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問：「學而時習之」，何以「說」耶？
曰：「說」同悅。王肅稱：「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懌。」適時誦習而未荒廢學業，內心因而有收穫的愉悅。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學者自身反覆思索尋求而義理貫通，由此帶來內心愉悅。朱子訓「學」為「效」,後覺者必效法先覺者之所為而求其成：以己之未知，效法知者以求得新知；以己之未能，效法能者以求其新能；學者對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反覆溫習推究，達到熟悉程度，就有發自內心的喜悅。此即朱子所謂「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若不效法知者能者，就無以獲知所當知之理，難以學會所當能之事，此無異於黑夜中行路；若學而不習，則會流於表面，難以求得所學之道；習而不時，工夫間斷，則無以取得成效。學而時習之，方能使其心與理相涵融，使其所知日益精進；使其身與事相安而從容不迫，使所能日益穩固；學而所獲新知新能，必自得於心，習之於身，身心共鳴，愉悅之感油然而生。孔子學而不厭，贊顏回好學，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深得此道。
或問：「有朋自遠方來」，若何而「樂」耶？如何理解程子所言「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
曰：「朋」乃同類，同門曰朋。孔子曾經「弟子彌眾，至自遠方。」那些願意與我交流所獲者（或弟子）自遠方而來，相互切磋，共同受益，何樂而不為！《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君子三樂」之一，恰含此意。程子所釋「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甚有道理。學之所知所能，並非為一己所獨有，而是要以己之所得惠及眾人：己之所知，眾人因而知之；己之所能，眾人因而能之；果真如此，內心之「悅」必定流露在外，皆大歡喜，樂不可止。孔子以善言要道喻人，誨人不倦，發憤忘憂，三月不知肉味，即本於此。
或問：「人不知而不慍」，何以為「君子」？
曰：「慍」即惱怒。常人看重他人是否在意自己，「人不知」則惱怒。聖門之學「為己」，君子乃成德之人，不求他人之知，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成德之君子，雖樂於以善及人，但當不被他人所知之時而處之泰然，長此以往，就會日益進步，甚至會像孔子那樣：「不患人之不己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當然，成就君子「修己安人」之道，離不開「學而時習之」之「悅」，也離不開「有朋自遠方來」之「樂」，需要「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由「悅」而後得「樂」，有如此定力和心境者，若不為人知而必無怨無尤。
或問：曾子從三事日省其身，朱子為何稱其「得為學之本」？
曰：「吾日三省」由曾子提出，但合乎孔子注重自我反省的修身要求。出於內心而盡己之「忠」和外循於物而無違之「信」，都是為人處事的道德規範。孔子反覆強調「主忠信」，故曾子先言忠信，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以「習」熟之於己，化之於身。在朱子看來，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以其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我修為如此真切，可謂「得為學之本」，並影響後世思孟學派，至今值得學者盡心體味。
或問：居「貧」居「富」自古有之，孔門所處之道若何？
曰：人生來「貧」或「富」，非個體所能選擇，但無不對財富有所需求。孔子肯定「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而「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面對貧富，常人往往溺於其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有「貧而諂，富而驕」之弊；子貢儘管經商營利，但以其學養與志趣，尚能以「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自守。孔子主張安貧而樂道：「君子憂道不憂貧」「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朝聞道，夕死可矣」；同時主張取財有道，一旦富貴，既要如子貢所言「富而無驕」，更期望「富而好禮」。「樂道」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於處善，樂於循理，不以其富為然。「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恰是孔子居「貧」居「富」之態度。孔子以此勉勵弟子，昭示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