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寫一些關於文化差異的文章，今天無意中在豆瓣上看到的這一篇，推薦給每個做跨文化交流的人，或者在雙/多文化環境中工作生活的人。
作者用生活中的細節和有趣的故事，結合科學的理論，深入的探討了一下文化的差異性和其對個人的影響。
封面圖片來自於《紐約時報》
一．
某個早晨，圖書館樓下的咖啡廳裡進來一個亞洲學生，用帶著口音的英語怯生生地對店員說：「你好，我想要一杯卡波其諾。」
「不好意思。請問你要什麼？」
「卡波。其諾。」
金髮碧眼的年輕店員依然沒聽明白，轉身從裡屋叫來一個年長些的同事。這位同事顯然沒有要弄清楚的念頭，拿起角落裡的一張餐牌，用極緩慢的語速對亞洲學生說：「我們這裡只有這三種咖啡：淡咖啡，黑咖啡和去咖啡因的咖啡。請問你要哪種？」他的手指著餐牌上的Light, Dark, Decaf，隨著說話逐個移動。旁邊的意式咖啡機安靜地在臺上擺著，那個簡易的美式滴濾咖啡機倒是在店員身後敬業地運作。
學生也放棄了再說一遍卡布奇諾(cappuccino)的打算，指著淡咖啡說：「就要這個吧。」
「Room for cream?」 店員問道。
「什麼？」
「Any room for cream?」 （這句話的字面意思是問需要給奶油一些空間麼？其實是問咖啡裡面要不要加奶？）
「我只想要一杯咖啡……」學生怯生生地回答。
店員從一摞八盎司的紙杯頂端抽出一支，往裡面倒滿了咖啡，利落地遞給他。
「天哪。這麼黑的咖啡，啥都沒加。叫人怎么喝啊？」學生接過咖啡，不禁用中文嘀咕了兩句，迷惑地離開了。
這類尷尬在國外的咖啡廳裡屢見不鮮。許多留學生、移民都可能有碰到。之前在國內參加各種考試培訓，準備各種文書寫作，過五關斬六將終於獲得國外高校的錄取。本以為憑著過硬的語言考試成績，能在這裡大顯身手，然後擁有一幫能推心置腹的外國朋友。可現實並非如此，曾經背得滾瓜爛熟的單詞和句型不但很難用上，一些從未聽過的生活俚語還時常充斥耳邊。一句無所適從的room for cream也許不知不覺剝奪了對陌生環境的控制感，對國內熟悉事物的懷念也暗暗滋生。
第二語言，無論是什麼，都是異國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扇通向另一個世界的門，也是一道難以逾越的坎兒。它在慷慨給予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束縛。在這裡，我想講講有關第二語言的那些愛與焦慮。
二．
故事還是從咖啡廳開始講起吧。
萊斯，一個來自華盛頓州北部郊區的美國姑娘，幾年前來到華盛頓大學就讀語言學。求學期間，常在學校附近的咖啡館打零工，畢業後不時去那兒幫手。
講起咖啡館的故事，萊斯總是充滿興致。
「華盛頓大學這幾年接納的國際學生、訪問學者越來越多。平時我一天接待的顧客大概三分之一是外國人。等到了暑假，當地學生離開校舍，旅遊高峰期就開始了。來自各個國家的旅行團、學生夏令營，一波接一波。一天下來，一大半都是外國遊客。對於我這個學語言科班出身的來說，那裡可真是個做外語和社會學研究的好地方。樣本數量足夠大。哈哈！」這個開朗的女生，握著咖啡杯輕鬆打開了話匣子。
「亞洲學生有什麼共同特點？他們給你留下了什麼印象呢？」
「東亞學生特別容易辨認。儘管他們有著完全不同的口音，可不論他是中國人、韓國人還是日本人，都非常羞澀，能不多說就不多說。有時候，我會主動跟他們搭話，問他們今天過得如何。他們總是以最簡短的語言，有時甚至是一個不願直視的含蓄點頭來終止所有的談話。這樣的情況總是出現，我也就漸漸放棄了要去理解他們的念頭。」
「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也這樣麼？」我不禁追問。
「哦。那當然不是。」萊斯喝下一口咖啡，用肯定的語氣開始概括。「歐洲學生一般是兩個極端。要麼特別熱情，跟你聊個沒完。要麼就帶著歐洲人特有的勢力傲慢 (snobbish), 用抑揚頓挫的英語點好咖啡，然後端著咖啡杯離開。而中東人又不一樣。中東女人因宗教要求帶著頭巾，特別矜持，說話聲音都特別小。或許是為了與之互補，中東男人普遍有點大男子主義的莽撞。」
「你們本地人更喜歡跟哪種類型的外國顧客打交道呢？」
「說實在的，雖然很多中東人有點蠻橫，但至少他們能堅持把訴求表達清楚。相比之下，亞洲人的含蓄反倒讓我們無法琢磨。我的同事最擔心的就是招待亞洲學生，因為害怕聽不懂他們想要什麼而把咖啡做錯。所以店裡一旦出現亞洲面孔，他們就會下意識地後退，叫我去招待。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美國店員對亞洲顧客冷淡，而亞洲顧客看到我們退卻而更緊張的惡性循環。其實雙方都應放輕鬆點，不要害怕語言帶來的溝通障礙。」
害羞、含蓄、內向，這些經常用於形容亞洲人的詞彙，對有過海外生活經歷的人來講，相信並不陌生。 可事實是，這並不能代表亞洲人的性格。我們身邊不乏有個性的中國朋友。他們可以在聚會上妙語連珠，幽默機智，也可以仗義直言，對各種社會現象有深刻洞悉，針砭時弊。可一旦在異國，說起外語，大多表現羞澀，不主動。這其中有多少源於語言障礙？又有多少是性格使然？
三．
一年前，小張因公派交流，來到這個城市。私底下的她熱情外向，喜歡和中國人聚一起嘮家常，很快就有了一幫中國朋友。可工作中的小張並不那麼如魚得水。平時與美國同事幾乎沒有任何交流。組會上，因為聽不明白，很少發言。如果有人講了個笑話，大夥哄堂大笑，她卻總在角落裡茫然地看著，不知該笑不該笑。一次單位聚餐，同事圍坐在餐桌前，一邊享用美食，一邊分享各自的生活趣事。平時很愛聊這類話題的她卻一言不發，默默吃著盤裡的菜。事後，問起她是否盡興，她告訴我其實一點都不開心。「根本說不上話。也不知為何，一旦在需要英文的環境裡，我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之前的外向和主動都沒了，我沒法發完全投入。」
「一說英文，感覺像換了一個人。」「跟當地人用外語交流時，我不再是原來的我了。」「不論我如何努力，都沒法清晰地表達感受。講英文的時候，離那個真實的自己放佛很遠很遠，不像中文那樣手到擒來。」為寫這篇文章，我專門在朋友圈裡做了小型調查。他們描述的這類困惑相信很多人也有經歷。在陌生的文化環境中，遇見了一個陌生的自己。而這一切都不如原先的成長環境那樣易於掌控。這種熟悉感和控制感的褪卻，使得許多留學生和第一代移民在社交場合中缺乏主動性和主人翁精神。
為什麼講外語時無法表達真實的自己？如果將這個問題從另一個角度闡述即是，不同的語言會令個體呈現不同的性格嗎？這個問題不斷被語言學家、心理學家乃至神經學家討論，卻從未有過一致的結論。有人認為外語能形成不同的世界觀，從而導致性格的變化；而另一批學者則堅持外在行為的變化源於不同的社交場合與禮儀，畢竟外語是在外國說。可這些爭論依然不能解釋外語帶來的陌生感與隔閡感。為此，我查閱了許多文獻資料。其中的幾個行為學發現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解答的線索。
四．
經濟行為學家，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展望理論中提到一組行為測試：
政府要應對一場預計會令600人喪命的罕見疾病。目前只有兩種方案：1. 如果方案A通過，200人得以獲救；2.方案B若被採納，1/3的機會救活這所有的600人，2/3的機率600人都無法獲救。
參與測試的醫生中，72%選擇了有確切結果的A方案，只有28%選擇了具有風險的B方案。接著，測試題目被改成了如下：
3. 若方案C被採納，400人將會喪命；4.若方案D被採納，1/3的機率無人喪命，2/3的機率所有人喪命。
這輪選擇中，只有22%的醫生選擇了方案C，78%選擇了帶風險的方案D. 兩組方案表達的意思相同，卻由於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導致完全不一樣的選擇傾向。對此，卡尼曼的解釋是，人們對損失比對獲利更敏感。面對獲利，人們偏好保守、確切的選項。例如方案A裡提供的具體的獲救人數。而面對虧損，人們會本能地迴避，所以更傾向通過冒險將損失最小化。這種決策上的思維偏差叫做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
闡述這個經濟學概念是為了給下面這個實驗發現做鋪墊。芝加哥大學心理學教授波爾茲•科薩(Boaz Keysar)在一群測試者中重複了這個實驗。不同的是，這群測試者這除了母語英語，還會說流利的日文。他們被分為兩組，分別用英文和日文進行測試。結果發現，英語測試組依然呈現損失規避的思維誤區，而日語組卻沒有明顯的選擇偏好。選擇A 方案和C方案的比例都接近50% （圖1.a）。為了進一步證實這一變化源於使用了外語，科薩和他的團隊在一所韓國大學召集了一批當地學生，分別用母語（韓語）和第二語言（英語）重複實驗。結果還是母語組呈現損失規避，而外語組沒有（圖1.b）。科薩將這兩組實驗發表在《心理科學》期刊，論文名為《外語效應：外語思考能降低決策偏差》。可為什麼外語會造成思維的不同呢？
位於後腦的杏仁體是產生和處理情感，尤其是恐懼，的重要腦區。神經學家對測試者的大腦磁共振(fMRI)掃描結果顯示，在參與損失規避測試的過程中，杏仁體處於激活狀態，而其活躍程度與範圍大小直接影響測試者對損失的敏感。這種情感的波動正是導致非理性決策的根源。「用外語做決定可以降低情緒反應，因而減少失誤。」科薩在《外語效應》的結論部分這樣總結。
無獨有偶，波士頓大學心理學教授凱薩琳•格萊薇爾•哈裡斯(Catherin Cladwell-Harris)通過對當地學生的皮膚傳導反應測試發現，當訓斥的語言為外語時，測試者的情緒波動不及母語來的強烈。因此哈裡斯認為母語作為主導語言，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鳴。
近年來，選擇出國留學的年輕人越來越多。如何熟練運用外語，如何融入西方社會成了當下的熱門話題。各種語言練習，禮儀培訓課層出不窮。如何通過看美劇學英文，怎樣成為Party達人，如何跟美國人聊天，這類帖子在各種社交網站和論壇裡向來享有很高的點擊率。可即便在資源如此豐富的情況下，依然有很多年輕人在異國經歷著尷尬、孤獨和侷促。
這些資源就像各種門派的功夫，傳授的只是招式。對方說這句話時，該怎麼接顯得自然；用什麼俚語能把對方逗樂；聊什麼話題能讓自己看上去高端大氣上檔次。其實這都是外在的架勢，有些架勢靈活輕巧，有些則沉穩大方。可很少有人關注核心問題：如何修煉「內功」？為何掌握了各種語言技巧之後，還是沒法如母語般直抒胸臆？上述科學發現提出的第二語言引起的情感疏離(emotional detachment)或許才是「不自然」的根源。
看到這裡，你也許會說：正是由於情緒的起伏，才造成許多不理智的決定。情緒真的那麼重要麼？專門從事人類意識研究的神經生物學家安東尼奧•得馬西奧(Antonio Damasio)認為情緒反應是自我意識的基石，是思維活動的主要推動力。缺乏情緒中樞參與的推理和思考，雖然也能正常進行，但因感性的缺位，個體很難與周圍環境通過機體的生理反應（例如心跳、血壓的變化）產生聯結。許多思緒如同被驅殼鎖住了(lock-in)一般。這也許正是許多人無論學了多少俚語和句式，講起外語時依然感覺不對路，難以展現真實自己的癥結所在。
五．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都能清楚地表述觀點。可當我需要表達強烈感情時，還是不能準確傳達。對方也很難有共鳴。」馮博士在一次電話談話中跟我這樣提到。
馮博士在美國從事科研多年，有著許多西化的生活習慣。他熱衷戶外運動，不時在社交網站更新各地的旅遊風景照，還有與美國同事聚會的合影。本以為外語帶來的理性決策能幫助他在異國的科研工作中獲得更多認可，他卻給我講起了這樣一個故事。
「一次實驗室組會，大家在討論一個實驗設計。我一開始就覺得那個方案思路不對，根本不可行。所以一直反對，不斷提醒大家其中的問題。可他們就是聽不進去。後來他們真去做了，果不其然，以失敗告終。後來組會上，我重申了當初的觀點。可你猜怎麼著，他們一致說：『沒有啊，你當時啥都沒有說。』不管你做得多好，人家也不一定全盤接受你。畢竟你是在別人的地盤。」
公共場合說話沒底氣，發表意見難以被採納，時常被忽略。科薩(Keysar)認為人們之所以不輕易相信外國人，是因為他們的口音降低了內容的可信度。為探求口音與可信度的關係，他設計了這樣一個實驗。測試者按語言水平被分成三組：輕口音的外國人、重口音的外國人和母語為英語的本地人。他讓這三組人分別對四個說英語的美國人說上一段對細節的描述。然後要求聽者對內容的真實性做出判斷。結果不論口音輕重，帶有異鄉口音的陳述其可信度明顯比母語組低很多。而當聽者被告知口音造成的理解困難會導致對內容真實性誤判後，對輕口音組的判斷已基本與母語組持平。可對重口音組的陳述依然表示不可信。
然而，現實情境中，根本不可能有什麼語言專家不斷提醒你的白人同事和上司：「可不要因為他的口音，而忽略這個亞洲人的意見哦。」外語造成的交流不暢，令許多中國學生和員工不願在課堂和會議上主動發言。即使說了什麼，也常常不被重視。積極性漸漸喪失，不再如以往自信。
語言學家弗朗科斯•葛斯讓(François Grosjean)在新書《雙語：生活與現實》中，對外語口音做過這番客觀闡述：
一個人的語言能力與口音其實沒有任何關係。在習得第二語言的過程中，多少會受母語發音習慣的影響。 如果外語裡的發音母語沒有，人們會不自覺地用母語裡相似的發音替代。（例如，英文裡的th發音中文沒有，所以很多中國人會將thanks說成sanks）儘管這會讓人以為他說的不夠地道，但並不代表他不能靈活運用該語言。
那麼口音帶來了那些優勢和劣勢呢？葛斯讓對此辨證地評價：口音能使你從人群中突顯出來。別人會因此給予你有別於對本地人的期許，但同時也會阻礙你融入他們的社交圈。
融入圈子，似乎這才是很多海外生活問題的本質。人，作為群居動物，其社會屬性決定了要從周圍環境中獲得認同感。馬斯洛在需求理論中也提到，人一旦滿足溫飽等生理需要，會自發地尋求更高層次的滿足。例如周圍人的肯定和自我價值的實現。
近些年，海外華人的人口構成已發生很大的變化。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許多留學生和移民來自中國的中產階級，或者家境更為殷實的上層階級。理工科專業的學生還能通過當助教、助研獲得一份還算不錯的收入。他們不再需要像上一代移民那樣四處打工。學好專業知識，做好本職工作之餘，更多人開始在異國追求精神層面的認同。
然而，外語帶來的情感疏離，和口音造成的融合障礙猶如一道無法穿越的透明屏障，冷漠地豎在自我與他者之間。許多涉及西方政治和文化的隱喻，雖然字面上能完全理解，卻很難引起情感上的共鳴，無法產生同等程度的感動。同時，異鄉口音也讓西方人給貼上了「外人」的標籤，難以建立很深的友誼。一些年輕人因厭倦了一種體制，而選擇在意識文化形態不一樣的西方國家開始新生活的時候，卻沒有意料到當有天面對寬闊的天空，壯美的夕陽，精緻安全的美食時，已沒法找到可以分享這份情愫的同類。這片土地雖賦予了更多言論自由，但那些能自由訴諸情感的對象卻不見了。所謂的文化輸出與交流並沒有想像中順利。
六．
時隔一年，再次見到小張。她已完成一年的訪問交流，準備回國。 剛來時還計劃找個美國室友感受當地文化的她，最後還是選擇住進中國人的公寓。她依舊那麼健談，沒了初來時的客套，講到激動處聲音也更大了。
她告訴我，這一年她結識了很多背景相似，年齡相仿的中國朋友，形成了一個小團體。周末他們一起開車去中國超市買菜，放假一起去周邊景點遊玩。他們一起度過了中秋節，感恩節，聖誕節，新年前夜，一起包餃子看春晚錄播。只要是個節日，就會聚在一起。
問起這一年在美國生活的收穫，她這樣回答：「一年時間太短，融入美國人的圈子根本不可能，更不要說體驗他們的文化了。而且我也不想跟他們交朋友。這趟來美國，才發現這裡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繁華，生活節奏太慢。中國這幾年的發展相當迅速，生活條件也好了很多。將來選擇移居海外的中國人會越來越少。美國只適合短期旅遊轉轉，可中國……..」
她開始滔滔不絕地對比中美生活，我的目光移至她身後餐桌上那個不時發出咕咕聲響的電熱壺。估計是為了保持水溫而設置了自動加熱狀態。旁邊還有一瓶老乾媽。我才意識到公寓裡參雜著溫暖潮溼的調料味。也許她剛下過廚，為自己做了道可口的中餐吧。旁邊廚房灶臺上整齊地放著李錦記醬油，紹興料酒，鎮江香醋，各種香菇乾貨，角落的塑料杯裡安靜地豎著一把筷子。油煙凝結成的油垢一絲不苟地掛在牆壁上，摸上去應該是黏糊糊的。
調料、油垢、熱水壺，小張嘴裡歡快的中文，這一切都帶著穿越般的迷惑不斷挑戰我對所處空間的清醒認知。我究竟在哪兒？美國嗎？可為什麼這裡的一切那麼像中國？」
「東西方的價值文化觀念，就像油和水一樣難以相溶。了解越多，明白其中的差異越大。」一位在歐洲留學多年的友人曾如此感慨。
小張和她的公寓就像漂浮在美國主流之水上的一顆油滴。不管外面的水環境發生任何波動，自身始終在封閉的油相中，對外界不聞不問。遇到背景相似的中國人，能迅速融合形成自己的圈子。如同物理的相似相溶。可不論最後形成的油塊再大，依舊只能在油裡。
原來在融入障礙裡，除了語言，還有語言背後所承載的更為厚重和深遠的東西。它的名字叫文化。
七．
一天，我正在咖啡廳裡閱讀一本中文小說。一位頭髮花白的美國老人走到我跟前，用帶著口音的中文說：「你好。我知道你看的是中文。這本書不錯吧？」於是我們開始了對話。後來經常在這家咖啡廳遇見，逐漸熟識。
老人名叫比爾。上世紀八十年代來到北京學習中文。之後從事旅遊貿易生意，頻繁往返中美兩地。如今，他已退休，在這個城市買了房子，準備安心養老。
「我到中國的時候，你還沒有出生。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估計比你還長呢。」比爾總是喜歡這樣半開玩笑似的倚老賣老。談起中國，他總是感情充沛。
「在你眼裡，我是個長著藍眼睛，大鼻子的西方人，但我非常了解中國。例如，中國人接電話，從不說hello，而是先說『餵』。更早些的時候，也就是八十年代，人們接電話是說『喂。你在哪兒？』因為並不是每戶人家都有電話，經常是整個小區才一個公用電話。所以每次打電話都要先確認對方在哪兒。如今中國幾乎人人都用智慧型手機了，這樣的日子早已遠去啦！哈哈！」為了進一步說服我他是個中國通，比爾講起了中國的社交潛規則。
「在中國，要辦成事，除了能力，還需要一個更關鍵的因素，guanxi（關係）。每次談生意，我會想盡辦法打聽到當地的負責人，請他們吃頓飯，然後在飯桌上把生意談了。而且在中國輩分也很重要。在年長有地位的人面前，一定不要多說話，儘可能讓他們多說。在他們面前顯得太精明並不招待見。我可是深諳此道呢！」
這個圓滑的美國商人也會經歷東西文化碰撞帶來的不適麼？
「最初幾年確實很難。改革開放才剛開始，很多中國人那時還不太歡迎外國人。後來就好了很多。這可能也跟我的成長背景有關。」比爾合上原先正在閱讀的《紐約時報》，摘下眼鏡，與我講起了他的身世。
「我是第三代移民。祖父母一百多年前從愛爾蘭搬來美國紐約。我在那裡出生，在猶太人的社區長大，然後在紐約上的大學。紐約真是個偉大的城市，它接納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那落腳紮根。我從小就接觸各國的二代、三代移民。大學時代最要好的兩個朋友，一個是義大利人，一個是墨西哥人。作為一個紐約人，對於不同的文化，我都能開放接受。在中國生活了那麼多年，我雖算不上是個很好的雙語者，但絕對是個雙文化(bicultural)甚至多文化(multicultural)的人。」
八．
雙文化！這個詞彷佛被螢光筆標記一般，從比爾的話語中鮮明地突顯出來。英語，在中國的基礎教育體系裡，是與語文、數學並重的主科。雙語課堂，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高等教育依然沒有忽視對英語技能的培養。每一個在中國經歷基礎和高等教育的學生，都至少學過10年以上的英語。
然而，雙語帶來的雙重文化，這雙重文化帶來的矛盾，還有處理這些矛盾的技巧卻從未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提及。「到了國外就應該融入當地人的圈子，不能只跟中國人來往，否則出國就跟沒出一個樣了。」「他們的圈子我也嘗試過融入，可就是感覺不自在。他們關心的話題，我都覺得沒意思。在中國人裡發展人脈，倒是比較實際。」究竟要不要融入？這個經典問題的背後隱含一個更為深刻的疑問：在國外，要不要接受西方主流的那套價值體系，過上完全西化的生活？
這道選擇題，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這裡我也無心去比較孰優孰劣，倒是願意提出另一種可能的選項：成為雙文化人。
在保留原有文化的同時，吸收西方主流文化中有價值的部分。在不同的社交場合，根據在場人的不同文化背景調整自己的交談禮儀與風格。或者將兩種文化有效的融合，在西方語境中體現自己的東方個性。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中，成就一個圓融的個體。這一切都如比爾說的那麼輕而易舉麼？還是存在另一種風險，那就是被兩個族裔同時當作外人，而拒之門外？
九．
「我不喜歡被當成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我可是百分百的亞洲人，同時也是百分百的美國人。這兩個身份在我身上同等重要。」這是安琪接受採訪時的開場白。
五月初的早晨，下著小雨。我和安琪來到當地頗具歐洲特色的咖啡廳。由於下雨，晨跑的人特別少，而習慣早起的人，會帶著一摞報紙和書來這裡，悠閒地享受周末時光。端著溫熱的拿鐵，我們來到咖啡廳中央的一張大理石桌旁。面對咖啡師做出的精緻咖啡拉花，安琪掏出手機，對準咖啡杯拍了張照。「不好意思啊。這咖啡做得太好看了。」
如果你把面前這個姑娘，簡單歸類為愛對美食照相的亞洲人，那就大錯特錯了。對於自己的雙重文化身份，安琪有她獨特的思考和探索方式。
「我的母親是菲律賓第一代移民，父親是美國白人。母親大半輩子都在努力被西方社會同化，渴望融入。但她過得很痛苦，融入意味著放棄母語和熟悉的文化。因為無法用有限的英語表達，她常埋怨父親不能完全理解她的心情。這對我的童年生活影響很大。雖然在美國出生長大，可我不願否認自己有關亞洲人的那部分。」
安琪在大學輔修了塔加洛語，積極參加菲律賓留學生組織的聯誼會。也就是在那裡，她遇到了認同危機。因為說不好塔加洛語，不愛吃煮毛蛋，留學生認為她不是正宗的菲律賓人，不屬於他們的圈子。而跟白人打交道，又不得不壓抑亞洲人的思維方式和習慣。然而最令安琪發愁的，是填寫各種申請表時遇到「請選擇族裔背景(ethnic background)」之類的問題。
「每次看到這個問題，我就很迷茫。我是該在『白人』那一欄打勾嗎？還是該選『亞洲人』？可我都不是。最後只能選擇列在最後的『其他(other)』選項。這個『其他』彷佛將我永遠擱置到了邊緣。人們總是喜歡先定義你。你要麼是亞洲人，要麼是美國人，容不得中間地帶。有些人偏好用具體的數字量化。我曾被說成是40%的亞洲人，60%的美國人。可這又怎麼可能被量化呢？為此，我還寫過一首諷刺詩，叫《三杯米的亞洲人》。大意是說，一天我往電飯鍋裡倒了三杯米做成米飯，於是那天就做三杯分量的亞洲人。對於自己的身份，有時真的很疑惑，所以我通過寫詩來尋找自己的定位。也將我的心緒用片段的詩句，一點點整合起來，為人了解。」
安琪在當地青年藝術家協會擔任實習的時候，組織了一個青年詩社。近些年經常代表協會出席各種社區活動。也就是在博物館的一次演出，我認識了她。那天，亞洲博物館為新陳列的「在美華工抗爭史」舉行揭幕式。當地各界亞裔僑民、慈善家、社會活動家聚集在此。安琪作為青年藝術家代表，上臺朗誦了她的詩歌：
I am the by-product of cultural assimilation… 我是個文化同化的副產物
Half of me forced to be forgotten 一半的自我強制被遺忘
When I try to wrap my tongue 我試圖通過卷繞舌頭
Around a dialect so unknown 說出那陌生的方言
Her deep inflections bring me manila sun 她婉轉的音調令我感受到
that have caressed her high-cheek bones 曾經撫慰過她那高聳顴骨的馬尼拉陽光
If my mother’s people are so free 如果那裡人民如此自由
Why are they drowning their sun kissed beauty in skin whitening cream?
為何還要把那太陽色的美麗肌膚浸沒在美白霜裡？
Proud of me 為我驕傲
Only cause I’m blended in 僅僅因為我能融入
Blended in with brain-washed assimilation 融入洗腦同化
Americanization 這就是美國化
文化同化、高顴骨、太陽色皮膚、美白霜、美國化，這一系列關於亞洲人和認同危機的常用詞構成的隱喻瞬間抓住了在場所有人的興趣。語言屏障在那一刻消失了。人人都在詩句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和熟悉的困境。會場氣氛就這樣被凝結了。人們隨著她充滿感情的朗誦不時側目、點頭、微笑。各種語言技巧都已消失，詩句成為連接心靈的橋梁，在每個人的心裡引起共鳴。活動結束後，我找到安琪，對她說：「你好，我想採訪你。」
兩天後，我們約在了咖啡廳。聊完詩歌和文化認同，安琪講起了一段憂傷的故事。
幾年前她隨母親回去探親。面對阿姨和表兄妹，感到侷促，也很少說話。晚上，母親問她是不是不舒服。「我當時忍不住哭了。我對她說：『我和他們真的很像，也很想能跟他們更親密一些。可心裡那麼多的感情不知如何說出來。」母親事後也對安琪表達了愧疚，後悔當初沒有教她塔加洛方言。
「母親為了能讓我融入美國社會，上小學後，就不再跟我說塔加洛語了。可我分明還記得小時候，她用方言為我唱的搖籃曲，教我認識這個世界的一花一草。有時候，我都能感覺我的菲律賓祖先並不在遙遠的大洋彼岸，他們就在這些音調裡，在我的身後默默地望著我。」與安琪的對話裡，總是不乏這類極富畫面感的詩意表達。然而對於未來的職業發展，安琪有著另一番規劃。
「我主修藝術，更多時候是以舞者身份出現。你知道麼，在美國很少有亞裔編舞師。我想成為編舞師，這個領域也需要族群多樣性。」除了寫詩，安琪還在當地的現代舞團跳舞。最近的一次公演上，安琪編排了一支叫《內在影子》的舞蹈。她將聚光燈從側面打照在舞者身上，影子投射在牆上。通過影子的律動，展示舞者的內心世界。「這支舞展示了我們作為亞裔的另一重文化身份。我的舞蹈多少都含有我對雙文化的思考。」
雙文化帶來的困惑和身份焦慮賦予了安琪無數藝術靈感，同時也推動著另一位熱愛中國文化的美國藝術家不斷融合東西方音樂，開闢獨特的雙文化音樂風格。
十．
「我很願意接受你的採訪，討論這個議題。不過現在離演出只有兩個小時了，我得趕緊回去把孩子哄睡了。記得聯繫我的經紀人，她會做好安排的。希望你能喜歡這場音樂會。」簡短交談後，阿比蓋爾抱著她那可愛無比的孩子，匆匆回到房車裡。
兩小時後，艾比蓋爾和丈夫貝拉在觀眾的掌聲中走上舞臺。燈光漸亮，掌聲漸落，他們坐在舞臺中央，抱起班卓琴。阿比蓋爾開始低聲吟唱：「我有一個母親，我有一個父親；鑲鑽的蕾絲，直挺的襯衫；她很漂亮，他很富有；我能自由地選擇想做的事。我必須奔跑，奔跑，去到那個庇護之城；在那裡人人重獲新生，負擔將永遠地留在曾經的小鎮……」班卓琴極富韻律的節奏如同奔跑的馬群蹄聲，就這樣他們帶著觀眾開始了一場音樂之旅。
阿比蓋爾表演的藍草音樂(bluegrass music)源於美國東部阿巴拉契亞山區的白人村落，以班卓琴的炫技表演和節奏歡快聞名。提起藍草，人們會習慣性地將其與傳統白人鄉村音樂聯繫起來。可阿比蓋爾偏要挑戰這樣的文化定義。她演奏的民謠裡，常出現中國古典音樂特有的滑音和音律，令傳統的阿巴拉契亞小曲多了份婉約的東方色彩。期間好幾次，坐我旁邊的美國老人小聲嘀咕：「噢，這段好有中國的感覺！」這種「中國的感覺」究竟是什麼，對於他恐怕難以說清，但能感知東西方之間的文化屏障正隨著阿比蓋爾的音樂，一點點消解。
「接下來，我想唱一首中國四川的民歌《太陽出來喜洋洋》。你們想學嗎？」
「好啊！」臺下觀眾回答。
「大家跟著我說，太~陽！」
「Tai~yang!」
「出~來！」
「Chu~lai!」
「喜~洋洋！」
「Shi~yangyang!」臺下觀眾笑成一團。
貝拉開始用他的經典「三指彈法」熟練地撥動琴弦，奏出歡樂的藍草風格前奏。
「太陽出來羅兒，喜洋洋羅，朗羅。挑起扁擔朗朗扯，光扯，上山崗咯，朗~咯~」接著又是一段音符密集的班卓琴間奏。這首古老的四川民歌與藍草小調就這樣和諧地在舞臺上輪番上陣。觀眾跟著旋律拍掌，不時叫好。
我究竟在哪兒？音樂帶來的地域穿越再次挑戰我對當下空間的認知。那一刻，太陽不僅是四川的太陽，山也不再只是美國的山。歌裡傳達的關於熱愛自然和勞作的樸素情感，跨越國界，注入每個人的心靈。
這場音樂會對於促進中美關係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恐怕難以考量。但關於阿比蓋爾，卻有一組確切的數據可以追述。1996年暑假，阿比蓋爾作為交流學生第一次來到中國。原計劃學習法律的她意外獲得唱片公司的青睞，開始了她的藝術生涯。從此她頻繁往返中美，試圖融合兩國傳統音樂。2005年，她發行了第一張個人專輯《遊女吟》，其中兩首是用中文唱作。2009年，她進入四川災區學校，為那裡的孩子做義演。她將孩子傳唱的民謠、詩歌收錄縮混，製成《震後》專輯。其發行所得收入用於支持災後重建。2010年，她來到上海為世博會演出。2011年，她帶著她的樂隊深入中國西部採風，與當地少數民族樂團交流合作。2012年，她站在了TED講臺，以《用班卓琴來建設中美關係》為題講述了她的音樂歷程和在四川經歷的動人故事。同年，她應邀回到母校科羅拉多學院，做畢業演講。這段演講被美國國家廣播電臺(NPR)評為，1774年以來最棒的畢業演講之一。同時入選的還包括，甘迺迪總統1962年在耶魯大學，柯林頓總統2011年在紐約大學，比爾蓋茨2007年在哈佛大學，賈伯斯2005年在史丹福大學的演講。她的全名叫阿比蓋爾•沃什伯恩(Abigail Washburn),她還有一個美麗的中文名字——王愛平。
兩周後，我對阿比蓋爾進行了電話採訪。除了音樂，我想知道更多有關她在中國旅居生活的故事。作為外國人在中國生活，是否也會經歷情感隔閡和文化衝突？抑或因為藝術家的身份，而擁有不一樣的體驗？
「我到四川成都學習訪問，是在90年代。當時整個成都市的外國人加起來可能還不到一百人。我們外國人也常抱團出行。當地人都說四川話，我根本聽不懂。每次溝通都要麻煩他們說『最簡單的普通話』。當用中文聊不熟悉的話題時，我依然會緊張，會擔心自己說不好。可是自從做了音樂後，我發現一段有意義的對話，比清楚地發音更重要。」
對於音樂人阿比蓋爾來說，有意義的對話，大概是指能就音樂這個話題與當地中國人進行有趣深刻的討論。學生時代的一次朋友聚會上，她無意聽到角落的舊唱片機傳來達克•沃森(Doc Watson)的歌聲。她迫不及待地想將這種最本土的美國鄉村音樂帶到中國，與那裡的朋友分享。然而現實的交流並不順利。
「在中國，很多學生會跑來跟我交談，其實只是想練英文。可當他們將注意力過多地放在糾正句法和時態上時，說出的內容會立馬變得很無趣。他們不再關注我這個人，而只是語言本身。他們不會在得知我是音樂人後，願意跟我分享他們喜歡的音樂或者聽我講講美國的音樂。相反，他們只是不厭其煩地擺弄語法和發音。這樣的談話無法真正了解對方，也太無意義了。」
與許多中國學生相似，阿比蓋爾從小學中文。為了能到中國進修，她在大學輔修中文，參加漢語水平考試。然而不同的是，阿比蓋爾認為自己的一部分就是中國人。「我18歲就來到中國，去了那麼多城市，中國文化已是我精神世界的重要構成。雖然我沒有一副亞洲人的面孔，可並不意味我不能傳遞地道的東方文化。關於東西融合成為雙文化人，對我來說再自然不過。事實上，在學習班卓琴的過程中，我就試著將很多鄉村音樂翻譯成中文在美國演出。」
「如今的人都在積極地學習外語，卻沒有學會情感的語言。學習情感的語言就是培養移情能力(Empathy),即是走出自己的恐懼和顧慮，了解別人的心路歷程，這樣才能擴寬自己，通達人性。而這一切跟語言本身一點關係都沒有。東西方的思維方式，在個體層面上差異很大，但在人性層面很多是相通的。至於你說的東西方文化如同油和水互不相溶，我想到的是我最喜歡的沙拉醬，它就是油和水構成的。不相溶無所謂，調出來的味道可是非常可口咧！」
十一.
這段有關油和水的討論，讓我再次想到只和中國人打交道的小張，不知那一年的海外生活令她體驗了多少美國文化。還讓我想到那些渴望融入主流，卻常被忽略的中國朋友。也許東西方的文化真的不能相溶，然而世界也並不是二元對立非此即彼，所以為何不同時接納二者，調製出屬於自己的獨特風味？比爾、安琪還有阿比蓋爾，他們的經歷雖然表面上大相逕庭，但都選擇了在這兩重文化框架中積極探索自己的位置，收穫了不一樣的人生體驗和藝術靈感。
這個過程裡，無疑會經歷來自單文化族群的質疑排斥，會有喪失歸屬感的孤獨，畢竟人類在單一文化環境中生活的歷史更為悠久。雙文化帶來的衝突與風險就像《海邊的卡夫卡》裡提及的沙塵暴。行走在沙塵暴裡，皮肉被割裂，會看見自己和別人流的血。但有一點非常確定：走出沙塵暴的那一刻，你不再是曾經的你。你可以選擇躲進自己舒適的圈子，也可以選擇勇敢地走進這場沙塵暴，然後以更通透的人性和全新的面貌出現。
「你要記住，不管在中國還是美國，不管是商場還是職場，只要還在世上打拼，就會遇到不講理的混蛋(asshole).你要勇敢去爭取你想要的。」比爾最後給我的忠告。
「從你擅長的專業與特長出發，努力和人做有意義的溝通，讓每一次對話成為對人性的深刻探索。以此為渠道，逐步開拓視野，最後你會發現雙文化是一副非常美麗的風景畫。」阿比蓋爾在採訪即將結束時的總結。
「雙文化在我看來就像是用炭筆在白紙上畫一條線，然後再將這條線抹開。你若說它是黑色，它並不像之前的線條一般黑，可它又絕不是原先白紙的顏色。世界不是非黑即白，還得有別的顏色。」安琪的思維輸出永遠帶著詩意的具象。
語言的正確也許並不那麼重要，能否融入外國人的圈子也不應太過糾結。無論最後選擇海歸還是留下，更重要的，是要將這兩種文化納入自身，建立感性連結。在全球化的大幕布裡，努力抹開具有自己鮮明個性的獨特色彩。到那時，希望你也願意花上一杯咖啡的時間，與我分享你獨一無二的雙文化故事。
十二.
大概是受到全球氣候變暖的影響，這個城市的櫻花相繼在二月底三月初提前開放。我和萊斯約在舊貨市場見面。她帶著桃紅色貝雷帽，身穿玫紅色大衣，在人群裡十分扎眼，倒是和路邊的櫻花相映成趣。她耐心地在舊貨櫃檯前挑選首飾。我則在一旁翻弄各類舊唱片，無意中發現了一張小提琴家柯崗(Kogan)的黑膠唱片，《勃拉姆斯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雖然是EMI後來發行的再版，可依然是相當難找。我把唱片放到可供試聽的唱片機裡，扣上耳機。
大提琴和單簧管緩緩拉開第一樂章的序幕，從容鋪陳框架。關於這首小協，還有一段美麗的故事。勃拉姆斯出生長大的漢堡，與所有德國小鎮一樣，地廣人稀陰冷潮溼。然而1848年的歐洲革命為這裡帶來了許多從匈牙利逃亡的吉普賽人和猶太人。15歲的勃拉姆斯因此機緣結識了匈牙利小提琴家拉門伊 (Reményi).和那些反猶太反吉普賽的保守德國人不一樣，勃拉姆斯被這種節奏多變，曲調繁複的吉普賽民間音樂深深吸引。在拉門伊的介紹下，他結識了已成名的吉普賽小提琴家約阿希姆(Joachim)。也正是這段維持終生的跨國友誼成就了他的不朽音樂。由於對小提琴演奏不太熟悉，創作小協的很多時候，他連樂稿的小節、弓法都沒標就直接交給約阿希姆。而約阿希姆除了對細節再加工，還加入了許多吉普賽的音樂元素。因此這首在德奧古典音樂框架下的小協充滿了吉普賽田園風格，一直被喻為是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完美結合。
1959年，這部作品問世的大半世紀後，蘇聯小提琴大師柯崗與指揮家康德拉辛(Kondrashin)來到倫敦的拉貝路錄音室，與倫敦愛樂樂團合作錄製了這首小協。後來由於美蘇冷戰、健康等各種原因，柯崗之後極少到西歐和美國演出。辭世後，他的錄音資料因為稀少而變得更加昂貴。
唱片裡的柯崗琴聲活力十足，透過廉價耳機依然能感受到他靈活的指法和充滿張力的運弓。1959年的柯崗在倫敦玩得盡興麼？他會喜歡英國的食物麼？也會經歷語言障礙麼？這些問題都無從考證，也不再重要。或許，在錄製的過程中，他和身後的樂隊都忘記了各自國家的政治異見，全心用音樂的語言共同再現勃拉姆斯和約阿希姆當年編織的浪漫田園。
而如今，身在美國舊貨市場，聽著這張唱片的我，怔怔地看著唱片在唱片機裡勻速地轉動，猶如浩瀚宇宙中規律運轉的行星。一種穿越時空般的迷惑情愫突然闖入了我的內心。我試圖捕捉它，仔細審視，卻發現它在思維的聚焦下迅速融化。可我依然想為內心那片刻的漣漪記錄點什麼。
於是我抬起唱針，裝好唱片，走到萊斯跟前。對她說：「我們去對面那個咖啡廳坐坐吧。我想聽你講講你認識的留學生的故事。」
（全文完）
擴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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