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的境界：知行合一
王守仁（王陽明）先生提出「知行合一」：致我良知於事事物物，從而達到向心內求道和向身外求知的統一。
「知」有兩層意思：
首先是良知，
其次是善知識。
善知識與良知的差異在於，善知識不一定是純善，良知是純善、無惡。
「行」也有兩層意思：
顯性之行，即我們的身體行為，具體可以細分為眼、耳、鼻、口、身、四肢，直至全部有形的血肉之軀的所有動靜存在形式，包括行住坐臥、視聽言動等。
隱性之行，是哲學意義上的無形無相的覺知，這個心有終極意義。心如何行動呢？通過念頭，念頭又被稱為意，簡單的意是意念，複雜的就是思緒、思想。起心動念就是隱性之行。
「知行合一」，要求「知」和「行」互相規定、不分先後、不分輕重。
關於「知」和「行」的討論
對於「知」和「行」的關係，有一些討論（當然，如果站在「知行合一」的角度，這些觀點或許有些片面）：
論輕重——「知」和「行」，誰更重要？
論難易——「知」和「行」，誰更難？
論先後——「知」和「行」，誰在先？
一、知為先，行為重
王陽明認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朱熹認為，「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它的補充是《尚書》說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主張「知」在前，「行」在後，但「行」比「知」更重要；
二、行易知難
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提出，「行易知難」。
其理論依據是「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知」和「行」可以分離，尤其以「行」為當務之急。
就好像請泥水工匠建房子一樣。你要他建起來，不難，時間問題而已。但你要他說出建房子時的一些建築原理或者土木工程知識，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的原因，那麼他就不一定知道。
孫中山先生創立此學說作為革命的哲學理論依據。孫中山先生希望告訴革命者：要去搞革命，去打仗，不難。但想要搞成功，就要知道怎麼去搞，以後要走的是什麼樣的革命道路，怎樣才能成功。
孫中山認為"知易行難"說對資產階級革命事業危害極大，在理論上，容易使人坐而論道，空談心性，不敢或不願參加實踐活動；在實踐上，容易使人輕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甚至放棄信仰革命理論（「此知非真知」）。
三、行而後知
陶行知，人民教育家、思想家，偉大的民主主義戰士，愛國者，中國人民救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陶行知曾兩次更名，最早叫陶文俊，青年時期因崇拜王陽明的「知是行之始」，改名「陶知行」；實踐使他認識到應該是「行而後知」，於是，第二次改名「陶行知」。
「四塊糖果」的故事，就是教育學生「行」而「後知」的一個例子：陶行知先生在做校長時，一天，在校園裡看到一名男生正想用磚頭砸另一個同學。陶行知及時制止，同時令這個學生去自己的辦公室。在了解情況後他回到辦公室，發現那名男生正在等他，便掏出第一顆糖遞給他：「這是獎勵你的，因為你很準時，比我先到了。」接著又掏出第二顆糖：「這也是獎勵你的，我不讓你打人，你立刻就住手，說明你很尊重我。」該男生將信將疑地接過糖。陶行知又掏出第三顆：「據了解，你打同學是因為他欺負女生，說明你有正義感。」這時那名男生已經已經泣不成聲了：「校長，我錯了。不管怎麼說，我用磚頭打人是不對的。」陶校長這時掏出第四顆糖：「你已經認錯，我們的談話也結束了。
為什麼知曉了這麼多道理，還過不好這一生？
用「知行合一」的模型來分析：
第一，「此知非真知」。
自以為知曉了那麼多道理，但如果沒有做到，這種「知」不是「真知」。
以抽菸為例，很多人說知道抽菸對身體不好，很有可能只是一種敷衍。從心底裡來說，他很有可能認為抽菸蠻好，有助於放鬆（補償心理）、交際。
第二，「知」而未「行」。
王陽明雖說「知為行之始」，但也強調「行為知之成」。沒有「行」，就無「成」。
第三，「知」即「行」的幻覺
我們大腦的深層潛意識往往不能夠分清「知道」跟「做到」的區別，會有種「知道」了就是「做到」了的幻覺，導致沒有真正去「行」的動力。從而只有「知」，而不能「行」。
普通人的選擇
梁啓超先生曾提出：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半聖人，一個是孔子，另一個是王陽明，半個是曾國藩。
王陽明可以評之為兩個聖人中的一個，他能做到「知行合一」的境界，但對於一個普通人，在實踐中，應該怎樣來修煉，從而往最高境界努力呢？
在修煉過種中，我更喜歡陶行知先生的「先行後知」，「先行後知」更具操作性。
舉幾個例子，
很多服務行業，如餐飲、理髮等，每天早會都會做一些誇張、激勵的運作，讓員工更有激情的投入到工作中；
進行軍訓時，會讓人更有紀律性、組織性；
高考考生晨讀給自己打氣，說「我能行」等，會讓自己更有信心。
這些情況都可以說是「先行後知」的運用。
首先做到了，自然就會引導自己去想到，從而不斷的提升，最後才更有可能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避免不一致性傾向，指的是人類大腦的抗改變傾向，它使人類總是傾向於保留之前的行為、結論、觀念、思維方式、忠誠度、身份、社會認可的角色等，從而，避免出現不一致。
如果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能「先行」，先做到，大腦會因「避免不一致性傾向」，讓我們能夠「後知」，不斷地合理化解釋自己的行為，從而進一步促進行動。從而達到一種良性循環。而且，還可以規避「知即是行」的大腦幻覺，讓我們不會在「行」之前就更新喪失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