋儒胡亂 鬧壞也。」(《霜紅龕集》卷三十《杜遇餘論》)他諷刺理學 家說:「大抵詩文之妙，至於窮理明道諸老先生似可以不勞講究，亦不失擁皋比之尊崇，受門牆之掃灑。豈不又省 其玩物喪志，放心野馬! 孔顏樂處，靜寧陶冶，何必欲與風人為萋菲，向文苑置侈（山多）?」(《霜紅龕集》卷二十六《失笑辭二》)傅山認為理學家與「詩文之妙」、「風人之旨」無緣，大可不作。如果於藝術的「妙理」、詩人的「旨趣」 毫無會心，只想借詩文作道德的說教，不但於理學無益，而且會破壞藝術的美感，倒讀者的胃口。他對理學家的批評，其著眼點正是對詩歌本身藝術規律的尊重。傅山說 :「讀理書尤著不得一依傍之義。大悟底人先後 一揆，雖勢易局新，不礙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靈法 界，單單靠定前人一半句註腳，說我是有本之學，正是咬因人後跟底貨，大是死狗扶不上牆也。」(《霜紅龕集》卷三十六《雜記一》)傅山反理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反對依傍、反對奴性。他最痛恨奴性，說:「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隨他巧妙雕鑽，為狗為鼠而已。(《霜紅龕集》卷三十八《雜記三》)奴性的本質就是喪失獨立人格，循規蹈矩，缺乏創造性，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如果陷入奴性的泥淖，那就成就不了任何真正有價值的事業。所以他非常讚賞那些沒有奴性，人格氣節卓然的詩人，如他評李白說:「李太白對皇帝只如對常人，作官只如作秀才，才成得狂者。」(《霜紅龕集》卷三十六 《雜記一》)他評禰衡說:「孟德張漢羅，正平( 禰衡字)不可援。……天子竟可挾，賤士終難前。」 (《霜紅龕集)卷三《詠史感興雜詩》) 對他們蔑視權貴，保持獨立人格的「狂」，「傲給以很高評價。反奴性的思想也 表現在傅山的詩歌創作中。他在( 讀史)中寫道:「天地有腹疾 ，奴物生其中。神醫須武聖，掃蕩奏奇功。」( 《霜紅龕集》卷九)這是以治病喻掃蕩奴性，強調經世濟民。而他的《太行》一詩則寫道:「紫盤天井上，青幕太行郛。風雨詩何壯，崗巒氣不奴。爭韓來破趙，報楚去趨吳。臨老河山眼，蒼茫得酒壺 。」 (《霜紅龕集》)卷七)用「氣不奴」來寫太行山的雄偉氣慨，造語奇警而新穎，其反奴性的觀念是十分鮮明的。傅山曾這樣大氣磅確地宣稱:「一掃書袋陋，大刀闕斧裁。號令自我發，文章自我開。豈有王霸業，潤色 於輿臺! 」(《霜紅龕集》卷十四，《哭子詩》其九)傅山這種「孤行獨詣 、無所依傍」的創造精神，使他的詩虢思想顯示出鮮明的個性。詩歌的本質是抒情，但對抒發什麼樣的情感，人們的認識卻是不完全相同的。傅山強調詩歌是詩人至性至情的自然流露。他曾評論好友戴廷拭的《楓林草》說:「其中有佳處， 亦有疵處，俱帶冰雪氣味。大概深於寄託，情至之語，自能感人。」(《霜紅龕集》卷十六《敘楓林一枝》)傅山的評論是非常率直的。戴廷拭的詩儘管「亦有疵處」，卻自能感人，正由於是詩人至情的自然流露。傅山進而認為，人的至性至情常能和物的至性至情相感應。他說過這樣一件事:「新念白崖山御舟，白鷳哀鳴墮海事，令人痛激。吾常道及，便淚 出也。至情至性，何必在人，禽鳥尚矣。」他又說「域中羽毛鱗介，尺澤層巒，嘉卉朽莽，皆各有性情。以我接彼，情相浹，恆得諸渺莽惝恍 間。」(《雜記三》)詩人的性情與物的性情相融浹，便成好詩，詩人所要寫的，就是情與物契 合的感興。由於強調至性，真情的自然流露，傅山特別反對用儒家 溫柔敦厚的詩教來束縛詩人的性情。他評庾信的創作說:「庾開府詩，字字真，字字怨。說者乃日:詩要從容爾雅。夫《小弁》、屈原，何時何地也? 而概責之以從容爾雅，可謂全無心肝矣。」(《雜記一》)如屈原，遭遇君主的昏庸，小人的誤國，導致國破家亡，哀怨憤激正是真感情的流露，如何要求他們作「從容爾雅」之言、不哀不怨呢?傅山生當明清易代之際，親身經歷了明季政綱不振，李自成進京，清兵入關，南明滅亡，與屈原均有相同之處 。置身可怨可怒之時，詩人是很難「從容爾雅」的。他在《自顧》詩中寫遭:「自頸亦何隘，乾坤難我廬。星河照雙淚，騷楚異三 聞。偃臥常蒙袂，何門可曳裾? 壺觴愁不解，悔讀古今書。」(《霜紅龕集》卷八)置身異族統治下，茫茫天地，竟無容身之處，屈原尚可作《離騷》以抒憤，而自已卻有怨怒而難以直言，心中的憂憤更為深廣的。後人評傅山詩日:「詩文外若真率，實則勁氣內斂、蘊蓄無窮，世人莫能測之。至於心傷故國，雖開懷笑語，而沉痛即隱 寓其中，讀之令人悽愴。」(鄧之誠《清詩紀初編》卷二)傅山主張抒寫怨憤之情，是與自己所處的時代和親身感受緊密聯繫的。傅山強調至性真情的 自然流露，他對執著深摯的愛情深表理解並予以歌頌。他有反映愛情的樂府歌辭《方心》，長序與詩配合，講述了一 個纏綿動人的愛情悲劇故事。(《霜紅龕集》卷十三)有《梅房》《小溝怨》《亭亭怨》等，都寫得十分深情。有人曾這樣評 他:「《霜紅龕集》氣如霜，繞指先為百鍊鋼。忽作曼聲兒女態，小溝豔曲按梅房。」(沈壽榕《檢諸家詩集信筆各題短句》其一，見《萬首論詩絕句》第1218頁)傅山的「氣如霜」與詩中所寫的愛情內容是並不矛盾的，這是詩人強調真情自然流露的詩歌思想在創作上的體現 。傅山在詩中寫道:「由來高格調，發自好心肝」(《霜紅龕集》卷九《李天生作十首》其六) 詩歌的品格來自詩人的品格。摒棄了奴性，保持高尚的人格，自能表達出真性情。詩人的品格高，有至性真情，發為詩歌，也就有了形成高格調的基礎。主張詩歌要反映現實和民生疾苦，是自《詩經》以來中 國現實主義詩歌的優良傳統。傅山諳熟歷史上人民所承受 的深重苦難，又生當明清易代之際，親身經歷了天崩地裂的社會大動蕩，對詩歌的社會功能尤為重視，他在詩中說:「世 界瘡痍久，呻吟感興偏。」(《霜紅龕集》卷九《兒輩賣藥城市俳諧杜工部詩五字起得十有三章》)又在詩中寫道:「蕩蕩乾坤病，戔戔肺腑收。」(《霜紅龕集》卷七《病發示眉仁》) 世界瘡痍與乾坤病，同指明末以來的社會動亂，民不 聊生。「呻吟感興偏」，「戔戔肺腑收」，均指詩的感興由社會動亂和百姓疾苦而生。傅山又說:「不喜為詩人，呻吟實由瘼」，「作者今人爾，不管人生瘼。」(《霜紅龕集》卷四《覽息眉詩有作》) 他認為他作詩是由「民瘼」引起的 。反之，如果作者不反映「人生瘼」，就不是真正的詩人。傅 山憂憤無端，壯志難酬，所以進一步痛快說:「肝膈亦何說，乾坤逕付詩」(《霜紅龕集》卷九《酬上郡李然周寄韻》)了。傅山精於醫理，所以往往以治病比作詩。他在《覽息眉詩 有作》中寫遭:「自知愁是豎，自知詩是鵲。救急策非長,排遣度今作。亦不博名高，鬧書邃巖粵。」「愁」就是給人帶來痛苦的病魔「二豎」，而詩歌則是治病療疾的扁鵲。愁園國事民瘼而起，但無法實際「救急」以消除病根，所以只能靠詩歌來排遣自己內心的憂愁。他在詩中丐道:「知屬人人不 自由，病軀豈敢少淹留。民今病虐深紅日，私念衰翁已白頭。」（《霜紅龕集》卷十《與某令君》)他是念念不忘民瘼的。 傅山主張用詩來反映社會現實和民生疾苦，但他認為詩與史還是有區別的。他在《雜記五》中說:「『史』之一字，掩卻杜先生(甫)。遂用記事之法讀其詩。老夫不知史，仍以詩讀其詩。世出世間，無所不有。(《霜紅龕集》卷四十)杜甫的詩被人們譽為「詩史」，傅山對杜甫十分崇敬，稱「杜甫不可測之才人，振古一老(《霜紅龕集》卷二十五《詩訓》)創作上也繼承了杜甫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在這裡強調的是如何去認識杜詩的特點和價值。如果用記事之法 去讀杜詩，只看到詩中所記之事，而不從詩本身的特點去體會，必然難以全面認識杜詩的價值。傅山所說的「以詩讀其詩」，實際上說的就是要抓住詩歌的抒情本質和形象思維 的特點去認識杜詩的價值。傅山詩中也有反映當時社會重大 事件的作品，如《風聞葉潤蒼先生舉義》:「鐵脊銅肝杖不靡，山東留得好男兒。橐裝倡散天禎俸，鼓角高鳴日月悲。咳唾千夫來虎豹，風雲萬裡泣熊羆。山中不誦《無衣》賦，遙伏黃冠拜義旗。」(《霜紅龕集》卷十)葉潤蒼為前明官員。清兵入關，起兵反抗。後參加山東揄園軍(李自成起義隊伍一部)的抗清鬥爭。(見張相文編《白耷山人年譜)《閻古古全集》附。)傅山在詩中突出的是對抗清義士壯舉的敬仰，有敘事而情在其中。反奴性的文學思想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反對雕琢似 、批評固守成法。傅山在《失題》中寫道:「一代遜一代，文章日不真」，「壯夫恥雕龍，文士學刺繡」(《霜紅龕集》卷四)對一 味追求形式，雕琢失真的詩風予嚴厲批評。他說:「造語卻非一意雕琢，在理明義愜，天機適來，不刻自工。」(《詩訓》)雕琢字句，模擬古人 ，是不可能超過古人的，「若立意學彼，字擬句議，則瞳乎後。」(《雜記二》)所傅山指出:「譬如以杜為迦文佛，人想要做杜，斷無抄襲 杜字句而能為杜者。即如僧，學得經文中偈言，即可為佛耶? 凡所內之領會、外之見聞，機緣之觸磕，莫非佛、莫非杜，莫非可作佛作杜者。靠學問不得，無學問不得。無知見不得，靠知見不得。如《楞嚴》之狂魔，由於凌率超越。而此中之狂魔，壘非超越，與不劣易知足魔同耳。法本法無法，法尚應舍，何況非法? 非法非非法。如此知，如此見，如此信，解不生法相。一切詩文之妙，與求作佛者界境最相似。」(《霜紅龕集)卷三十《杜遇餘論》)所謂「與求作佛者界境最相似」，是說學詩不能牯滯於外在的形相，而應體悟到詩心，得其真諦，天機自得。他在《枯木堂讀杜詩》中也說:「好手擬中的，活語被參死。莊嚴非莊嚴，不似乃真似。可憐無寸心，得失傍故紙。非非法非法，一燈室則邇。」(《霜紅龕集》卷五)這裡說的「寸心」，就是詩人對為詩之遭的徹悟。若無此「寸心」，而只憑「傍故紙」，是不可能達到「作佛」的境界的。傅山反覆論述過關於「法」的問題。他借用佛經對「法 」的解釋來說明為詩之道，法尚應舍，何況非法。他說:「曾有人謂我，君詩不合古法。我日:我亦不曾作詩，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用。嗚呼!古是個甚。若 如此言，杜老是頭一個不知法《三百篇》底。」(《杜遇餘論》) 這裡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他對「法」的態度。詩歌的生命 就在創新，杜甫正因為不拘於《三百篇》的成法，廣採博收而自成一家，方才成其為杜甫。傅山的詩歌率真揮酒，自成 一格，也正得力於這種創新獨詣的精神。他說:「法本法無法，吾家文所來。法家謂之野，不野胡為哉!(《霜紅龕集》卷十四《哭子詩)其九)他所說的「法家」，就是死守成法之家。傅山反對死法，並不是主張完全放棄向古人學習，而是強調學而能化。他在《家訓》中教導其孫常讀陶淵明詩，說「其詩不使才，而旬句皆高才;不見學，而無篇非學。學極博大。此等詩真足千古，須熟讀之。」(《霜紅龕集》卷二十五)才高而不逞才、學博而不見學，這才是詩歌創作中的高境界，所謂自然平淡，大巧若拙。傅山認為達此境界是需 要有一番刻苦鍛鍊的功 的。他說:「《釋老志》之言日:漸積勝業，陶冶粗鄙，經無數形澡煉神明，乃證無生而得佛道。吾不此言說法，而以此言論詩。苟能至此，性不必藏，詩可 以見。見無所見，藏無所見，虛靜通明，大巧若拙。拙豈易言哉。」(《霜紅龕集》卷二十《論藏拙》)只有真正掌握了 法，化有為無，陶冶粗鄙，得其神明，詩歌創作才能「大巧若拙」。奴性的特徵之一就是缺乏骨氣，表現在詩歌風格上，就是柔靡委頓。傅山特別提倡剛健有力詩風。他說:「文章詩賦，最厭底是個嘽字嘽，緩也。俗語謂行事說 話松沓不警曰嘽。本灘音，因《禮記》『嘽以緩之』句借用之耳。……齒牙口舌手筆，丁當振動，自然無 此病。若興會高簡之音，不在此倒。若一篇之中，得兩三句警策，則精神滿紙矣。」(《霜紅龕集》卷二十五《家訓》)傅山厭棄嘽緩松沓的詩風而提倡豪放剛健的風格。他的《口號十一首》其一、九曰:「江南江北亂詩人，六朝花柳不精神。盤龍父子無月露，縈攪萬眾亦風雲。六朝人物景宗豪，競病詩驚沈瘦腰。口角若無曹植氣，筆端爭似呂虔刀。」(《霜紅龕集》卷十三)這是對六朝詩歌中剛健詩風的彰揚。「盤龍父子」指南齊同盤龍及其子同奉叔，二人皆膽力絕人，曾奮擊陷陣，「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大敗魏軍」(《南史》卷四十六)他們雖無吟詠月露的詩句，但那種縈攬萬眾的氣概，才是詩歌中真正的「風雲。曹景宗為南朝梁將領。景宗率眾大破魏軍，凱旋歸來，梁武帝為之慶功。武帝讓沈約分韻命群臣賦詩而景宗不得。景宗索韻，得「競、病」二字。操筆立成。詩 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閫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沈約及朝賢驚嗟競日。(《南史》>卷五十五)傅山稱讚曹景宗詩的豪放剛健，說口中的待如無曹植的氣骨，就侍不了詩的衣缽。粱陳時代，佔據詩壇主流的是吟風弄月、柔弱不振的宮體詩風，正所謂「六 朝花柳不精神」。傅山特別拈出並不以詩名家的曹景宗加以彰揚，亦可見出其用心所在。謝朓的詩以清麗圓美著稱，而傅山則特別舉其雄警的一面:「頗怪元暉子，夾兀警莽蒼『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十字徑欲霸，詞人誰敢當?(《霜紅龕集》卷四《讀虛舟先生詩》)他欣賞兒子傅眉的詩，謂「朔氣健遊子，新詩動乃翁。悲歌猶 趙燕，聞見不雕蟲」。(《霜紅龕集》卷七 《眉兒觀風 塞上來有詩》)提倡的也是剛健有力的詩風傅山詩中曰:「北曲謾崢嵊，我好彈哀箏。直上青空裂，宛轉嶺嶙登。傾得丈夫耳，喜無迂腐聲」。(《霜紅龕集》卷三《丁酉二月十五日》)他還以西北之文與東南之文相對比，肯定「不膚臆利口」的文風(《序西北之文》《霜紅龕集》卷十六 )他論寫字說:「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霜紅龕集)卷二《作字示兒孫》)這些主張與提倡剛健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對待前代的傳統和各種流派之間的紛爭方面，傅山也表現出不同流俗的精神。明末清初的文壇上，對競陵派的抨擊十分激烈，尤其是錢謙益，指斥竟陵不遺餘力。傅山於明代詩歌，肯定竟陵為多。他說:「近來覺得，畢竟是劉須溪、楊用修，鍾伯敬們好些。他原慧，他原慧。」(《杜遇餘論》)他肯定鍾惺的，便是其「慧」。在《偶借法字翻杜句答補巖》中，他便說:「滄溟發病語，慧業生《詩歸》。提得竟陵訣，弄渠如小兒。」(《霜紅龕集》卷三)所謂「慧」，也就是聰明，講性靈。傅山贊同竟睦的主張，是因為競陵關於真詩的認識合乎他的思想。譚元春《詩歸序》中說:「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眾言伍。」傅山曾將《詩歸》重 鈔，並加以論注。他在與戴廷拭討論此事時談到了批評的態度，所言頗為警策。他說:「《詩歸》再鈔，便非於唐詩起見，似於選《詩歸》者起見矣。不必諛，不必梗，商量發揮 出手眼上之手眼，乃不罔此一番心力。若爾公之辨 ，單是尋著與人作駁耳若不自己從他論註上開生面，又何必鈔 ? 但此書行之既久，海內耳食眾矣。妄有譏評，為鍾譚不得，為不鍾譚不得，慎之哉! 真正個中人，慧眼平心，可與何、李、王、李、鍾、譚共坐一堂之上，公公，做一樹義調御師。令各家伎倆一齊放下，乃得。不然，任他辯才。總是偏見。作者有心，看者有心：作者有時，看者有時，變何易盡，論何勝騰!」(《霜紅龕集》卷二十四《與戴楓仲》)傅山認為，批評者應該有「慧眼平心」，能夠摒除門戶之見，從更高的 「手眼」之上來看待各家紛爭，方可「公公噹噹」，得出合 乎詩歌本身創作規律的結論。特別是他分析了作者和讀者 因主觀條件和客觀因素的不同和變化所帶來的認識差異，其見解是十分深刻的。採用這樣的批評態度來對待各流派的高下得失，是有助於推進詩歌創作擺脫門戶之爭的泥淖，而向著自抒性情，發揮個性的道路前進的。這在清初詩歌思想的發展中，有著積極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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