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讀書》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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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大清帝國的「國語」,滿洲語文自17世紀中葉開始,成為了清代中國主要的官方語言之一。而由於滿語被清朝視作國語的特殊地位,清朝方面產生了大量以滿文為載體的公文、信件、書籍等文獻材料。這些滿文材料,隨著十八世紀大清帝國在內陸亞細亞地區的領土擴張以及驛站系統的建立,不僅成為當時清朝認識其他周邊國家的一種信息載體,同時也成為了其他周邊國家認識清代中國的重要媒介。清朝在歐亞大陸深處構築了龐大的情報網絡,除了與印度莫臥兒、伊朗薩法維、沙皇俄羅斯等有緊密地緣政治關係的強大帝國勢力直接發生接觸之外,同時也通過書籍與出版物的貿易流通,對當時的日本和日耳曼的知識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換句話說,自18世紀開始由於清朝在歐亞大陸東部的崛起,推動了當時日本與日耳曼對清朝進行研究的現實需求,進一步促成了位處歐亞大陸兩端的知識界不約而同地開展滿文研究的特殊歷史現象,而這也反映出作為情報傳播媒介的滿文對於18世紀以降歐亞大陸信息網絡整合所發揮的歷史影響。本文分別以活躍於18世紀後期至19世紀前期的江戶日本學者荻生北溪(1673-1754)、高橋景保(1785-1829),以及日耳曼學者繆勒(GerhardFriedrich Müller, 1705-1783)、克拉波特(Julius HeinrichKlaproth, 1783-1835)為例,介紹其滿文研究著作與相關的歷史背景,進而考察滿文研究在十八、十九世紀國際知識交流中所扮演的歷史角色。
在十七到十九世紀這兩百餘年間,江戶日本與清代中國雙方曾經有過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即便過去有學者將1633年幕府第一次鎖國令的頒布到1854年黑船來航這兩百多年,視為日本的鎖國時代,然而實際上這段期間日本仍然通過長崎口岸,與中國與荷蘭等國保持著經濟以及文化方面的交流。不僅如此,德川幕府雖然對於日本民間與海外國家的貿易交流,採取了一定的限制規範,但德川幕府自身出於軍事與外交需求的考量曾積極探求關於海外的相關情報。對於江戶日本對清朝情報搜集的相關議題,大庭脩(《日中交流史話―江戸時代の日中関係を読む》燃焼社,2003)等前輩學者已經有所涉及,然而這些情報具體的傳遞脈絡乃至歷史意義,則仍有進一步闡發的空間。其中中國的地理情報資訊的搜集,不僅對於日本江戶時期的思想與文化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對於前近代東亞世界的跨地域性信息整合更是有著深遠的影響。
日本在江戶時期最早對滿洲的認識,始於遭遇海難而漂流至滿洲的日本商人。1644年,越前商人竹內藤右衛門等58人從三國港出發,預計前往越後進行貿易,途中遭遇船難,15名生還者漂流到當時由滿洲人所掌控的摩闊崴一帶,被送往盛京(今瀋陽)。隨後這些日本漂流民經清朝政府派員護送前往北京,並於1645年經由朝鮮返回日本。這些日本漂流民將沿途見聞記錄下來,形成《韃靼漂流記》一書。此書以日文假名記錄數詞等基本滿語單詞的讀音,成為江戶日本對滿語文最初的認識。
進入18世紀以後,出於現實的外交與軍事需求,德川幕府更曾有計劃性地打探清朝的情報,並且組織學者對這些清朝的相關情報進行研究。在享保改革期間,幕府將軍德川吉宗任用了室鳩巢(1658-1734)、荻生徂徠(1666-1728)、荻生北溪等學者,並放寬了禁書令,使得這個時期日本的文化與思想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為了對當時日本的法律以及軍事制度進行改革,德川吉宗有意參考中國的經驗,因此幕府通過前往長崎的唐船商人購得了數量可觀的漢文書籍。當時德川幕府在得到這些自清朝輸入的漢籍後,曾進一步組織學者對其中包含清朝重要資訊的書籍進行相關研究,例如在1720年代德川吉宗曾命令儒學者荻生北溪與深見有鄰對康熙版《大清會典》漢文本進行研究,並試圖將其中的部分內容翻譯為日文,藉此理解清朝的官職與行政系統。但是由於《大清會典》中所收錄的清朝官職名,其中有不少用漢字音寫滿語的官職名稱,因此荻生北溪與深見有鄰雖然熟稔儒家漢文典籍,卻無法精準理解這些滿語官職的含義。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位早年曾投身清朝軍隊、名叫朱佩章的福建人,受到德川幕府的邀請,於1725與1726年兩度前往長崎,為當時的日本提供了許多關於清朝的重要情報。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在1725年前後,日本方面經由德川吉宗本人授意,由當時居住在江戶的荻生北溪將當時幕府有關清朝的問題匯集之後,傳達給當時在長崎停留的深見有鄰,並向朱佩章提出諮詢,因而形成了《清朝探事》這本以問答紀錄為形式的史料。在《清朝探事》中,以荻生北溪為代表的德川幕府向朱佩章提出一系列關於清朝的問題,其中包含許多關於滿語官職的詞源及語意等議題,這些問題也反映了荻生北溪等日本學者在譯註《大清會典》時所遭遇的困難。(楠木賢道著、阿拉騰譯,《江戶時代享保年間日本有關清朝及滿語研究》,《滿語研究》2013年第1期)在《清朝探事》外,朱佩章又曾自述其遊歷中國各地的見聞,題為《朱佩章偶記》,其中也曾描述清朝的滿人官職以及相關的滿語問題。例如《朱佩章偶記》中提到:「內廷包衣昂邦四員,分鑲黃旗兩員,正黃旗一員,正白旗一員。包衣昂邦者,漢語系家裡總管大臣也……黑撥大人數員,黑撥者,漢話議政也。」此處朱佩章明確提到了滿文的總管內務府大臣(booiamban)並用漢文將其音寫為「包衣昂邦」。由於滿文的booi字面上有「家的」含義,朱佩章甚至把滿文「包衣昂邦」用漢語白話譯作「家裡總管大臣」,可以推測他略曉一點滿文詞彙。此外朱佩章也提及議政大臣(hebeiamban)的滿語,並將滿文hebei音寫為「黑撥」,amban意譯為「大人」。
除了上述荻生北溪等人曾通過朱佩章等中國人所提供的線索對《大清會典》中滿語官職意涵進行考訂外,荻生北溪的胞兄、儒學者荻生徂徠也撰有《滿字考》一書。荻生徂徠的《滿字考》,主要是根據清版《正字通》卷首所附的滿文《十二字頭》並校以清朝學者尤珍所編纂的《清書千字文》,其主要目的是藉由漢字的反切對音來拼讀滿文音節。(神田信夫,《荻生徂徠の『満文考』と「清書千字文」》,《清朝史論考》山川出版社,2005)而荻生徂徠所參考的《正字通》版本,被以抄本的形式輾轉保留在昌平坂學問所以及後來的內閣文庫中。從形式上看來,荻生徂徠的《滿字考》基本是一本教授拼讀單音節滿文的基礎教科書,並不涉及具體的語法與詞句問題。即便如此,卻也反映出17世紀後期至18世紀初期的江戶日本已經開始對滿文知識方面有所探求。
除了享保改革的影響外,山丹交易也曾對江戶日本的滿文研究起過一定的作用。日本松前藩在與樺太群島原住民進行貿易的過程中,也曾經注意到清朝頒發給當地首領的滿文文書。例如在1775年,清朝的三姓副都統曾經頒發給樺太的地方首領一份捲軸裝的滿文執照,這份文件在1792年為探險家最上德內(1755-1836)所抄寫,因而今日得以被保存在北海道大學並以《樺太名寄文書》第1號為世人所知。此外,根據《通航一覽》等相關日文史料,約在文化年間擔任松前藩蝦夷通詞的山田久右衛門也曾經對這份滿文文書進行過註解與釋讀。然而江戶日本真正關於滿文的系統性研究,仍有待19世紀初蘭學者高橋景保的工作。
在1804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派遣以列扎諾夫(Nikolai Rezanov,1764-1807)為首的使團經由千島列島抵達長崎,希望與德川幕府建立貿易關係,因此帶來一份俄文國書及其日、滿文翻譯。由於這份國書的日文翻譯質量不佳,加上當時日本無人能夠閱讀滿、俄文,最終由俄國使團隨行的日耳曼學者朗斯多夫(Georg Heinrich vonLangsdorff,1774-1852)將俄文國書譯為荷蘭文,日本才得以理解俄羅斯使團的來意。即便1804年攜來滿文國書的俄羅斯使團並未能達成與日本通商的外交目的,最終甚至導致了1806年所謂的文化露寇事件,卻也促成了江戶日本開始重視滿文研究的機緣。根據《續長崎實錄大成》等日文史料,在1808年英艦輝騰號(HMS Phaeton)事件發生後,幕府出於對外來勢力的防備,明令要求長崎的唐通事需要除了漢文外需要兼學滿文,而阿蘭陀通詞在荷蘭文外也需學習俄文。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1808年日本蘭學者高橋景保開始嘗試通過利用幕府所藏《御製增訂清文鑑》等由中國傳入日本的滿文詞典來翻譯俄羅斯於1804年寄來的滿文國書,並在1810年完成《魯西亞國呈書滿文訓譯強解》(下稱《滿文強解》)的釋讀工作,並以此作為幕府將來解讀滿文外交文獻的範例。
關於高橋景保編纂《滿文強解》等滿文研究著作的經過,諸如新村出(《高橋景保の滿洲語學》,《東方言語史叢考》巖波書店,1927)與上原久(《高橋景保の研究》講談社,1977)等人的先行研究,曾經從語言學或文獻學的角度有過相關討論,然而關於高橋景保與19世紀初江戶日本滿文研究背後所反映的歷史議題,則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例如為何19世紀初俄羅斯帝國選擇使用滿文而非漢文作為信息媒介來聯繫日本,這個現象本身就頗為耐人尋味。長期以來,學術界慣用所謂「漢字文化圈」這類的概念來描述東亞歷史,然而近世東亞的歷史實相卻更為複雜與多元。此外,作為日本重要蘭學者的高橋景保,在其壯年階段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滿文,也一定程度反映出他將滿文與蘭學同樣視為認識外部世界的重要管道。因此本文並非將高橋景保及其滿文研究著作,僅僅視為日本國史以及語言學範疇內部的討論對象;相反傾向於從清朝史、東亞史乃至於全球史的多元視角,試圖以世界史的脈絡來理解高橋景保的滿文研究。
要理解19世紀初俄羅斯為何選擇以滿文作為國際語言與日本溝通,必須理解17世紀中葉以降俄羅斯帝國對東亞世界的認識主要是通過大清帝國這一歷史事實。而從現存的檔案史料可知,俄羅斯與清朝之間的交往主要是以滿文為溝通媒介。俄羅斯官方第一次正式遣使與清朝聯繫是在1655年也就是順治十二年,當時清朝方面是由理藩院出面接待,而這份紀錄也被以滿文檔案的形式保存在今日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此後俄羅斯與清朝之間的聯繫,自康熙朝開始愈趨頻繁,並逐步形成由俄羅斯元老院與清朝理藩院的對口關係,這也使得18世紀俄羅斯與清朝就準噶爾與哈薩克等外交議題進行討論時,形成了一系列的滿文檔案,關於18世紀中俄關係滿文檔案的具體內容,筆者曾專門撰文討論,此不贅述。也正是因為18世紀清朝作為東方最主要的政治實體,使得俄羅斯在處理其遠東事務時,十分重視作為清朝主要官方語言的滿文。而隨著18世紀末俄羅斯在北美貿易的擴張,俄羅斯人使用滿文的現象,甚至通過貿易活動對美國人產生了一定影響。例如1844年美國首位正式全權公使顧盛(CalebCushing,1800-1879)訪問清朝並帶來美國總統泰勒(JohnTyler,1790-1862)的國書,兩廣總督耆英因此建議道光皇帝以滿文回復美國總統。耆英呈給道光皇帝的奏摺,被收入《籌辦夷務始末》,其稱:「奴才伏查咪唎堅地處西隅,在各國中最為荒遠,今蒙恩準特降詔書……至頒發之時,似宜用淸文書寫,更為愼密。且該國人時赴俄羅斯貿易,最重淸文,益足動其欽服。」由此可見,自17世紀中葉起滿文書信在清俄外交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隨著俄羅斯與日本以及美國的接觸,曾經在東北亞的國際政治經濟網絡中扮演著國際語言的角色。由此便不難理解何以1804年俄羅斯會寄在寄給日本的國書中附上滿文翻譯。
除了1804年俄羅斯沙皇寄來的滿文國書外,1813年俄羅斯伊爾庫茨克總督特列斯金(NikolaiTreskin,1763-1842)曾寄給松前奉行滿文書信兩封,而高橋景保也在同年將這兩份滿文信件譯為日文並加以註解,題為《俄羅斯國伊爾庫茨克巡撫贈松前奉行滿文書翰解》(下稱《滿文書翰解》),而這兩份文書也深刻地反映當時滿文作為溝通日俄雙方外交關係重要媒介的歷史事實。1806年的文化露寇事件後,日俄關係惡化,1811年俄羅斯海軍軍官戈洛夫寧(VasilyGolovnin,1776-1831)奉命調查測繪千島列島的過程中,在國後島被幕府的手下抓捕;1813年,俄羅斯方面也報復性地逮捕日本海商高田屋嘉兵衛,並以此向幕府提出交換俘虜的要求。1813年高橋景保所譯註《満文書翰解》的內容,即是1813年俄羅斯方面向德川幕府提出換俘要求的交涉信件。由此可見,滿文在19世紀初的日俄關係中,曾扮演著信息溝通媒介的重要角色。
除了實際的外交作用外,高橋景保的滿文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江戶日本對清代中國以及周邊地區的地理認識。例如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中收藏有一部高橋景保在1813年著成《滿字隨筆》之寫本。在這本小冊子中,高橋景保從《增訂清文鑑》等參考書中抄錄了日本(zi ben gurun)、漢土(nikan)、朝鮮(coohiyan)、高麗(solho)、俄羅斯(orosgurun)、滿洲(manju)、蒙古(monggo)等滿文地名。此外,《滿字隨筆》也用滿文抄錄蒙古諸部、哈密、吐魯番等地的名稱。值得注意的是,高橋景保在土默特(tumed)之下,除了用日文訓讀為ツメテ外,另外註記「西呼Tibet」。由此可見,高橋景保當時雖然通過閱讀滿文文獻認識到清朝統治下蒙古各部的名稱,卻將土默特蒙古與荷蘭文的「西藏」(Tibet)混為一談。
在《滿字隨筆》的基礎上,1816年高橋景保又編成《滿文輯韻》。《滿文輯韻》首冊末尾所附的《地名箋》,可以看出是從《滿字隨筆》收錄地名的擴充與細化。通過使用《漢清文鑑》、《滿漢類書全集》、《三朝實錄》等參考文獻,高橋景保對了清朝的地名有了更為準確的認識,例如《滿文輯韻》明確地將土默特列在蒙古之下,而在地名結尾新加入「唐古特」(tanggūt)一詞,這似乎反映高橋景保開始認識到「唐古特」才是西藏正確的滿文名字。在《滿文輯韻》的同年,高橋景保又增補了兩冊《滿文散語解》作為附錄。1823年他編撰了《亞歐語鼎》,此書基本上是一套漢、滿、荷蘭文的對照詞彙集。除了以上滿文相關研究著作外,高橋景保也在1827年完成《清文鑑名物語抄》的編寫,並著手開始編輯《增訂滿文輯韻》,可惜其1828年捲入西博德(Siebold)事件下獄,旋於1829年病逝獄中。
總結高橋的滿文研究,主要有兩大特點。第一,高橋之所以研究滿文的主要原因,與18世紀後期俄羅斯的向東擴張的歷史背景有密切關係,而由於自17世紀中以降滿文在俄羅斯遠東事務中所具有的獨特地位,促成19世紀初俄羅斯在試圖聯繫日本的過程中,選擇以滿文而非漢文作為主要的溝通媒介。換句話說,對於就當時清朝、俄羅斯與日本間的三邊關係而言,18、19世紀東北亞國際體系實際上存在一種「滿字文化圈」的特殊歷史現象,而以高橋為代表的江戶日本滿文研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所形成。第二,高橋的滿文研究與近世日本的蘭學和地理學發展,實際上具有一定的連帶關係。通過上述相關滿文研究著作的分析,可以得知高橋在研究滿文時大量借鑑了蘭學的研究方法,並且通過與荷蘭文的比較研究釐清滿文的詞義。不僅如此,高橋的滿文研究與其在地理學知識的開拓,具有緊密的關係。如1809年高橋撰《北夷考》,考證了蝦夷與滿洲的地名及地理方位時,就曾大量憑藉其滿文知識並參考了《康熙皇輿全覽圖》《乾隆御製清文鑑》等滿文材料。而高橋本人對於滿文地理知識的關注,也正體現在前述《滿字隨筆》《滿文輯韻》中所收錄的滿文地名中。
除了高橋景保等江戶日本學者之外,約略同時期的日耳曼學者也曾關注過滿文文獻。其中又以活躍於十八世紀後期的繆勒以及十九世紀前期的克拉波特為代表人物。繆勒與1705年生於日耳曼,後於林特爾恩及萊比錫大學學習哲學與歷史學。1725年應俄羅斯科學院之邀前往聖彼得堡進行研究工作,並曾在1733至1743年間數次前往西伯利亞調查遠東地區民族歷史及文化。在民族學調查外,繆勒亦鑽研歷史文獻學。1732至1764年間,繆勒曾出版題為《俄史彙編》(SammlungRussischer Geschichte)的德文叢書,其中除了俄羅斯史史料外,也連帶介紹了當時俄羅斯相關的遠東資料。由於繆勒任職於俄羅斯科學院的職務之便,這套叢書收錄了許多中俄關係史研究的關鍵史料,仍有待進一步發掘。
在1732年出版的《俄史彙編》中,繆勒描述了1732年清朝使團抵達俄羅斯的情況。這個使團由雍正皇帝所派遣,主使為清朝內閣學士德新,副使為侍讀學士巴延泰,一路經由西伯利亞最後抵達聖彼得堡。對於這個使團訪問俄羅斯的經過與目的,清朝官方史書隻字未提。根據現存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滿文《內閣俄羅斯檔》及俄羅斯所藏相關俄文史料,可以得知德新率領的使團主要是以慶祝1730年俄羅斯女皇安娜(1730-1740在位)登基為名前往俄羅斯,然而實際目的卻是為了與俄羅斯協調處理準噶爾汗國相關的軍事問題。雍正帝之所以派遣德新使團前往聖彼得堡,就是希望俄羅斯不要為準噶爾提供軍事支援,並且能夠就逃往俄羅斯的準噶爾人的歸屬問題與清朝達成協議。
繆勒由於當時在俄羅斯科學院任職的關係,因此得以詳細地紀錄1732年德新使團訪問俄羅斯的經過,尤其是在聖彼得堡舉行的接待典禮。繆勒甚至用滿文字母紀錄下了清朝欽差德新與巴延泰的名字,並用拉丁字母注釋發音。根據繆勒的紀錄,當時清朝正使在官方書面上正式的滿文稱謂是「aschanibitki da de-ji-cin」,其實這也就是「ashanibitheida deisin」的異寫,對應的正是漢文「內閣學士德新」。關於清朝副使的滿文稱謂,繆勒記作「adagibitki da ba-jan-tai」,這也就是滿文「adahabithei da bayantai」的異寫,意即「侍讀學士巴延泰」。除了正副使臣外,繆勒還用滿文記載了清朝使團書記官的名字「polu」,在目前公布的清朝檔案中尚未見到此人出使俄國的相關記載,筆者推測有可能是在雍正年間擔任侍衛的福祿,但仍需發現進一步史料來核實。
除了清朝使團成員之外,繆勒還試圖用滿、漢文與拉丁字母紀錄當時清朝皇帝的稱謂。除了漢文的「大清雍正皇帝」(Ta CinIungTschingHoang Ti)外,繆勒還用滿文和拉丁字母寫下雍正帝的稱號「bokdochannairlatu」。繆勒以為這是清朝皇帝的滿文頭銜,實際上這是雍正帝的蒙古文稱號「boγda qannayiraltu」,由於清朝當時對外宣稱繼承了蒙古帝國在內陸亞洲的遺產,因此在與俄羅斯與蒙古各部聯繫時,經常使用蒙古文稱號以此宣揚自身繼承了蒙古帝國的正統性。由於滿文的書寫系統借自蒙古文,這也使得繆勒誤將當時清朝使團對外使用的雍正帝蒙古文稱號,視為其滿文頭銜。
從現代滿文研究的角度來看,繆勒在1732年在德文出版物中所留下的滿文紀錄仍顯得不太成熟,在滿文的筆順與拼讀上存在著一定的錯誤與偏差。然而不能不承認的是,繆勒留下的記載反映了一重大的歷史現象,即18世紀除了前往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外,歐洲學者也曾通過考察前往俄羅斯的清朝使團,開啟了西方滿文研究的根源之一。如果說法蘭西的滿文研究與18世紀耶穌會士關係密切,那麼日耳曼的滿文研究則與俄羅斯議題息息相關。也正是因為任職於俄羅斯科學院,使得繆勒得以接觸到清朝使團所帶來第一手的滿文信息。由此可見,身處歐亞大陸兩端的繆勒與高橋,最初都是因為俄羅斯的緣故開始接觸並研究滿文。
繆勒並不是唯一一位因為接觸俄羅斯事務而開始研究滿文的日耳曼學者。在他之後而活躍於19世紀初而與高橋約略同期的克拉波特,可以說是德文學界中第一位真正精研滿文的學者。他曾被邀請前往聖彼得堡擔任俄羅斯科學院的外國學者,並於1805年隨戈洛夫金(YuryGolovkin,1762-1846)使團前往中國處理黑龍江邊界問題,因此得以在恰克圖學習滿文。克拉波特關於滿文研究的成果非常豐富,在此無法完全詳盡介紹。例如他曾分別在1810與1822年為俄羅斯科學院與柏林王家圖書館的滿文圖書編纂目錄。1815年他曾經將俄羅斯學者列昂季耶夫(Aleksei Leontiev,1716-1786)關於滿文文獻的研究翻譯為法文,題為《滿文文獻考》(Lettressur la littératuremandchou)。在1828年他更是出版了《満文文選》(Chrestomathiemandchou),其中收錄了1727年清朝與俄羅斯籤訂的《恰克圖條約》滿文本及其法文翻譯,這又再次顯示出其滿文研究實際上與俄羅斯事務有關。1831年克拉波特出版《多語亞洲》(Asia polyglotta)一書,其中收錄了大量的滿洲—通古斯詞彙,並且附有部分滿文詞彙的蒙古文對應,這也體現出其滿文研究的系統化與全面化。
如果通過全球史的視野檢視並比較18、19世紀江戶日本與日耳曼學者的滿文研究,可以驚奇地發現當時日本與日耳曼學者大約在同時期開始進行滿文研究。然而這個時間點上的重合併非一種單純的巧合,實際上反映出18世紀以降清朝與俄羅斯關係對於近世歐亞大陸信息整合所發揮的重大影響,以及滿文在此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在日耳曼與日本所興起的滿文研究,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當時歐洲與日本學術界對於清代中國的認識,也為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德國東方學與日本東洋史學的滿文研究開啟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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