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院鳥瞰圖，當年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北大檔案館提供）。
西南聯大中文系1946年師生合影（北大檔案館提供）。
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1957年畢業合影（楊鑄提供）。
沈從文在昆明（1938年，選自《沈從文全集》）。
1910年—2010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為中國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標誌著中國語言文學開始形成現代的獨立的學科。中文百年變遷，對中國意味著什麼？
創辦肇始 不是重要，而是人才多、花錢少
新京報：1910年3月31日京師大學堂成立的「中國文學門」，是我國最早的中文系。在西方現代大學的學科中，法學、醫學和神學是三大最古老的學科，那麼中國現代大學創建中文學科的初衷是什麼？
陳平原：晚清提倡「新教育」者，一開始並沒把「中國語言文學」作為相關訴求。時人普遍貶考據、辭章、帖括為「舊學」，尊格致、製造、政法為「新學」，教育改革的重點在「廢虛文」而「興實學」。
新京報：可「文學教育」最終還是進入了改革者的視野，為什麼？
陳平原：因為不管是舉人梁啓超，還是大臣張百熙、張之洞，一旦需要為新式學堂（包括大學堂）制定章程，只能依據當時的譯介略加增刪。而西人的學堂章程，即便千差萬別，不可能沒有「文學」一科。於是，不被時賢看好的文學教育，由於大學堂章程的制定，居然得以「登堂入室」。
新京報：有點陰差陽錯的味道。
陳平原：對比晚清三部大學堂章程，不難感覺到文學教育的逐漸浮出。1898年的《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開列十種「溥通學」，十種「專門學」。前者「凡學生皆當通習者也」，故有「文學第九」之列；後者培養朝廷亟須的專門人才，故只有算學、格致學、政治學（法律學歸此門）、地理學（測繪學歸此門）、農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衛生學（醫學歸此門）。也就是說，「文學」可以作為個人修養，但不可能成為「專門學」。
新京報：問題在於「文學」還是成了一門「專門學」。
陳平原：因為在1902年，張百熙奉旨復辦因庚子事變毀壞的大學堂，並「上溯古制，參考列邦」，擬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此章程對「功課」的設計，比戊戌年間梁啓超所代擬的詳備多了，分政治、文學、格致、農學、工藝、商務、醫術七科。文學科又有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詞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等細目。將「詞章學」列為大學堂的重要課程，不再將其排除在「專門學」之外，總算是一大進步。
新京報：是什麼原因讓「文學」從「專門學」變成了一門重要學科？
陳平原：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張之洞奉旨參與重訂《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堂內設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等八個分科大學堂（接近歐美大學裡的「學院」）。
其中，文學科大學分九門：中國史學、萬國史學、中外地理、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俄國文學、德國文學、日本國文學等。不用說，後五者純屬虛擬。與中國文學門從課程安排、參考書目到「文學研究法」都有詳盡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這五個文學專門，均只有不著邊際的寥寥數語。單有設想不行，還得有合格的教師、學生、校舍以及教學資料。1910年京師大學堂各分科大學正式成立，其中有虛有實；中國文學門之所以步履比較堅實，不是因為它格外重要，而是因為我們這方面的人才很多，而且花錢較少。
學科初衷 擔心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失落
新京報：當時設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麼？
陳平原：設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麼，這很難說。到底是根據「上諭」、「章程」，還是主持其事者的論述？一定要說，我推薦張之洞的思路。
1903年，晚清最為重視教育的大臣張之洞奉旨參與重訂學堂章程，「參酌變通」的指導思想，在同時上呈的《學務綱要》中有詳細解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強調「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以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著稱的張之洞，強調「中國文辭」不可廢棄，與其說是出於對文學的興趣，不如說是擔心「西學東漸」的大潮過於兇猛，導致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失落。
新京報：經過一百年的發展，目前的中文學科體系是否完善，與初衷是否一致？
陳平原：歷經百年的演進，中國文化依舊屹立，而且時有創新，並沒有因西學輸入而失落，這點很讓人欣慰。
而中文系的教學與研究，雖說以我為主（這是學科性質決定的），但從一開始，就有「世界史」、「西洋文學史」、「外國科學史」、「外國語文（英法俄德日選習其一）」的課程設計。
至於學科體系，不用說大家也明白，不可能永遠停留在晚清照搬西方及日本學校課程表的水平。
新京報：能否舉例說明一下？
陳平原：我曾舉過一個例子，1915—1916年京師大學堂「中國文學門」的課程總共有九門：中國文學史、詞章學、西國文學史、文學研究法、文字學、哲學概論、中國史、世界史、外國文；而2009—2010學年第二學期北大中文系開設的研究生課程，總共是57門。課程並非越多越好，我們正在自我評估；但這起碼說明一點，所謂「學科體系」，不可能一成不變。
新京報：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大學裡的中文系都「升級」為學院，包括專業設置也不統一。
陳平原：今天中國大學裡，很少有像我們這樣依舊還叫「中文系」的，絕大多數都升格為「文學院」或「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了。這是自我定位的問題，無所謂好壞。之所以選擇相對保守的路徑，與我們定位於精英教育有關，本科生80%進入中外各大學的研究院繼續深造，不適合做「短平快」的設計。
中文價值 要產生影響社會進程的「思想」
新京報：中文學科這一百年，最大的啟示是什麼？
陳平原：我不只一次提及，不能將我們的中文系跟國外著名大學的東亞系比，人家是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我們是本國語言文學研究，責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樣。
作為本國語言文學的教學及研究機構，北大中文系的獨特之處在於：我們除了完成教學任務，還有效地介入了整個國家的思想文化建設。這是一種「溢出效應」。也就是說，我們的教師和學生，不僅僅研究本專業的知識，還關注社會、人生、政治改革等現實問題，與整個國家的歷史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
這個傳統，在我看來，永遠不能丟。
新京報：這一觀點基於什麼考慮？
陳平原：我們要出容易獲得承認的學科體系內的科研成果，也要出不太容易被承認的跨學科著述，還希望出不怎麼「學術」但影響社會進程的「思想」。這就需要一種開闊的視野以及從容淡定的心態。
新京報：恕我直言，現在這種心態已經是非常罕見了，是不是有點理想化？
陳平原：我承認，這一追求，跟目前的評估體系不太吻合，會有很多遺憾。到底是「快馬加鞭」好，還是鼓勵「十年磨一劍」，我相信老大學的著名院系都面臨這個問題。
當領導的，頂住壓力，給老師們創造儘可能寬鬆的學術環境，前提是，同事大都認同這一理念，且自覺地奮發圖強。若不是這樣，外無評估的壓力，內無奮鬥的動力，回到吃大鍋飯的時代，注重「人情」而不是「學問」，那也很危險。
新京報：一直以來，社會上包括高校內都以「萬金油」來形容中文系科，您同意嗎？
陳平原：稱中文學科為「萬金油」，大概是指其適應面廣，專業性不強。這大體屬實，但並非缺陷。
文革前，中學生就算「知識分子」；現在呢？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大眾化，大學生毛入學率（即同齡人中能夠上大學的人口），1998年是10%，現在是25%，教育部定下目標，2020年達到40%。這種狀態下，我們反省本科教育的專業化程度到底應該多高。
在我看來，有些技術性的活，崗前培訓就行了，根本用不著念四年；有些高深的學問，到研究院再學，一點都不遲。像中國這樣，高中就開始文理分科，而且本科階段就設商學院、法學院，我以為是不妥的。
新京報：你認為大學應該怎麼學？
陳平原：大學四年，能獲得人文、社會或自然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加上很好的思維訓練，這就夠了。
問題在於，在中國，大部分人還是把「上大學」等同於「找工作」。假如有一天，念大學和自己日後所從事的職業沒有直接對應聯繫（現在已經有這種趨勢，儘管不是自願），我相信，很多人會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會，了解人類，學點文學，學點歷史，陶冶情操，養成人格，遠比過早地進入職業培訓，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這樣來看中文系、數學系等基礎性學科，方才明白其在本科教育階段的作用及魅力。
新京報：有數據表明，現在每年報考中文的學生逐年呈下降趨勢，報考北大中文系的學生人數（主要指本科生）也下降嗎？是中文系科的問題，還是社會發展的問題？
陳平原：這個問題本不想多說，你既然追問，我如實匯報：託北大這塊金字招牌的福，我們的本科招生情況很好。最近三十年，北大中文系沒有擴招，一直穩定在80至100人，視每年考生水平而略為上下浮動。今年情況尤其好，最後錄取了106人。本來我們在京計劃招收5人，可錄取線上共有27人報考，最終錄取了13人。
社會認知 要相對脫離一時一地的就業市場
新京報：學科就業率應該也算是學生報考時的一個重要參考。溫儒敏教授（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曾說，「文氣」應該是中文系學生的強項。您認為「文氣」是中文學科的優勢所在嗎，為什麼？相對於其他學科，中文系畢業生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
陳平原：中文系學生的競爭力，用一句話說，那就是「厚積薄發」。因我們的課程設計全面，注重基礎訓練，要求同學潛心讀書，避免過早介入實務層面。因此，一旦進入實際工作，上手也許不是最快，但後勁肯定很足，發展前景比較廣闊。
當然，正如溫儒敏教授說的，「會寫文章」也是中文系學生的一大特長。只是這裡所說的「文章」，包括文學創作，也包括學術論文，還有一般性寫作。因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生80%進了研究院，故對學術論文的強調更多一點。
新京報：作為中文系主任，您怎麼看待和解決中文系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換句話說，一個高中生在高考後，面臨著多個學科的選擇，您認為最值得他選擇中文系的理由是什麼？
陳平原：六年前我寫過《我看「大學生就業難」》，大意是說，大學擴招，專家們大都主張應注意專業對口。這一點，我不無疑慮。
如果原本就是以技能訓練為中心，這樣的學校容易與就業市場對上口；可又講提高學術水準，又提瞄準市場需要，這「口」到底該怎麼「對」？
在我看來，與其在研究型大學裡增設許多實用專業，弄得不倫不類，還不如放手一搏，相對脫離一時一地的就業市場。這裡的基本假設是：社會需求瞬息萬變，大學根本無法有效控制；專業設置過於追隨市場，很容易變成明日黃花。學得姿勢優美的屠龍術，沒有用武之地，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強身健體。
新京報：現在，這個「預言」真的實現了。
陳平原：對。2010年5月5日《文匯報》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熱門」專業風光不再》，說根據調查，十個失業率最高的專業包括工商管理、計算機、法學、英語、國際經濟與貿易等「熱門專業」。
在我看來，中文系這樣的長線專業，沒有大紅大紫，也不會大起大落。並非北大情況特殊，去年在杭州的全國重點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會上，我問了一下，大家都有這個感覺。
新京報：我們還是以招生為例來談談吧。
陳平原：上世紀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學生中，各省市文科第一名的很不少；九十年代以後，家長都希望孩子念能賺大錢的院系，中文系風光不再。可最近幾年，情況又有變化，開始有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報考北大中文系。今年我們總共招了四名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北京、新疆、內蒙古、雲南），讓很多人跌破眼鏡。
新京報：您以前似乎並不看重大家所說的「狀元」？
陳平原：不是說第一名就比第二、第三好很多，那只是一個象徵意義，代表社會上開始重新看好中文系。我稍做分析，成績頂尖而願意選擇北大中文系的，大都是大城市的孩子（如北京、上海）。
新京報：為什麼？
陳平原：一是視野比較開闊，二是家庭相對富裕，故更多地考慮個人興趣而不是就業前景。
因此，我有個大膽判斷：隨著中國人日漸「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學科，開始「觸底反彈」了。
所謂大師 「大師」要甘冒被邊緣化的危險
新京報：清華的老校長梅貽琦曾說，大學之大在大師之大。北大中文系歷史上出現了不少知名的大師，但是今天再提到「大師」，估計會有不少人懷疑。
陳平原：不做詞語溯源，今人所說的「大師」，主要是指在某一專業領域做出突出貢獻，且品德高超，得到世人尊崇的人。當然，因時、因地、因論述框架的差異，「大師」的標準不一樣。
比如，為了紀念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我們推出「北大中文文庫」，為曾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現已去世的名教授，編纂適合於大學生/研究生閱讀的「文選」，讓其與年輕一輩展開持久且深入的「對話」。開列名單時，以1952年院系調整為界，前面是姚永樸、黃節、魯迅、劉師培、吳梅、周作人、黃侃、錢玄同、沈兼士、劉文典、楊振聲、胡適、劉半農、廢名、孫楷第、羅常培、俞平伯、羅庸、唐蘭、沈從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後面則是遊國恩、楊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驊、岑麒祥、浦江清、吳組緗、林庚、高名凱、季鎮淮、王瑤、周祖謨、陰法魯、朱德熙、林燾、陳貽焮、徐通鏘、金開誠、褚斌傑。
具體操作時，碰到很大困難，只好先集中精力，完成後二十種；好在前二十位聲名顯赫，業績廣為人知。在北大中文人的立場，他們就是我們敬仰的「大師」了。但放在更大的政治史或學術史視野，他們中有的依舊是「大師」，有的則稱不上。
新京報：您認為是「大師」的標準變了，還是時代不需要「大師」，或者我們這個時代很難產生「大師」？
陳平原：我們這個時代能否產生「大師」？這一追問本身，隱含著某種批評。短期內，人類智商不會發生突變，沒人規定「大師」只能出在哪個時代。但回顧歷史，有時天才成批湧現，讓你目不暇接；有時又十分沉悶，即便那些被捧為「大師」的，也都不夠精彩。這裡有外在環境的限制，也跟整個思想/文化/學術潮流的演進有關，強求不得。
當今中國社會，風氣浮躁，「大師」的帽子滿天飛；希望有更多的人沉得住氣，別整天記掛自己是不是或能不能成為「大師」（那樣活得很累，而且效果不好），甘冒被邊緣化的危險，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磨一劍」，出大成果，做大貢獻。明白什麼是學術的最高境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新京報：在歷史上，某種程度上「中文系」似乎就是「知識分子」的同義詞，但是，今天二者的關係似乎愈發疏遠。是「中文系」的角色意識與責任擔當發生了變化嗎？
陳平原：你這麼說，未免太抬舉中文系了。雖然我是中文系教授，但我承認，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在中國，社會科學比人文學科發展得好；影響國計民生以及政府決策的，是經濟學家、法學家，而不是哲學教授、文學教授。
中文系師生會寫文章，在社會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更多的是體現「位卑未敢忘憂國」。有「責任」，有「擔當」，但「力量」不太大。
新京報：以北大為例呢？
陳平原：具體到現在的北大中文系師生，或許沒有當初的思想活躍，因其大都轉入專業研究。這是整個社會環境決定的，不能怨老師或學生。「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依舊是很多人的夢想———能實現多少，那是另一個問題。
母語教育 「大學語文」有必要成為「必修課」
新京報：現在社會上出現了「國學熱」，比如北大就有各種各樣的「國學研修班」；出現了「漢語熱」，比如不少外國人熱衷學習漢語；還出現了「漢學熱」，比如海外漢學家受到熱捧等，在這種背景下為何會出現「中文冷」（主要是指報考和就業）？
陳平原：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有點纏繞。「國學熱」、「漢語熱」、「漢學熱」以及「研修班」不在一個層面上，有的是政治思潮或學術風氣，有的則是經營策略，不好放在一起討論。上面已經說了，「中文」並不冷，所謂中文系的招生與就業「有問題」，很大程度是外界的誤解。
新京報：與其他國家相比，您認為我們的「母語教育」是重視過度還是不夠重視？
陳平原：這個問題問得好。怎樣進行「母語教育」，確實值得我們好好想想。「母語教育」不僅僅是讀書識字，還牽涉知識、思維、審美、文化立場等。我在大陸、臺灣、香港的大學都教過書，深感大陸學生的漢語水平不盡如人意。普遍有才氣，但根底不紮實，這恐怕跟我們整個教育思路有關。
新京報：產生這種差距的原因在哪兒？
陳平原：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國教育，中學沒有文理分科一說，所有大學生都得上「大一國文」。這個制度，臺灣堅持下來了。而大陸呢，高中實行文理分科，大學又沒有強制性的中國語言文學教育。
記得九十年代初，北大幾個著名的理科教授站出來，說現在的學生中文不好，影響其日後的長遠發展。於是，請中文係為全校開設「大學語文」。可這個制度，在一次次的課程改革中被逐漸消磨掉了。因為，必修課時有限，每個院系都希望多上自己的專業課。政治課不敢減，「大學語文」又不是教育部規定的，就看各院系領導的趣味了。
新京報：前些年，在理工科大學裡推廣「通識教育」掀起了熱潮，現在似乎冷了下來。
陳平原：我記得華中理工大學（現改名華中科技大學）在校長楊叔子的強力主導下，1994年春創辦了系列「人文講座」，第二年秋天又組織全校新生參加「中國語文水平測試」，且規定「過了語文關，方可拿文憑」。不知道後來情況如何。只知道目前教育部在推「素質教育」，也有模仿國外大學做「通識教育」的，這些都很好。
只是「素質教育」面很廣，且容易演變成「營養學分」。在我看來，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於母語的忽視，以及高中的文理分科，確實有必要在大學裡設置類似「公共英語」那樣必修的「大學語文」。
新京報：曾有人提出，漢語沒有針對公民語文基本能力的標準，所以學生們都把精力放在學習可以標準化檢測的外語上，母語教學需要這個標準嗎？
陳平原：我不贊成對公民進行語文基本能力的測試。設想每個中國人都懷揣一本「漢語十級」證書，那不很好笑？關鍵是如何提高大家學習中國語言文學的自覺性。
本報時事訪談員 高明勇
以上圖片均選自溫儒敏主編《北大中文系百年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