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地區是蘇聯南下印度洋和控制地中海的必經區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蘇聯的國家安全。冷戰時期中東是蘇聯和美國博弈的重要戰場。蘇聯解體後，繼承主要衣缽的俄羅斯實力有一定下降，但隨著俄羅斯元氣的逐漸恢復，圍繞中東核問題、特別是伊朗核問題的博弈，成為了俄羅斯施展大國影響力、提高國際威望的舞臺展示。
史達林時期，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基於兩個集團的劃分以及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不可調和的理論制定的。這一政策加深了伊朗和土耳其對蘇聯的狐疑和敵意，致使他們紛紛投向西方。此外，蘇聯於1948年承認了以色列，冒犯和激怒了阿拉伯國家。
赫魯雪夫時期有所改觀，不再局限於兩大集團的分野，第二次中東戰爭中蘇聯對埃及的支持使它博得了阿拉伯世界的擁戴。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外交政策則有所改變，具有更多的實際因素。蘇聯開始接近伊拉克等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國家。
戈巴契夫時期，蘇聯開始實行「新思維」，中東政策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不僅向美國、西歐等國家的中東政策逐漸靠攏，還開始了在中東地區廣交朋友的全方位外交。這一政策雖然彌合了蘇聯與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上的分歧，但導致蘇聯對中東事務的影響力有了很大程度的下降。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成為蘇聯衣缽的主要繼承。俄羅斯聯邦成立之初，政治周勢動蕩不安、經濟轉型深陷危機。為應對這一局面，俄羅斯開始推行向西方「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俄羅斯將美國置於其對外政策排序第一的地位，而暫時忽略了伊拉克、敘利亞和伊朗等傳統盟友。
由於俄羅斯獨立之初，並沒有一項明確的中東政策，致使這一階段，俄羅斯由中東事務參與者的主角淪為配角，由美國的「對手」變成美國的「助手」。葉爾欽執政後，隨著政治局勢的日益穩定，經濟形勢的逐漸緩和，俄羅斯開始對外政策上逐漸做出了調整，開始由「一邊倒」外交政策向既要東方、也要西方的「貓頭鷹」政策轉變。中東地區又逐漸成為俄羅斯發揮影響力的重要舞臺。
普京時期，俄羅斯經濟增長迅速，國力有所上升，外交日趨活躍，在中東問題上積極參與。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普京特別注重發展與伊朗的關係。即使是梅德韋傑夫任總統時期，但由於在俄羅斯掌握話語權的仍舊是總理普京，所以外交政策保持一致，不僅繼續在中東地區性事務上加大了參與力度，還進一步加強了與中東國家的經貿聯繫，以從更加多維的角度增強俄羅斯中東事務的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