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幾年，大學排名越來越傾向於避虛就實，也就是強調「數字」而忽略「影響」。
中國大學及大學教育，歷來是公共輿論關注的焦點之一。近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大學何為》一書再版，他以理性、平和的視角，深入討論我國大學問題的複雜性和改革的代價，受到廣大讀者關注。
好大學培養的學生，有明顯的精神印記
陳平原關注大學研究已有多年。「中國大學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這才值得你我去追蹤，去思考，去參與。」《大學何為》講當下中國大學問題，陳平原將近年所撰關於大學的文章結集成書，書中對當下大學問題一針見血，觀點犀利。「作為人文學者，我希望以建設者的立場，努力介入當下的社會（教育）改革。」
陳平原在該書中強調，大學需要「學問」，更需要「精神」。「學校辦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論文、專利、獲獎等，還得看這所大學教師及學生的精神狀態。好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有明顯的精神印記。」
「目前中國大學的最大缺陷，是沒有個性。」陳平原指出，許多大學面目相差無幾，這讓人擔憂。
陳平原認為，有些大學還盲目追求「大而全」，「一窩蜂都在爭碩士點、博士點，這是一條很糟糕的歧路」。博士教育的快速增長，帶來一系列矛盾：學術質量不能保證，學生激增，讓科研經費捉襟見肘。
「更嚴重的是，目前排隊申請博士點的大學還很多，你怎麼說服他們安於本科或碩士生教學的現狀？」
用「講故事」說大學精神
陳平原研究大學、寫著作，最早是從「講故事」開始的。
1993年，陳平原在東京大學做研究，翻閱很多該校校史資料，深受觸動。於是，他在一篇短文裡寫道：「再過四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學就將迎來百年大慶。沒人讓我操心，只是自己跟自己過意不去，老覺得該為它作點什麼。」
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際，陳平原編著《北大舊事》和《老北大故事》，兩本書將他所理解的北大精神，用老北大的人物和故事呈現出來。
「當每個大學都在努力發掘自己的『大學精神』，確實是有點誇張，而且容易變成一種空洞的口號」。陳平原認為，大學精神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清楚的，所以他寧可「講故事」。過去的17年，在陳平原等的帶動下，「大家意識到，大學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個由有血有肉、有學問有精神的人物組成的知識共同體。」
今年，陳平原新書《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出版，對「八年抗戰」大學內遷歲月進行了呈現。書中，他講述李政道的故事：1945年，19歲的李政道到西南聯大找從未謀面的吳大猷教授，希望在他的門下學習。當值西南聯大的學年中間，不可轉學。但吳大猷卻允許李政道當旁聽生。此後，李政道經常去吳大猷的家裡請教問題、做作業，還會幫老師做一點雜事，比如洗衣做飯等，師生儼然像一對父子。
「今天很多大學建在新建的大學城裡，老師與學生相處時間很短，都在搞各自的學習和科研，距離越來越遙遠了。」
寬容看待大學成長的曲折
對於今天中國的高等教育，陳平原喜歡用「亂七八糟」和「生氣淋漓」兩個詞來形容。他解釋，是因為它既混亂，又生機勃勃，也正因此，能夠看到很多新嘗試在發展。
陳平原一直呼籲：給教授和學生們留點讀書的時間，給大學留點成長的空間，這比拔苗助長、胡亂「掌聲鼓勵」要好。
對大學在成長中的曲折，陳平原態度寬容，「辦一流大學很難，需要社會的熱情鼓勵，需要大學中人的艱辛跋涉，需要積累，還不一定成功。但大學必須有自己的立場、目光與胸襟。」
【訪談】
中國崛起賦予大學發展機遇
大學排名不能過於在意數字
讀+：論實力，中國頂尖大學在世界上排名不算靠前，與世界名校有較大差距，但為何北大、清華的影響力卻似乎很大？
陳平原：談論中國大學的影響力，可參考國際排名，但不能太依賴。北大百年校慶時，我寫過一篇《作為一種文化景觀的百年校慶》，其中提及學術水平並非世界一流的北京大學，其在東方古國的復興道路上所發揮的作用，又是許多世界一流大學所不可比擬的。
在一個國家的大轉折關頭，北大挺身而出，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以至你談論百年中國的思想、政治、教育、學術，無論如何繞不開這所大學。這種機遇，說實話，千載難逢。
同樣道理，近三十年中國經濟、政治的迅速崛起，賦予北大、清華等中國大學很好的發展動力、機遇與前景。
讀+：近年的各主流世界大學排名中，北大、清華大致在45至55左右的名次，在您看來，現在的世界排名和他們的實力對等嗎？曾經一百開外的排名，是不是被低估了？
陳平原：十年前，我寫過《大學排名、大學精神與大學故事》，專門談這個問題。那年《泰晤士報》的大學排名，北大居然名列第17。在我看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據說，排名主要依據五項指標：第一，國際教師比例；第二，國際學生比例；第三，教師與學生比例；第四教師科研成果的引用——這四個指標，北大都很一般；但第五項指標——學術聲譽，北大高達322分，單項全世界排名第10，一下子提升了北大的排名。
在我看來，這個排名所肯定的，不是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國在變化的世界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學者們在關注中國的同時，也在關注中國的高等教育。這就有意無意地提高了中國大學的學術聲譽。
近幾年，大學排名越來越傾向於避虛就實，也就是強調「數字」而忽略「影響」。北大、清華的國際排名大致徘徊在前50名上下，我的總體判斷是：學術水平沒這麼好，但影響力遠比這高。
中國高等教育兩條腿走路
讀+：中國大學曾經流行一個熱詞，叫「與國際接軌」。他們心目中的「國際軌道」大致是怎樣的？
陳平原：中國大學和歐美名校之間，在教學及科研方面，是有不小的距離。但我不喜歡「與國際接軌」這個提法。我常問：究竟是哪個「軌」？又應當如何「接」？國外的好大學並非都是同一模式，每個在海外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學」的範型。
讀+：這些年中國國力在增強，中國的大學教育與這種增長是同步的嗎？
陳平原：我發表在《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5期的《當代中國大學的步履與生機》，原本是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專題演講，其中有這麼一段話：「回過頭來看這一百多年的中國現代大學史，有兩處路走得比較順暢，一是1928—1937年；再就是1998—2014年。其他的年份雖也有若干亮點，但往往是起伏不定。最近十六年的爭創一流與大學擴招，二者高低搭配，各有各的道理。身在其中者，很容易發現諸多積弊；但若拉開距離，其雄心勃勃與生氣淋漓，還是很讓人懷念的。」並非因為是在國外演講，就專挑好的說；我在國內也是這麼講的。
最近這十六年，中國的高等教育兩條腿走路，一是努力做強，追趕世界一流；一是儘量做大，擴大辦學規模。應該說，兩條腿都在用力，也都很有成效。當然，操之過急留下了不少後遺症，但總的成績不容否定。
讀+：去年5月，北大啟動「燕京學堂」計劃，向全球招生，設置一年制「中國學」碩士。後引起風波，您認為這一計劃是一種有益的創新嗎？關於「利」與「弊」的爭論，您的觀點是什麼？
陳平原：平心而論，從社會募集巨額經費，創辦培養國際人才的燕京學堂，應該說是很有創意的好事。只是因計劃不周且用力太猛，加上論述時的若干瑕疵，以致引起部分師生及校友的猛烈批評。這麼一來，好事不但多磨，且效果大打折扣，實在很遺憾。
不想「高屋建瓴」地說風涼話，我希望站在建設者的立場，幫著出出主意，看能否進一步完善此計劃。相關意見適時提交給了校方，至於是否被採納，不在我考慮範圍內。
名校話題被絕對化了
讀+：現在莫言、屠呦呦等人紛紛獲得諾獎，是不是可以說，中國人大量斬獲國際大獎的時代正在到來？
陳平原：獲諾貝爾獎是很高的榮譽，但在中國，此獎項被賦予了太多的光環。隨著獲獎人數的增加，中國人逐漸能以平常心看待；從事學術研究的，更是不該過分糾結於獲不獲獎。
至於學者與大學的關係，我的導師王瑤先生曾做了個有趣的比喻：類似於商品展出在櫥窗。商品（學者）不出名時，確實得益於「高大上」的櫥窗（大學）；但一旦商品出了名，情況就倒過來了。我相信諾貝爾獎評委會看中的是莫言、屠呦呦的創作及研究成果，而並非因為他們是「中國人」這個標籤。
讀+：在中國，進北大、清華成為各地高考狀元、「學霸」、精英的首選，也被人們視作是走上真正成功人生的唯一機會，您怎麼看？
陳平原：最近十多年，中國大學迅速擴張，去年毛入學率已達到37.5%，很快就會超過40%。因此，現在參加高考，不是考上考不上，而是能否進入名校的問題。
必須承認，進入北大、清華等名校，可以得到更好的學習機會，人生道路也會走得比較順暢。不僅中國，全世界都一樣，進入名校乃成功人生的重要一步。可這個話題，如今被絕對化了。很多用人單位「查三代」——學士、碩士、博士都必須是名校，這就太過分了。這樣一來，所謂「成才之路」，變成了中學階段的學習成績。好些「慢熱型」的學生，或者桀驁不馴的孩子，因高考成績不佳而沒能進入好大學，日後發展艱難。這種選拔機制，不利於偏才、怪才。當下中國教育總體水平不錯，與以前相比有明顯提升，但創造性不足，長遠看，這是隱憂。（文/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