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文明的發展，依賴於承載價值觀的制度體系和道德體系的支撐。核心價值觀濃縮和表徵著一個民族精神生活的符碼與深層邏輯，形塑著特定民族的精神氣質與行動邏輯。本文通過探索核心價值觀的研究論域以及具體語境的價值立場，以謀劃核心價值觀在其獨特的制度結構中的生成邏輯，揭示其價值擔當者的精神氣質。通過思考中共獨特的政治支配結構與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精神氣質之間的關係，以及這種結構和氣質與中國傳統文明的交相關係，進而完整理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時代境遇及其歷史意義。
【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現代性；現代化；社會結構轉型；歷史價值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練，是對當代社會發展進程和環境的準確把握、洞察和介入。它旨在破解當下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現代性難題，致力於解決如何以中國自身的邏輯完成中華民族人格自我完善實踐中的核心問題：屬於中國的現代性價值、現代性道德、現代公民品格建構等問題何以可能？中國要向世界傳遞什麼樣的價值觀？中國將給世界呈現什麼樣的發展圖景？或者更深層次來講，中國之所以需要核心價值觀引領中國社會發展這一深刻命題的意義究竟何在？核心價值觀及其相應的話語敘事是否足以矯正、重塑這個當下業已嚴重的價值沉淪、道德滑坡與失序的心靈，以重塑一種與制度結構和歷史時代相適應的中國民眾的理想人格？對這些問題深刻思考，考量著執政黨的治理能力與現行社會的倫理治理智慧。本文通過考察中國現代性發展模式，以社會結構轉型作為分析框架，揭示理解核心價值觀在中國產生的複雜而深刻的歷史效果，並探究其價值與意義。
一、現代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成之歷史際遇
當今世界競爭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全球資本與權力體系的硬實力，二是各自所憑藉的「軟實力」——文明。實力與文明缺一不可。如果說硬實力，潮起潮落，那麼，文明卻是長久競爭的底蘊。一個文明的吸引力，在於其核心價值觀的吸引力。當今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的深層問題，就是核心價值觀能否直面破解社會轉型中出現的現代性難題。
無論是在傳統意義上，還是在指向人類普遍價值觀的中國闡釋和中國發展意義上，我們皆以中國現代性為根本來理解中國的價值觀，把現代性作為核心價值觀形成的時代背景，作為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要內容。就此而言，核心價值觀形成的歷史境遇問題就轉換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究竟是否具有獨特性？是否存在特殊學理意義的現代化「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抑或「中國方案」？即中國是否創造了屬於自己的現代化發展經驗，為現代化理論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貢獻？
1.西方現代理論籌劃和實踐探索
現代性肇始於西方，西方率先建立起現代社會，且對現代性進行了實踐探索與理論建構。
第一、何為現代化、現代性、現代化理論？所謂現代化，「如果有必要定義，那麼現代化或許可以被界定為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歷史上形成的制度發生著急速的功能變遷——它伴隨著科學革命到來，反映了人類知識的空前增長，從而使人類控制環境成為可能。」［1］「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最劇烈、最深遠並且顯然是無可避免的異常社會變革，是福是禍且不論。這些變革終究會波及到與業已擁有現代化各種模式的國家有所接觸的一切民族。」 ［2］
現代化理論是在這場由現代化引起的社會變革中形成的。「儘管其模式不同，但卻存在著某些基本的、共同的特點；機械化、自動化、專業化和都市化程度的提高；非生物性能源的廣泛使用、積極持續增長；教育的高度普及；法制化進程的推進；個人自主性和理性思想的增強，等等。而對這一歷史進程所做的專門性、系統性闡釋和探索，則形成所謂的現代化理論。」 ［3］
現代性是基於社會學意義的研究視角透視現代化，側重於現代社會形態的研究時，提出的來界定現代的含義的。它指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較而具有的本質特徵，即原則，是現代社會一種質的規定性。現代性乃現代化的結果。
第二、西方現代化發展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現代性價值設計。西方現代化肇始於18世紀啟蒙運動，其核心價值觀是：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與文化上的多元主義。由此形成了具有全球普遍意義上的所謂「現代文明秩序」。它以民主制度的方式呈現其價值，並將其價值滲透於日常瑣碎生活中，使得源於西方的現代與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緊密相連；與憲政、民主、法治環環相扣，內在地嵌套在人們日常生活實踐中。「資產階級在生產、經濟、交往、政治鬥爭甚至在每時每刻的細小日常生活中都建構了各種不同的力量，多方面的角逐和博弈的關係場景。在這裡，被壓迫者恰恰表現為能動的主體，他們去生產、購物、投票和旅遊，表面上看完全自由自主的，可是正是這些自主生存的力量的引導上，資本控制和構序了生命存在本身的內驅力：在經濟爭鬥和生存競爭中，深層控制存在的實質上不平等的社會構序的發生。就此而言，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自由的生存形式本身恰是資產階級權利部署方式，或者說是：一套從根本上塑形存在的不可見的鏈條的網絡。」 ［4］總之，西方現代文明是在一個有所積澱的現代性框架中展開，這有利於其拓展文明的自我治療與糾偏機制，使其充滿生機與活力，並呈現出繼續向世界鋪開、深度擴張之勢。
第三、西方現代化面臨的挑戰。西方現代性以自由經濟、民主制度和多元文化為核心所構建的現代秩序迅速在全球鋪開。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得西方現代性從器物、制度乃至價值理念上都遭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與震蕩。這似乎是對資產階級主導的現代性這個沉重的時代唱出的輓歌。一方面，西方民主發展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移植變得異常的艱難。西方試圖通過在發展中國家輸入其價值觀，更換政體模式的努力，並未達到全球民主化善治的預期。相反，代之而起的是獨裁政權模式猖獗，乃至戰火蔓延。據統計，2000-2015年世界上已有27個國家放棄了民主制度。 ［5］
另一方面，西方自身民主制度遭遇空前危機。一是從民主理論的演進上來看，民主始於2000年前的希臘，其原始意義就是指人民的統治，即直接民主。而現代民主制度卻是少數精英主導的代議制民主制。這就意味著西方民主在意識形態的傳播與實存的民主制度設計上存在不同。從西方意識形態傳播上來說，當它強調民主至上的核心價值觀，它在將自己的制度描述為民主制度時，無疑給人們一種追求大眾民主、自由的希望。二是從其民主制度設置上來說，其隱蔽性在於採取帶有精英色彩的代議制民主替代直接民主。柴契爾甚至警告，只有獨裁者才會訴諸直接民主的方式，比如公投的方式，來解決政治問題。弔詭的是，最近出現的英國脫歐公投現象，美國總統大選等等給西方民主制度帶來巨大的挑戰。這是否意味著寡頭政治鐵律下精英與大眾的斷裂，民粹主義暗流湧動？是否意味著西方一貫信奉的優質民主在向所謂的劣質民主演變？西方意識形態的高調宣傳與實際制度設置差異是否導致了民主的理論預設、價值排序與實際運轉流程的錯位？以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為核心的西方經濟制度是否耗盡活力？更進一步說，西方在20世紀引進福利制度後，今天的西方困境到底是自由主義的產物還是福利主義的後果？顯然，西方民主遭遇到的空前危機。當然，西方在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同時，也開始了自身文明的調整。我們也必須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自我修復能力有一個恰當的評估，正確的判斷。即其制度本身的自我修復能力是否達到極限空間？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呈現
西方現代性理論籌劃和實踐探索的歷程表明，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經濟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文化多元主義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西方意識形態宣傳中自由民主的強大號召力、公民平等的誘人口號，並沒有帶來福音。且資本主義自我修復能力已經達到極限空間。正如德希達所說，「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的聯合，是如何在我們這個時代，導致了一個被福山稱之為『福音』所謂事件」。「在今天的世界秩序中，也即在全球化市場中，這種利益將從大多數人置於它的桎枯之下，以一種新的奴役形式制約著他們。」 ［6］顯然，這似乎不是福山意義上的歷史終結，而是人類社會普遍的資本主義化演繹成為人類進步邏輯的終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承載著同新自由主義這一西方意識形態底色在現代性的呈現之間的博弈，並由此重構世界歷史的使命。
第一，現代性並不是具體的制度設計，而是一種精神指導。現代化脫胎於西方文化母體，但在其演化過程中，逐漸演變為一種精神指導，而不是一種具體的社會制度勾勒。［7］中國當代文化形態不可能像西方現代化那樣推陳出新地自然形成。當然，也不能離開中國本國的傳統文化「無中生有」。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強大的抗拒現代文明的文化惰性，且封建形態的改良性遺傳，已然隨處可見。傳統文化僅僅依靠自身不能自我再生，需要對之進行改變。另一方面，西方文化除了具備普遍意義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具有西方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它不能直接轉換為現代中國價值。
中國現代化，既要引進西方現代化變革傳統，又要憑藉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內蘊的精神動力來完成轉型升級。因此，如何通過創造性轉換，把西方文化、現代性普遍理想價值與民族傳統進行整合，構建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則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呈現。首先、要理解中國現代化道路，必須了解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意識形態底色，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主導著文明的發展方向，體現著文明的持久性與發展性，給社會發展帶來創造元素與競爭元素。它旨在對社會發展中的政治、經濟行動邏輯賦予意義，進行價值詮釋，並成為規約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思維的理論對話空間。因此，無論是社會的定型、穩定還是轉型與發展，都是以核心價值觀為主導建構和重構社會。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導著中國的現代化發展。
第三，核心價值觀旨在破解現代性認同危機的難題。現代性，無論是植入性的還是被迫性的，它是一種繞不開的社會建制。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面臨的問題就是現代性是否足以完全撐起今天中國社會健康運行？如果說現代性是當下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主題，那麼我國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也經歷著如哈貝馬斯所說的價值體系不能為社會整合提供足夠的合法性以確保全體社會成員對社會信任的「合法性危機」與「合理性危機」的難題。核心價值觀的使命就是對價值觀多元分化或者多元價值觀衝突的一種超越。其實質不是消弭多元價值取向，在多中求一，在衝突中尋覓和諧，在萬變中探尋不變。進而建構一種具有引領和主導的核心價值體系。因此，核心價值觀，關乎國家治理的價值，旨在多元價值訴求意義上謀劃國家、社會、公民共識的凝聚和提升的精神要素和現代性價值整合。就此而言，核心價值觀要解決的根本難題就是中國現代性價值重構、整合與認同的難題。
最後，中國現代化發展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現代性價值設計問題實際就是如何解決從國家、社會、個體三個層面上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國家層面的自覺追求；在社會層面上凝聚社會共同價值的自覺追求；以及個人在公民認同上的自覺追求，進而矯正現代化發展中出現的嚴重社會心態失衡、失序乃至呈現扭曲的狀態等等問題。即中國如何以一種更為理性的態度和更為務實的方式為世界呈現出現代化發展創新的模式，並成為構成現代化的重要維度的問題。如果說，「帝國主義所允許範圍內的『現代化』是有限的、局部的現代化。儘管大不列顛在印度統治時帶來了鐵路等現代化變化，但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取代以前或者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民是不會收穫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8］那麼，中國的現代化應該向整個人類體現「東方智慧」。因為，在這個被資本和戰火搖蕩的世界，西方主導的現代性，已經不足以消弭日益擴大的裂痕，日漸崛起的中國，理當在人類建構未來新型共同體的歷史進程中創造屬於自己的現代化道路。
二、對現代性的中國式反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成之動力源泉
核心價值觀體現了現代化進程中的一系列制度設計的內在精神與原則，它賦予制度以意義，並對制度發生的源泉進行詮釋，對未來發展做出判斷。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破解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現代性難題。而現代化在最終意義上是對其評價的價值尺度的準確把握。它是一個民族通過反思自身現代性，找到本民族自身發展邏輯的合理標準，確立符合自身發展邏輯的核心價值觀，進而做出自己的正當性選擇的過程。因此，對現代性的中國反思與檢視成為核心價值觀生成的動力源泉。
1.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階段劃分及其特徵
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迫於內憂外患，從外在形式上被動地進入現代化，且從外在表現上已經在器物層面進入了現代化。中國在追趕現代化、享受現代化帶來的諸多財富的同時，也承受著現代化所帶來的諸多病症，顯然文明程度不夠。因此，對於中國現代化發展階段的劃分對梳理現代化經驗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中國現代化的粗略劃分。華中師範大學馬敏教授對現代化做過一個粗略的劃分，大致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從1860—1949年大約90年的早期現代化階段。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從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從民國肇始到國民革命；二是從1949年—至今大約67年的現代化階段。即新中國成立後的兩個30年。［3］
早期現代化的失敗警示我們，沒有民族獨立，就沒有真正的現代化。因此，我們「講現代化，也不能不區別帝國主義所允許範圍內的現代化和獨立自主的現代化。」 ［9］且需時刻注意「在破除一種使中國人無力實現自我轉變而只能依靠西方引進現代化的偏見的同時，我們是否無意中對中國歷史形成了另一種偏見，即中國歷史上只有西方歷史經驗所界定的導致現代性的變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變化？」 ［10］就此而言，中國現代化既不能割斷自己的精神命脈，也不能避開現代化的社會轉型和中國現代性重構的文明進程。
新中國成立後的現代化進程經歷了兩個30年（1949—1979）、（1979—至今）。本文著重考察第二個30年的現代化進程，並對現代性進行自我審理。這涉獵到構成中國現代性的兩個有力槓桿——國家與社會之間關係的獨特性。在後面的分析中，會不斷回到對這個問題的追問上來。如果說西方現代性制度的確立是基於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立上，那麼，「中國是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並進入現代的」，「中國現代國家的特徵從本質上是由其內部歷史演變所決定，是一個中國過程」［11］。我國是一個有著自己完整歷史的文明國度。政府在現代化中起著關鍵作用，國家與社會之間在不斷地調試與合作的過程形成了官民共治的多元治理主體。政府與社會不是零和關係，而是一種共贏關係。公民不是在與政府的對抗與鬥爭中證明自己的存在與價值，而是通過有效的溝通，參與和協商來解決現代性問題，從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第二，中國現代性的外在表現形式與內在凝結。現代性這一概念蘊含著反映人類文明共有的規律的成分。中國現代化首先是世界化，其次是中國化，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構中國的身份認同。從外在表現上來看，現代化高歌猛進，中國實現了崛起。中國與世界的高度融合，並走進世界舞臺的中心，成為建構世界秩序的重要參與主體。這意味著富強已至。然而，從內在價值凝結上看，中國的崛起究竟是富強的崛起抑或是文明的崛起？或者更進一步說，是否意味著人類歷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義系統的誕生？現代化道路，仍是一條未經之路。由於民族的文明進程依賴於其合乎文明邏輯的實踐經驗與其合理性的價值立場的選擇。因此，特定歷史時期的任何民族都必然會對自己的理論體系、制度選擇和發展道路的合理性、合法性、正當性做出詮釋與辯護。帶有最大公約數的、處於主導的、主流的核心價值觀便由此產生，並依此為主導進行現代化建設，彰顯現代化內在價值凝結。並以外在表現與內在價值凝結的方式呈現中國現代性的特徵。
2.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的自我審理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在世界現代化浪潮不斷衝擊與挑戰下，不斷選擇與變換發展模式的過程」。［12］即中國現代化發展已經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了高效推進國家現代化發展模式。它集中體現著人民的根本利益，國家意識形態和執政黨的治國綱領，具有自身內在的價值理性基礎與價值目標追求。深入檢視與審理中國現代性進程中的價值追求，是我們認識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重要前提。它擬解決以下問題：如何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身（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超越精神？如何解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目標及其演進方向？究竟是何種文化力量與價值邏輯影響、引導和制約著當代中國人的價值信仰？
第一、中國現代化發展目的之自我審理。發展的目的在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雙重實現。中國的發展已成為當今世界性的課題。一方面，從器物層面，有著學習西方的烙印。中國現代化之重構催生了民族復興的期待。也正是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的硬實力，使古老的「孔夫子」揚名四海，也使以儒家學說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走向世界。
另一方面，從文化價值層面上看，經濟飛速發展，人的自身素質卻沒有跟上去。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狀況與經濟發展不相匹配。這就需要審理與反思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遭遇到的眾多轉型問題和價值問題。現代性在一般意義上，為個人選擇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提供了更多、更豐富的可能性，也為個性化的存在和選擇打開了廣闊天地。現代化帶來的最大弊端就是人類的物化和精神的萎縮。而物化對精神的擠壓，也帶來了現代性危機，並導致文化的短缺、價值的滯後、劫富濟貧多、富裕還民少的現象。因為資本增值的邏輯借著科技和貿易紮根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的同時，卻又把意義的世界從人類心靈深處連根拔起。這種紮根與拔根雙重作用使得現代性在創造了日益繁榮的物質空間時，卻又壓縮了精神空間，導致所有的現代化的紮根失去意義。同樣，在我國現代化的過程中也呈現出物質欲望對精神生活的僭越以及個體主體性對公共性的踐踏，並演化成為現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的現代性症候。它猶如一面多稜鏡將各個階層的複雜心態折射出來。諸如現實生活中的仇富與仇官、浮躁與焦慮、忽悠與炫富、空虛與冷漠乃至暴戾等不良心態，皆源於現代性的病症——物化。物慾擠壓甚至吞噬掉了人的精神世界，使得精神窄化與虛無化，導致精神力量讓位於現代化的物性力量。「人們不再有更高的目標感，不再感覺到有某種值得以死相趨的東西。」 ［13］因此，中國現代化面臨的問題就是，隨著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現代化面臨著資本邏輯在中國怎樣發揮作用？如何駕馭中國的資本問題？更進一步說，現代性敘事能在多大程度上釋義它所處的社會發展，與人類生活？
總之，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因自身文化的斷裂及其現代性經驗的欠缺，在文明調整上還有不足。一是儘管30多年來的高速發展，但同西方幾百年積澱的現代文明還有差距；二是中國現代化高速發展自身存在的問題。因此，中國道路或者說中國方案，無論是其自身的完整還是對世界秩序的重構都應當考慮補上現代文明建設的欠缺。代替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社會，既要接受技術理性的審核，也接受價值理性的引導。進而立足於中國現代化文明進程，對人類共同價值觀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價值理念做出中國詮釋以深挖出廣泛的世界意義。
第二，對中國現代化價值認同的審理與檢視。「現代性的狂飆、理性的泛濫，並沒有給我們帶來預想的成功和喜悅，相反卻出現了『道德謀劃』的失敗，現代人始終未能確立起現代道德精神的生長點」。 ［14］這使得價值觀充滿著盤旋、爭執和喧譁的問題。如何回應現代性價值認同難題？這無疑是一個題旨艱澀，論域宏大的理論問題與實踐問題。其核心是如何解決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認同、社會認同、公民認同等三大認同問題？
首先，現代性帶來的共識坍塌現象，加重了個人的身份焦慮與認同危機。馬克思對現代性影響的經典解讀是，現代性在對神聖的祛魅（即賦予人們拒斥絕對本體、解構形上理念的合理性）過程伴隨著主體自我意識覺醒；而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既受到全面競爭的推動，又受到資本邏輯的宰制，帶有鮮明的局限性。它「把各個人匯集在一起，它卻使各個人，不僅使資產者、而且更使無產者彼此孤立起來」［15］，致使現代社會遭遇「共識坍塌」的危機。而重構價值共識的前提，是對於他者的尊重、對差異的包容與對多元的承諾。核心價值的最終旨趣在於實現國家發展之興盛、社會運行之公正以及人之自我建構的問題上達成共識。從而破解現代性價值認同危機。問題是我們究竟以何種充分的理由，又將依循何種合理的邏輯，而非泛泛的學術演繹，來回應現代性價值認同危機。如果說官方意識形態話語向全世界所做的基本承諾是對自己所堅定實踐著的社會制度之先進性、優越性的信念，即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與理論自信的合理性、合法性與正當性。那麼在現實生活場域中，又如何讓「核心價值觀」成為調節人們生活際遇的信條，乃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其次，核心價值觀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始終繞不開的門檻就是現代化的本土化問題。中國現代性既面臨著工業文明下傳統社會及其文化的浸淫作用，又面臨著市場經濟、全球化而展開的現代性問題。無論是在國家層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民族復興，還是在社會層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的建構乃至個體層面「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現代公民品格的鍛造，皆涉獵到以下問題：如何來保障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夠創造性地轉換和有機耦合，以超越現代性的西方邏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傳統文化、傳統價值觀的現代轉型何以可能？
最後、現代性的核心問題是現代文明意義上的制度實踐主體——公民的生成。問題恰恰在於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由於過度重視質性特點的變化，而忽視了現代性的基本前提——現代公民的生成。其實，文明的本質就是人性的文明。沒有公民品格的培育，現代化、核心價值觀皆會落空。公民是現代核心價值觀實踐指向的應然主體。然而，當下國民普遍充滿著不安與緊張的戾氣，諸如首都機場爆炸、摔嬰兒事件等，其惡劣行為讓人不寒而慄。再如日常生活中在地鐵、公交上為爭一個座位大打出手等等這些個案的高發，不能不引起社會的深刻反思：中國五千年的禮儀之邦，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這是對傳統倉慄食而後知禮節的反諷嗎？我們究竟是在經歷恆古的道德滑坡，還是經歷道德領域的高速轉型？這是否意味著建構在資本化的體系上的現代性，在給人以自由的同時，也有置入放逐的生存處境的可能？如何把握馬克思曾作的判斷：「自我異化的揚棄與自我異化走著同一條道路」這一難題？這些問題直接關係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與道路自信。
3.以社會結構轉型作為分析框架，審視中國現代性，探尋核心價值觀生成的動力
對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方位、表現形式、現存問題和建構路徑的判斷，需要一個分析框架。這個分析框架就是「社會結構轉型」。即從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和力量轉移的角度來反思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從中國現代化實踐與現代性價值設計上看，中國的社會結構轉型和現代化實踐是以一種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的政府語言呈現。它蘊含著黨和政府對當下社會結構轉型的模式、道路與目標的期許，並凝聚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此，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把握就轉化為：思考中共獨特的政治支配結構以及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精神氣質是如何形成的？這種社會結構和氣質與中國傳統文明有著怎樣的交相關係？在社會轉型這個分析框架中，如何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行歷史建構與自身塑造？
第一，社會結構轉型作為一種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從歷史和實踐來看，現代性源於社會結構轉型開始的。現代化過程就是社會結構轉型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轉型便成為詮釋已經取得且值得人們關注思考和解決的現代性問題的一個分析框架。以社會結構轉型作為分析框架，意味著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研究從政治學研究領域拉回到社會學範疇，拓展了其研究視野。
首先，社會轉型是文明轉變的根源。現代性發源於社會轉型。即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現代社會既是以自由、理性與個人權利為軸心的現代核心價值轉型為支撐；又是以市場經濟、民主法治和民族國家為基本制度的現代文明秩序的深刻轉變。現代化的發展模式大體上有兩種，內髮型的現代化與外髮型的現代化。在內髮型的現代化進程中，傳統與現代的衝突是在同一種文明圈內逐步展開；而外髮型則是一種由外及內的傳導性社會轉型。傳統與現代的衝突，是兩種異質文明之間的衝突，並在較短時間內突發的方式展開，是一種歷史傳承性的斷裂。其面臨的難題是如何消弭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撕扯與斷裂。如果說，社會結構轉型是導致文明斷裂的根本原因，並成為分析新的文明崛起的分析框架，那麼，作為文明核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形成，當然也應以社會結構轉型為分析框架加以詮釋。
其次，社會結構轉型是構成社會諸要素變化、重組與轉換的集中體現。社會變革不僅需要價值引導，社會轉型的成果更需要訴諸於人們的思想觀念、精神信仰之中，否則轉型舉步維艱。社會結構轉型與核心價值觀相互型塑。一方面，從社會結構轉型可以透視現代化的本質。即從人的依賴（或人身依附關係）中解放出來；使市場或資本力量相對獨立出來；使個人相對獨立且為主體。它經歷著社會結構轉型——領域分立——力量轉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的過程。社會結構轉型成為引發思想變革的根源。另一方面，思想的變革也會影響社會變革。「思想和文化風格並不改變歷史——至少不會在一夜之間改變歷史。但是他們是變革的必然序幕，因為一切世上的變革——價值觀和道德倫理上的變革——會推動人們去改變他們的社會安排和體制。」 ［16］因此，基於社會轉型這個分析框架來闡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及其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方位、表現形式和現存問題，是歷史的必然。
最後、社會轉型本是中國社會內生規定性的一次宏大而持續的文明較量，只有深度根植於中國社會土壤，才能探尋核心價值觀的生成的力量源泉。因為「就中國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種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17］因此，以社會結構轉型為分析框架，旨在探尋傳統價值觀在現代社會有著怎樣的表現形式。反過來也可以追問，現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又如何在傳統中醞釀而成的？核心價值觀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是否有一個結合點，且這種結合是否足以鍛造現代公民品質？
第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轉型中面臨的挑戰。社會結構轉型首先觸發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日益複雜的現實問題。關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問題。現有西方現代性的內在機理上存在缺陷，即西方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底色是新自由主義，其理論指嚮往往導致「社會中心論」。這種對社會的無限度的信任，致使社會與國家之間陷入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我國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底色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一方面，中國實行一黨領導的國家治理體制，黨決定著國家的前途與命運。另一方面，國家需要通過配套的機制體制創新來加強和不同社會主體之間的合作。讓社會力量加入協同共治之中，形成多元治理主體。當前我國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最大癥結據在於：如何化解一元黨政領導體制與多元社會治理訴求之間的張力？一元的黨政領導體制如何以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為特徵的社會治理相兼容？如何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點？如果放手壯大多元社會參與是否會削弱一元的黨政領導體制？
一方面，釐清我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研究一種文明，必須研究這種文明在其獨特的制度結構以及這種文明的價值擔當者的精神氣質。了解中國現代化文明，必須對中國共產黨特有的支配方式與政治文化進行深入理解。釐清社會轉型的動力主體是什麼？主體的塑造應該從什麼地方入手？是國家，抑或是社會？在我國，無論是在近現代或是當代，在處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的問題上，都呈現出與西方社會的巨大差別。就中國而言，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往往所起的作用更大。中國人有著尋找組織的某種慣性的衝動與本能。中共以其自身的先進性主導社會結構轉型有著深厚的歷史邏輯與制度邏輯。一是中央順應民意，積極承諾對各種社會問題的正視與解決，並從理論上深入研究各種問題的對策。二是積極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發展思路上的差異，積極探索新的發展思路，以解決地方國家政府與群眾之間的緊張。三是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從嚴治黨。要求共產黨員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不僅通過延伸觸角，在數量上確保壯大黨組織。同時，通過打鐵還需自身硬的手段，在質量上保證黨組織的先進性。「無論是中共黨內的民主集中制，還是中共通過黨員對非黨群組織的領導、或者群眾路線，都在政黨國家與人民群眾之間呈現出極其複雜而又獨特的交錯關係。無論是將中共的這種集中，認定為喬治﹒奧威爾筆下的『反面烏託邦』，還是將中共的群眾路線或改革方向比附成西方式的社會運動或民主取向，都是亂貼標籤」。［18］
另一方面，從理論研究上來說，我們對於國家與社會複雜關係的研究缺乏貼切的詮釋，幾乎忽視了國家視角，只是面對社會，遮蔽了對國家視角的研究。尤其是上世紀80-90年代，學術界把精力聚焦在城鄉、階層、社區、家庭等範疇之中，導致政黨、國家、政府研究的缺位。到2000年政府行為才開始進入社會學的研究視野。國家視角研究的回歸，旨在突破社會學慣常的機制研究、底層研究、潛規則研究；旨在找尋如何把制度本身的設計與實際運作、上層與下層、規則與潛規則結合在一起，以透徹理解，現行制度怎樣運作的？從哪裡發端？如何沿革流變？如何加載在人的心中的？一旦遮蔽國家、政黨視角，就無法了解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質、組織形態。［18］就此而言，需要強化國家權能。因為國家應有權能被削弱對社會來說是不利的。我們既迫切需要培育一個法治的、充滿活力的市民社會，又不得不依靠一個強大的國家體制來保護和完善市民社會，建設成熟的現代中國。
三、破解現代性認同難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當代價值
精煉而成的24個字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體現了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的統一，也體現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它在「從社會中來——理論凝練——到社會中去」的循環過程中，經歷了理性與實踐的雙重檢驗。因此，作為包含民族稟賦與現代精神價值信息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共產黨持久性的理性思考與理論建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1.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肩負著對異質價值觀的辨析的使命，具有較強的生命力
在社會價值中，「核心價值觀因文化性而趨同，從而構成了中西方核心價值觀的屬性交點；因政治性和民族性而多元，從而主導著中西核心價值觀的差異」。［19］不同價值觀的趨同性、相異性及其矛盾性是客觀存在的。如果說，價值因交流而豐富，因借鑑而厚重，那麼，也正是多元價值訴求的存在，核心價值觀的價值和意義才更為清晰。
第一，核心價值觀凝練在形式上屬於最嚴肅、最嚴謹與廣涵式的呈現。首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聚是沿著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展開的。一方面，在時間維度上，核心價值觀源自傳統倫理價值，卻不是傳統的時間延展，而是重構了的傳統，表現為當代中國價值觀與傳統文化的傳承耦合，並賦予其新的意義。另一方面，在空間維度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置於中——西互通的世界維度，它是對西方現代價值的參照與借鑑，卻規避了對他者的摹寫。它不是直接的空間移植，而是他者的中國範型。盡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呈現的世界意義與新的文明的可能性。並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價值範型的世界普遍意義問題而呈現。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構的一整套完整的話語體系，是空間與時間相互交織下的中國價值的集中反映。它經歷了黑格爾意義上的一次艱難的文化結合。因此，中國是一個黑格爾眼中的世界民族，對於西方文明來說，它的歸宿卻在東方。
其次，核心價值觀的凝聚有助於釐清意識形態衝突「場域」裡交織著的左與右、保守與變革、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等不同層面的角力和矛盾。這種矛盾並非僅僅反映在觀念和思想上，而其背後密切相連的是利益集團形成的種種社會與政治力量之間的較量上。在價值取向上表現為「實然」與「應然」的兩極緊張。即大眾意識或思想文化的實然判斷——多元、多樣、多變轉換到「應然」努力——凝聚共識、建立核心價值觀，形成價值共識的追尋上。 ［20］換言之，中國社會正從一個高度同質化的人民逐漸轉型為分化的不同主體，且這個過程不可逆。如何將分化了的群體重新整合在一起？在什麼基礎上整合以及整合誰？面對這些問題，中共開啟的群眾路線實質上是讓群眾成為一個政治範疇的過程。通過政黨與大眾的結合而產生新的政治主體性，從而實現政黨政治與大眾政治之間的緊密結合與相互形塑。這不僅有助於提升民族凝聚力規避陷入「多數人的暴政」（託克維爾語）中，也使得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成為平衡政治體系的承諾兌現與民眾的信任預期之間的供需關係的過程。
最後，核心價值觀凝聚是一個從政治宣傳與走向學術研究相互形塑的過程。這為核心價值觀理論研究奠定了研究基石和研究格局。「價值觀涉及的是基本哲學的思考，需要邏輯推理，更需要價值澄清」 ［21］這就需要從理論與實踐兩個維度上釐清不同價值理念和理性與先進性，也為多元文化演進中凝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奠定堅實的基礎。立足於中國現代化的文明進程，對人類共同價值觀中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價值理念提供中國理解與中國解釋，以挖掘出更廣發的和普遍的世界意義。總之，核心價值觀，不是簡單延續傳統文化的母版，更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也不是其他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更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因而，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練，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的議題空間。 ［22］
第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孕育著新的生命力。中國的現代性建構及其運行都具有世界價值。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內在於社會主義事業振興的命題，肩負著化解困擾著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矛盾，解構現代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歷史使命。這種使命指向人類夢。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其主體不僅是中華民族，也是人類整體。經過現代化歷程及其積累，中國在其政策設計、制度供給與體制安排上，其最終旨趣，旨在全球的現代轉變格局中，藉助於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完成中國現代性建構，重構西方資本主義主導下的世界歷史，並同世界不同文明傳統及其現代化一道共建人類文明新秩序。馬克思在1857年「大膽預言」成為當下印證。「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的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23］我們無法斷言，某種現成形態的價值形式，但是核心價值觀在各種思想資源之間的碰撞、匯通果真能呈現出一種自主的建設性與創造新的融合，極有可能成為指向性文明的生長點。［24］
2.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發展中的價值彰顯
現代社會是多元主體，中國確立了人民主體地位和群眾路線，把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保障人的公民權利，促進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作為最高宗旨和根本原則，把人民是否滿意和擁護作為判斷是非和工作好壞的根本尺度，對廣大人民實行大幅度經濟賦權、政治賦權、社會賦權、文化賦權，為每個個人的基本價值找到新的精神資源與制度上的存身機會。核心價值觀正是在這種關注群眾獲得尊嚴、價值、地位與權力主體的感受與認同上，彰顯其在現代化發展中的價值。
第一，核心價值觀體現了應然目標的基線與世俗生活的實然底線之間的統一。「一種價值觀要真正發揮作用，必須融入社會生活，讓人們在實踐中感知它、領悟它。核心價值觀靠將其價值觀念浸潤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落地。」 ［25］這就意味著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日常化、具體化、形象化、生活化，使其從抽象的價值理念轉變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價值共識，並能在草根民眾生活中落地生根。一方面，現代性所導致的物化與個體化，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處於高度緊張狀態。」［15］它讓「本質的人性降格為通常的人性，降格為功能化的肉體生命力，降格為作為凡庸瑣屑的享樂」。［26］核心價值觀通過不斷拷問自身的精神狀況，不懈追求超脫的人生境界，還原符合人之本性的精神世界，塑造富有人性魅力的人格品質，以對抗世俗的粗燥，對抗現實的束縛。
另一方面，精神生活的完善與精神境界的提升需要社會塑形與主體交往的社會生活空間支撐。一是生活層面的東西已經納入了政治的視野，並開始獲得政治話語權。［27］社會公眾更傾向於從日常生活層面獲取政治。二是意識形態也以一種彌散性的社會存在，悄然進入我們的無意識層面，進而編制為一種合理的價值體系。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唯有以社會生活為載體，才能以有限之深追尋無限之道，提升人的生命的樣態。三是核心價值觀代表著一個國家的道義基礎和形象，進而決定性地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制度變革和社會發展方向。就此而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彰顯的制度精神，是一個國家運作得以立足，藉以擴展、乃至延續的靈魂。它滲透於中國廣泛的制度運作，政治權利邏輯、社會運行軌道中，「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28］
第二、核心價值觀的凝聚是理論訴求與實踐境況的統一。任何理論只有與具體現實相結合，才能凸顯它的效力與限度。核心價值觀的凝聚，經歷了一個從理論到實踐，再從實踐回到理論的循環過程。一方面，核心價值觀的凝聚來源於中國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它是民族國家的奮鬥目標，個人的行為規範，是基於日常生活所做的邏輯凝練。換言之，它源於生活，成於實踐。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學理研究應自覺融化於世俗中，讓世俗閃耀出智慧，使得嚴謹縝密的理論懈馳，使奮發凌厲的思想圓純。24個字，念在嘴上，放在心上，綁在腿上。
總之，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處的坐標認知結構與價值的建立，有利於我們更快進入、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生的種種問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任重而道遠。從上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從喧囂的廣場回到冷落的書齋，而今，從學院壁壘而出，走向公共媒介，走向街頭和田野時代。這意味著理論工作者不僅需要將「以學術為業的精神」與「以政治為業的精神」相結合，還需具有「用力而緩慢穿透硬木板」（韋伯語）的硬功夫，更需要潛心於「灰暗的、細緻的和耐心的文獻工作」。而「單靠祈求和等待，只能一無所獲。我們應當採取不同的行動，我們應當只做我們的工作，正確的對待無論是為人、處事的還是天職方面的當下要求。」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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