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美] 伊沛霞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即出，616頁，108.00元
宋代在歷史上積貧積弱的形象，最近十幾年得到了很大改觀。學術著作、民間網文，每提及此，引用陳寅恪「造極於趙宋之世」的說法，幾已成為標準操作。而隨著故宮博物院近些年一系列宋畫展覽、眾多普及型宋史著作的出版，以及宋代文人士大夫持久不衰的文學影響與人格魅力，更是在坊間引發了一輪輪宋代文化熱。
有趣的是，普羅大眾對宋代皇帝的認識，卻並未因宋代文化、經濟地位在大眾評價中的提升而水漲船高。尤其是宋徽宗、宋高宗二帝，拜《水滸傳》和《說嶽全傳》等通俗文學所賜，外加北宋滅亡、南宋偏安等鐵一般的史實，其昏聵無能的形象、對奸佞宦官的寵信，早已在大眾的歷史文化記憶中根深蒂固。而在專業學界，雖然對北宋徽宗朝的史實已有比較深入的探討與認識，但對宋徽宗（乃至蔡京、王黼、童貫）的評價基調，仍然多傾向於負面（如張邦煒）。
而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於2014年出版的《宋徽宗》（
Emperor Huizong
）一書
（中譯本將於近期推出）
，卻體現了這位北美歷史學家對宋徽宗這一頗為悲劇性的帝王的「理解之同情」。伊沛霞以其細膩生動的筆觸、對歷史現場的高度還原、以傳記寫作（而非學術寫作）為導向的敘事筆法，向我們描繪了一幅恢弘壯闊，但卻倏忽間走向分崩離析的歷史畫卷。
伊沛霞1975年於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畢業，其論文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從漢魏直到隋唐的世家大族及其與王朝政治之間的關係，是傳統的政治社會史研究課題。而論文出版之後，伊沛霞的研究興趣從早期帝制中國開始轉向宋代，並且趨向於關注社會史、女性史等學界熱點，其最著名的作品無疑是《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
The Inner Quarters :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一書，此書也獲得了北美最重要的漢學著作獎項——1995年列文森獎（二十世紀前）。2013年，伊沛霞更是被美國歷史學會授予終身成就獎，她也成為1997年史華慈、2010年韓書瑞之後第三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北美漢學家。
《內闈：宋代的婚姻和婦女生活》
2000年之後，伊沛霞宋代研究的關注點從社會史、女性史開始聚焦到了北宋最具悲劇性的皇帝——宋徽宗身上。在不到十年時間內，她總共出版了三本有關宋徽宗的重量級著作：2006年與畢嘉珍（Maggie Bickford）合編的論文集《宋徽宗與北宋晚期：文化政治與政治文化》（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2008年的藝術文化史專著《積聚文化：宋徽宗的藏品》（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以及「徽宗三部曲」的最後一部——2014年出版的《宋徽宗》。
理解之同情目光下的宋徽宗
長久以來，歷史學家對徽宗朝的歷史敘述大體圍繞著傳統「昏君奸臣」的亡國敘事：無論是徽宗對蔡京、王黼、童貫等人的恩寵，還是他對道教的盲目篤信，抑或對蔡京等人提出的「豐亨豫大」太平盛景的深信不疑，更別提作為一國之君的徽宗將過多的個人精力投入繪畫、音樂、園林等與治國無甚相干的藝術創作與欣賞中——這一切都成了他日後為北宋傾覆所擔負的累累罪證。
到了明代，徽宗本人的輕佻形象，及其身處時代的種種社會弊端，更是藉由通俗小說《水滸傳》被大眾化、普及化。青面獸楊志先是丟掉了為徽宗修建園林的花石綱，後來又被晁蓋等人成功智取獻給蔡京的生辰綱；而徽宗與名妓李師師的風流韻事，更是成為《水滸》後半部的關鍵情節——在後世的北宋印象中，徽宗牢牢地與聲色犬馬、奸臣當道等經典的亡國敘事捆綁在了一起。
伊沛霞的《宋徽宗》則有意避開了這一傳統的亡國敘事。本書大體以人物生平為順序，徐徐展開徽宗一生的畫卷：徽宗趙佶是哲宗趙煦的弟弟，原本與皇位無緣的他，卻因為哥哥的英年早逝，突然之間從王府中養尊處優的親王，一躍成為了北宋的第八位皇帝。徽宗登基伊始，就陷入了向太后、新舊黨的政治鬥爭之中，他先是提拔了一批原被全面罷黜的舊黨官員，之後又果斷地選擇了新黨改革派。
在之後的將近二十六年中，他一面推進一系列社會福利政策，興辦了大量學校，下令編纂了醫典，在政治層面和經濟層面積極布局，將統治權集中到他個人手中。但另一方面，他也好大喜功，對宋代的國力、財力、軍力缺乏自知；他將大量的個人精力和國家物力，投入個人享受之中，同時也通過尊崇道教和喜迎祥瑞來確立其統治權威。在遼金之間緊張對峙的關鍵時刻，一心想要超越父兄、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徽宗，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局勢之下衝昏了頭腦，在向女真人暴露了己方真實的軍事實力的同時，也因為猶疑觀望和方臘叛亂，錯失了最佳的戰略時機，直接導致了北宋的覆滅。
對身處後世的我們來說，在已知北宋滅亡的前提下去看待徽、欽二帝，總不免戴上「後見之明」的有色眼鏡。尤其在那些志在以史為鑑的傳統史學家看來，分析北宋滅亡的原因，必然要逆向地將之歸結成統治者的治理失誤、道德有虧——這幾乎已經成為傳統史論的一種經典化、公式化的推論。
但對徽宗這樣一位才具平庸、眼高手低的帝王，伊沛霞更多的是投以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意義上的理解之同情（Einfühlung）。在她看來，徽宗並非沒有抱負和野心的君主，他缺乏的是與其抱負、野心相匹配的雄才大略和施政能力。比如，在歷史上爭議極大的「宋金同盟」問題上，伊沛霞不斷地強調徽宗在做出政治決策時所面臨的種種現實處境和歷史前提：無論是有宋一代對丟失領土的念念不忘、當時燕雲十六州看似唾手可得的絕佳良機，還是朝廷中保守派和激進派的爭執，當然還有徽宗一直以來盼望可以達成超越先人成就的野心——在種種外因內因的交錯纏繞之下，徽宗（及其臣僚）對局勢出現了嚴重誤判。而在當時，哪怕是對同盟持最激烈否定態度的保守派官員，恐怕也沒有想到，這次決策失誤，會讓北宋如此迅速地走向覆滅。
至於宋徽宗對道教的尊崇和對祥瑞的熱情，長久以來也被看成「不務正業」，但伊沛霞對此也有修正式的看法。徽宗對道教、祥瑞的迷戀，並不能完全解釋成個人化的宗教迷信和好大喜功；徽宗朝的道教、祥瑞具有高度的政治意義，是徽宗統合自身權力架構、樹立統治合法性、個人威望的重要意識形態拼圖，並且藉由對道教的推崇達成政教合一的理想統治，而徽宗本人，就是這個理想統治的最高終端。而徽宗不惜花費大量財力、物力修建的艮嶽（園林），也不單單是玩賞風月的宮苑，而同時承擔了相當多的宗教功能、政治功能，是徽宗政治理想物質化的重要組成。（對這個問題，伊沛霞看法相當複雜，一方面她認為不應對徽宗崇道做出過度政治性的解讀，但另一方面她又承認道教在徽宗統治理念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化解讀在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一書中有更直接的闡釋。）
《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
歷史學家長久以來對徽宗乃至徽宗朝抱有非常負面的看法，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當然是來自於傳統史家的「敘事套路」，以及建立在後見之明上的「逆向歸因」。在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如王朝覆滅）發生之後，史家總是天然會逆向去尋找事件發生的原因；作為弊端的原因自不必說，而那些有利有弊的因素，史家也會很自然地放大其「弊」的一面，而對「利」的一面則相對忽視。徽宗朝被後世指斥的很多做法，其實都在可以理解的容錯範圍之內——如佞道、興修，在無數朝代都存在——但後見之明使得史家放大了這些「可以犯的錯誤」，而將之指斥為徽宗朝君臣誤國的主因。半個世紀以來，因為史學家越來越著力於剝開道德化歷史敘事的外殼，所以在對李林甫（蒲立本[E. G. Pulleyblank]、吳宗國、丁俊）、蔡京（楊小敏）這樣被傳統史家定讞為奸臣的歷史人物進行研究時，現代歷史學家的看法更為客體化，希望擺脫傳統研究「倒放電影」的陷阱，轉而對歷史人物投以更多語境化理解和再評價。
而另一方面，這些負面態度，也與宋代史學家道德化的歷史寫作策略對歷史的剪裁息息相關。宋代士大夫無論是官修還是私撰歷史，總喜歡以道德化的儒家視角去審視歷史人物。最著名的無疑是北宋歐陽修，他通過官修《新唐書》、私撰《新五代史》的機會，以儒家立場對唐五代的歷史人物重新臧否。而到了南宋，史學家們更是傾向於用道學視角來品評北宋朝的得失，很多南宋史家把北宋滅亡的責任全部歸結於蔡京等新黨人物身上。根據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研究，元人所編《宋史·蔡京傳》的史料主要源自徽宗朝蔡京政敵撰寫的筆記，所以歷史學家在引述這些史料時，都必然要考慮到其傾向性和被裁剪的程度。此外，研究北宋的重要史料《續資治通鑑長編》中，關於北宋徽、欽二帝的部分又早已亡佚。所有這些，使我們對北宋末年這段歷史的建構，必須大量基於南宋史家所給定的前提之下，對形象本就不佳的徽宗君臣來說，這層「歷史的嚴妝」
（蔡涵墨語）
必然更趨於「抹黑」而非洗白。
《歷史的嚴妝》
伊沛霞對徽宗投向「理解之同情」的目光，也正是基於對史料的謹慎選擇。她首先儘量選擇在徽宗朝就已經被寫定的史料，而在不得不面對「後徽宗時期」的史料時，她也在鑑別撰寫者政治立場、內容來源的前提下，再對史料作出取捨。伊沛霞甚至還專門在附錄中對自己不選擇某些史料的原因做出說明（其中就包括徽宗與李師師的傳說）——雖然其中大多也是中國傳統史家常用的鑑別選裁標準，但伊沛霞對史料的謹慎甄別，卻最終使她做到對宋徽宗的理解與同情。
深描歷史還是翻案文章
《宋徽宗》雖然由學者所寫，但卻看不到多少學術著作的痕跡。傳統的學術著作以學術問題為導向，每一個章節都圍繞著問題而展開，所有的論述、論據都是為了支撐最終的學術論點而存在。這樣的學術寫作方法，內容更為集約，結構極具向心力，但對普通讀者卻不甚友好——觀點看上去雖然明晰凝練，但卻失去了歷史細節的豐腴之感。而《宋徽宗》則更像一本悅讀的傳記，而非以問題為導向的專著。
自本書第一章《長在深宮》開始，伊沛霞就以其無比綿密但卻組織有序的筆法，在敘述徽宗從幼年到青年的成長曆程的同時，也向讀者仔細描繪了宋代宮廷的日常生活場景：從皇城的格局位置，到後宮複雜紛亂的人際網絡，再到皇子們平日的娛樂、學習、交際和出遊……伊沛霞在此完全放下了學術寫作的筆法，她以其事無巨細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宛如展觀《清明上河圖》手卷一般，散點式地向我們娓娓道來北宋皇廷的方方面面。
在這個意義上，《宋徽宗》既不是類型化的學術作品，也不是全景式的歷史科普著作。它在寫作風格和立意上，更像是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截取了歷史的一個斷面、一些個案、數個人物，然後將他們放回歷史現場之中，讓我們得以重新體察他們的個人抉擇。在這裡，沒有理論化的歷史框架束縛，沒有後見之明的史家刀筆，更沒有上帝視角的指點江山。人物仿佛是在歷史畫卷中的一瞬，自然展開：作為具有自主意識的行動體（agent），被裹挾在權力關係的型構（configuration）之中，最後遭遇到了歷史偶然（contingency）的衝擊。
《隋煬帝》
同時，與即將出版的另一部「亡國君主」傳記《隋煬帝》中譯本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 His Life, Times, and Legacy，熊存瑞著）
類似，《宋徽宗》也參考使用了歐美非常流行的性格研究法（personality studies），對人物的性格、心理和行為進行側寫（profile）。伊沛霞克制卻大膽地探究徽宗所作所為背後的深層原因：長期居於內廷的生活，使他對民間社會缺乏了解，同時也無法對大宋王朝軍隊的戰鬥力有客觀的認識；他對祥瑞的狂熱，體現出其性格中自負虛榮的一面；而在宋金聯盟問題上的失策，也反映出了徽宗對自身治國能力的過度自信。而比個體性格弱點更可怕的是，這些弱點結合在了一位皇帝身上，導致了他對國家實力和對外局勢出現了嚴重的誤判，從而進一步導致了後來的「靖康恥」。但是如果回到宣和、靖康年間的歷史現場的話，我們又會發現，以徽宗好大喜功的性格，他所做出那些政策決定，不僅有其合理的決策基礎，甚至換作別的統治者，或許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
在這個意義上，徽宗確實生錯了時代。如果沒有女真人作為徵服王朝所造成的外部衝擊，或許他會像中國大多數皇帝一樣，做一朝太平天子；就算偶爾遭遇內部危機，也能夠化險為夷。比起那些真正昏聵的帝王，比起那些真正於國家治理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奸臣庸吏，徽宗、蔡京等君臣的組合，其實並沒有後世想像中的那麼不堪。徽宗君臣只能感嘆自身的命運不濟，碰上了崛起速度更快、侵略性更強的北方政權——在這一前提下，僅僅做一個及格水準的皇帝，是遠遠不夠的；甚至就算比徽宗朝君臣更睿智、深沉的決策者，也未必能自外于靖康之難。
但我們能就此認為伊沛霞這部厚達六百餘頁的著作，是在為宋徽宗「翻案」麼？恐怕也未必。
《宋徽宗》的主旨並非要為傳主正名。伊沛霞用無數豐富鮮活的歷史細節所建構出的歷史語境，似乎是想幫助普通讀者（而非學者）重回歷史現場，讓我們理解徽宗政策行為背後的合理性。但伊沛霞並未諱言徽宗的種種缺點——無論是性格上的還是決策上的，畢竟歷史的結局已然發生，徽宗也不像崇禎那樣無辜，獨自一人面對已無力回天的破碎山河。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上，他既沒有寇萊公這樣的股肱之臣，也未能履行作為皇帝的職責與擔當（而是把鍋甩給了兒子欽宗趙桓）。所以，無論如何，伊沛霞沒有體現任何要將徽宗從北宋滅亡的罪責中徹底開脫出去的意圖。
《宋徽宗》英文版
結語
雖然伊沛霞對筆下的主人公充滿同情與理解，但《宋徽宗》依然存在一些並未直面的問題。比如徽宗朝最核心的政策方向是怎樣的？這些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之後的北宋軍政實力？徽宗對於園林、宗教的財力投入，是否耗資巨大，以至於影響了之後戰爭時期可以調動的備戰資源？……伊沛霞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如何把徽宗還原成一個人，但卻對更為硬核和冰冷的徽宗朝軍政、宋金戰爭的「技術參數」沒有過多追究。
這或許也是伊沛霞有意為之。畢竟，對一位深居內廷、志大才疏的前現代中國的君主來說，統治術、對自身國力的準確把控和對國際局勢高瞻遠矚的判斷力，絕對不是徽宗的所長，更不是他治國能力所能企及的思維高度。徽宗絕非一個完人，他身處權力體系之巔，但卻有著與常人無異的性格缺陷，而這種缺陷在面對犀利無情的徵服王朝時，被無限地放大。或是能力欠奉，或是時運不濟，這位絕非是中國史上最糟糕的藝術家皇帝，在時局的碾壓與追逐之下，從一個庸人，走向了一個罪人。他的抱負被人們忽視，他的缺點被史家誇大，他那些無傷大雅的吟風弄月也被後世當成亡國的罪狀——而徽宗那些紹述鼎新、收復北境的光榮與夢想，也伴隨著無情但卻不可抗拒的時代洪流，不但未能沉澱為讓後人心生同情的歷史記憶，相反，卻淪為可悲可嘆的笑談。
這或許，就是伊沛霞抱著理解之同情、為宋徽宗立傳其最本質的動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