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很可能代表了口頭詩歌傳統的終結。這個論斷提供了一種方法，用以解釋荷馬史詩的某些特徵——重複的詩行、固定而反覆出現的特性形容修飾語、典型場景。
編者按：無論中西，對傳統經典的註疏和解讀，本身就是一個可貴的傳統，也是經典作品延續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在西方，荷馬已成說不盡的荷馬，關於《荷馬史詩》的解讀更是汗牛充棟。牛津大學古典文學教授加斯帕•格裡芬所著的《荷馬史詩中的生與死》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是荷馬專題研究中尤為精彩的一部，從生與死的主題切入勾勒了一個充滿知識、象徵和觀念的荷馬世界。下文是摘自《荷馬史詩中的生與死》的作者引言。
荷馬雕塑
任何一位討論荷馬的作者，都不曾讀完從古至今所有關於其詩作的著述。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覺得，前輩的著述，有些更有啟發、更有幫助，有些則稍差。本書有個特點，或許值得一提：它甚少談及荷馬史詩創作中的「程式化用語」理論（formulaic theory）。最近四十年中，由米爾曼•帕裡（Milman Parry）的工作開始，這一理論日益主導了英語世界的討論。這一領域的大量工作，在其自身的技術層面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我想，也許會有人和我一樣，因它給詩作本身帶來的啟示之少而感到失望。我想，已經證明，《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很可能代表了口頭詩歌傳統的終結。這個論斷有一定的重要性：它提供了一種方法，用以解釋荷馬史詩的某些特徵——重複的詩行、固定而反覆出現的特性形容修飾語（epithets）、典型場景。從另一個方面講，它排除了某些19世紀分析的可能性：那些分析對詞語的重複和些微的不雅窮究不休，從而將史詩割裂成碎片；它也應令我們慎重對待基於此類重複所做出的其他論斷。也就是說，它的作用在於阻止了主觀的研究途徑，卻並沒有、也不能在原則上完全排除這樣的可能。
即使荷馬史詩代表了口頭詩歌傳統的終結，這也並不能告訴我們，現有的史詩當時是如何產生的。已經有人宣稱，「在極深的層面上，帕裡—洛德假說（Parry-Lord hypothesis）定然從根本上改變所有關於荷馬史詩的文學批評」；甚至說，我們要研究這些史詩，就必須先有一個新的「口頭詩學」，否則就是無稽之談。然而，事實證明，創造一個新的「詩學」並非易事，而關於程式表達的一些新近的研究，對審美理解的貢獻，亦未能達到我們的期望。已故的亞當•帕裡（Adam Parry）為其父的論文合集寫下了難能可貴的導言，其中談到：「對於志趣在文學的學者，或是普通文學學生和文學愛好者，全部論證都可能顯得狹隘地技術化，以至於未能觸及根本的問題——荷馬的詩歌……」過度專注於這些問題，已使一些學者無視另一傳統下所做的寶貴工作。另一方面，認為口頭詩歌從本質上與筆頭詩歌大相逕庭的觀念，現在也越發顯得站不住腳。在《口頭詩歌》（Oral Poetry）（劍橋，1977）一書中，露絲•芬尼根（Ruth Finnegan）揭示了實際文本的研究如何消弭了二者的截然分別（而對新詩學的籲求恰是以此分別為據的）：「在『口頭』和『書寫』文學之間並沒有涇渭分明的界限」，「我認為，要對馬苟恩（Magoun）、帕裡等人所設想的口傳文體的本質做出精確的概括，這種希望定然破滅」。我想，我們將不得不繼續那些並未在根本上鼎新革故的、審美的方法。我們要保持審慎，避免那些已被作品的口頭來源排除掉的論斷；同時，我們處理這些史詩的方式，並不迥異於古希臘人自己曾經對待它們的方式。
其實，較之現代南斯拉夫，古代世界提供的啟示更為豐富。首先，大量關於荷馬的希臘評註中，雖然也有不少無價值的材料，但確實包含了許多敏銳而又有建設性的意見；而我對這些材料的利用，比大多數近年的著者都更為全面。除了它們的本身的價值，這些評註對檢驗我們自己的觀點也有一定的價值：如果我們在古代評註作品中找到了對這些觀點的支持，這往往表明，這些觀點至少在古代晚期說得通，在此範圍內不算年代誤植。
其次，近東的古代文學有類似的作品。顯然，荷馬和赫西俄德都受到東方源頭的影響：這種影響在「黑暗時代」之前和之後都曾引起注意，而近年的研究傾向認為，「黑暗時代」之孤立於黎凡特（Levant），是一個更短暫的間隔，並非像人們從前認為的那麼久。在神話的層面，詩人們所熟知的烏拉諾斯、克羅諾斯和宙斯的故事，是由胡裡安（Hurrian）和西臺（Hittite）源頭演化而來的；諸神群會於奧林波斯山的觀念，在荷馬史詩中至關重要，卻在後來的希臘宗教中不見蹤跡，這觀念則類似我們在美索不達米亞和烏加裡特（Ugarit）文學作品中找到的情景。《舊約》雖看似尋常，其實卻是更有價值的比較文獻來源。說起來簡直有點荒謬：J. R. 普裡查德（J. R. Pritchard）編輯（1969年第三版）的《舊約相關古代近東文本》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ed to the Old Testament），是個大部頭，價值很高，使用方便；而這部書的存在，令古希臘學者往往從中引述，以至忽略了《舊約》本身。《舊約》作為受其他近東文化影響的作品集，其相關程度不遜於其他作品；何況它所包含的一些篇章，更具文學特質和文學意義。在關於荷馬中宗教之真實性和嚴肅性的問題上，《舊約》似乎尤其值得關注。
日耳曼和愛爾蘭文學中也有一定數量的類似作品。和處理東方的材料一樣，我們的目的是通過比較和對照，揭示出荷馬的獨有特質。相關文學和毗鄰文明之文學中習見的主題和觀念，必須經歷特質上的轉變，才可適用於荷馬史詩的獨有風格。通過這種比較，我們確有可能深入理解荷馬的風格。
最後，我得以在近些年德文作者的荷馬研究作品中，找到很多觀點契合又有所助益的內容。有跡象表明，在德國，口頭理論終於流行了起來；但我認為，我們往往忽略了大量能令我們受益良多的作品。
在這個領域裡，作者和源起的問題是如此經常地主導著討論，甚至到了凌駕於史詩本身之上的地步，那麼，我多次提及「詩人」甚至「荷馬」，也許會顯得幾近挑釁。在一定程度上，這是種簡略的提法：我想要討論荷馬史詩，但不想每一次都把有關史詩創作的觀點表述一遍。這樣的提法，也反映了我希望藉此書解釋並論證的觀點：《伊利亞特》是一個整體，儘管大家有時也承認這點，但我認為其整體性體現在更深的意義上，在於它清晰而獨特地展示了關於世界、關於英勇、關於生死的觀念。如果我們同意這點，那麼這種觀念本質上應該屬於同一個人，很難想像除此之外別的情況；而且，我們或許會感到，這部最偉大的希臘史詩，與那個被古代世界奉為最偉大的史詩詩人的名字，二者無法割裂。同樣，《奧德賽》也有其自身特有的風格，我已努力將其與《伊利亞特》對比闡釋；儘管《奧德賽》的後半部會帶來些困擾，把這部史詩也看作是一個統一而偉大的創造力的產物，應該是合乎情理的。
《荷馬史詩中的生與死》，【英】加斯帕·格裡芬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