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十九世紀末，廣東廣府人與客家人之間矛盾摩擦不斷，其中最為慘烈的，就是1854年至1867年間爆發的廣東土客大械鬥事件。這場民間械鬥涉及地區之廣，死傷之慘重，影響之惡劣，在我國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
由於這場械鬥屬於民間矛盾，歷史書上對它的關注不多，但這場械鬥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傷亡百萬，廣東經濟嚴重受損，使客家人不得不流落異鄉，影響之深遠甚至超過了許多歷史上的小國戰爭。
大械鬥產生的原因之土客間積怨已久的矛盾
歷史上出現過多次移民現象，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間的矛盾也從未停止過，歸其根本，大型械鬥事件幾乎都是生存資源的爭奪引起的爭鬥，廣東土客大械鬥也不例外。
最初廣東土人與客人都是中原遷居至廣東，不過由於遷居順序先後才有了土人和客人之分，在生存資源充足的共同居住前期，土人和客人間和平共處了百餘年，雖然可能有部分移民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但顯然並沒有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可見這場械鬥與宗教信仰、民族觀念、習俗不同等問題並無關係。
然而晚清時期由於種種原因廣東經濟崩潰，惡劣的生存環境使土人與客人間產生了諸多矛盾，此後廣東地區起義軍與官府民團間的鬥爭更是使矛盾愈演愈烈。
起義軍以土人為主，官府民團以客勇為主，二者開始徹底站在對立面，在起義軍和官府民團鬥爭的過程中，土人和客人也在同對方殊死搏鬥。
在這場大械鬥進行過程中，許多思想和謠言也給當時並不理智的土客雙方火上澆油，使得土客雙方的矛盾朝著不可調和的方向發展，間接造成了最後許多客家人被迫背井離鄉的結局。
部分土人杞人憂天地認為"客家人要反客為主，鏟絕土人"，部分客勇則由於早期移民時遭受的歧視和羞辱對土人懷有嚴重的仇視情緒，在大械鬥的背景下並沒有有力力量站出來遏制這些言論和思想，反而給了這些言論和思想散播開來的有利條件。
已經處在「你死我活」階段的土客雙方顯然受到了這些言論和思想的蠱惑，致使大械鬥的慘烈程度更上一層樓。客勇們的屠村之舉和勇猛的作戰表現激發了土勇們的鬥志，雙方你來我往，最終造成了百萬傷亡的慘烈結局。
這並不能歸罪於任何一方，大械鬥中土客雙方都不留情面地對對方造成了重大的傷害，惡劣的生存環境是雙方都無法選擇的，身處其中，為了生存而努力是他們不得不做的選擇。
土客雙方矛盾爆發導致的大械鬥最終沒有使任何其中一方受益，這對於站在歷史長河上回首歷史的我們而言是一個教訓，在某種程度上警醒了後人。
不過，晚清政府的不作為、踢皮球、朝令夕改等行為以及散播負面言論和思想的個人和團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局面，他們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對最後慘烈的結局負責。
大械鬥產生的原因之內憂
大械鬥時期，我國正處在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戰亂頻繁，國家內部存在諸多問題，直接導致了土客間矛盾急劇加深。
由於太平天國的崛起，當時的廣東並不完全掌握在晚清政府手中，太平軍常年在廣東活動，自然有部分區域的實際管理權力。在太平天國的領地範圍內，初期紀律森嚴，軍隊戰鬥力極強，對於土客間矛盾也有較為有力的管理和轄制。
然而好景不長，天京事變的爆發導致太平天國內部管理混亂，戰鬥力迅速下降，對於土客間矛盾也開始無力插手。土人和客人本就積怨已久，又在太平天國崛起初期爆發了矛盾，一旦沒有了有力的外力轄制，雙方就會迅速清算舊帳。
彼時太平天國的管理層更多的目光放在如何奪權上，對於這種民間矛盾採取的多數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對於大械鬥造成了"助紂為虐"的效果。
與此同時，在晚清政府的管轄範圍內，土人和客人的生存狀況都不樂觀。晚清政府外臨強敵，內有叛亂，經濟和軍事方面都令人堪憂，廣東經濟早在之前就已崩潰，距離太平天國的勢力範圍又不遠，時常有械鬥發生。
站在當時晚清政府的角度，叛亂問題自然要比民間矛盾嚴重得多，大械鬥前期太平天國風頭正盛，無論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平定叛亂上，民間矛盾幾乎被徹底忽視。
即使晚清政府有心處理好土客間的矛盾，以當時廣東政府的經濟狀況也無力組織軍隊鎮壓或安撫三五不時發生的械鬥，何況還要分出一部分用於平定叛亂。
當時廣東地區人民的生活用如履薄冰來形容也毫不為過，不管是太平天國管理範圍內的土客雙方還是晚清政府治下的土客雙方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又有積怨在先，雙方為了爭奪生存資源產生的矛盾自然不可能單純的和平解決。
太平天國經歷了管理層的內鬥後大傷元氣，管理混亂的同時對於很多問題也無力插手。晚清政府積弊甚深，官員瀆職現象甚多，草菅人命更是時常發生，碰到不想處理的案件就互相推諉，長此以往，政府公信力嚴重下降，土客雙方都更傾向於正面武力解決問題也在意料之中。
戰亂時期管理混亂，對於管制刀具一類的管理可以說是疏忽，這也給了土客雙方保護自己和傷害對方的武器，雙方因此提升了戰鬥力的同時也造成了更大的傷亡。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由內憂產生的相關問題：長期處於水深火熱中的土客雙方人民，由於生存長期受到威脅，情緒一直處在一個極為緊張的狀態下，在這種狀態下的人一旦受到刺激，會做出更加激烈的應激反應。
再加上積怨已久，土客雙方在面對矛盾時必然更容易採取更為激烈的解決方式，比如械鬥，而械鬥的過程中，情緒激烈的他們自然更容易做出殘暴的舉動。愈加惡劣的生存環境，無能的統治者，不加約束的矛盾雙方，等等都導致了大械鬥範圍的進一步擴張和程度的進一步加深。
大械鬥產生的原因之外患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西方列強看準時機，趁火打劫，已經獲取的特權和利益已經不能滿足他們，晚清政府一退再退，這在一定程度上更破壞了本就搖搖欲墜的廣東經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無論廣府人還是客家人，在面對一再惡劣的生存環境時，都沒有了自給自足的能力，為了生存，二者之間的鬥爭也愈加惡劣，僅存不多的生存資源對於任何一方都是極其寶貴的。
1856年10月，英法聯軍以"亞羅號事件"為藉口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最終廣州城淪陷的結果使土客人民都陷入了幾乎國破家亡的境地。廣州城淪陷後，列強的強盜行徑並不會針對廣府人和客家人不同，雙方都被迫承受了嚴重的損失，本就不多的生存資源幾乎被列強搶奪殆盡。
儘管雙方在大械鬥中都表現勇猛，但面對西方列強的洋槍洋炮，土客雙方的戰鬥力顯然都不足以與之匹敵，即便二者團結起來也擋不住西方列強的腳步。只能被迫接受失去大部分財物這一結果的廣東人民在經歷過這場洗禮後不得不面對更為嚴峻的生存問題，在爭奪生存資源的過程中，也採取了更為激進的手段。
如果說曾經是在爭奪為數不多的生存資源，那麼如今土客雙方就是在爭奪生命了。戰亂頻發的年代，生存資源本就稀缺，廣東人民又經歷了多番苦難，在爭奪生存資源的過程中，手段過激，土客雙方達到了近乎"你死我活"的境地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晚清政府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方式，一味地壓榨人民換取苟延殘喘的機會，這直接也間接地導致了土客雙方矛盾激化到了極為嚴重的程度。
雪上加霜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後，晚清政府賠付的款項大部分都由廣東承擔，被列強強取豪奪後的廣東人民本就近乎饑寒交迫，賠款的負擔不僅壓垮了他們的身體，也壓垮了他們的心理防線。在無力抵抗西方列強強盜般的行為後，對晚清政府失去信心的土客人民很可能更傾向於通過壓榨相對較弱的同胞獲取利益，這也是導致土客雙方在械鬥過程中手段越來越殘忍的原因之一。
無論晚清時的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一系列平叛後，在西方列強的強敵威脅下，都已無力組織大規模的軍隊鎮壓如此大型的械鬥，何況無論哪方佔據上風，對於晚清政府而言都並不重要。
對於晚清政府而言，只要能平叛，其他事情都是可以暫且擱置的，因此晚清政府對於土客雙方的態度最初也是舉棋不定、變化無常的，造成了土客雙方此消彼長，互為牽制的局面。
也正是由於雙方都沒有佔據絕對的優勢，這場大械鬥才持續了如此長的時間，造成了如此惡劣的影響。但後期由於廣府人在政府的影響力遠大於客家人，並且客家人在爭奪生存資源過程中行徑過於惡劣，最終廣府人取得了勝利，直接造成了客家人流落異鄉的結局。
大械鬥的影響
在經歷了如此慘烈的大械鬥後，大量客家人移民海外，前往東南亞、夏威夷、舊金山等地，如今北美西部和東南亞的各地華人，大多是這些移民的後代。
雖然他們當初的離開是迫於無奈，但他們的後代確實在某種程度上擴張了華人的勢力，在日後的抗戰中成為了我們堅定的盟友，也在我國日後的祖國建設中貢獻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由於廣府人在當地樹大根深，客家人在大械鬥中受到的傷害遠高於廣府人，相對於有親友可投靠的廣府人，客家人的處境並不好。
即使有一部分客家人移民海外，但也有一部分客家人由於種種原因沒有離開故土，只好落草為寇，以此在亂世中謀生。遭逢亂世，這也是不得已的選擇之一。最終，晚清政府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土客大械鬥問題，不得不把相對弱勢的客家人外遷，這次遷徙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客家人的第五次遷徙。
由於這次政府出面組織的遷徙，珠江三角洲地區客家人數量大幅度減少，例如四邑地區土客大械鬥前客家人約佔當地總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土客大械鬥結束後僅存百分之三，客家話也因此失去了在珠江三角洲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和繼續械鬥徒勞消耗比起來，相信更多的客家人還是更願意選擇換個地方重新開始，兩相比較，對於當時的客家人而言，想必並不會過分在意客家話的地位和日後發展。與之相反的是，粵語逐漸在珠江三角洲佔據了優勢，甚至在部分客家人更多的村落，也漸漸開始用粵語進行溝通交流，也算是廣府人的另一種意義上的勝利吧！
這場大械鬥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沉沒於歷史的長河中，為了人民群眾的團結穩定也沒有必要糾結當初孰是孰非，但回顧歷史並不完全是為了對錯之分，以史為鑑，吸取教訓，才是我們應當做的。
經歷了如此慘烈的大械鬥，我們應當明白，在面對人民群眾內部矛盾時，不能一味縱容其發展，更不能視而不見，要抓住根本，儘快解決實質問題，維護團結穩定，這樣才能長久發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