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和「一一·九」運動都是中國近代史中的學生愛國運動，比較而言，二者有相似又有不同。歷史事件的比較研究使我們更加清晰的看到「一一·九」運動對於中國近代史、東北地區乃至東北亞地區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作為生活在事發地——哈爾濱的一員，感到由衷的自豪之餘，更覺得有義務有責任把先輩的精神發揚光大，使更多的後昆受到教益。
「一一·九」運動與五四運動的簡介
（一）五四運動的簡介
五四運動（又稱「五四風雷」）是1919年5月4日由愛國學生、工人發起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1919年在商討「一戰」戰後事宜的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中國作為戰勝國本應收回德國在山東的利權，列強卻私相授受，悍然合盤轉讓給日本）直接引發了五四運動。面對「弱國無外交」的屈辱局面，從5月4日開始，北京的學生紛紛罷課、遊行示威，組織演講、宣傳等，隨後天津、上海、廣州等全國多地的學生、工人也給予支持。北洋政府迫於壓力，最終決定暫緩在和約上簽字。這一場抵制列強侵佔中國領土的愛國運動還引發了以反對傳統文化為標誌的新文化、新思想運動。歷史上傳統的觀點將五四運動定性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現在也有觀點認為，五四運動的意義不僅在於引起了思想、文化的顛覆性變化，更在於民眾主體力量革命性增強，引發了全體社會全方位的重大轉型，尤其是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五四運動的意義不再局限於引起東亞地區性政治格局顛覆性變化，而是引發了持久、廣泛的國際影響，左右了世界政治格局和歷史走向，因此稱之為「五四革命」毫不為過。
（二）「一一·九」運動的簡介
「一一·九」運動是哈爾濱青年學生為反對日本劫奪五路的一系列愛國運動的總稱。1928年5月13日，在日本的威逼下，張作霖被迫與日本人籤訂了出賣東北路權的《滿蒙新五路協約》。消息一經曝光，輿論譁然，哈爾濱人民舉行了各種抵制、抗議、遊行示威等活動。1928年11月9日，哈爾濱大中小學校學生5000餘人執「誓死力爭」旗幟，舉行遊行示威，抗議日本劫奪路權。濱江縣警察開槍阻止，學生受傷一百四十餘名，造成「一一·九」慘案。[1]成為整個「一一·九」運動的標誌性事件。當時哈爾濱各界人士紛紛譴責當局對學生愛國行為橫加阻撓及血腥鎮壓……繼而黑龍江省內乃至東三省的其他城市也爆發了保路抗日運動，後續影響波及小半個中國。此運動打亂了日本掠奪中國東北路權的計劃，推遲了修築「五路」的進程。日本帝國主義策劃「滿蒙新五路」陰謀在「九一八」事變前終未實現。[2]這也成為日本提出「積極地東方（對華）政策」的田中內閣倒臺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路權」鬥爭的勝利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二者的相似點分析
（一）運動的動因相同：都是反帝愛國運動
「『五四』事件的近因不僅是巴黎和會的慘敗，也是1915年『二十一條』所引起的憤怒情緒的延續。」前有甲午戰爭失敗之恥，中有迫籤「二十一條」之辱，今又豪奪青島及山東利權！是可忍孰不可忍！學生的愛國熱情瞬間被燃起，「中日衝突在國內激起了中國人民無比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結」，五四風雷就此引爆。加之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中國人民（庶民）看到了希望，成為五四運動發生的重要原因。
「一一·九」運動同樣作為愛國運動，其事發原因更為具體——鐵路及其利權。對於鐵路及其利權重要性，事發地哈爾濱市民乃至整個東北地區人民都有著深刻的認知：「鐵路為全國命脈，從經濟上講，則關於財政；從調運上講，則關於兵政。若鐵路為外人所有，不啻財政、兵政之權，全授之外人也。」[3]日本軍國主義的狼子野心如司馬昭之心昭然若揭，甚為險辣：一由旅順軍港上陸，由南滿線（今哈大線）可直達長春；一由清津軍港上陸，由吉會線（今吉林市到朝鮮的會寧市）可直達吉林，並與南滿線會合，中間將奉、吉二省完全包圍。再由長大（今長春到白城的大賚鎮）、洮索（今吉林省的洮南市到內蒙古自治區的烏蘭浩特市索倫鎮（當時是黑龍江省轄區））兩線，可進逼黑龍江，實足以制我東三省的死命。延海、吉五兩線一成，則吉林大部分之精華全被吸收，長大、洮索兩線一成，則江省大部分之精華全被吸收，三省的經濟命脈完全為人操縱了。[4]社會各界都有所反應，包括教育界在內的哈爾濱市民抗路聯合會曾通電，日本乘危劫奪吉會、長大等路權，以遂其三線三港主義，囊括東三省於南滿鐵道會社範圍之下，使東三省淪為朝鮮第二……[5]龍江省議會通電曰：「萬惡日本，向懷野心。久用其鐵路侵略政策，以圖謀奉省。今又擬建築五路，進窺吉江。此等政策如果實現，不但東省禍患迫於眉睫，即中國危亡已近在旦夕矣!」[6]哈爾濱總商會通電曰：「如任（日本軍國主義）野心得逞，則彼數十年所抱之大陸政策，藉此於以實現，衝破國防之蕃窗，操縱國民之經濟，我三省之大好河山不久終將步臺灣、朝鮮之後塵。三省既危，全國動搖，哀我民族，恐由此而淪於萬劫不復。」[7]愛國學生發出憤怒的吼聲：「同胞乎!同胞乎!朝鮮滅亡，可為殷鑑；波斯覆轍，將步復塵。盍不奮袂急起，力爭路權，拒絕五路之建築，施行經濟之絕交，以挫彼帝國主義之野心也。」[8]
（二）運動的主體相同：都是學生主導的運動
和五四運動基本類似，「一一·九」運動也是學生為主發起的愛國義舉，聲勢浩大，熱情和勇氣可嘉。事先未經周密計劃和有效組織領導，基本處於「走一步看一步」的半盲目狀態，所以當運動處於關節點上，出現了一些分歧，在繼續罷課，還是合法交渉的問題上，「學聯會多次開會，意見紛紛，有的主張罷課，有的主張合法交涉……兩派展開多次辯論，各持已見，最後表決，主張罷課的不及半數，因而採取了進行合法交涉的辦法。」[9]在「就勢包圍了道裡濱江道尹公署……學生內部發生了意見分歧，有的說往裡衝!有的說包圍，有的說撤，還有的說走，不幹啦!不一會兒，隊伍就散了。」[10]事實證明，沒有黨的正確領導，學生運動難免因缺乏統一領導和組織使行動陷於盲目和無序。其時，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尚未得到社會廣泛認可，在整個運動中處於「干著急」的角色。「可惜廣大的勞苦群眾尤其是無產階級還沒有很好的組織，我們黨的政治影響還沒有在群眾中擴大，黨的組織上的群眾基礎尤為薄弱，所以這一運動僅掀動了小資產階級和學生群眾，稍經打擊便崩潰瓦解而不能持續的前進。所以這一運動在客觀上是有革命的意義，在群眾方面也是革命的行動，但是發動這一運動的大商買辦階級，卻是半點的革命意識也沒有。」[11]
（三）運動的作用相類似：都擴展到了社會各界
五四運動最初是愛國學生的激奮行為（原因如前），很快得到了全國社會各界——工人、商界、報界乃至農民和軍人等的支持，相繼在許多城市爆發了罷課、罷工、罷市等，在海外也得到了聲援和實際支援——捐款捐物。其時，正值美國的杜威赴北京講學，在寫給女兒的信中不禁發出如下感慨：「想想我們國內14歲以上的孩子，有誰思考國家的命運？而中國學生負起一個清除式的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並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慚愧而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12]而且學生等新式知識分子在與新社會和新經濟力量短暫的親切合作當中「嘗到了甜頭」，發現只有團結才能產生更大的力量！由是開始明白以後的成功要靠舉國一致萬眾一心的、以改變中國經濟和社會命運為目的的群眾運動。
「一一·九」運動也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聲援與實際支援：慘案發生後，當晚即有很多哈爾濱的市民自發地攜帶慰問品到醫院看望受傷學生；《哈爾濱公報》《國際協報》《晨光報》等媒體都以顯著位置刊登警察毆傷學生的消息和照片，並發表文章抨擊反動軍閥的賣國行徑；黑龍江省路權自主會在致吉林省長張作相的電文中說：「此次日本強築我長大，延長我吉會，欺誨［侮］我官府，侵佔我土地，稍具愛國熱忱，無不發指。所以我三省紳、商、學子，奔走呼號……停止其強築長大，阻撓其延長吉會……為國家爭平等，為人民爭幸福。凡愛國志士，無不加額慶祝其成功。乃濱江道尹蔡運升、警察廳長高齊棟、縣知事李科元抑制學生愛國運動，嗾使警察，擅自開槍擊傷愛國學生不下三百餘人，似此殘殺行為，實屬罪大惡極，依法應予重懲。」[13]11月13日，中東鐵路三十六棚總工廠工人參加了反日抗路鬥爭，表示「誓做學生後盾」，並散發傳單2000餘份。這可以從事後反動當局的報告中獲知（另可以獲知此次運動有中共的作用）：「聞哈埠學潮發生以後，近有三十六棚工人，將相繼發起遊行示威。此項工人多有赤黨從中煽惑，其名義雖與學生聯合會相同，而其設心擾亂，別有作用，則與學生迥異。」[14]可以說，「一一·九」運動在策略與方法上直接套用了五四運動時期所形成的經驗。
（四）運動的結果相類似：都延緩了帝國主義侵華步伐
五四運動在國內許多大城市發生，「5月20日—6月10日，學生罷課和騷動遍布200多個城市」，產生廣泛的影響，形成輿論的重壓，中國（北洋政府）代表最終沒有在有關條約上簽字，「6月28日，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拒絕籤署對德和約，『五四』示威的直接目的得以實現」；哈爾濱「一一·九」運動以及引發的社會各界的聲援與支持，也形成了輿論的重壓，反動當局被迫讓步。1929年3月29日,張學良在與日本滿鐵理事齋藤良衛會談中,嚴正表示：「東北當局決不就上述鐵路籤署正式借款和承包工程合同，原北京籤署的預備合同作廢。」[15]日本掠奪中國東北路權的如意算盤被打破，《滿蒙新五路協約》最終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未能付諸實施。
二者的不同點分析
（一）面對情勢不同
五四運動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而沒有得到公允的對待之時，「一一·九」運動是日本軍國主義正磨刀霍霍向東北地區之際。前者是事與願違，本應以戰勝國的姿態，希冀得到應得的利益，廢除日本脅迫中國籤署的「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歸還山東由德國強佔的租借地和各種利權等，卻得到幾乎完全相反的結果——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悉數盡轉讓予日本！本來是戰勝國卻得到近於戰敗國的待遇：公理敗於強權，所謂的巴黎和會實質就是個列強「分贓會議」，這個反差落差使國人出離憤怒，進而醞釀成為聲勢浩大的「五四運動」；後者是雪上加霜，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早有覬覦之心，僅就東北地區而言，日本一開始通過中日甲午戰爭謀奪遼東半島未遂，後又通過日俄戰爭豪取南滿權益得逞，但是日本軍國主義得隴望蜀、貪心不足蛇吞象，正如中共滿洲省委在《告同胞書》中所言的，日本無限制的侵略東北地區，國人早已忍無可忍，於今又來奪取路權，故倡議國人要下決心，勇往直前……誓與日本帝國主義抗爭到底！
（二）時空影響不同
眾所周知，五四運動影響是廣泛的，當時就在全國乃至國際範圍內產生影響，「不僅有廣大的學生、工人、工商業者，而且也涉及到一些鄉、鎮地區的農民群眾」和愛國士兵；革命的力量遍布大江南北，海外赤子也積極參與，日本、南洋（東南亞）、美洲各地的華僑學生及社會團體，也都紛紛展開了聲援活動。後世的影響更是自不待言，中共在1939年把「5月4日」定為「青年節」之後，國民政府於1944年又把「5月4日」改定為「文藝節」；新中國成立後，1949年12月，又重新把「5月4日」正式定為「中國青年節」，以便後人永遠銘記於心。五四運動在精神思想領域的重要意義不僅帶來了「以個性解放、人道主義、自由、民主、科學思想為主軸……新思潮、新文化改革運動」,而且還彰顯了民眾的「救國熱忱」（後來促進了國家「最高主權」（sovereignty）和「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觀念）和「救亡圖存」（抵抗外國侵略，保障領土主權完整的理念）的熱切願望，促進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民族主義的抬頭，使之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做到了文化和政治的雙重啟蒙，實現了改革理性和救國熱忱的完美配合。
「一一·九」運動主要在東北地區產生影響，儘管也通電全國，「各中學幾乎都有學生集會活動，到市內作流動宜傳，印發全國通電……」[16]也有很多旅平（今北京）同學會等紛紛聲援東北地區的保路運動和學生運動，但是影響力終究是有限的。
當時的影響在地域空間上有所擴大：1928年11月15日，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示威，聲援哈爾濱學生的愛國運動，誓死反對日本修築「五路」；中東鐵路沿線雙城、安達、昂昂溪以及巴彥、綏化、拜泉、依蘭、賓縣等地的學生都先後衝破阻攔，結隊上街遊行示威，開展保路鬥爭。此外，吉林、奉天（今遼寧）兩省各地學生也都舉行了集會和遊行示威，反對籤訂新五路密約；當時旅居北京的東三省大學同鄉會、奉天的中國大學路權保持後援會、吉林省同鄉拒日築路會等紛紛通電全國，聲援哈爾濱學生的保路愛國義舉。後續在時間上有所延長：哈爾濱的反日保路鬥爭一直延續至1929年，這一年的5月22日和11月9日，哈爾濱各大中學生又舉行了反對日本劫奪「五路」的遊行示威和抗議活動，尤其是11月9日紀念「一一·九」運動一周年示威遊行，其人數規模超過1928年。該運動影響力只及東北一隅，未形成全國範圍內的實際行動，一來本身涉及的標的比較單一（鐵路），二來主要涉及到中國和日本雙邊關係，頂天間接涉及到蘇聯和朝鮮（韓國），屬於東北亞地區地緣政治的範疇。至於它在文化領域和精神領域只產生了有限的影響，遠未達到五四運動的效果。
（三）歷史定位不同
五四運動發生在巴黎和會期間，得到當時主要國家：英、美、法、蘇等的普遍關注，由於該運動的發生，中國（北洋政府）代表在最終條約上拒絕籤字，其影響力不言自明，因此，把它定位為改變中國走向的、實現國運轉折的一次關鍵性運動是不為過的，今再審視之，將之定位為左右國際政治格局的重要歷史事件也未嘗不可。有韓國學者認為：「『五四』時期已實現思想、文化的顛覆性變化及民眾主體力量的增強，因此將五四運動稱為『五四革命』是恰當的。」[17]「一一·九」運動作為一次愛國學生運動，實質上更是一場轟轟烈烈的保路運動、愛國義舉，吸引了全國人民乃至有關國家的關注。「一一·九」慘案前後，朝鮮（韓國）人有所聲援，我黨對蘇聯加以回護，可從後續的通告「中共滿洲省委通告(第六號)——為反對帝國主義與保護蘇聯並援助哈爾濱被捕學生（1929年11月29日）」中體會到；駐哈爾濱日本總領事八木元二向東北地方及哈爾濱當局提出抗議，要求對學生的反日行為嚴加禁止。綜觀全局，除了日本、蘇聯、朝鮮（韓國），此次事件在其他國度受到的關注以及產生的影響有限，只能算作區域性政治事件。
教育意義和文化價值
（一）行不言之教
五四運動和「一一·九」運動都是以學生首當其衝，在中華民族最危急時刻發出的正義吶喊，有志知識青年率先意識到面對列強時僅僅採取籤訂和約的妥協讓步是不可能給中國帶來轉機的，甚至會使整個中華民族陷入亡國滅種的深淵，兩次學生運動的爆發都付出了極其沉重而慘痛的代價，為中華民族擺脫亡國危機、喚醒中華民族崛起、強化中華人民的愛國感和歸屬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其爆發敲響了警鐘，引發了許多思考：走什麼樣的道路才能真正挽救中國？青年作為國家的希望應該怎麼做？五四運動之後工人階級作為新興的社會階層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也為我們留下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產——五四精神，它砥礪著我們奮進，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即使一百年過去了，五四運動歷史畫卷仍深深刻在每個中國人心中，五四精神被中華兒女延續和傳承。
「一一·九」運動以哈爾濱高校及中學成百上千名學生的犧牲流血為代價，推遲了日本修築「五路」的計劃，打亂了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掠取東北路權的計劃，摧毀了日軍進一步侵佔中國東北的野心，激起東三省民眾反日愛國熱潮，推動愛國運動深入開展。「一一·九」學生運動對後世影響深遠，是東北地區先進知識分子發出中華民族之崛起的千古回唱，研究五四運動和「一一·九」運動不僅僅是由於其發生背景、事件經過以及歷史意義的學理分析，更重要的是將其中蘊含的精神實質落在「行」、藏於「心」。通過研學旅行和實地踏查，重溫近代史上的這兩大學生運動，體會中國發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體會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更要強化當代中國青年肩負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重任。
（二）強化愛國主義教育
愛國主義是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五四運動以前，中國處在封閉的小農經濟社會形態中，國內愛國主義精神尚未完全覺醒，雖有愛國仁人志士，如鴉片戰爭爆發前後的林則徐、魏源、嚴復等；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梁啓超等，這些革命力量在強大的封建體制面前終究只是冰山一角，即使他們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換來的也只是少部分人的覺醒。五四運動之後，愛國人士的群體擴大，廣大民眾愛國意志、民族獨立意識普遍覺醒，全民族各個階級紛紛加入鬥爭。
「一一·九」運動是五四精神的傳承和延續。張作霖籤訂《滿蒙新五路協約》出賣東北路權，日軍企圖在東北地區修築五條鐵路的陰謀，預示著日軍侵華都已經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了，中國必須做出抗爭！哈爾濱五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奮起反抗，其規模和影響力帶動了周邊地區，安達、巴彥、齊齊哈爾、吉林省等地也紛紛掀起遊行的狂潮，終究打亂了日本的侵華計劃、粉碎其軍事陰謀。「一一·九」運動更加深刻地詮釋了東北地區知識青年百折不撓、英勇抗爭的愛國精神。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愛國主義在抵抗外來侵略、振興中華民族和維護祖國團結統一方面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新時代大學生應該為擁有那樣的前輩而感到自豪，牢記前輩的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把自己和祖國、人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將愛國情感轉化為實際行動。在當今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背景下，新時代的新青年要遵循黨的領導、用科學的理論武裝頭腦，把自己塑造成國家和社會所需要的人才，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奉獻一臂之力。
（三）強化對本地文化的體認
一個城市一百年的歷史，既是一條時間軸，又是一條故事長河。深入研究「一一·九」運動，需要重走當年的路線，探尋思想足跡。當年「一一·九」運動的活動範圍涉及南崗、道裡、道外區，今天當後代重新踏上那片熱血沸騰的黑土地，當年青年才俊衛國抗爭的情景仍歷歷在目。如今在哈爾濱工業大學校史館、哈爾濱第一中學以及東北烈士紀念館、哈爾濱黨史紀念館等仍然保留有該事件的圖片及文字史料，南崗區民益街、道裏區柳樹街、道外靖宇街道等仍然保留著大量相關的歷史保護建築，這告誡我們：雖然這個動蕩的時代已經遠去，但國人仍要追憶往昔，我們中華民族正是經不斷的磨礪後才能迎來今天，走在世界舞臺的中央。
正所謂「天翻地覆慨而慷」，在過去的一百年，哈爾濱、松花江、松遼大地發生的風雲變幻就是整個中國抗日時期的縮影。這百多年中，哈爾濱從小漁村、過江渡口、鐵路樞紐發展成如今坐擁五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在櫛風沐雨中艱難前進，經歷了一世紀的風雨兼程。作為中國最北方的省會，哈爾濱在全國31個省會級中，儘管城市歷史較短，但是歷史積澱豐厚，這也證明了哈爾濱是一座年輕且充滿活力的城市。哈爾濱帶著自己書寫了一百年的故事，在當代大學生的加持下，正昂首闊步地邁向未來。
【基金課題：黑龍江大學學生學理論課題「黑龍江紅色基因探源——挖掘凝聚在『中東鐵路』上的紅色印記」（202002）】
（作者單位：李音儒，黑龍江大學西語學院；呂永航，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朱振林，黑龍江教育雜誌社）
注釋：
[1]李鴻文，張本政：《東北大事記》（下），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4，668。
[2]書山：《日本攫取「滿蒙新五路」陰謀始末》（續），《蘭臺世界》，1998，（2），39。
[3]轉引自李鴻谷：《辛亥年間的中國政治格局》，三聯生活周刊，2011，（3）。
[4]參見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學運（1918—1932）》，哈爾濱：哈爾濱印刷五廠印製，1984，65。
[5]參見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學運（1918—1932）》，哈爾濱：哈爾濱印刷五廠印製，1984，52。
[6]參見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學運（1918—1932）》，哈爾濱：哈爾濱印刷五廠印製，1984，58。
[7]參見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學運（1918—1932）》，哈爾濱：哈爾濱印刷五廠印製，1984，53。
[8]參見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學運（1918—1932）》，哈爾濱：哈爾濱印刷五廠印製，1984，60。
[9]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哈爾濱文史資料》第三輯，黑龍江省教育廳印刷廠，1984，128。
[10]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哈爾濱文史資料》第三輯，黑龍江省教育廳印刷廠，1984，125。
[11]參見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學運（1918—1932）》，哈爾濱：哈爾濱印刷五廠印製，1984，48。
[12] Evelyn Dewey.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John & Alice Chipman Dewey），New York，1920，246—247。
[13]參見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學運（1918—1932）》，哈爾濱：哈爾濱印刷五廠印製，1984，57。
[14]參見黑龍江省檔案館編：《黑龍江學運（1918—1932）》，哈爾濱：哈爾濱印刷五廠印製，1984，87。
[15]翟春：《中共滿洲省委領導下的東北青年反日運動》，《黑龍江社會科學》，2010，（5），97。
[16]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哈爾濱文史資料》第三輯，黑龍江省教育廳印刷廠，1984，127。
[17]白永瑞：《活力東亞的1919：作為革命起點的「五四」與「三一」》，《探索與爭鳴》，2019，（5）。
參考文獻：
1.李鴻文，張本政.東北大事記[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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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福山，周淑珍.哈爾濱革命舊址史話［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
6.金開誠，金東瑞.五四運動［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
7.[美]周策縱.五四運動史：現代中國的知識革命［M］.陳永明、張靜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8.書山.日本攫取「滿蒙新五路」陰謀始末（續）［J］.《蘭臺世界》，1998，（2）.
9.翟春.中共滿洲省委領導下的東北青年反日運動［J］.黑龍江社會科學，2010，（5）.
10.李鴻谷.辛亥年間的中國政治格局.［J］，三聯生活周刊，2011，（3）.
11.白永瑞.活力東亞的1919：作為革命起點的「五四」與「三一」［J］.探索與爭鳴，2019，（5）.
12.Evelyn Dewey.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John & Alice Chipman Dewey），New York，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