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朱潔樹
「英語真的起源於我們古華夏。」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促進會副會長翟桂鋆日前的這番言論遭到了「群嘲」。翟桂鋆稱，黃色是秋天葉落的顏色，英語發音幾乎就是「葉落」（Yellow）；「商鋪」（Shop）的英語發音基本就是其漢語發音；心臟、腦袋，這是人體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英語發音就直取漢語其意：「核的」（Heart，Head），只是稍有變音而已。
不僅有英語起源於古華夏的結論被得出，湖南大學法學院原院長杜鋼建也在3月20日第三屆中國「一帶一路」博士論壇上演講公布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稱「英國人來自大湘西」。這一成果引起輿論爭議。以杜鋼建、翟桂鋆為代表的這批學者，還發表過「人類文明發源於中國大西南地區，後來遠古華夏人西遷，開創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等觀點。
人類歷史上出現過許許多多令今人感到啼笑皆非的研究成果——「英語起源於中國」，僅僅就這一結論而言，翟桂鋆等人的「學術成果」並不是新鮮的。在350年前，英國學者約翰·韋伯就曾經提出，中文是世界所有語言的原始語言。
從我們現在的視角來看，這一結論同樣顯得非常荒謬，事實上，在他的時代，該結論也遭到了同行學者的批評，但也有不少人對此表達了寬容、理解，甚至是採納。那麼，是怎樣的動機讓身處不同時空的學者關注到這樣一個共同的領域？又是什麼原因，讓他們從各自不同路徑得到的類似結論，獲得了截然不同的學術反響呢？
1669年，本職是建築師的業餘學者約翰·韋伯（John Webb）發表了長達212頁的《歷史論文：論中華帝國的語言是原始語言的可能性》（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在1678年，這本書再版時，題目有所改變，加上了幾個字：探討中華帝國的語言是在巴別塔之前全世界通用語言的可能性。
在舊約中記載：上帝看到人類建造的巴別塔就要通往天堂，他感到人類聯合起來的力量很可怕，為了阻止人類的計劃，上帝讓人類說不同的語言，讓他們相互之間不能夠溝通，這樣，眾人都分散了。那麼在巴別塔之前，人類說著什麼共同的語言？這是約翰·韋伯提出中文是「原始語言」的背景。正因如此，《中國對英國文藝復興文學的影響》（The Chinese Impact upo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一書的作者Mingjun Lu指出，韋伯論證中文是原始語言，其實想要解決的不是語言學問題，更像是要解決聖經的歷史問題。上海交通大學漢語國際教育中心講師陳怡在《約翰·韋伯漢語觀初論》中提到，17世紀關於中國的報導和關於中國語言獨特性的介紹逐漸引起了歐洲人的關注，與此同時，尋找原始語言的學者們也在猜測漢語是否就是原始語言，將這一猜測表達得最為徹底的就是韋伯和他的《歷史論文》。
17世紀，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來到中國，他們的傳教政策要求他們主動適應中國文化，因此他們對漢語的學習具有前所未有的規模和成就。約翰·韋伯沒有去過中國，沒有接觸過漢語，雖然不能像萬濟國（Francisco Varo）、馬若瑟等專門撰寫漢語語法的人那樣，給漢語歸納出相對科學的語言學框架，但是他也通過傳教士著述當中介紹的漢語發音、詞彙和語法的特徵和規律，總結出了自己對漢語的認識。
在他看來，一方面，漢字具有直接表意能力，在幾千年中變化很小，韋伯也據此相信，漢語保持了古老的純潔性，保存著原始語言的精華。另一方面，他認為中國的文字也不僅是中國人所獨有，他意識到日本人、朝鮮人、蘇門答臘人、交趾支那王國還有其他一些鄰國和島國的人也都認識漢字，漢字具有強大的普適性。陳怡指出，這其實是當時傳教士和西方人普遍的對中國文字的誤解，不僅誤解了漢語的時代差異，也誇大了漢字在東亞文化圈當中的作用。
此外，韋伯還覺得中國人的語言有一種其他語言無法媲美的簡易性。他指出，漢語沒有各種各樣的詞尾變化、動詞變化，沒有數、性、態、時等麻煩的語法細節，而是徹底從這些錯綜複雜的東西中得以解脫，除了自然的啟示賜予的，再不使用別的規則。「所以，他們的語言就像天然語言應有的那樣平白、容易。」他看到，雖然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中國人是最少接受到神的啟示的，可是從語言的角度來看，中國人是所有民族當中「最多或唯一受神啟指導的」。
約翰·韋伯認為漢語是世界語言之母的說法，遭到了同時代學者的嘲笑——1677年，馬修·黑爾爵士（Sir Matthew Hale）在他發表的《從自然的角度對人類最初的起源所作的考察》（The Primitive Origination of Mankind, Considered and Examined According to the Light of Nature）一文中，批評了約翰·韋伯的理論，認為其完全是建立在推測出來的論據之上。但是，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在接觸了約翰·韋伯的觀點之後，也對作為原始語言的中文開始感興趣。
萊布尼茨在青年時代就憧憬有一種真正的哲學文字，在與歐洲東方學家、在華傳教士的通信中，他多次提到約翰·韋伯認為漢語就是原始語言的觀點。萊布尼茨後來還在自己的語言學論文中稱，「如果上帝真教過人類語言的話，應該是類似於中文那樣的東西。」他對漢語的痴迷在同一時代也有知音：1722年，法國科學院院士、當時歐洲學術界的重要學者埃狄納·傅爾蒙（Etienne Fourmout）在《歷史和科學藝術通報》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的演講，他說，中文裡，每件事物都有一個特定的字符，字符結構的優美組合是哲學和幾何學的組合，在任何其他語言當中都不存在如此多的類別性。因而他也斷言，中文字符的機構是人類最偉大的傑作，沒有任何一個物質系統可以達成這樣完美無缺的程度。
在1730年，崇拜傅爾蒙的德國漢學家巴耶爾出版了兩卷本《漢語博覽》（Museum Sinicum）。巴耶爾從19歲開始，每天都在想著怎麼能夠進入到神秘的漢語世界當中。「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夠在這一領域取得小小的成就，我便會驕傲地認為自己是上帝之孫、萬王之王。」他下定決心要把所有與漢語相關的研究都收集起來，把它們編輯成為一本「類似字典或是介紹中國語言文學規則的入門讀物」。
巴耶爾的《漢語博覽》在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眼中是」一份狂野而奇特的獻禮」。他看到，在這本書中，除了約翰·韋伯以外，還有不少會令今天的讀者感到驚奇的說法——荷蘭學者佛休斯（Issac Vossius）曾經盛讚中國的藝術和科學是世界之最，聲稱多麼希望「自己是生在中國而不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法國學者菲利普·馬松（Philippe Masson）「證明」中文其實是一種古老的希伯來語，他認為，《舊約》當中許多棘手的語言問題都可以從中文當中找到答案——例如，上帝哺育沙漠之中的以色列子民的「嗎哪」（Manna），就是中文當中的「饅頭」的變音；瑞典學者奧勞斯·魯德貝克（Olaus Rudbeck）則認為，中文是最接近哥特語的語言。史景遷說，巴耶爾將這些「古怪晦澀、浩如煙海」的內容都綜合起來，即使他們的理論「模糊膚淺」，或者讓人「如墜雲霧」，也不應該被輕易否決掉，因為在這些熱情洋溢的理論背後，有先驅的「睿智和勤勉」。
對於當時中國語言學研究當中哪怕是最荒謬的結論，巴耶爾也不願意完全否定——無論是認為中文是世界所有語言的原始語言的約翰·韋伯，還是用樂理知識構造中文聲調的穆勒（Andreas Müller）——因為他看到這些人的學術生涯都展現出了「嘗試理解中文的執著熱情和令人尊敬的創造力」。史景遷也認為，在漢學研究先輩當中，有對喜愛的事物評價過高的情況，也會有過度的熱情和輕率的折中，但是他依然喜歡思考這樣的研究。
與巴耶爾、史景遷等漢學家對前輩學者荒謬結論的寬容相比，翟桂鋆的「英語起源於中國」遭到的質疑堪稱殘酷，不僅被網友「群嘲」，被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向寶雲在研究生院2019級新生開學典禮上用作「投機取巧，譁眾取寵」的負面學術研究案例，甚至還被《人民日報》點名批評。《人民日報》稱，很難想像，在林則徐、魏源等人「開眼看世界」近兩個世紀後，在全球文化深度互動對話的今天，仍有人把中國作為其他文明的起源，把世界文明成就附會於中國的創造，「這折射著一種盲目的自大。」
有評論者將杜鋼建、翟桂鋆等人的學術流派稱為「學術戰狼」，其代表作品是杜鋼建的著作《文明源頭與大同世界》，這本書論證了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埃及人、日耳曼人全部都來自中國。公眾號「短史記」的評論文章稱，這些作品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希望通過證偽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來強調中國文明的古老與先進，將自己的所謂「研究結論」與「提升民族自信」之類的大詞捆綁在一起。
與這樣的做法相比，或許，350年前，韋伯等歐洲漢學家對世界的熱情和創造力，就顯得更加笨拙和可愛一些。作為早期業餘漢學家，韋伯對以前傳教士零散的漢語知識進行了概括，並且對漢語作出了闡釋。雖然他的論據夾雜著想像和虛構，得出的結論可能有些令人好笑，但是陳怡看到，韋伯是第一個通過長達一本書的系統試圖為漢語在世界語言當中確立位置的人。在歐洲早期漢學家那些熱情而荒謬的作品被世人逐漸遺忘之後，學術上更加成熟的職業漢學家才逐漸湧現出來。
「在巴別塔之前，人類說著什麼共同的語言？」這樣的疑問顯示出，在韋伯的時代，《聖經》為核心的宗教文化依然佔據著統治地位。但是，他的著作無疑也顯示出：隨著新航線的開闢，西方人的文明觀念正在經歷更新，他們開始主動了解歐洲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這些不僅體現在研究中國語言的愛好者身上，也體現在其他領域——歌德和伏爾泰曾經受到《好逑傳》《趙氏孤兒》等影響；創立「三權分立」學說的孟德斯鳩對中國也非常關注。由於啟蒙時代與中西初識時期在時間上大致吻合，在教權衰落與理性精神興起的過程當中，中國文化的西傳和早期漢學也由此參與了17、18世紀歐洲社會大轉型、思想大變革。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在西方早期漢語研究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參考文獻：
《逝去的童話：早期德國漢學家巴耶爾的中國猜想》張國剛 《中國文化》第37期
《約翰·韋伯漢語觀初論——走近一部17世紀的漢語論著》陳怡 《國際漢學》2009年01期
《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美]史景遷 理想國|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
The Chinese Impact upo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Mingjun Lu, Routledge 201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