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人脈來服務學校，異化成「校友會」 都是對家委會的錯誤理解和實踐
9月13日，江蘇揚州市維揚實驗小學舉辦主題為「入學啟蒙、快樂成長」的「揚州市未成年人7歲入學儀式示範活動」，小學一年級新生家長佩戴紅領巾和孩子一起上「入學儀式」啟蒙禮儀教育課。圖/視覺中國
異化的家委會
20號新生的媽媽說，自己在知名外企做HRD（人力資源總監），與丈夫都是復旦附中的校友，當年一個是學習委員，一個是體育委員。最後，她含蓄地表達，很高興為丈夫在家長群裡找到了這麼多同濟校友。
17號新生的爸爸說，自己曾在博士期間擔任上海師範大學研究生會主席，目前和孩子媽媽都是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的老師。
14號新生的媽媽說，自己畢業於美國中密西根大學，現就職於私募基金公司。孩子爸爸博士畢業後在央行外管局工作。
以上內容的截屏流傳至全網絡的時候，如果不是有人在下面附註這是上海浦外附小家委會競選的相關截屏，恐怕多數人都不能相信，一個小學的家委會競選，已經如此激烈。
浦外附小，即上海外國語大學附屬浦東外國語小學，截屏來自於該校今年新入學的2017級4班新生家長群。這是彼此還完全陌生的、有志於競選家委會成員的家長們，正在群裡進行自我介紹。群裡一片叫好之聲，其他家長紛紛跟帖「牛」「厲害」「這履歷，槓槓的」。
但在網絡上，這幾張截圖卻得到了幾乎一致的差評。網友直言，小學班級家委會的競選，變成了「拼爹」的賽道，「這是家長虛榮心作祟」。
《人民日報》刊文說，現實中一些家委會競選，異化為一些家長的「名利秀」「關係秀」，不僅有悖於組建家委會的初衷，也不利於形成健康的家校合作關係，還可能對孩子們輸出不良價值影響。
孩子的教育，作為家長的痛點，又一次引爆網絡。
體制下的篩選
家委會，在中國的校園裡已經誕生了多年。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有一些學校探索過家委會的成立和運行。
廈門一所幼兒園在1986年成立了家委會，全園每個班根據條件選出3到5名家長組成班級家長小組，並由他們組成幼兒園的家長委員會。家委會通過民主選舉，推選主任1名，副主任2名，常設委員5名，下設秘書組、宣教組、文體組、後勤組。家委會在園長指導下工作，規定每個月開一次全體委員會。
90年代，較早試水民辦教育的上海，也逐步探索家委會。那時，民辦教育在上海已經起步，由於收費高於公辦學校，需要給家長做好服務，雙方需要進一步地溝通，家委會就逐漸壯大起來。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2000年前後，她曾在上海某民辦小學任校領導。當時，她所在的民辦小學已有兩級架構的家委會，分別是班級和校級。校級家委會和校領導們每個月會開一次碰頭會，校方在會議上通報本月的工作情況和下月的工作安排，並通知家委會、家長參與一些重大的校方活動。
上海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長夏人青佐證了這一說法。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的孩子大約在2001年前後入讀上海市最著名的民辦小學之一，她則在當年就加入了學校的家委會。
入學的家長會上，班主任告訴大家，如果有精力、有興趣，可以自行報名，參加家委會。在夏人青的印象中，當時校方表達了希望辦成一所成功學校的意願，而成功的學校需要家校愉快地合作，包括在學校有所求的時候，能得到家長的幫助。
夏人青報名了。不久，她接到通知，自己被選為家委會的常設委員。
根據拿到手的手冊，她發現，學校的家委會分兩種委員，一種是常設委員，一種是年度委員。常設委員13人，年度委員29人。常設委員分布在五個年級中，通常是從孩子入學起就進入家委會，五年後孩子畢業再退出家委會。年度委員則是每班一名，一年一選，委員有可能連任，也可能替換。
夏人青記得，自己的孩子在2001年前後入讀上海這所民辦小學時，家委會的常設委員中，有一名家委會主任，一名副主任，兩名秘書長。主任是企業界著名人士，副主任是上海某大學的教師，兩名秘書長分別是上海某大學和某中學的教師。
夏人青認為，自己成為家委會常設委員之一，恐怕與自己是教育界人士有關。13名常設委員中，至少有5名來自教育界。她認為，當時的篩選標準不以財富為參照，主要選了一些文教系統的人。
幾年之後，三級架構的家委會模式在上海各學校推廣開來。目前，上海絕大多數的中小學幼兒園都建立了三級架構的家委會。
上海市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是一所在該區數一數二的公立小學。新生入學前，班主任會去每個新生家進行家訪，發放意向單。根據學校的要求，如果家長有時間、有精力、有意向成為家委會成員，可以在9月1日開學時，將意向勾選後交給班主任，報名班級的家委直選。
在直選開始前，新生家長都會在微信群裡發個人介紹。《中國新聞周刊》拿到了幾名家長做的PPT、小視頻、H5頁面。
一名全職媽媽描述自己的優勢時說，自己時間上比較寬裕，可以隨時為班級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對待孩子非常有耐心，儘量做到循循善誘，希望通過良好的溝通與孩子建立友好的親子關係。
另一名新生家長介紹說，自己是律所創始合伙人，丈夫是企業高管。她談起個人優勢時說，自己擅長創意，動手能力強，喜愛藝術，學國畫、練過書法。
據該小學一年級組長範清嫣介紹，她擔任班主任的一年級5班，共有新生32人，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家長願意加入家委會。
開學半個月後，在市教委規定的一個月一次的家長開放日上，家委會進行競選。全班家長每人可以投五票，由不參與競選的家長唱票、記票，產生五名家委。這五人將內部討論分工，一人成為校級家委，一人成為年級家委，另外三人則是班級家委。
以1年級5班為例，那名全職媽媽成為了校級家委，律所創始合伙人成為年級家委。範清嫣介紹說，這兩名媽媽時間上比較自由，且溝通順暢。班級的三位家委則分別是中學老師、企業高管和國企人士。靜安第一中心小學校長張敏直白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炫富，我們不看的。學歷高，對家委會也沒什麼用。要看你願不願意參與學校工作，願不願意投入進來。我們希望的是素質高的家長，而不是學歷高的家長。」
不過，通過一些細節，還是能看到一些學校的功利傾向。一名家長在上海育兒論壇上發帖說，在填寫家委會競選意向單時，發現校方要求家長寫明自己的「資源」。本文開頭提及的上外附屬浦東外國語小學家委會競選截屏，也是各個家長在展現自己的「資源」。
上述教育界匿名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本世紀初，自己在上海某民辦學校擔任校領導，當時的兩任家委會主任，分別是一名商界大佬和一名官員。
她說，家委會的人應該是德高望重的，或是中學、大學裡的中層、教授，或者是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人士。總之，這個人應該有話語權。「不是什麼人都能進入家委會的。如果一個家長既沒有智力也沒有財力，進家委會也沒什麼用，入不了校長的眼，這是一種中國體制下的（篩選）。」
出錢、出力、出資源
在家委會履行自身職責時，資源的佔比越來越重。
2001年前後成為家委會13名常設委員之一後，夏人青發現，常設委員們有四項分工，分別是社會活動、家長論壇及信息、興趣活動、財務。
社會活動，是指帶學生走出校門，做一些田野調查、社交活動。一般由學校提出要求，家委員利用自身的資源做補充。夏人青認為，這是家委會的基本功能，即利用自身的資源，拓展學生們的活動。負責社會活動的常設委員，包括企業界人士和政府官員。
家長論壇及信息，則是家長間的交流。家委會會組織一些實體論壇，由高年級家長給新生家長開講座，講講學校的情況以及自己的育兒經驗。
興趣活動則主要是校內的活動。因學校雙語教學，孩子們會過萬聖節、聖誕節、復活節等，需要家委會、家長參與設計和布置。
負責這兩項工作的，以教育界人士為多。
財務，就是費用問題。比如教師節、新年等日子，家委會會出面給老師準備禮物，組織活動。
夏人青記得，當時的家委會內部，自願、隨機，合作愉快，涉及資金問題，通常是幾個企業界人士直接解決。對方常說，大家有什麼出什麼，你們可以負責文案策劃，我們來買單。
家委會在每個學期開三次固定會。尤其是開學的時候，家委會要集體了解學校的本學期安排，以及什麼樣的活動、節日需要家委會和家長配合。其餘時間的溝通，主要由正副主任和秘書長負責。
後來，三級家委會的架構形成，不同層級的家委會分工更加明確。
上海市靜安區第一中心小學的家委會，按照校級、年級、班級作區分。全校30個班級，共有30位校級家委，30位年級家委，90位班級家委。校級家委負責傳達學校的事情，年級家委負責年級的活動溝通，班級的三名家委分工更是明確。
範清嫣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班級家委分管學習、生活和組織策劃。分管學習的家委，負責溝通學習困難的學生及家長，在學生請病假時，跟學生家長溝通當日的作業情況。
分管生活的家委，需要在班級活動時拍照，提醒班裡的每個孩子及家長輪流值日；分管組織策劃的家長，則需要在班級活動時牽頭搭線，聯絡社會資源。
事實上，雖說家委會只有三人，但班上其他孩子的家長也會參與到自己社會資源的挖掘中。比如靜安第一中心小學一年一度的小公民活動，2017年的主題是「世界小公民」，每個年級代表一到兩個洲，每個班代表這個洲的一些國家，布置教室、走廊，設計相關主題的遊園活動等。
校方會提前告知家長以上的規劃和主題，然後跟家委會溝通，什麼工作校方可以落實，什麼工作需要家長幫忙聯繫。比如，校方希望讓各國駐上海的領事館錄製一段祝賀視頻，工作就交給了家長們。
家長們最終聯繫了八九個領事館，校方選取了其中的五個，在活動當日，作為背景視頻在校內循環播放。範清嫣當時擔任年級組長的五年級，領到了澳洲和非洲的主題，一名家長把紐西蘭領事館的一名負責人請到了學校。
讓校長張敏印象深刻的，是當時負責義大利主題的班級。班內幾名家長自發去品嘗全上海排名前20的義大利餐廳，最終請來了其中一家得到家長一致好評的餐廳主廚，在活動當日給學生們做意餐。
通常，校方會給每個班級提供2000到3000元的經費，家長們憑票據報銷。校方也希望家長拿家中的閒置物品來布置教室。但其實，這些經費和家中閒置物品遠遠不夠。不少家長願意獨自承擔這些費用，也有的班級家長選擇了所有人平攤。
活動前一天，家長們紛紛到教室幫忙布置。有一個孩子平時表現比較調皮，家長覺得給學校添了麻煩，主動承包了年級走廊的設計和布置。家長們告訴張敏，他們有資源就出資源，有錢就出錢，實在都沒有，就出勞動力。
家與校的落差
不是每個學校的家委會都有這樣的存在感。在上述匿名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的教育界人士看來，「形同虛設」可以形容一批弱勢的上海學校家委會的生存現狀。
2012年2月，教育部提出，應在中小學幼兒園建立家長委員會。此時，上海全市大部分中小學、幼兒園都已經成立了家委會，有的已有專門的選舉章程、義務責任等。
但是，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當年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仍有六成家長不知學校是否有家委會，9％認為沒有，只有32％認為有。
對於家委會的職能，約有五成的家長表示不清楚，約三分之一的家長認為，家委會的最主要職責是「徵求家長的意見和要求並向學校反映」「幫助家長了解學校」「幫助學校聯繫和組織家長活動」。
另有13％的家長認為家委會應該具有「請家長幫助解決辦學中的具體困難」「讓家長參與制定學校發展規劃」等兩項職能。
而對於參與家委會履行職責，有28％的家長覺得缺乏相關知識，21％的家長表示沒時間，19％的家長說不願意，17％的家長認為學校沒有相應的制度保障，還有一些家長對參與管理沒信心，或認為校長教師會不太接受。
《人民日報》在報導此次上海家委會競選截屏事件時，援引了相關專家的觀點表示：「無論是拼資源、拼人脈來服務學校，還是異化成『校友會』，都是對家委會的錯誤理解和實踐。」
家委會到底有什麼樣的權利，如何履行權利，這是許多家委至今無法回答的問題。
夏人青說，家委會應承擔配合和監督兩項職能。配合很容易理解。監督則難以界定。她認為，監督是傳達反映家長的訴求。比如說，某年級某班對某個老師有一些看法，家委會可以原汁原味地轉達給校方。
夏人青說，家委會不可對學校的業務活動指手畫腳，否則就是錯位。學校也會根據家委會的反映解釋校方的意圖，再由家委會傳遞給家長。
前述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的教育界匿名人士說， 「（家委會）不會介入學校的事情，只有反映情況的權利，便於學校的安排和把控。」
張敏曾在2006年擔任靜安區一所民辦小學的校長。她在組建三級家委會時，要求把那些對學校工作有負面情緒、有反面意見的家長招進校級家委會。她認為，孩子表現好的家長，肯定會配合學校的工作，而不同的聲音則難能可貴，她希望這兩種人能產生思想的碰撞。
2013年底至2014年初，教育部課題組對北京、四川、黑龍江、寧夏、山東、浙江等六省區市開展了問卷調查，了解家委會建設現狀。調查涉及130所學校及校長、3185個班主任教師、20393個學生家長。
結果顯示，校方和家長對這一問題的評價相去甚遠。65.1％的校長認為家委會發揮了「參與決策權」，91.2％的校長認為家委會發揮了「監督權」，91.2％校長認為家委會發揮了「評議權」，94.8％校長認為家委會發揮了「知情權」。
相比之下，只有36.9％的家長認為家委會發揮了「參與決策權」，45.2％的家長認為家委會發揮了「監督權」，43.5％家長認為家委會發揮了「評議權」，47.7％家長認為家委會發揮了「知情權」。
另外，有30％的家長表示「不清楚」這四項權利。
權責界定不夠清晰
2012年，教育部發布《關於建立中小學幼兒園家長委員會的指導意見》，首次對家委會進行定位，指出其除了溝通學校與家庭，「為學校教育教學活動提供支持，為學生開展校外活動提供教育資源和志願服務。發揮家長自我教育的優勢，交流宣傳正確的教育理念和科學的教育方法」外，還應參與學校管理，「對學校工作計劃和重要決策，特別是事關學生和家長切身利益的事項提出意見和建議……對學校開展的教育教學活動進行監督。」
業內人士認為，對家委會進行定位值得肯定，但這一定位仍不夠清晰。比如什麼屬於「重要決策」，什麼屬於「事關學生和家長切實利益的事」，尚未有清晰的界定。
美國是世界上較早推動家校合作的國家。在他們的幼兒園和中小學教育體制中，有一個「家長教師聯誼會」（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PTA）。相比中國的家委會，PTA顯然更有實權。
作為獨立於學校和教育監管部門之外的「第三方機構」，家長可以經由它參與學校管理、罷免校長，甚至可以決定關閉學校。政府的教育改革計劃，如果遭到家長教師聯誼會的強烈反對，也不好強行通過，否則會面對家長和教師的合力抵制，弄不好政府的教育官員要道歉、撤回計劃，甚至被迫辭職。
在日本，家長委員會會員超過1000萬人。家委會推動了義務教育及教科書的無償化，以及學校保健安全法、學校午餐法等教育立法的制定，家委會在教育改革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受美國的影響，中國臺灣也於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籌備家長會。中國教育學會理事鹿永健曾著文談臺灣家委會的發展史，他談到，《臺北市中小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第13條第6、7、9款規定，為全力推動家長參與學校教育，規定家長會須指派一至三名委員列席各處室會議。
1997年，因受到教育改革的壓力，臺灣地區第五次修正了《臺灣各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規定各級學校都應設立學生家長會。
「家長會主要職能有研討、協助學校教育及家庭教育聯繫事項，協助學校開展教育計劃事項，家長會組織會務事項。」
鹿永健介紹說，新的設置辦法要求家長會為一獨立自主的運作團體，每個學校可自行選任幹部，會議由家長會會長主持召開，校長不是理所當然的會員及委員；家長會經費獨立，會費由全體家長分擔，不再依賴少數家長大額捐款。
鹿永健認為，臺灣地區學生家長參與教育已不限於學校的教育層級，已經發展到縣市教育乃至全臺灣地區。家長參與學校的教育事務，也慢慢發展到教育政策層面，且作用日益顯著。
不過，他也提出，臺灣地區家委會在履職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如幹擾學校正常校務，甚至也有濫用特權，給學校帶來困擾。
相比起美國、日本和中國臺灣，大陸家委會的演進過程是緩慢的。那麼，為何會出現本文開頭浦外附小的新生家長們趨之若鶩的這一幕？
在知乎上，一名自稱畢業於浦外附小的網友，回答了「如何看待上海某小學學生家長在微信群競選家委會時比拼履歷」的問題。他說，只要能保送上浦外初中，基本一半的學生可以保送高中。就算成績不怎麼樣，也可以考上大學。
而他認為，家委會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保送。在他五年級那一年，學校有五個成績達標的學生，但只有四個保送名額，他是被刷掉的那一個。「我爸媽要是家委會的，估計就不是我了。」
不過，截至發稿為止，該網友沒有回覆《中國新聞周刊》的採訪請求，浦外附小也拒絕了《中國新聞周刊》的採訪。
夏人青不太贊同家委會左右保送這一說法。她說，孩子成績的排名很公開，無數家長都盯著升學路徑，一個鬆散的組織想影響保送，幾乎不可能做到。
對大陸的家長來說，加入家委會，希望得到的往往是更細小的利益。一名家長曾在上海某著名育兒論壇上發問，女兒在一家徐匯區一級幼兒園，家長們大多事業成功、背景了得，現在要競選家委會了，希望過來人能出出主意。一名家長在下面提醒道：「報吧，這個是態度問題。」
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的上海教育界上述匿名人士也贊同這一說法。她說，家長們加入家委會，往往希望通過多多參與學校的活動，為學校付出，使得老師能關注自己的孩子，對孩子好一點。
這一訴求，不僅與美國日本的家委會無法相比，與教育界的期待也相去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