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
每一個中國人，自打牙牙學語起，就在進行卓有成效的「中文教育」；但作為現代大學制度下特定的科系與課程，系統的「中文教育」（隸屬於現代大學裡的「中國文學門」、「中國文學系」、「中國語文系」、「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卻只有百年歷史。這裡借北大中文系走過的坎坷歷程，觀察百年教育之風雲激蕩。
一、從書院教育到大學制度的建立
傳統中國的書院教育，跟今天我們實行的大學制度，無疑有很大的差異。站在中文系的立場來觀察，首先，以前的書院教育，不管哪家哪派、何時何處，都是以人文學為中心的。到了晚清，隨著西學東漸，現代大學制度建立，「中文」或「文學」逐漸蛻變成眾多科系中的一個。
曾經的「不學《詩》，無以言」，成為遙遠的神話；「文學」就這樣被「邊緣化」為一個特定的專業了。當然，古時學《詩》，不等於今天念「文學」，幾乎涵蓋了整個人文學以及人格修養等。在傳統中國，「文學」是所有讀書人的基本修養，而不是一個「專業」。除了在特定時空，如東漢末年的「鴻都門學」，南朝宋文帝的「四館」，有過相當短暫的專門的文學教育外，其他時候，今天所理解的「文學」，是所有中國讀書人的「必修課」。
其實，不僅僅在中國，整個世界都如此，18世紀以前的大學課程，都是以人文學為主導。直到19世紀，隨著科技突飛猛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繼崛起，人文學科才逐漸從中心向邊緣轉移。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以救亡圖存為主要目標，聲光電化（自然科學）、經濟法律最有用，當然受到主事者的高度重視。只是在「拷貝」整個西方大學制度時，「文學」作為眾多學科中一個小小的分支，也被納入其中。
1903年，晚清最為重視教育的大臣張之洞奉旨參與重訂學堂章程，強調「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著稱的張之洞，之所以主張「中國文辭」不可廢棄，與其說是出於對文學的興趣，不如說是擔心「西學東漸」大潮過於兇猛，導致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失落。與傳統中國文人普遍修習詩詞歌賦，但只是作為一種「修養」不同，今天的中國大學裡，「文學」已經成為一種「專業」。專業以外，依然有很多人關注中國語言與文學，這才是希望所在。在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裡，西學大潮雖然對人文學科產生了巨大的衝擊，但中國文化以及中國文學並沒有垮掉，而是浴火重生。這點很讓人欣慰。
二、為什麼從1910年說起
今天的中國大學（包括院系），都喜歡「追根究底」，校史及院系史越拉越長。江南某大學，創立第二年，就做百年校慶紀念活動，理由是他們的某個科系是從某某大學分出來的，而某某大學又與某某大學有歷史因緣。一般來說，越早創立的大學及院系，歷史長，積澱深，質量有保證，確實值得誇耀。但有一點，溯源時必須「言之鑿鑿」。我的看法是，做校史、系史溯源，還是「保守」點好，必須是正式的教學機構，有老師，有學生，有課程，有章程，這才算。簡單點說，編「校（系）友錄」時，能落到實處。
常有人問，北大中文係為何以1910年為起點，而不是京師大學堂建立的1898年或京師同文館建立的1862年？我們都知道，既然辦大學，多少總有中國語言或中國文學方面的課程，但作為一個專門的教學機構，卻是分科大學堂成立以後的事情。1903年的《奏定高等學堂章程》裡確實有「文學科大學」，其中包括中國史學門、外國史學門、中外地理學門、中國文學門、英國文學門、法國文學門、俄國文學門、德國文學門、日本文學門等。但光有章程沒用，這些「門」當年都沒有開辦。直到1910年1月，學部建立分科大學堂的奏請獲批，教員及學生到位，並於3月31日舉行了開學典禮，這才算數。而這個時候的「文學科大學」，並非九門都辦，而是先設中國文、外國文二門。
《奏定學堂章程》（1903年）
換句話說，設想和實現是兩回事。就好像北大的研究生教育到底從何說起，我與北大校方就思路不同。校方稱，應該從1917年算起，有《北京大學日刊》上的名單為證。可你仔細看，那些「研究生」都是二三年級的在校大學生，是根據各自興趣在導師指導下進行「研究」。這與今天公認的獨立的教學及研究階段，不是一回事。其實，這事蔡元培說得很清楚：1917年想做，但沒錢，做不起來；真正做起來是在1922年，以研究所國學門的成立為標誌（參見拙文《北大傳統：另一種闡釋——以蔡元培與研究所國學門的關係為中心》，《文史知識》1998年5期）。
三、廢門改系與院系調整
對於院系來說，除了「生日」，值得關注的還有歷史上的「關鍵時刻」。這方面，思想史、教育史與學術史說法不一，落實到院系史那就更加微妙了。我的思路是：承認大學受制於整個大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但不照抄政治史的「宏大敘事」。若說到北大中文系史上的關鍵時刻，我以為是1919年與1952年，即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以及新中國建立以後的院系調整。後者不僅名稱、地址、思想脈絡、辦學思路等都有明顯變化，甚至可以沙灘的「紅樓」與未名湖邊的「博雅塔」作為象徵。
北大中文系最初稱「中國文學門」，1919年方才廢門改系。讀五四時期的歷史文獻，有說「中國文學門」，也有說「中國文學系」，就因為1919年是個重要關口。那一年，不僅有大家熟知的五四運動，北大校園裡還有「廢門改系」這麼件大事。說它是「大事」，因為與此相關聯的是採用「選科制」，這就涉及課程設置及教學方式等一系列問題。1910年的課程表未見，但我找到了1915—1916年「中國文學門」的課程，總共九門：中國文學史、詞章學、西國文學史、文學研究法、文字學、哲學概論、中國史、世界史、外國文。為了說明歷史變遷，我拿今天的課程作對比：2009—2010學年第二學期北大中文系開設的研究生課程，總共是57門。換句話說，早期北大的課程非常簡單——文史哲通史或通論，加上外語，就這些。那時教師少，學生也很有限，課程設置簡單，可以理解。引入選科制後，對老師、對學生都是個很大的壓力。學生有更多選擇的機會，老師也必須努力研究，不斷往前走，才能給學生們開新課。藉助《北京大學日刊》以及校史檔案館的資料，我們能夠復原當初老師們上課的情況（參見拙文《知識、技能與情懷——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北京大學學報》2009年6期及2010年1期）。細節就不說了，總的趨向是，廢門改系及選科制的確立，對北大中文系的學術發展意義重大。
還有一個關鍵時刻，那就是1952年的院系調整。北大從沙灘搬到燕園，不僅是校址改變，更重要的是院系重組。工科整個被切除，這且不論；中文系的一些老師被調走，如楊振聲、馮文炳到了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但從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調進很多學業專精的教授，更加上兩年後將當時全國唯一的語言學系——中山大學語言學系併入，北大中文系在「院系調整」中其實是獲益的。你會發現，1952年以後，北大中文系整體的學術水平，跟國內其他大學比，有明顯的優勢。這個優勢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那時全國評重點學科，中文學門有11個，北大是5個，其他6個屬於復旦、南大、中山等六所大學。當時的北大中文系兵強馬壯，佔有絕對優勢。但這種「一枝獨秀」的局面現已不復存在，以後也不太可能出現。各大學都在勵精圖治，發展自己的優勢項目及科系，彼此之間的差距日漸縮小，像「北大中文」這樣的老牌院系，面臨很多嚴峻的挑戰。
北大中文系1955級合影
除了這兩個容易被人提及的關鍵時刻，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北大中文系是語言、文學、古文獻三足鼎立，這局面是如何形成的？1925年度的課程指導書裡特別提出，除了一般的基礎課程，為了讓學生儘早確定專業方向，課程分為三組：A類是語言文字，B類是文學，C類是整理國故之方法。這所謂「整理國故之方法」，包含了我們今天的古文獻專業，但不全是這個，還有考古學等。換句話說，自1925年起，北大中國文學系的專業範圍，就不是純粹的「文學」，還包含「語言」及「文獻」等。當然，從建制的角度看，1959年北大在全國率先設立古文獻專業，並交給中文系統管，這對於北大中文「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起了決定性作用。至於北大中文系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新聞專業以及編輯出版專業，日後被轉移出去；而新設立的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還有語言信息處理等，也不是傳統的「中國語言文學」所能夠涵蓋。故所謂「三足鼎立」，也只是個形象的說法，日後可能有新的拓展與變化。
四、師長風雅與同學少年
談大學史，很容易聚焦於若干著名教授；其實，對一所大學來說，學生比老師更重要。因為，教授是可以全世界招聘的，有錢就能做得到（大致而言）；學生不一樣，那是你嘔心瀝血，手把手教出來的。放寬視野，決定一所大學或一個院系聲譽的，是你培養出來的學生。在這個意義上，《北大舊事》與《北大往事》對著讀，很有意思。我曾經撰文，談論清華國學院的「神話」，稱其得益於師生之間的良好互動（參見拙文《大師的意義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讀作為神話的「清華國學院」》，《現代中國》第六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2月）；同樣道理，北大中文系的聲譽，也與歷屆學生的努力及追憶分不開。正因此，我們編六種「北大中文百年紀念」文集時，專門做一冊《我們的系友》，用一種不著痕跡的方式，表彰那些至今仍奮鬥在教學科研第一線的北大中文系的優秀畢業生。因體例所限，政界、商界、文壇的優秀系友，只能用別的辦法來表達我們的敬意。
一到追憶往事，老學生們最常提及的，往往是當年的「師長」如何「風雅」；其實，「同學少年」同樣值得懷念。以北大中文係為例，能有今天的名聲，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密不可分。談及五四，常被提及的，多是師長輩。但請記得，那是一個以青年為主體的政治/文化運動。俞平伯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時候，寫了一組詩，其中有這麼兩句：「同學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竟成三。」（《「五四」六十年紀念憶往事十章》）這「三」是指新文化運動時期三種重要刊物——《新潮》、《國故》、《國民》。此三種刊物的主要編者，都是北大中文系學生。翻翻系友錄，我很驚訝，那時中文系的學生真有出息。五四運動爆發那一年，在北大中文系就讀的有：1916級的傅斯年、許德珩、羅常培、楊振聲、俞平伯；1917級的鄧康（中夏）、楊亮功、鄭天挺、羅庸、鄭奠、任乃訥（二北）；1918級的成平（舍我）、孫福原（伏園）等。要是你對現代中國政治史、文化史、學術史略有了解，你就明白這一名單的分量。政治/文化立場不一樣，但都那麼活躍，真誠地尋求救國救民之道：有提倡新文化的（《新潮》），有主張舊傳統的（《國故》），也有希望介入社會革命的（《國民》），當年的北大中國文學門（系），是如此大度，容納各種思想、學派以及政治立場。這特別能體現蔡元培校長的大學理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
《新潮》第1卷第4號封面
現在的北大中文系學生，或許沒有當初的思想活躍，因其大都轉入專業研究。這是整個社會環境決定的，不能怨學生。「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依舊是很多人的夢想（能實現多少是另一個問題）。統計近十年北大中文系的本科畢業生，在國內及國外念研究院的，佔百分之八十，這一專業化趨向，與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路徑大致吻合。雖然整個國家的高等教育日益大眾化，但北大還是堅持精英教育。尤其是中文系，近二十年本科招生規模沒有擴大，一直在80至100名之間波動。另一個值得誇耀的是，在北大中文系讀學位的外國留學生（本科、碩士、博士）以及國外高級訪問學者，佔全系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最近十年，一直穩定在這個規模。北大若想成為世界一流大學，能否吸引大量外國留學生，是一個重要標誌。在這方面，中文系有天生的優勢（相對來說，物理學院就難多了），再加上我們從1950年代起就著意培養留學生，做起來得心應手。現在世人談「傑出校（系）友」，大都局限於本國學生；其實，留學生中，也有出類拔萃者。
五、北大中文人的特點
談論北大中文人的特點，我害怕大字眼，比如「精神」等。因為「精神」這個詞我看得很重，不願意動輒贈與某人或某物。中文系提「中文精神」，物理系呢，難道叫「物理精神」？連「北大精神」、「清華精神」、「中大精神」我都覺得勉強。我更願意談談北大中文系讓人感覺溫馨、或讓人念念不忘的地方。很多追憶北大的書籍，如《精神的魅力》、《北大舊事》、《北大往事》等，你去看看，有許多中文系的奇人趣事。大家為什麼多寫中文系師生？我想，除了我們的學生會寫文章，愛寫文章，還有一點，就是中文系的老師和學生比較有個性。一旦講起故事，功業不重要，重要的是獨特的人格。中文系師生最大的特點，就是強調個性，追慕自由，不受固有的條條框框束縛，喜歡根據個人的特質來選擇生活態度、學術道路以及研究方法等。換句話說，站在民間立場講授「北大故事」時，怪人多多、軼事多多的中文系，佔很大便宜。
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三聯書店1998年版
如何追趕世界一流大學，我不只一次被人嚴肅追問。我的答覆是：不能將我們的中文系跟國外著名大學的東亞系比，人家是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我們是本國語言文學研究，責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樣。要比，必須跟人家的本國語言文學系比。作為本國語言文學的教學及研究機構，北大中文系的獨特之處在於：我們除了完成教學任務，還有效地介入了整個國家的思想文化建設。這是一種「溢出效應」。也就是說，我們的教師和學生，不僅僅研究本專業的知識，還關注社會、人生、政治改革等現實問題，與整個國家的歷史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
正常情況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外國語言文學研究，都不是那個國家的學術主流；你不能想像「中國研究」在美國成為主流，同樣也不能想像中國學術的中心在英文系或日文系。相對來說，本國語言文學（以及歷史、哲學、宗教、社會、經濟等）的教學及研究，集中最多的精英，也最有可能深入展開，並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我以為中文系師生有責任介入當下的社會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設。不是不要專業，而是在專注自己專業的同時，保留社會關懷、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與能力。說到底，「人文學」是和一個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它不僅是一種「技術」或「知識」，更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情懷」。
這麼說，不等於北大中文系教師都在關注當下，也有閉門讀書，不問窗外事的。應該允許不同文化立場及學術趣味的教授各自獨立發展，不強求一律。你整天上電視，名聲顯赫；我閉門讀書，十年磨一劍：各有各的舞臺，也各有各的聽眾。有骨有筋，有雅有俗，有內有外，這樣的話，中文系才有活力，才可能比較「大氣」。
六、中文教育的困境、魅力及出路
學文學的，容易情緒化，要不特自卑，要不把自己的專業設想得特偉大。某種意義上，現代化的進程，也就是日漸專業化。以前有一句話，「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晚清以降，誰也不敢這麼說了。因為，同是讀書人，專業分工越來越細，彼此間的隔閡也越來越深。
這一大趨勢，使中國語言文學的教育，呈現兩個方向：一方面，它越來越成為眾多學科中的一個，範圍及功能大大縮小；但另一方面，它又掉轉過來，逐漸變成一種「修養」或「趣味」——就好像畫布上的「底色」，雖不顯眼，但不可或缺。在我看來，作為專家之學的「語言」/「文學」研究，必定是小眾的；但若從「通識教育」入手，則前途無量。
如何看待通識教育，以及如何處理與專業教育的矛盾，目前中國學界仍在摸索中。北大、復旦、浙大、中大，各有各的一套。哪一個更合適，現在很難說。人的求知慾望和可用時間之間，本就存在著巨大的矛盾。既希望讓學生具有良好的修養，又要求其獲得足夠的專業訓練，很難協調。但有一點必須明白，大學的意義，主要不在於教你多少知識，而是教會你讀書，養成好的眼光、習慣、方法和興趣，這比什麼都重要。因為知識是無窮盡的，你永遠學不完，在短短的四年裡，不可能真的「博覽群書」。「博」與「專」的矛盾，永遠無法協調，就看你想培養什麼樣的學生。這個問題，吵來吵去，沒用。應該做一個全面調查，各院系的畢業生出路何在，日後工作中碰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回過頭來，再談如何進行教學改革。
人文學被如此地邊緣化，這是目前中國教育過分市場化的結果。等到國民的溫飽問題解決了，那種將「求學」等同於「謀職」的趨勢，會逐漸轉變。整個社會瀰漫著拜金主義，家長的期待、媒體的渲染、再加上大學的失職，導致學生選擇專業時更多考慮畢業後的薪水（還不一定能實現），而很少堅持個人興趣。我不敢提倡「安貧樂道」（確實有人勒緊褲帶，只讀自己喜歡的書，只走自己選擇的路，但這不具普遍性），我想說的是，目前這種盲目追求「熱門專業」，實在不可取。其實，這些年中文系學生的就業情況，遠比外界想像的要好。相反，從全國範圍看，最容易找不到工作的，正是所謂的「熱門專業」。2010年5月5日《文匯報》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熱門」專業風光不再》，說的是根據調查，十個失業率最高的專業，包括工商管理、計算機、法學、英語、國際經濟與貿易等「熱門專業」。
表面上，人文學科處於邊緣狀態，但這些年仍在平穩發展。那是因為，傳統的人文學科適應面廣，對於學生日後的發展有很大的裨益。現在我們的教育進入了一個誤區，即把大學當作職業學校、培訓中心來經營，宣揚「市場需要什麼，我們就教什麼」，忘卻了大學的責任。大學教育，是為你一輩子的知識及精神打底子，而不是職業培訓。很多東西只需「崗前培訓」，根本用不著你花好幾年時間來學習。當然，學校性質不同，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選擇。我批評的是那些本該志向遠大的大學或院系，走上了「經濟實用」的職業培訓之路，那絕對是一個失敗。
這方面的思考，我寫過《人文學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現代中國》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7月）、《當代中國人文學的「內外兼修」》（《學術月刊》2007年11期）等，有興趣的朋友可參看。總的來說，我以為，在中國，「人文學」（包括中文系）最低潮的時刻已經過去，若調整適當，是應該「貞下起元」了。
七、如何給自己「祝壽」
既然是「百年系慶」，當然得好好慶賀一番。當初有很多宏闊的設計，最後確定，別太張揚，還是以學術為中心來展開。除了10月23日的正式慶典，邀請廣大系友回燕園聚會，其他的活動，都相當低調。比如，籌集資金創建「胡適人文講座」（邀請國外學者）和「魯迅人文講座」（邀請國內學者），邀約十幾所著名大學創建「海峽兩岸研究生中文論壇」等，都是「可持續發展」的。這裡著重介紹十個會議和兩套叢書。
十幾年前，我參加完轟轟烈烈的北大百年慶典，隨即趕往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參加布拉格查理大學為創建650周年而組織的系列學術會議之一。當時我很感慨，大學以學術為本，熱鬧背後，必須有堅實的精神支持及學術追求。輪到中文系辦百年慶典，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動員各專業，組織系列學術會議。因此，為紀念百年系慶，從一月份起，我們籌辦了一系列的學術會議，一直持續到年底。這十個會議分別是：「紀念林庚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1月）、「中國典籍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3月）、「中國古代詩學與詩史」研討會（7月）、「走向當代前沿科學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8月）、「中國語言學發展之路——繼承、開拓、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8月）、「數字文獻研究發展戰略」國際研討會（8月）、「四川境內藏緬語——重構的原則及實踐」國際學術研討會（10月）、「當代漢語寫作的世界意義」國際研討會（10月）、「比較文學：在中國的實踐與理論創新」國際論壇（11月）和「1930—1940年代平津文壇」學術研討會（11月）。
至於組織編纂20卷「北大中文文庫」和六冊「北大中文百年紀念」文集的緣起，我在《那些日漸清晰的足跡——寫在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之際》（2010年4月22日《人民日報》）中，有簡要的說明。老北大的中國文學門（系）有燦若繁星的名教授，這回就不說了，因其業績廣為人知；需要表彰的，是1952年院系調整後，長期執教於北大中文系的諸多先生。因為，正是他們的努力，奠定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根基：「有鑑於此，我們將推出『北大中文文庫』，選擇二十位已去世的北大中文系名教授（遊國恩、楊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驊、岑麒祥、浦江清、吳組緗、林庚、高名凱、季鎮淮、王瑤、周祖謨、陰法魯、朱德熙、林燾、陳貽焮、徐通鏘、金開誠、褚斌傑），為其編纂適合於大學生/研究生閱讀的『文選』，讓其與年輕一輩展開持久且深入的『對話』。此外，還將刊行《我們的師長》、《我們的學友》、《我們的五院》、《我們的青春》、《我們的園地》、《我們的詩文》等散文隨筆集，獻給北大中文系百年慶典。也就是說，除了著述，還有課堂；除了教授，還有學生；除了學問，還有心情；除了大師之登高一呼，還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風和日麗時的引吭高歌，還有風雨如晦時的相濡以沫——這才是值得我們永遠追懷的『大學生活』。」
北大中文系百年系慶活動剪影（圖片來源：北京大學中文系官網）
北大中文系有過陽光燦爛的日子，但也不乏坎坷和失落。這回之所以用心經營「百年系慶」，那是因為意識到這是一個歷史機遇，抓住了，可實現大的突破。國家的中長期人才發展綱要，北大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路線圖，配合「北大人文基金」的創立、「人文學苑」的即將落成，再加上中文系同仁的不懈努力，「北大中文」是有可能重塑輝煌的。
2010年7月21日修訂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