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世界史，似乎還沒有別的民族在形成群體認知時，遭遇中國這樣的尷尬處境：一方面是作為中華民族而與東西方列強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則是作為人口大多數的漢族與佔統治地位的滿族之間的矛盾。
同文同種、並且認為自己比滿清更能代表「中華」的日本，在它的軍刀揮向東亞大陸的同時，它也掀起了大清帝國上下的紛繁複雜的民族主義潮流，多種民族主義交織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後世學者在研究二戰中日本在華操縱當地人建立自治政權方面，驚訝地發現居然有無數的當地要人願意與之合作，「遍地漢奸」，不得不承認日本在精神建構和政權合法性營造方面的成功之處。
驅除韃虜與五族共和
相比日本作為單一民族國家，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呱呱落地的時候，就面臨一個先天的難題：滿漢之分。對待滿漢關係問題上的不同見解，成為革命派與維新派激烈論爭的主題，也成為大清精英社會進一步「撕裂」乃至「內訌」的原因。
滿清入關，定鼎中原，儘管經過歷代帝皇的精心調理，滿漢深層矛盾還是難以解決，這其實牽涉到最關鍵的政權基礎問題。滿清既決心將政權牢牢抓在部族手中，則漢民族的淪陷感便難免被一次次地激發出來，作為反抗暴政、乃至只是作為野心家的旗號而已。清史上的歷次動亂，幾乎無一不是打著「反滿」的旗號，無疑，當時的「反滿」與日後的「抗日」，在「政治正確」方面不相上下。受甲午戰爭戰敗刺激，中國的民族主義從出生那一刻起，就是性情各異的「雙胞胎」。一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君憲民族主義，「尊王不攘夷」（不排滿不排外），以君主立憲為基本訴求；二是以孫中山和同盟會激進派為代表的共和民族主義，尊洋攘「夷」（崇美排滿），以民主共和為目標。有學者另將以章太炎、黃節、鄧實、劉師培等國粹派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義分列出來，認為他們尊夏攘「夷」（排滿崇漢）、以匯通中西文化、保存國粹、建構國魂為追求（單正平：《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
無論如何劃分流派，中國民族主義的根本分歧，就在於對滿清如何定位。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是堅定地「排滿」者，不僅將「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寫進了黨綱，更是進行了多次對滿清權貴的刺殺。革命派將排滿作為號召，不僅是其理念使然，也是現實政治的技巧考量。當時的中國百弊叢生，要一一清理，相當費事，而將所有問題都一股腦兒歸結到作為「韃虜」的滿清的統治合法性上，無疑在政治動員上既簡捷又有效。當然，後來也證明，驅除韃虜後，中國的問題似乎一樣也沒少。除了訴諸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員效力外，「排滿」也有效地遮蔽了對中央政權進行反叛和抗爭這一更為本質的訴求；對支持「中國革命」的國際勢力來說，支持「排滿」也有效地遮蔽了他們對中國利權的實質侵奪。
國際關係的本質就是利益，國際社會的本質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叢林原則，國與國之間就是不擇手段。當這樣的國際關係遭遇到同樣不擇手段的革命時，中國的民族主義表現便給後世的官方史家增加了許多解說的難度，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沉默是金，不提那些複雜的細節。
革命黨的民族主義，訴諸歷史上慣用的大漢族情結，以簡捷、直接、激烈、著重於破壞的「憤青」形象出現。而梁啓超和楊度等所謂立憲人士，就沒有這麼灑脫，畢竟他們著重於「立」而非「破」，因此，不得不在複雜的現實政治糾葛中，殫精竭慮地思考同樣複雜的民族關係。正是在這個時候，歐洲的現代民族主義理論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並最終推動了革命派將狹隘的、在革命過程中十分有效的「驅除韃虜」口號，轉變為更寬容的、在革命勝利後的建設過程中更為現實的「五族共和」。
梁啓超將瑞士著名法學家布倫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紹到中國來時，創新地提出了「大民族主義」概念。他說：「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隨後，由此他提出了「中華民族」的概念，認為「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而「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非合種不能與他種敵」。梁啓超的理論，成為民國肇始後最終實現民族和解的基礎。
但在「驅除韃虜」與「五族共和」的兩種民族主義爭論中，日本的民族主義卻變得更為激進，最後與中國的民族主義發生了激烈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