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壓在紙背的心情

▲陳平原

　　早年突出學術尊嚴，後來側重人間情懷，騰挪趨避中，都是在與時代對話。既堅守象牙塔，撰寫中規中矩的學術專著；又對已經制度化了的知識生產，保持一種冷靜審視的態度，這是過去30年間我所堅持的學術理念，得失成敗均在此

　　做學問，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活兒。假如將「學問」做成了熟練的「技術活兒」，沒有個人情懷在裡面，對於人文學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悲哀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任沁沁

　　如何在時代大潮中，守住中國文化的「根」？怎麼做到有所創新、有所轉化；既保留本土的歷史文化記憶，又避免成為狹隘的民族主義者？著名學者、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日前出版新書《想像都市》《記憶北京》《學者的人間情懷》《當年遊俠人》，《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記者與他進行了深入探討。

以學識為根基，以閱歷、心境為兩翼

　　草地：為何此時出版這四本書，它們之間有無關聯？

　　陳平原：前年三聯書店刊行《左圖右史與西學東漸——晚清畫報研究》，那是專門著作，很厚實，自己看著也安心。去年春天，準備將我有關都市的寫作結集，可文章長短不一，不適合做成四五百頁的大書，於是分成《想像都市》與《記憶北京》兩冊。

　　我知道自己的「都市研究」專業性不夠，文體駁雜，因其帶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不斷地在學院與民間、擁抱與拒斥、歷史研究與現實感懷之間掙扎，一看就是知識分子而非專門家的立場。雖然談的是城市，背後支撐的卻是「學者的人間情懷」，責編提議乾脆把兩冊談百年中國讀書人心路歷程的舊書增訂重印。這樣配合著看，說不定還另有一番滋味。

　　草地：在您看來，為普通讀者而非專門家寫作，因而文體上有特殊的追求？

　　陳平原：是的。在我為《讀書》創刊20周年撰寫的文章中，有這麼一段話：「我曾妄加揣測，《讀書》的辦刊方針，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體上神往的則是《語絲》。關於『語絲文體』，魯迅概括為『任意而談，無所顧忌』，周作人則稱是『古今並談，莊諧雜出』。這種以知性為主，而又強調筆墨情趣的『學者之文』，半個世紀後，由於《讀書》的出現，而被發揚光大：以學識為根基，以閱歷、心境為兩翼，再配上適宜的文筆，跡淺而意深，言近而旨遠。故作者之進入《讀書》，不只需要『思想』的共鳴，更包括『文體』的磨合。」（《與<讀書>結緣》）如此兼及歷史與現實、思想與心情、學問與文章，即便一時半會兒做不到，也都心嚮往之。

像波德萊爾觀察巴黎，狄更斯描寫倫敦那樣理解城市

　　《想像都市》，將城市作為學術話題，聚焦陳平原對城市學與都市研究的思考與感悟成果。圍繞北京、西安、開封、香港等充滿歷史糾葛和文化積澱的城市，在論文衡史中縱論古今，在都市現狀中建言獻策，頗見他奉行的「人間情懷」。

　　草地：您以城市研究作為透視中國的一個重要視角，看到了一個怎樣的中國？它的獨特魅力是什麼？又潛藏著怎樣的問題？

　　陳平原：翻開《想像都市》，打頭是這麼一段：「同一座城市，有好幾種面貌：有用刀劍刻出來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頭壘起來的，那是建築的城市；有用金錢堆起來的，那是經濟的城市；還有用文字描出來的，那是文學的城市。我關注這幾種不同類型的城市，但興趣點明顯傾向於最後一種。有城而無人，那是不可想像的；有了城與人，就會有說不完的故事。人文的東西，需要不斷地去講述、解說。文獻資料、故事傳說、詩詞歌賦等，這些文字建構起來的都市，至少豐富了我們的歷史想像與文化記憶。」之所以特別關注「文學的城市」，不是因為它最重要，而是我比較熟悉，談起來更有把握。

　　去年年底，我應邀站在前門箭樓上對著鏡頭談北京歷史文化，前方是熙熙攘攘的商業街，後面則是肅穆莊嚴的天安門，平時都是仰望，改為俯瞰，感覺大不一樣。可見，你的位置、你的閱歷、你的學養，決定了你對北京乃至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理解，包括「魅力」多少、「問題」何在。我的任務是把自家的真實感受——連帶無知與偏見——和盤託出，這比假裝先知先覺、全知全能要好。

　　草地：城市化是中國還正在進行的一個現象，它帶來了更美好的生活，也伴隨著很多問題，比如拆遷，您如何看待這個過程？

　　陳平原：全世界的城市化過程都不是一帆風順，往往夾雜著血雨腥風。需要特別關注的是，哪些是必要的喪失，哪些是本可避免的災難。中國的野蠻拆遷，確實留下了很多遺憾。不過，應嚴格區分行政權力濫用與改造方案失誤，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們這代人，經歷上山下鄉，體驗過中國城市化的停滯乃至倒退（城市化率——1959年18.41%；1969年17.50%；1979年19.99%），也躬逢改革開放，目睹了中國城市的迅速發展（城市化率——1999年30.89%；2009年46.59%；2019年60.60％）。同樣20年，或僅僅增長百分之一，或整整翻了一倍，兩種歷史場景，我們都是見證者，且有切身體會。既跌至谷底，也見過波峰，我們這一代，應該比未及看到波峰的上一代或想像不出谷底的下一代，都更能理解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艱難、曲折與輝煌。因此，說話不會走極端。

　　草地：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和新的建設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陳平原：中國300多座地級以上城市，各有自己的歷史文脈，也各有自己的現實處境，城市改造及建設方案應因地制宜，最忌一刀切。針對已獲評「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才是「硬道理」。但我深知地方政府追求政績的壓力巨大，而金融與房地產業合成的「推土機」無堅不摧，使得必須花錢的「保護」，遠不及能帶來GDP的「建設」受歡迎。可也正因為保護「歷史文化名城」不太討人喜歡，才更需要知識者為其仗義執言。

　　草地：去過的城市，哪裡給您的印象最深刻，請講講您和這座城市的故事。沒去過的城市，您最想去哪裡？

　　陳平原：在《六城行》中，我曾談及自己如何在短時間內，輾轉於北京、天津、上海、香港、臺北、廣州這六座中國最為重要的城市，參加關於都市文化建設的學術會議。而這六城又恰好都是我曾經結緣的，因而比較有感覺。在別的文章中，我也談及若干四五線城市，因船小好調頭，其城市規劃及街區活化經驗更值得借鑑。我當然觀察過若干歐美及東亞的繁華都市，也在好些可愛的小城流連過，但那都屬於遊客的眼光，不具有學術性。去年我給中央文史研究館提了個議案——為了破解「千城一面」等城市文化建設問題，建議中央文史研究館牽頭，各省市文史館參加，中央和地方文化旅遊、教育研究、城鄉建設等相關部門和單位協助，共同編寫「城市讀本」。若此計劃得以落實，我會走更多中國城市。

　　草地：《想像都市》這本書的書名有什麼寓意，蘊含您心中理想城市的概念嗎，它是什麼？

　　陳平原：多年前，為北大出版社的「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叢書撰寫總序，我提及：討論都市人口增長的曲線，或者供水及排汙系統的設計，非我輩所長與所願；我們的興趣是，在擁擠的人群中漫步，觀察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像與質疑的權利。偶爾有空，則品鑑歷史，收藏記憶，發掘傳統，體驗精神，甚至做夢、寫詩。關注的不是區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純粹的史地或經濟，而是城與人的關係。雖有文明史建構或文學史敘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萊爾觀察巴黎、狄更斯描寫倫敦那樣，理解北京、上海、長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慾、喜怒哀樂。如此兼及「歷史」與「文學」，當然是我輩學人的學科背景決定的。

堅持自己的理念，學以救弊

　　《記憶北京》，以上中下三輯，收錄陳平原關於北京的歷史、文化隨筆，從歷史記憶、旅遊資源、文學想像等多個維度，試圖以想像和記憶的碎片，重構一個精神的古都。

　　草地：您說，從大歷史的角度解讀這一兩百年來中國的命運，北京是個很好的縮影。北京的「特別中國」之處，在哪裡？

　　陳平原：20年前，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我提到北京作為城市研究的巨大潛力。西安作為古都，上海作為新城，都有其獨特的魅力，可北京橫跨古今，更值得深入研究。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加州大學等學術機構通力合作，使得「上海學」成為歐美漢學界的熱門話題。上海開埠百餘年，其「西學東漸」的足跡十分明顯，歷史線索清晰，理論框架也比較容易建立。可對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來說，上海其實是個特例。相對來說，作為古老中國的首都，加上又是內陸城市，北京的轉型更為痛苦，其發展的路徑也更加曲折，很難套用現成的理論。讀讀西方關於城市研究的著述，你會感到很受啟發，可用來研究北京，又總有些不太適用——在我看來，這正是北京研究的潛力所在。「北京學」必須自己摸索，因而更有理論創新的餘地，這裡所說的乃是理想的境界。

　　草地：有人說，住久了，就是故鄉。您從廣東潮汕來到北京，並把北京當成了第二故鄉，這種情感源自什麼？在北京學習生活有哪些外地所體會不到的生活趣味？現在您還逛書攤嗎？

　　陳平原：住久了，就是家鄉，這句話很簡單，但有哲理性。我因機緣巧合，博士畢業就在北京落地生根，於是有了提倡「北京學」的短文。倘若當初我落戶廣州或南京，大概也會有此等情懷。多年前，我為《廣東歷史文化行》寫序，其中提及：「當今中國，生活在大城市裡的年輕人，很可能對紐約的股市、巴黎的時裝、西班牙的鬥牛、裡約熱內盧的狂歡了如指掌；反而漠視自己身邊的風土人情、禮儀習俗以及各種有趣的生活細節。如此看來，單講『世界大勢』或『與國際接軌』還不夠；還必須學會理解並欣賞各種本土風光——尤其是自己腳下的這一方水土。在大與小、遠與近、內與外的參照閱讀中，開拓心胸與視野，反省自己身上可能存在的盲信與偏執。可以說，這是現代人精神成長的重要途徑。」（《深情凝視「這一方水土」》）

　　所謂「來了，就是某某人」，不該只是各城市主政者的口號或房地產廣告，應該成為新舊市民的切身感受與文化認同。作為南方人，我初到北京，確實感覺生活很不方便；但30多年後的今天，因居住環境改善以及物流發達，各地生活方式其實差別不大。至於逛書攤，現在基本上不去了，一來年紀大，二來家裡書太多，三來常有朋友及出版社贈送，實在需要時，讓學生代買就可以了。

　　草地：北京有太多的名人故居，您覺得如何保護並利用以達到它文化價值的釋放？

　　陳平原：2013年，我撰寫《「城市」怎樣「閱讀」》，恰好有這麼一段話，可以回答你的問題。以「名人故居」為例，偌大一個北京城，到底能保多少？這裡所說的「名人」，是政治家、商人，還是文化人？確定保護名單時，主要考慮建築，還是著眼人物？是建紀念館，還是僅僅掛個牌子？所有這些，都必須認真斟酌。我曾在巴黎、倫敦、布拉格、布達佩斯等地尋找作家故居，深知此舉關係重大。掛牌紀念，並非越多越好，一代人的判斷，須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北京市政協討論應保護的「名人故居」名單，做了好幾年，還沒有最後定下來。我反對「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的心態及論述方式，確實需要的才予以保留。另外，我不主張再建魯迅博物館、郭沫若紀念館那樣有很高「行政級別」的文保單位，也不認為一說「保護」就必須大張旗鼓，既給編制又給錢。動員民間的力量，參與到此事業中，方是正路。

　　草地：作為千年古都和現代化國際都市的北京，如何在時代潮流中詮釋、平衡好角色，古老而又新鮮？

　　陳平原：我關於都市的論述，基於以下假設：第一，城市化進程有很多弊端，但不可抗拒。第二，大城市如何經營管理是個難題，沒有萬全之計，只能逐步摸索，砥礪前行。第三，政府越來越有錢，城市越建越豪華，但必須堅持以民為本。第四，民眾有權利爭取更好的生活方式，因此城市的管理者責任重大，而專家則有義務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幫助達成這一目標。第五，「作為學者，我們的責任是說出自己相信的、經過深思熟慮的見解；至於領導在不在場，民眾愛不愛聽，能不能收穫掌聲或付諸實踐，不在考慮之列。」後面這句話出自我的《六城行——如何閱讀/闡釋城市》。作為讀書人，職位高低與學問大小是一回事，能否堅持自己的理念，學以救弊，又是另一回事。

學問中有人，有喜怒哀樂，有情懷，有心境

　　《學者的人間情懷》，全書共四輯，從學術視角述說人間情懷，以特定角度見證20年來中國學術變遷。陳平原作為文化大家，從自己研究領域出發，融合哲學、宗教、歷史等學科，傳遞出學人對當下社會、人民、社會事件等公共領域的看法和觀點。

　　草地：這本書，是您個人精神探索的印記，也是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的叩問，怎麼評價其學術與現實意義？

　　陳平原：《學者的人間情懷》帶有特定時代的精神印記，說好說壞都有，至今仍不斷被提及。刊行《現代中國》第一輯時，我在「編後」中談及：「越來越精細的學科分野、越來越嚴格的操作規則、越來越艱澀的學術語言，在推進具體的學術命題的同時，會逐漸剝離研究者與現實生活的血肉聯繫。對於人文學來說，這個代價並非微不足道。既投身『專業化』大潮，又對『正統派』之得失保持清醒的認識，我以為是必要的。」早年突出學術尊嚴，後來側重人間情懷，騰挪趨避中，都是在與時代對話。既堅守象牙塔，撰寫中規中矩的學術專著；又對已經制度化了的知識生產，保持一種冷靜審視的態度，這是過去30年間我所堅持的學術理念，得失成敗均在此。

　　草地：您說，人生的意義和樂趣不只體現在這些學術論文上；追求的是成為有學問有情趣的「人」，而不是只會做學問的「機器」。什麼樣的人，是有學問、有情趣的？

　　陳平原：有感於獎懲制度催逼下大量湧現的學術論文越來越遠離現實人生，我撰寫《人文學的困境、魅力及出路》（2007年）：「我想像中的人文學，必須是學問中有『人』——喜怒哀樂，感慨情懷，以及特定時刻的個人心境等，都制約著我們對課題的選擇以及研究的推進。做學問，不僅僅是一種技術活兒。假如將『學問』做成了熟練的『技術活兒』，沒有個人情懷在裡面，對於人文學者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說的是，學問中有人，有喜怒哀樂，有情懷，有心境。」這樣的人文學，必定與現實存在某種程度的牽掛與勾連。但我對現實也只是保持「遙遠的興趣」，所謂「觀察」與「介入」，僅限民生、教育、出版、文化傳播等，屬於低調的理想主義者。

　　草地：這些年來，您以冷靜審視的學術理念，在歷史大潮中懷揣眷戀與情懷，辨析文化思潮，反思大學體制，追憶學問人生……「壓在紙背的心情」是什麼？

　　陳平原：「壓在紙背的心情」這句話，如今常被談論我的人引用。2010年，我參加復旦大學出版社的「三十年集」叢書，編選了《壓在紙背的心情》。為什麼這麼命名，那是因為：「放長視野，我們這代人的『閱歷』『觀察』以及『心情』，或許比我們做出來的『學問』還要有意義。後世的學者，訓練、視野以及研究條件都比我們好，但讀書時的心情、心氣與心境，未必趕得上我們。」為了「給近三十年中國學界的演進提供一份證詞」，我編選了這個集子。但最早在哪篇文章提及「壓在紙背的心情」，我也忘記了。至於到底是什麼「心情」，因時因地因題因文而異，無法一言以蔽之。

「當年遊俠人」的氣勢與襟懷

　　《當年遊俠人》，以隨筆形式，表達個人感懷與學術發現，引領讀者回到歷史現場。該書以上中下三輯，縷述百餘年來活躍於思想、文化與學術領域的名家大師，如晚清以來著名文人寄禪、康有為、丘逢甲、章太炎、劉師培、黃侃等；五四一代知識分子蔡元培、許壽裳、陳寅恪、胡適、許地山、林語堂、成舍我等；以及陳平原師友金克木、唐弢、季鎮淮、程千帆、王瑤、金庸等。

　　草地：晚清以降，中國歷經滄桑巨變，一批文化精英走上時代前沿為民族命運鼓與呼，國士之風，慷慨悲烈。兼有政治符號和學術積澱的他們，其精神風範對於後來者有何啟發？

　　陳平原：多年前，我在《與學者結緣》中稱，並非每個文人都經得起「閱讀」，學者自然也不例外。在覓到一本絕妙好書的同時，遭遇值得再三品味的學者，實在是一種幸運。由於專業需要，研究者一般必須與若干在世或早已謝世的前輩學者對話。「對話」與「結緣」，在我看來頗有區別，前者注重學理之是非，後者則兼及其人格魅力。大概是天性好奇，品嘗過美味佳餚，意猶未盡，又悄悄溜進廚房去偵查一番，於是有了這些專業以外、不登大雅之堂的「考察報告」。《當年遊俠人》中所談論的各位，確實如你所說，其精神風範值得追摹與表彰。但我不希望把他們符號化，而是更關注其言行與著述中隱含著的作者的真性情，或者說某種不可複製的生命體驗。

　　草地：筆下有神，您的文字展現了遊俠人特立獨行的精神、氣質、趣味及人格魅力，書中哪一位學人對您個人影響最大？

　　陳平原：在《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及《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等書中，我再三強調，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從人際關係到思想學問，都密不可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讀八個人的文集：蔡元培、章太炎、梁啓超、王國維、周樹人（魯迅）、劉師培、周作人、胡適。故意不按各自登臺表演的時間，而是出生年月排列，你一下子就明白，那個時代的思想、文化、學術是如何「犬牙交錯」的。私底下，我確實說過這樣的話：「讀魯迅的書，走胡適的路。」這句話，包含我對歷史情境及文化命脈的理解，對道德激情的把握，以及對啟蒙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想像。有人不以為然，有人會心一笑，有人穿鑿附會，日後有機會我再認真闡釋。

　　草地：遊俠畢竟當年人，當前出現的學術造假等現象，與學風嚴謹的「遊俠精神」格格不入。當代中國需要怎樣的治學精神和學術人格？當代學人應如何守正創新，推動社會進步，民族發展？

　　陳平原：與「學術造假」針鋒相對的，應該是嚴謹、求實、認真、規範的學風，這與「遊俠精神」沒有什麼關係。可以這麼說，特立獨行的遊俠，一定要延伸到學界，那就是力求「創新」；至於是否「守正」，反倒無所謂。之所以這麼較真，咬文嚼字，是不希望把眼下的所有需求，都直接投射到歷史人物那裡。反過來，如果一切以我的立場及趣味為中心，很可能縮小了「當年遊俠人」的氣勢與襟懷。當代中國學人自有來路、意氣與陷阱，晚清以降，無數讀書人上下求索，其可愛及感人之處，不在那些隨時可以撕下的標籤，而是那種「拔劍四顧心茫然」的真誠與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