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的疫情引發了大質量的人們遭遇焦慮症與抑鬱症,而我本人,在年初之前的大半年前,因為諸種原因忽遭焦慮症,恰逢疫情引發的焦慮,焦慮疊加之後,我反而變得詭異般的平靜,源自我忽然理解了海德格爾的一句話:
而這句話其實就是,只有「此在真實」,其他的,都為幻光。
一、暴發的理由源自對事物的:一知半解
年初,是我這個個體特別不想回到的時刻。如果非要回到一個時間點,我倒希望是2018年的年初,那時我已經將我的孤獨安置進深淵,將它換來的自由鋪陳進我全身的每一個毛孔。我打算蓄力開啟某種自我的時刻。
我逐漸開始反叛我規規矩矩地曾經,開始抽很多的煙喝很多的酒,藉助迅捷的外賣軟體,我幾乎是頃刻間喝到了幾乎所有市面上常見的白酒。因為我從二年級開始收集煙盒,十多年的收集做成煙標的,有整盒的,近2000多個。因此,在種類繁多的煙盒裡有我曾故意留存的一兩根煙,因此在那一刻,我抽了幾乎數不清種類的煙 。
只是為了成為某種類似加繆在《反叛者》裡寫的「反叛者是既說是又說否的人」。說「是」,我是在肯定我因規矩而被迫換來而達至的某種成就。說「不」,我是在反覆咀嚼著這被迫帶來的損害。這損害之巨大,要直到我達至與積累到驚恐症的那個夜晚我才忽然的意識到的巨大問題。
它連接的問題直至我在另一個深夜,在忙完一堆籤字與爛表以及周旋在權威與人際之間權衡著話語是否用了「您」與「你」的區別,再一次體會到福柯將話語升級到權力的緯度的現實的體驗。我在那個深夜,終於將我半年來對於導演胡遷所有小說研讀後的那一點瞬間如核爆般的靈感記錄下來。在凌晨1點開始記錄,至3點結束。
而第二天我還要趕赴一個爛會,一個不得不需要早起參加的爛會。像倪煥之一樣,即使飛機在天上轟炸,也要趕赴一個爛會,做些莫名其妙的發言。就是在深夜的2個多小時裡,我在費勁氣力地思考黃麗群對胡遷的那句評價「質問我們到底還要活多久,其實是在質問我們還要被傷害多久」,直至胡遷類似海子般的自殺行為,使得我伴著加繆的《西西弗斯的神話》思考了很久很久,以至於我草草地只寫了四句話的大綱。那個晚上,我並沒有睡好,一直想著怎樣結構這篇書評。
而這個年初,是我特別艱難的時刻。我並不想強調疫情帶給全世界巨大的改變以及因為疫情而催生出到諸多焦慮與抑鬱的神經質群體導致公眾號媒體文開始大量的將「心理諮詢師」的考證商推文爆炸式的濃縮出來,跟之前的「消防工程師證」一樣爆炸。它們的存在只是為了用證的掛靠來換區擦邊球式的錢,而疫情催生出的就業寒冬以及諸種類繁多荒唐的職業選擇似乎在映證無論災難有多沉重,總有借雞生蛋諸如販賣假口罩以及盲從於無知的恐慌。
以前我的認為是無知,但焦慮症的蒞臨帶給我的巨大認知之一是盲從並非源自無知,而是源自一知半解。諸如盲從於那個搞笑總統所言的84消毒液注入自身的靜脈來殺病毒被他冠以愚蠢以及「這就是人生」的嘲弄話語權力裡,那些貧民窟的人們真的這樣做了,也真的這樣死掉了。它們像一隻只螞蟻一樣被話語權力輕易踩死,無聲無息。
他們的盲從是源自無知嗎?不,更多的是一種「我知道這似乎有危險但實在沒辦法應該試試」的觀念,這種觀念裡隱匿著巨大的分化,貧富分化,甚至因為金錢而升級的生死分化。這樣的分化就是搞笑總統話語裡的「這就是人生」。
二、暴發理由:源自理想主義的桎梏
他說的搞笑嗎?不,這甚至就是真理。最大程度上,其實胡遷就是因這種「分化」而自殺的。他的自殺的直接原因裡這種分化被娛樂以及商業炒作席捲而來的誇張的問題更加明顯。為什麼一個年輕的導演不能拍4個小時的電影,為什麼非要減掉2個小時,那樣用長鏡頭表現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沉默就全部被剪沒了。那樣我所有的藝術探索就回到了原點,那我還拍個毛啊?嗯?
像佐杜羅夫斯基的《沙丘》因為資金問題成為虛無,他憤怒地從口袋裡掏出錢說這堆爛紙就是屎,它裡面什麼也沒有。對啊,金錢裡面什麼都沒有,但是它可以讓其他地方有,無關有什麼,有屎有尿也行。胡遷就是因為看到了這屎尿,因此,他在自己的小說《牛蛙》的後記中絕望地記錄了這件事情。就像80年代裡顧城海子等詩人的自殺浪潮一樣,究竟是什麼比死更大,梵谷給他弟弟的一封信裡告訴了你這個問題的答案:「親愛的弟弟,我已經5天沒吃飯了,能不能在回信中夾帶一些麵包渣,我太餓了。」後來,梵谷的畫被拍賣到了2個億……這有什麼用?你現在看著那種類繁多的梵谷的自畫像感沒感覺到一股股陰冷?
究竟是你以為的他終生在做著他喜歡的事情還是他自始至終只是想靠著畫畫混口飯吃?你以為的那向陽的向日葵為什麼沒有給他帶來生機?就像海子海市蜃樓般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首詩居然被改編成歌還登上了央視春晚,語涉希望?大海裡,怎麼可能開出花呢?它無根啊。明明語涉絕望,硬要闡釋成希望。人類的一腔熱血總用在自以為是上面,語涉豪邁。他媽的啥也不是。
中國古代士大夫自古有死諫的傳統。比如海瑞抬著自己的棺材去勸諫另一個人,另一個人間的終極裁判,這個人有裁判他人生死的權力。皇權制度搞笑在一個人寄希望於另一個人主觀觀念的改變,為此一個史官接著一個史官想要書寫真實必須以死為待價。最終皇權覺得殺膩了,擺擺手說就權且讓他記錄吧。這個最終逃過一劫的史官值得慶幸嗎?被閹割的司馬遷值得慶幸嗎?為什麼屈原不能像蘇秦張儀那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混沌一點?為什麼海瑞非要死諫?……為什麼一個人非要博得另一個人的認可?為什麼我要活在他者的凝視裡?為什麼自我必須要在眾多他者的目光下獲得某種幻光般的虛榮?為什麼?為什麼?
三、暴發理由源自:他者的凝視與期待
為什麼我的曾經要活成別人家的模樣?在我五年級的期末評語裡班主任語涉叮嚀的寫道「更要學會如何做人」,她給很多人都是這樣寫道,並不特指我這個個體。但是,這句評語當時卻跟我的期末沒有考好的成績與分數直接掛了鉤。就因為這句評語,我始終難以理解的事情鋪陳開來,你走到哪裡,都有人在教你做人,以她頤指氣使的口吻和莫名其妙的經驗。帶有極其主觀性的鹽與橋的比喻。我當然知道傷仲永是怎麼傷的,否則我也不可能勤勤懇懇地在這裡枯坐在電腦的空白word面前幾個小時就為了梳理出一個語言邏輯。語涉某種推進學術之功?因此碩博群體群起而攻之的翟天臨事件最終鎖死了自我論文的苛刻的查重率,一邊在微博裡瘋狂咒罵著翟天臨一邊連續熬夜修改論文。這種矛盾的處境使得碩博群體在現在哭笑不得。你覺得翟天臨「做人」有問題嗎?他虛榮地曬了一下自己的錄取通知書,就像時下虛榮的名媛圈子一樣。
當我們在斥責他者的炫耀的時刻,我們是否自己也在瘋狂的炫耀著?並且樂此不疲的想要在他者的目光中得到某種虛幻的認可?像「富貴不還家,如錦衣夜行」的那個楚霸王將都城定在了一個荒誕的地方。所以他不是政治家,他就是有點力氣的普通人。就像李白永遠理解不了唐玄宗為什麼看不起他?李白終究是個普通人,離開那些詩,他就是酒鬼。還好,古代的度數沒有這麼高,才有了啥三千杯五千杯的詩句。政治家不講感情,為什麼武則天是政治家,而太平公主只是個女人。為什麼韓信只是個「聰明」的男人,而劉邦只是個「不聰明」的政治家?在這些歷史中,你究竟知道怎樣做人了嗎?你究竟知道了嗎?
到現在為止,我依然不理解。「做人」的那些標準是誰制定的?這些標準制定之前的標準是什麼?它是為權力服務還是為了更好的依附與順從?而那些標準的標準是什麼?就像經濟學是由果推出一個理由解釋這些果一樣,做人的標準也由諸多的人生的果來凝結成一個個理由,區別是我們固執的卻把這些理由當成了原因?任何事情都有原因?不對,任何事情都有理由。
原因的問題人類太無知,在這個緯度就是無知,人類對於原因的問題連一知半解都達至不了。只是無知。就像目前,人類對於神經症的研究簡直處於嬰幼兒的階段,這種荒唐的階段就像是愛滋病剛爆發時被稱為「男同性戀癌症」一樣他媽的荒唐。因為無知而荒唐。因此,對於它的目前的理解,到現在為止,還有醫生稱之為「癔症」,一種古老的名詞,一個麻風病時代的託辭,一個號稱精準科學的當下依然感覺無能為力的領域。我們只能半開玩笑地稱之為神經病?
四、原因無解,因此只需要一個你「自以為是」的理由
所以,在今年年初,我結束了11次的心理諮詢,開始看波伏娃的《第二性》,在除夕晚上依然在《第二性》上畫著字句,摘錄碩士論文支撐論點的論據。這個時刻,是祖父去世後的第二個除夕。這個時刻,是我碩士論文最艱難的時刻。這個時刻,是我焦慮症似乎緩和平穩的時刻。這個時刻,我依然焦躁著碩論是否能完結?焦躁著假如在我寫碩論的途中我死掉怎麼辦?這打斷了我以前固執的完美主義與理想主義。
事實上,在第11次心理諮詢的時候,這一次是附贈的。是心理醫生Z將我的案例分享給她的督導師後的回饋,是免費的。而我照例在早晨8點鐘慌亂地起床,慌亂地吃早點,慌亂地打車來到公立醫院的心身醫學科二樓右側細長走廊右上角的一間正方形大約50平米的屋子裡接受最後一次心理治療。在出門之前,再次與她因焦慮症問題而產生爭執,10次為期三個月每周二早晨總要與她產生爭執,因焦慮症是否真能痊癒的問題。她一貫的理由是:「人人都不容易,你應該寫完論文就好了呀?」
這與心理醫生Z告訴我的「眾生皆苦」一個道理。道理就是「社會就是這麼個社會,人就是這麼個人」的話語一樣,這與那句被媒體玩味的歌詞「如果我,我是說,如果我」具有一致性。這跟如果回到年初,如果回到過去,如果的如果,假如的假如,總之就是人類作為回憶的動物自始至終都在逞能的地方。就像阿爾茲海默症一樣,它就是人類這種逞能被忽然擊碎,囚禁了你的如果。在神經症領域,人類目前對於它的研究推倒重建,量由可悲。
也就是在第11次這個免費贈予我的心理諮詢的時刻,就是年初的時刻,12月,已經是疫情無孔不入的時刻。Z在諮詢的中途告知了我她在回溯我這個案例時她說她哭泣了,因為她說感覺到了我對待這個病症的「努力」,她致歉了這個詞彙,但她又說找不出其他的詞彙來形容我給她的感受。
五、我厭煩「努力」這個詞彙
而「努力」,當她說出這個詞彙時,我是突然被擊中的。我是說突然,突然,我是說。不是忽然。這裡語涉意想不到。我確實是努力的,做什麼事情都是努力的,自從五年級那句「做人」的評語的時刻,我就自證了我是努力的孩子。因為我對於很多人在我小時候評價給我諸如「聰明」的詞彙語涉否定。只因我長了一對招風耳就被迷信地認為我是聰明的孩子。在後來我漫長說學習過程中,我倍感這種「努力」的異化。我拋給老師的問題被他們認為我是故意明知故問的尷尬處境。我在這些諸多尷尬的時刻都在自問我自己,為什麼他們會認為我是聰明的呢?為什麼呢?
因此,我在後來的每一次考試與成績中,我用「努力」追趕著他者眼中的「聰明」,為此我筋疲力竭,像夸父逐日般口渴。經常充滿了懷疑。我並不是我,我是他者眼中的我。這要怎麼改變?在碩士論文的研究中有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
六:三個問題,解決2個,剩1個,懸而未決
焦慮症期間惶惶不可終日中的短暫遊覽
第一「為什麼是她遭受性暴力而不是別人?」第二「自我什麼時候才能活出自我而非是他者眼中的自我?」第三「主體是否在任何時刻都不會不可能乃至根本沒有主體可言?」
第一個問題我在與焦慮症的纏鬥中日夜推進著我的碩論直到我給出了我的答案,即我的理由。
第二個問題在碩論的後半程我在日夜的死亡恐懼以及預期驚恐中給出了答案。答案在魯智深圓寂時的偈子中。像2017年爆火的小說《小小小小的火》的核心論點「永遠記得,你呼吸的每一個瞬間,都應該去過你真正想要的生活。」細細想來,這「真正想要的」怎麼能證明是「你」而不是他者凝視權力下對你潛移默化產生的終究還是他者加之於你的生活呢?「你終究不是你」,「你」語涉「他者」,而「我也終究不是我」,「我」語涉「他者。那什麼時刻我才是我,這想來終究是個悲傷到底的答案。
第三個問題是目前困擾我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困擾法國哲學家福柯晚年的問題。而我依然尚沒有找到合適的答案。即,一個可以說服我理由。
以上。我不願回到年初,我是說,我不願意。就像我們根本無法避免分離與死亡一樣。任何假設都語涉荒誕,任何幻想都語涉無奈,甚至任何你想要的答案,不過,只是一個理由而已。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