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研究發現，現實生活中存在大量事與願違的現象：從局部看人們某種行為是對的，而加總起來的結果卻是錯的。薩繆爾遜稱此現象為「合成謬誤」。無獨有偶，奧爾森在1963年出版的《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也提出過類似的判斷：「個人理性行為，往往無法產生集體理性的結果。」此判斷學界簡稱「奧爾森困境」。 不能否認，「合成謬誤」的確客觀存在。美國學者哈丁提出的「公地悲劇」便是典型例子：假設有一牧場，對某個牧民來說，養羊越多賺錢會越多。可當所有牧民都爭著多養羊，結果卻導致草場退化，最後誰也無法養羊。再比如，從單個農場主看，糧食增產可以增收，但若全球糧食都增產，糧食供過於求導致糧價下跌，結果就會是增產反而不增收。 這樣的例子多，舉不勝舉。而我寫這篇文章是要討論兩個問題：第一，應該怎樣看待「合成謬誤」？第二，應該怎樣處理「合成謬誤」？我的觀點，「合成謬誤」並非錯誤，而是供求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或者說，「合成謬誤」本身就是經濟規律，規律只能利用、不能改變。 我曾多次說過，對經濟學概念不可望文生義。比如「價格歧視」一詞並無貶義，卻容易讓人想到「不公平對待」那方面去。「合成謬誤」也是如此，明明是經濟規律，卻讓人以為是某種需要糾正的錯誤。說來也難怪，薩繆爾遜當年提出「合成謬誤」，目的是要證明市場失靈，需要政府干預。今天的凱恩斯主義者力主國家幹預，也正是基於「合成謬誤」假設。 應當追問的是，「合成謬誤」真的會導致市場失靈麼？我認為不會。相反，「合成謬誤」恰恰證明了市場有效。讀者不要誤會，我這樣講並非否認市場有可能失靈，在國家安全、社會公正、公共服務等領域，市場會失靈。但不能說「合成謬誤」也是市場失靈。道理很簡單，若不存在「合成謬誤」，供求規律是無法起作用的。 經濟學講得清楚，供求規律有兩層含義：一是供求決定價格，二是價格調節供求。舉個例子：若所有紡織廠都擴大生產，產品一旦供過於求，價格會下跌，企業會減少生產；若企業都減少生產，產品慢慢供不應求，價格上升，於是企業會增加生產。顯然，這個過程正是市場價格機制引導資源配置的過程，怎能說是市場失靈呢？ 人們將「合成謬誤」視為市場失靈，據說理由是產品過剩會造成資源浪費。這種看法其實是一種誤解。不錯，產品長期滯銷是資源浪費，卻與「合成謬誤」無關。經濟學說，價格若由市場供求決定，產品供過於求價格會下降，只要價格足夠低，最後市場必能出清。由此推理，如果某個企業產品長期積壓，造成了資源浪費，一定是企業未按供求規律定價。 轉談第二個問題吧——「合成謬誤」應該怎樣處理？事實上，「合成謬誤」可分為市場主導與政府主導兩種類型。上文提到的「公地悲劇」與紡織品供過於求，顯然是屬於第一種類型。對市場型「合成謬誤」，我認為應交給市場調節，政府只需做三件事：一是界定產權，二是讓企業自負盈虧，三是照顧低收入者。只要做到這三條，其他政府不用管。 設想一下，牧民在草場養羊，假若草場產權有明確界定，就不會發生「公地悲劇」。同理，紡織品供過於求，若企業是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紡織品會降價出清。可令人奇怪的是，前些年國內有些企業產品大量壓庫卻不降價，甚至成為殭屍企業也不關門。你道為什麼？經濟學的解釋，是此類企業並非真正的市場主體，背後有政府財政給補貼。 對政府主導類「合成謬誤」的處理，關鍵是要明確政府作用的邊界。前面說過，在國家安全、社會公平、公共服務等領域，市場會失靈。在以上領域，政府就應主動發揮作用。如某地發生地震災害後，食品、服裝、帳篷等嚴重短缺，若由市場自發調節，價格飆升會危及社會穩定。在此情況下，政府不僅可通過行政調撥增加供應，對價格也可直接管制。 但要指出的是，政府調節也可能導致「合成謬誤」。有前車之鑑，20世紀末，國內一度出現賣糧難，為避免穀賤傷農，當時就有地方政府出面調結構：有的要求農民將耕地改為水塘養魚，有的則要求農民大面積種蔬菜，結果魚和蔬菜嚴重供過於求，價格大跌。有農民抱怨說：政府調結構是「你調我調大家調，調來調去賣不掉」。 問題就在這裡，既然政府調節也存在「合成謬誤」，我們怎能靠政府去糾正市場「合成謬誤」呢？從邏輯上講，政府主導調結構，至少應具備三個前提：政府要能提前預知怎樣的結構在未來是合理的，政府官員要比企業家更懂市場，行政手段要比市場手段更有效。可當市場在完全競爭條件下這三個前提並不成立，這就決定了政府不宜主導調結構。 寫到這裡，我再說一遍：「合成謬誤」並不是失誤，而是經濟規律。規律不可能改變，即便要照顧窮人，政府也只能利用規律，不能違背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