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說自己相信的話，說自己有把握的話，這是我的基本立場。另外，聰明人往往有當領袖的野心，我沒有這個欲望。「拉大旗作虎皮」，或振臂一呼應者雲集，那樣的角色設計不適合我。
「有人喜歡將心情攤在紙面上，有人則是把心情壓在紙背下。我習慣於後者」
陳平原（梁辰 攝）
陳平原
1954年生於廣東潮州。2008年至2012年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大學十講》《學者的人間情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等。妻子夏曉虹也是北大中文系教授。
陳平原今年將滿六十。在採訪中，「從某一角度上說」之類的用語，他頻頻拋出。面對我的提問：北大近兩年話題頻出，為什麼不見你發言？他也是將最初的回答全然改過，然後字斟句酌——「有的不值得說，有的說了也沒用，有的則非我所能說。另外，還有好些我其實是說了，只不過沒有在媒體上體現。尤其涉及北大內部人事，從教授到校長，我完全可以採用另外的表達方式，不必隨媒體的節奏起舞。我當然知道，在媒體上發言影響很大，以北大教授的姿態批評北大，那樣很有衝擊力，也很有戲劇性。可這種戲劇性不是我所追求的。」
他的校友、作家查建英說，他一向出言審慎。許子東曾邀他上鳳凰衛視做節目，他婉拒了，「他覺得更習慣待在教室裡。後來我們上《鏘鏘三人行》，他談教育談得很好。」查說。
除了謹慎，他對媒體還有過「心結」。若干年前，央視某編導請他策劃，向公眾介紹世界上的著名學府。待他興致勃勃，認真投入，對方反而爽約，草草了事……可即使氣憤，他還是保持理性與平衡感。如查建英所說，他溫潤兼有原則。
「有的人如果不說話，別人不會關注，故必須隨時表態，有的則相反。人處在一個比較好的精神狀態時，就能擁有比較強大的自信。該說不該說，自己知道。」3月，北大人文學苑，送走一批學生後，陳平原在討論一個嚴肅的話題：自省——知識分子應省自己的能力，省自己的立場，也省自己在這個社會上所發揮與應該發揮的作用。
「我的妻子一不希望我從政，二不希望我當領導，三不希望我從商。她讓我就做一個純粹的學者。」他的普通話夾著潮州鄉音。
1997年1月13日，北京，陳平原在北大教職員宿舍內
有才華是好的，橫溢就可惜了
1988年，陳平原發表博士論文《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序言裡，他提到自己的研究方法：小題大作。不過，「並非每個『小題』都值得『大作』，這要靠對重點文學現象的理解和把握。」
錢理群對此印象深刻。1984年，還是北大中文系教師的他，兼任著名文學史家王瑤的助手。有一天，做當代文學批評的黃子平轉給他一篇題為《論蘇曼殊許地山小說的宗教色彩》的論文。作者是中山大學文學碩士生陳平原，正來京找工作。他當晚讀完，與黃商量，讓其來北大教書，「論文已顯示其治學上視野開闊，將晚清與現代打通，又涉及對宗教等學科的了解。」文章轉到王瑤手中，他看過後說，「才華橫溢。」不過又添一句：有才華是好的，橫溢就可惜了。
當時校方表示，可以讓陳平原來讀博。如果真的不錯，畢業後再留校。王瑤得知後拍板：那麼今年我來招生。「於是，我與溫儒敏成為北大中文系第一屆博士生。」陳平原說。
他是1977年考上中山大學中文系。在潮安，8年回鄉知青與民辦教師的經歷，讓他與同齡學人一樣，有過「文革」教育在思想上種下的「鹽鹼地」亟需清洗、學術訓練匱乏的緊迫焦慮。
「突然間的開竅」是在大四那年。憑著對舊日體制的深刻反思，對國際學術潮流湧入的敏感，在闡釋社會主義制度及發展道路時，他引入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人合寫《論西方異化文學》。這篇論文在1983年「反精神汙染」中，被學校勒令檢查。但是，「薩特的存在主義、羅曼?羅蘭的小說、馬克思的傳記與手稿等攪和在一起，構成了我的思想啟蒙。」
80年代末，陳平原思索並試述歷代文人對學術與政治、學術法語與學人定位的關係的困惑。有一天，王瑤先生突然將他找去說，對他最近發表的幾篇文章很滿意。隨後題字，「詎關一己扶持力，自是千錘百鍊功。」這組隨筆收入《學者的人間情懷》一書。文中，陳平原彰顯學人角色的自覺，發出「政學分途」的心聲——「我常想的是，選擇『述學』的知識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間情懷，又發揮其專業特長。我的想法說來很簡單，首先是為學術而學術，其次是保持人間情懷——前者是學者風範，後者是學人（從事學術研究的公民）本色。兩者並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
改革不易
1992年，陳平原出版《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上海交大文學研究所所長夏中義指出，他在標舉遊俠精神對千百年來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崇高而「不切實際」的人生境界的感召時，明顯地折射出他要高揚學術的志向，以及不憚在頗感困境的學界充當「獨行俠」的願望。
彼時，相較80年代的「文化熱」，社會科學迅速崛起。錢理群注意到，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前後，陳平原寫了《老北大的故事》系列文章，這是他從文學史跨越至大學史及教育史研究的開端。陳平原沒有否認，他研究北大，背後的思路是教育史與學術史。
在《大學三問》裡，他針對時下大學存在的弊端、誤區追問——「人文有無用處」、「管理是否萬能」、「榜樣如何獲得」；「我們為什麼要辦大學？大學只是生產合格的產品——學有所長的學士、碩士、博士，還是必須融入並影響當代中國人的文化理想與精神生活」——在《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我的大學觀》裡，他給出自己的答案：大學需要國際視野，同樣需要本土情懷。
2003年5月，北大兩次出臺《北京大學教師聘任和職務晉升制度改革方案》（徵求意見稿）。校內圍繞改革制度，「本土派」人文學者與具有海歸背景的社會科學學者形成對峙。查建英採訪了爭論中的雙方，撰文《北大，北大》。她說到陳平原——當「他的中文系同事們幾乎一邊倒地反對改革反案」時，他卻是「為數不多的對改革既持批評態度又抱有同情的人」。
「我承認改革的大方向及立足點是對的——中國大學的人事制度確實積弊叢生，必須改。這一點，我跟很多人文學者的觀點不同，跟社會科學家的立場也不一樣。不少人其實是站在維護自身利益及尊嚴的角度，掂量的是這一改革對自己有利還是有害，而不太考慮中國大學到底往哪一個方向走。」陳平原說。
查建英寫道，多年前某次會議上，陳對校方行政管理層頗有微辭，斥責其權力過大。會後，那個副校長把他拉到一旁對他說：北大校園裡到處都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右派和左派，管理層必須在各派之間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現更大的麻煩。從那以後，陳學會了去體諒做這種平衡工作有多麼難。
「陳平原的思考角度與眾不同，他十分清楚北大政治環境的複雜與無常。」 查建英告訴我，她惋惜當年，北大校方沒有讓他參與設計改革團隊。在西方學府比較成熟的管理體系，尚且需要協調各種因素，更何況中國大學像一個難以突圍的城堡。「陳平原對大學有充分研究。他對各方意見抱有理解，懂得磨合妥協。至少，他能將改革推至更遠。」
2008年，陳平原在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前，曾詢問錢理群。「他是為實踐他的教育理想。我卻不看好。」錢說。
「他後來又說，做不見得能做好，但做比不做好。」陳平原微笑著補充。在任期間所遇的糾葛，他只是略有透露：中文系歷來是北大的標杆，但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很努力，更不要說「成績斐然」了。有些教授長期寫不出專業論文，有些則只能在很差的報刊上發文章。他不敢強行規定，但號召大家在大陸以及日本、港臺的優秀專業期刊上發表論文。至於英文論文，學校自有獎勵，不用他提倡。
「有人因此寫匿名信，抗議妨礙學術自由。什麼是學問，即便無法形成共識，總該有點底線吧？」他親歷管理後，才體會到管理不是萬能的，但沒有管理卻是萬萬不能的。可他又不願執行官方要求，對教授們實行「以課題為中心，以數量為標誌」的管理。錢理群說他是「兩頭不討好」。2012年，他辭職前再次問錢。錢當即表態：你早該辭掉了。
那時，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表示可惜，聲稱未來十幾年，起更大影響的是行政力量而不是學術力量。他答道，這是必須直面的難題，也是我所要挑戰的。
「這背後有一句潛臺詞：與其當一個說話繞彎子、幹不成什麼像樣的事的小領導，不如回歸教授角色，寫我的文章，說我想說且能說的話。至於聽不聽，接不接受，那是別人的事情。」
2009年，陳平原與妻子夏曉虹在海口五公祠
振臂一呼的角色不適合我
人物周刊：現在，學術研究與教育改革在您心中持何比重？
陳平原：重心當然是學術研究。對於當下中國的教育改革，我會做帶學術性的批評，但這最多也只是影響社會輿論及某些決策者的思考。不在其位亂出主意，那是不合適的。80年代末，就有老先生說我應該出來競選當校長。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若你還站在校長的立場來思考與表達，就很容易錯位。90年代初，我們創辦《學人》，日本朋友的最初設想，也是支持我們辦大學。我說做不到，除了經費來源，還有很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約。在中國，當大學校長必須是共產黨員，或是哪個民主黨派的骨幹。而我無黨無派，總不能為了過把校長癮，在自己家辦一個補習班。
我承認教育改革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實踐的能力與機會。可我不具備這些條件。所以，太技術性的問題我不談。我是以一個教授的眼光看中國大學，不是以大學校長的眼光看中國大學。
人物周刊：10年過去，怎樣回看2003年北大的人事制度改革？
陳平原：去年我本想寫一篇《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十年祭》，後來忙別的去了。總結那場改革的得與失，看有什麼遺憾，最後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結果，很有意思的。我的基本判斷是，北大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是好事，但沒做好。
當初改革方案公布，校內當即出現嚴重分裂，我跟校長談了幾點意見，其中包括：第一，要明白大學裡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條心，起碼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立場是不一樣的。如果只聽憑某一方一意孤行，必定出問題。制定改革方案的委員會裡，沒有教授代表，也不事先徵求普通教授的意見，這是決策上的一大失誤。不是說政策的制定者不是教授，而是他們早已從教授轉變成管理者。大學管理者與普通教授思考問題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改革措施的制定，一定要有教授參與，作為代表一方利益者，能表達他們的關切與顧慮。第二個失誤是，沒有人文學者參與改革方案的制定，委員們全都是自然科學家或社會科學家。90年代以後，社會科學在中國迅速崛起，發揮了很好的作用；與此相對應的，是人文學的退居邊緣。過去所說的「文科」，如今分裂了，人文學和社會科學二者的命運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各自的立場產生很大分歧。如果制定改革政策時沒有人文學者參與，會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思路與判斷。再加上公布方案的時機，以及一些特別強硬的表達方式，徒然添亂。比如要求所有老師能用外語開至少一門課。對於外語系這沒有問題，對數學系或管理學院大概也問題不大。但對於研究傳統中國學問的教授們來說，絕大部分人做不到。更要命的是，這麼規定沒有任何道理，純粹是為了「國際化」的虛名。
北大的困境，很大程度在於管理不到位。不是應不應該管理，而是管理必須合情合理、有節有度。一旦措施不得體，解釋不到位，大家會對「管理」持完全排斥態度。所有的改革都會觸動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有反彈是很正常的；但像北大人事制度改革那樣，引起那麼強烈的反彈，至今很多教師談起來都深惡痛絕，是值得當事人深刻反省的。回看那場轟轟烈烈但半途而廢的改革，我覺得很可惜。最終，它只有兩項具體措施保留下來。第一項是所有博士生畢業後，不能直接留校。第二項只保留了一半。原本規定教師申請提職，如果兩次不通過，就自動解聘。後演變成兩次評審沒通過，就不再提職了，但還可以留下來繼續教書。這裡有個問題，教師申請提職，國際上通行的是評審制，而我們卻是名額制。不是合格不合格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教授指標。這樣一來，你說他合不合格，很難說，因為是選拔賽，有名額限制。為什麼這麼規定，人事部門有他們的苦衷，最大的恐懼是「一放就亂」。
人物周刊：有人看了作家查建英的《北大，北大》後，感慨北大改革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縮影。那麼，今天外界對改革的呼籲與推動，是否也會影響北大的改革？
陳平原：從大的政治制度轉型，到小的北大人事制度變革，說起來簡單，具體實踐則有很長的路要走，我不相信馬上就能改過來。因為，這裡面有很多現實利益的考量與羈絆，牽一髮而動全身。比如大家談得很多的大學去行政化，單是一個校長要不要行政級別，就繞不過去。中大校長說了，我們同意不要行政級別，但整個社會就這麼官僚化，沒有級別的校長怎麼跟各級領導打交道？還有，很多領導進入大學前是有行政級別的，廳級或副部級，跑到大學當校長或黨委書記，從此變成一個沒有級別的人，他願不願意？這是整個社會風氣的問題，單靠哪一所大學都沒法做。而且，社會關注度越高，限制與約束也就越多。像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很難進行真正的制度創新。
人物周刊：《北大，北大》中寫道，在那場改革風波裡，您是「溫和自由派」。
陳平原：「溫和」可以是指性格，也可以說是立場。所謂立場，即在不同的旗幟鮮明的派別中間保持一種獨立性，而不急於站隊、表態。不管哪面旗幟叫什麼，也不管它聲音有多大，你都會用一種懷疑的眼光去審視。這是長期讀書、思考以及經歷各種政治風浪以後養成的習慣。
我在《當年遊俠人——現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裡，寫過劉師培。1904年他發表一篇文章，題為《論激烈的好處》。大意是說，在現代社會裡，想要被大家關注和記得，必須把話說到頂點。大眾傳媒越來越發達，這個問題也就越來越嚴重。聲音必須被歸類、被簡約、被符號化，才能讓人記住。所有無法歸類的聲音，很快就會跌入深淵，不再被記憶或提起。但過於追求表達上的「激烈」，會使自己的立場跳來跳去。就好像劉師培在晚清，一會兒革命，一會兒告密，一會兒又變成無政府主義者，每回都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這是我很不習慣、也很不喜歡的一種姿態。所以，不管採用哪一種政治立場或表達方式，我都警覺被歸類與被符號化的危險，拒絕變成某一派別的代表。胡適說過，在傳統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還要加上一句「時髦不能動」。北大人事制度改革風波裡，我寫過3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在說理，而不是論戰，故讀起來「不夠解氣」。也是基於這一考慮。另外，北大在世界上不算特了不起，但在中國的地位很特殊。北大教授擁有某種「無形資產」，很容易引人矚目，因此立論一定要謹慎。為了博取掌聲而故意說一些過頭話，那樣不好。要說自己相信的話，說自己有把握的話，這是我的基本立場。另外，聰明人往往有當領袖的野心，我沒有這個欲望。「拉大旗作虎皮」，或振臂一呼應者雲集，那樣的角色設計不適合我。
一流學者不能自動轉化為一流管理者
人物周刊：《大學三問》的結尾，您引用了蔡元培先生在1921年於伯克利大學演講的一段話。是否代表您理想的大學？
陳平原：蔡元培很幸運，有一個恰當的舞臺與時機，供他很好地揮灑才華。歷史上不是沒有比他更聰明或更有想法的人，但有學識者不見得有地位，有地位者不見得有時機。
在伯克利大學的演講中，他闡述自己的「大學理想」——中國傳統的孔孟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專深研究、美之服務社會。在別的地方，他還講過一句話：我們對傳統中國教育不要估計過高，還是要努力向西方學習。今天，我希望把這話倒過來：我們對傳統中國教育不要估計過低，因為今天整個中國教育都在全面西化。我說的傳統包括兩個：一是從孔夫子以下的傳統；一是晚清以降開辦西式學堂以來形成的新傳統。我認為，今天談論大學改革者，缺的不是國際視野，而是對「傳統中國」以及「現代中國」的理解與尊重。
整個20世紀中國的教育理念與實踐，都是向國外學習，只不過有時學蘇聯，有時學日本，更多的時候學美國。我們似乎忘記了，中國是有長久的教育傳統的，至於這個傳統是否就叫「孔孟精神」，那另當別論。不管怎麼說，這條傳統的線不能完全扯斷。我曾寫文章感嘆20世紀以後，中國書院的傳統迅速隕落。也曾有若干人為之堅守和努力，但最後都是慘敗。
人物周刊：您不主張一流的學者當校長，可您在2008年接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陳平原：既然當了校長，就不該以一流學者自命。一流學者可以做的事情，校長很可能不應該做。同樣道理，我當系主任那幾年，零零碎碎的短文寫了不少，但大書基本寫不了。要做好管理工作，就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學術研究。
其實，一個一流學者，不能自動轉化為一流的管理者，必須經過一番認真學習。這個過程對我來說很痛苦，主要不是時間安排，而是我的教育主張和現在的學界主流相衝突，說話有時言不由衷。比如我當教授，可以特立獨行，任意批評教育部的決策。但當了系主任，我的言論會被過度解讀。還有，教育部推行的政策，我執行不執行？作為個人，我經常批評目前如日中天的課題制不適合人文學；但成為系主任後，我要在全系大會上號召大家申請課題。
某種意義上，教育作為「學問」與「事功」，是兩回事。作為事功的「教育」，必須有其時、有其勢才能進行。你想推行自己心目中的「大學之道」，有很多先決條件，包括位置與時機等。如果條件都不具備，那就轉過身來，做自己想做且能做的事。
人物周刊：您寫過《千古文人俠客夢》，「俠」之境界，是否也傳達您的某種嚮往？
陳平原：這首先是一個有趣的學術話題，為什麼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對「俠」有這樣的嚮往、想像與表達？我談論「遊俠」，從司馬遷一直講到金庸，兼及史學、詩詞、戲曲、小說以及電影等。而不同文類之談遊俠，有不同的立場與傳播途徑。比如小說裡的「俠」與詩歌裡的「俠」，就不太一樣。「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這裡的「劍」是不殺人的，很大程度是一種精神氣度的表現。
文弱書生與理性才子，其內心深處很可能也都有其壁立千仞、慷慨悲歌的層面。就像龔自珍詠陶淵明：「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如果這些都沒有，心如止水，毫無雜念，反而有點可惜。不同的是，有人喜歡將心情攤在紙面上，有人則是把心情壓在紙背下。我習慣於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