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年前，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講授中國古代文學史課程並批閱試卷。其中一道論述《儒林外史》敘事特徵的題目，大多數學生舉的例子是「範進中舉」。這讓陳平原很傷心，它意味著那些學生進北大後沒有通讀這部經典，只記得中學課本上從《儒林外史》中節選的《範進中舉》。
學生們的回答是，作品太多，沒時間讀，只好讀文學史。這獨尊文學史的局面，讓陳平原開始反思「『文學』如何『教育』」。如今，作為這種反思的結果，已經擔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陳平原推出新著《作為學科的文學史》。
近日，陳平原就執掌北大中文系3年來的得失、高校國際化及知識分子的社會參與等話題，接受本報專訪。
我不能把個人趣味凌駕於院系前途之上
記者：新書中你談到，作為大學教師，你必須為研究生開設各種新課，引領他們儘早進入比較有發展前途的學術領域「左衝右突，四面開花，對訓練學生或許不錯，對自家著述則不無傷害」。自 2008年9月接任系主任以來，你是如何平衡行政與治學的？
陳平原：當教授和當系主任是不太一樣。這3年中，我花很多時間做行政工作，除了應付日常事務，也努力為北大中文系描述一個奮鬥願景、制定若干相關制度，希望上了軌道以後，無論誰做系主任，都有章可循，不用費太多時間。
淡化系主任的個人作用，讓教授們明確自己的權利與義務，並實現自我督促，這比找一個強勢的領導更重要。我即便當系主任，也不要有太大的權力。
我現在手頭有10多篇接近完工的未定稿，都需要進一步查找資料，現在沒有整塊的時間，只能放在那裡。這不是我的生活理想，也不是好的學術狀態。等卸任後，我會再集中精力做我自己的研究。
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當了北大中文系主任，有些話不太方便說，讓我很苦惱。作為一個教授，我對教育部的決策、對北京大學的現狀，可以直截了當地提出批評。現在，有些話只能繞著彎子或換另一種方式說。過多考慮講話的策略與效果，這不是我的風格。可當下中國，很多人把人情與學問混為一談，我不能把個人趣味凌駕於院系前途之上。
中國大學問題很多，北大也一樣，好多制度性問題不是一下子就能解決的。你可能知道問題在哪裡，但你一旦想改動，哪怕只是搬動一張桌子，都會涉及各種人的現實利益。找到一條對大家都好、沒有人受損害的改革之路，幾乎不可能。
大學受各種外在因素的制約，單看正式發布的文告、查閱各種歷史檔案，不見得就能完整把握。那些口頭交代，那些電話溝通，那些沒有記錄在案的對話，或許更關鍵。可這些「無字天書」，非我輩所能讀到或讀懂。大家都在自己的位子上，認真思考，真誠表述，這樣，起碼可以達成「同情之了解」。
當幾年系主任，雖然忙碌，也有好處，那就是對大學運作以及院系的問題，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等我退休以後，或許寫一本「中文教育之過去、現在與未來」，將北大中文系作為一個個案來討論。
記者：去年百年系慶，北大中文系設立「胡適人文講座」、「魯迅人文講座」，前幾年你還在教員中張羅「博雅清談」，諸多革新舉措中，哪些比較有進展，哪些還處於艱難探索？
陳平原：我的任務是：第一，凝聚人心；第二，確定學術標準；第三，建立合情合理且便於執行的規章制度。
去年的百年系慶活動，當然是希望藉此建立中文系的傳統，傳揚某種精神。那天的會場不設主席臺，所有的人都在下面坐，輪到你發言，你上去，講完下來。系友王漢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也在下面坐著。
比起歐美及日本的大學來，中國大學的院系普遍規模大，事情雜，院系領導可支配的資源也多，很容易演變成大權獨攬。「獨斷專行」的好處是效率高，但制度不健全，單靠院系領導的克己奉公或個人魅力，是難以持續的，弄不好會出大問題。理想的狀態是建立健全各種規章制度，讓教授們一進入這個團隊，馬上明白自己的職責、義務與權利。包括如何捍衛自己的權益，最大限度地爭取到可以爭取的「好處」。
(責任編輯：劉麗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