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我沒有學問,我什麼都沒有的

2021-02-22 周國平

 訪 談 

郭紅楊絳先生,您還記不記得錢先生是從什麼時候養成記讀書筆記的習慣的?他多年來一直堅持,不曾中斷過嗎?

楊絳:他小時候就愛讀書,他是有書都要讀。他一直喜歡「胡說亂道」,作文字遊戲。做筆記他一直做的,一直看書一直做的。

他做筆記的習慣是在牛津大學圖書館(Bodleian——他譯為飽蠹樓)讀書時養成的。因為「飽蠹樓」的圖書向例不外借。到那裡去讀書,只準攜帶筆記本和鉛筆,書上不準留下任何痕跡,只能邊讀邊記。鍾書讀書做筆記成了習慣。但養成這習慣,也因為我們多年來沒個安頓的居處,沒地方藏書。他愛買書,新書的來源也很多,不過多數的書是從各圖書館借的。鍾書深諳「書非借不能讀也」的道理,有書就趕緊讀,讀完總做筆記。無數的書在我家流進流出,存留的只是筆記,所以我家沒有大量藏書。

郭紅:錢先生在國內的時候,哪一段時間筆記做得最多?還有抗戰的時候,「文革」的時候,也都堅持做筆記嗎?

楊絳:做筆記他一直做的,一直看書一直做的。一面看書一面做,看完一本書做一本。外文中文都是天天看的。這些不是每一天都看的。有客人的話,也是(只要)有工夫就看。終歸是要看的,每天都要看書的。不然哪來那麼多(筆記)呢?

郭紅:他的外文筆記量最大,有二百一十一個本子共計四萬多頁。錢先生讀這麼多外文資料,是不是有什麼計劃?他的外語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楊絳:他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後是義大利文。西班牙文是跟我學的。他要找西班牙的什麼資料,我就找原文給他。因為西班牙文跟義大利文很接近,他慢慢地就懂了。他有一個規矩,差不多是中文、英文每一天都看的。一、三、五看法文、德文、義大利文。這些不是每一天都看的。鍾書在國內和國外大學攻讀的都是外國文學,在大學教書也教外國文學,「院系調整」後,他也是屬於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組的。但他多年被派去做別的工作,以後又借調中國古典文學組,始終未能回外文組工作。他原先打算用英文寫一部論外國文學的著作,也始終未能如願。那些外文筆記,對他來說,該是「沒用了」。

郭紅:為什麼請莫宜佳教授(ProfessorDr.Monika Motsch)整理外文筆記?她的整理有什麼原則?

楊絳:莫宜佳是德國的漢學家,也是《圍城》的德語本的譯者。她會很多種語言。1999年,莫宜佳博士來北京,我就請她幫我編排。她看到目錄和片斷內容,「饞」得她2000年的暑假藉機會又到北京來,幫我編排了全部外文筆記。只可惜因為時間匆忙,她沒來得及把筆記按年月的順序排列,只能隨手從紙箱裡拿一本編一本,因此留下了不少遺憾。比方說最早的兩本是1936年的,卻被編在了第118和119條。她整理的原則就是沒有原則。

郭紅:手稿裡的文字密密麻麻重重疊疊,眼神不好的,會看不清;學問不夠的,又看不懂。尤其是其中有些殘頁,頭尾都不見了,但是您卻把它們整理並粘貼出來,令人嘆服不已。整理的過程是不是很艱苦?

楊絳:真是很艱苦!他擺得一攤一攤的,他的亂雖然亂,但他自己知道什麼東西在哪兒,一拿就有。等到我去弄,我就不知道了。抽屜裡是一堆,有的擱在封套裡是一堆,有的亂的是一堆。有可能亂的那一堆是要扔的,我就分不出來了。剪下來的那個,我想他是要的,要不然他幹嗎剪下來呢?「三反」運動之前,我們有小朋友在大學裡說,學生要檢查老先生日記的。他的日記跟筆記混在一起的。他就把日記剪掉,留下的是筆記。他留下的,一沓一沓亂七八糟放在那兒,他大概也沒有再看。

郭紅:後來那些東西是您給拼在一起的。

楊絳:對,有的東西拼得對上了,有的對不上。比方說,這個紙的條條是一樣的,大概是一起的;每讀什麼有個頭,我找它的尾巴。有的尾巴找頭,有的頭找尾巴。這樣接起來,真是費了不少時間。

郭紅:在準備出版的整個過程中,不時地有人來問我,《錢鍾書手稿集》對普通人有用嗎?我說這是一種象徵呀,尋求智慧的道路上的一種努力,很有價值的。不知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楊絳:我說它首先是一種資料性的。他看的時候並不是說我現在要鑽研《楚辭》這個題目,他下次看見的時候,發現這可以歸為這個題目,就又把它們放到一處。所以它們才會重重疊疊,歸類到一個地方。研究有關題目的人到這裡去查,這是一個寶庫。所有的資料都匯集在一處。莫宜佳說,手稿裡面集中了許多錢先生的靈感和智慧。他為什麼把許多這樣的資料聚集在一起,他在想什麼呢?這裡面暗含著各種各樣的思路和思考,研究相關問題的人,從裡面一定可以得到許多的靈感和幫助。它們並不是散漫的資料。

郭紅:以前搞運動的時候,白天開會,他就晚上熬夜讀書做筆記嗎?

楊絳:「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就看馬恩列斯的原著。那不是可以看嗎?看了他也做筆記。《管錐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寫出來的。

郭紅:去幹校的時候,他還有書看嗎?

楊絳:那時候他照樣有書看的。那時候我們女兒每個月都給他寄。其中凡有好的,有關於文學的、學術性的,他都看。看完了就做筆記。看完每一本就做筆記。

郭紅:有沒有中斷過?

楊絳:沒有。除非生病。生病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他不能走路。走路跌跌歪歪,歪來倒去的。他也寫筆記呀。那時他寫的筆記都飛出來了。有一本,在掃描的時候都知道,都飛到格子外頭來了。

郭紅:我看見了,那時的字寫得要拙些,笨笨的兒童體的樣子。

郭紅:除了看書之外,錢先生每天別的都不做?家務做嗎?他每天的生活是怎樣的?

楊絳:他小時候等於沒有慈母,爸爸頂嚴,伯父頂疼他,等於是慈母,也不嬌他,就是慣他。有許多東西他都不會,打蝴蝶結也不會,穿鞋左腳右腳也分不清。拿筷子也不會。

郭紅:他的生活能力這麼差?後來跟您在一起生活以後是不是就變得很能幹了?

楊絳:很差。他一直不能幹的。可是他有時候也很能幹的,比方說他能做早飯。可是劃洋火,一直等到1974年才第一次劃著了一根。

郭紅:原來他都劃不著?不會?

楊絳:他不敢。他又不抽菸,他不會劃的。《我們仨》裡面我都記了。一段歷史全記下來了。家務他做的。每天早飯都是他的事。我們兩個人一起生活的時候,比如我們剛剛到英國,住在人家,包一天的飯菜,(那時候)他不管。後來我們搬了一個房子,他就做早飯。我們住到這個房子來以後,假如家裡沒有阿姨,早飯都是他做。燒水都是他燒,一家人喝的水,用的水,都歸他燒。假如說郵差來送信,在底下叫一聲,他耳朵特靈,就跑下去拿報,所以郵差跟他關係很好。郵差說,「我叫住在底下的人,嗓子都叫破了沒人理,樓上倒叫一聲就下來」,就是他。他的腳步特別勤快,我都追不上他。他家務都做的,也沒有一天不看書的。

有一個本子,我知道是哪一年的筆記。那一年我著急了,走了後門,帶他到大醫院去看病,去照腦子。因為他不好走路了,舌頭也大了。哮喘大發作,缺氧搶救。搶救以後,過些時候,他不哮喘了,可是走路東倒西歪。我們住的房子很小,他東倒西歪,都有牆扶著的。房子三家住在一起,在北師大。同住的一個老太太告訴我說,奶奶,爺爺走路東倒西歪的,叫我注意。我看他確實是這樣的。北師大醫院離我們住的地方很近,我扶他去,他走路都靠在我身上的。我偷偷問大夫,大夫說應該去檢查一下,別是腦子裡長什麼東西。我著急了,帶他進城去檢查。兩個大醫院,都託了人,檢查的結果都一樣,都是大腦皮層缺氧,硬化了。這個也沒法治,(只能)看一年以後怎麼樣了。這一年裡,他先是說話大舌頭了,後來舌頭先好了,手呢寫字都寫得飛出來了,寫到格子外頭的。拿給大夫看,大夫說寫得蠻好的。大夫考他比如1+1等於幾,他心算也蠻好的。結論是腦子沒有壞,只是大腦皮層受損。那個時候他也做筆記,就是走路跌跌歪歪的。

郭紅:那是哪一年有這些症狀的?

楊絳:1973年。

郭紅:那時候錢先生其實才六十多歲,大腦就缺氧了?

楊絳:搶救!……搶救。這話說來就長了。我們到北師大,住在錢瑗的宿舍裡,那個宿舍是朝北的,沒人住。縫縫裡的風非常冷,他就著涼了。錢瑗系裡有一個同事是華僑,住的房子比較好,住在小紅樓裡,那是教職員的宿舍。那個同事說,我不搬,這個宿舍就先讓錢先生去住。我們就住在小紅樓裡。小紅樓離北師大的校醫院很近,現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都拆了。那段時間,他哮喘病的時候,我叫他「呼嘯山莊」。我也不懂,也沒經驗。我們的醫療關係,「反右」以前把我們抬得很高,都在北京醫院。本來協和、北京醫院,兩個醫院可以看病。後來「反右」以後,一步一步往下退,先把我們退到同仁,然後把我們退到街道上的小醫院,小醫院也不管用,有病就給點兒藥吃,他的哮喘就發得很厲害。北師大的大夫,有個中醫大夫很好,另外一個大夫是兒科的,給的藥分量總是太輕,所以他就病得越來越重,後來呼吸聲就接不住了。

郭紅:哮喘嚴重可能會窒息的。

楊絳:快窒息了。然後有個挺要好的鄰居說:「爺爺這樣得搶救哇。」那時正是「批林批孔」的時候,錢瑗一天三個單元,晚上回來。她回來後就說趕緊去搶救吧。搶救得去北醫三院,但是學校裡的汽車不為家屬服務。錢瑗人緣好,有個司機送我們到北醫三院,我們在那兒,輸氧大概是要三個多小時到四個小時,搶救過來正好半夜裡十二點鐘。那個司機說,錢老師什麼時候要車我就什麼時候來。半夜十二點鐘打電話他就來了。我們的醫療關係不在這兒,就沒地方住,也沒地方躺,他就躺在暖氣片上的一個木板上,我們沒地方坐就團團轉。後來司機把我們接回家。這個關過去了。醫院裡很照顧,護士到我們家裡來給他打針,過了幾天差不多好了,又發現他走路不好,這才檢查出是大腦皮層缺氧。

郭紅:他是不是長期腦力工作過度,運動又不夠?

楊絳:這個沒法治。但腦子本身沒壞。他做了腦電圖,兩邊是一樣的,證明腦子裡沒長東西。出了這事之後,我們才找所裡提出要一個房間。當時每個單位的房子都很緊張,我們不能老是佔著小紅樓不走的。所以,後來我們搬回來,搬進了所裡的一間很小的辦公室。

郭紅:那個地方現在還在嗎?

楊絳:那個地方現在剷平了,沒了。以前是在一進門的那個樓的六樓。

郭紅:房間大概有多大?

楊絳:比這間(約二十平米)小。我們擱兩張床,兩張書桌,四邊是借來的圖書館的鐵架子。年輕人把我們幹事的木箱都橫七豎八地搭起來。我們叫人陪我們回家去,整理了五麻袋的筆記。他那時候一面看書一面開始寫《管錐編》。

郭紅:《管錐編》是在診斷出了大腦皮層缺氧以後開始寫的?

楊絳:我們從幹校回來以後他就開始做了。我們流亡的時候,他不能再做下去了。書還是看的。

郭紅:他出院以後應該養一養的,卻還是每天讀書,又開始工作了?

楊絳:書他是每天都看的。他能走路了,就在屋裡躺著,躺著看書。我們搬到那兒去住以後,看書更方便了。我們住在七號樓最西頭一間很冷的屋子裡。要書卻特別方便。要文學所的書,他要多少,管書的人就給搬來了。所以,《管錐編》主要是在那兒寫的。他開了一個頭是在家裡開的,我們逃難到北師大以後,那個時候不能寫,只能看看帶的筆記本什麼的。我們一直在那裡住到1977年,就搬到這裡來了。

郭紅:那時候錢先生是不是已經是副院長了?

楊絳:不是。我們在那個辦公室裡住了三年。錢鍾書寫他的《管錐編》,我翻我的《唐吉訶德》,都是這個時候。

郭紅:「文革」開始搞運動的時候,您的《唐吉訶德》譯稿是第一稿嗎?

楊絳:第一稿給紅衛兵搜走了,後來發還了,發還以後我們就下幹校了。下放回來以後開始做了。等到我們後來流亡,家裡不能待了,我就帶本西班牙的教科書讀讀。他們圖書館也有書,都能看。反正錢鍾書天天都有書讀的。

郭紅:外國文學所的外文資料是不是比較豐富?

楊絳:外文所我的同事們,我們若說要借什麼書,他們都給借。錢鍾書在外文所的時候,雖然別人說我們的思想是靠不住的,可是錢鍾書買書是沒錯的。所以他是圖書資料委員。

郭紅:錢先生做筆記一直沒有中斷過?他幾度出院入院,最後筆記截止到哪一年?是在哪一次入院後?

楊絳:他的筆記一直到住進醫院才停止。1993年,他住過一回醫院,出來以後他選的詩,就是《槐聚詩存》。1993年的春天住到醫院裡去,動了一個大手術,在4月1號以前出來的,好了。他覺得身體完全好了,我又病了,因為我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月護理他。(笑)還不讓別人護理呢。

郭紅:全靠您一個人護理?您那時候也有八十多歲了。

楊絳:八十二歲吧。回來以後我就跌跌歪歪的,走路都扶著牆,風一吹都倒的。他呢,又慢慢地硬朗起來了。我說他,你把詩選定了吧。1994年的春天他把詩都選好了。1994年7月底發燒,那個時候他覺得自己的身體好。當時還比較高興,因為選定了詩,做完了一件事情。7月底他發高燒,我跟女兒把他送進醫院,說他是肺炎,同時發現還有膀胱癌。然後就動手術,開始還很好,但1993年的大手術,他摘掉了一個腎。1994年手術後剩下的那個腎又罷工了,也不能用。後來就做透析。透析一般是越做越多,他卻是越做越少,後來他好了。那個發脾氣的腎又好了。透析前做了一個人工腎。經過這一切後,他的身體很虛弱,以後就老去住(院)。開始還能起來,後來就沒有力量起來了。1998年的年底他就去了。進了醫院起,他就停止(寫讀書筆記)了。第一次大手術他回家之後,還在那兒記筆記。

郭紅:對於錢先生來說,這是他的日常生活。

楊絳:沒錯,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他書一定要看了,看了以後一定要做筆記的。

郭紅:到最後並不是說他要寫什麼才讀書,而是讀書是他的生活和享受。

楊絳:讀書是他的休息。看完一本就做筆記。有時候還補進去,後來讀的還往前面補。

郭紅:您一直都覺得錢鍾書比您重要。

楊絳:當然了。我也沒有學問,我什麼都沒有的。

郭紅:可是您從年青的時候,一直也讀書,做研究。從那時候您是不是覺得錢先生有才華,有可塑性……

楊絳:那個時候我可沒有想過我不重要他重要。沒有。

郭紅:慢慢地才這麼想的?

楊絳:我看著他有那麼多東西,捨不得扔掉嘛!

郭紅:原來有些說法,以訛傳訛,說是有人讓錢先生給寫幾本關於同性戀的參考書,錢先生就隨手列出長長的書單。那意思是不是說錢先生閱讀面特寬,無論多麼生僻的主題,相關的典籍馬上就能列出來的意思?

楊絳:沒有這件事。這是說的吳祖緗,他壓根沒問過錢鍾書這個問題。

郭紅:這種說法錢先生知道嗎?

楊絳:這是一封信裡的,錢先生看見過,看了以後他很生氣。他每一條都打了叉,大概十幾條,從第一條開始就打叉。關於淫書,清華不叫淫書,只叫禁書。清華沒有幾本禁書。錢鍾書是這樣批的:曹禺跟我是同系,他要問我,為什麼不直接來問我,卻要經過吳祖緗來問我呢?吳是中文系的。

郭紅:都是杜撰。您覺得錢先生應該怎麼樣定位?是學者、翻譯家、作家?

楊絳:我覺得他既是學者也是作家,是雙重的。他還是詩人。他愛詩,非常愛詩。他不是那種豪放的,但他自詡自己頂多是個名家。不過他自己最喜歡讀詩。中文的、外文的,他都最喜歡。

郭紅:您要是用一個詞概括一下他,是用詩人嗎?

楊絳:不對,他是一個學者,但是愛詩。他寫那些品味別人作品的東西,寫得很好。他主要是一個學者。

郭紅:他寫了散文小說,讀者們都特別喜歡。您覺得他就天賦而言,是更偏重於學者還是文學家、詩人這一邊呢?

楊絳:嗯……我很難說。人家很看不起學人寫小說學人寫詩。他主要是個學人,也寫小說也寫詩。

郭紅:他偶然地試試筆,就留下了一本經典。

楊絳:他是刻意學的,都是自己學的。他不是一個大詩人,他比較注意形式,用字,還有聲律很講究。

郭紅:前不久上海做過一個調查問卷,青年學生最愛讀的書,第一本就是《圍城》。

楊絳:還是《圍城》!他從小就喜歡寫小說的。我從來沒有向別人提過這事,他的第一篇小說給我看,不是小說,是散文,叫《竹馬》。

郭紅:就是那個「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

楊絳:對,後來這篇沒有了,讓他給扔掉了。他寫得挺好玩兒的。散文小說他都能寫的,他是能創作的,是學人學者寫小說。這樣說就好像寫小說的人不要有學問似的,呵呵。


在楊絳先生的名作《幹校六記》裡,有這樣的一段對話:

默存經過菜園,我指著窩棚說:「給咱們這樣一個棚,咱們就住下,行嗎?」

默存認真想了一下說:「沒有書。」

真的,什麼物質享受,全都罷得;沒有書卻不好過日子。他箱子裡只有字典、筆記本、碑帖等等。

我問:「你悔不悔當初留下不走?」

他說:「時光倒流,我還是照老樣。」

[原刊於《黃河文學》2011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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