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西方世界孤立主義情緒與反全球化思潮普遍高漲。傳統大國的全球治理能力與意願下降。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S. Nye)等知名學者指出，國際秩序轉型的關鍵在於新興國家與霸權國家的全球責任交接，當新興崛起國的全球責任缺位，就會引發「金德爾伯格陷阱」。基於歷史類比，他們認為20世紀30年代衰落的英國不願承擔更多全球責任，而新興崛起的美國也對全球治理袖手旁觀，以至於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真空沒有被及時填補，最終引發全球混亂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看法固然提出了國際權力轉移進程中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問題，但是「金德爾伯格陷阱」從傳統大國視角出發，將全球治理困境歸因於新興國家的責任缺位，無疑低估了新興大國的全球治理能力與意願，值得商榷。
關懷全球供給實踐新興大國供給全球公共產品的動力並不弱於霸權國；其積極搭建平臺、發出倡議的方式，也與傳統霸權國不一樣。據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報告顯示，金融危機前後發達國家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明顯多於新興國家。例如，2009年美國貿易保護措施有120次,到2013年就猛增至741次，而2016年更激增至1066次，成為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最多的大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成了捍衛全球化進程的中流砥柱。
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外交更加奮發有為，中國在區域層次與全球層次上供給了諸多新型公共產品，這既包括對傳統發展類公共產品、規則類公共產品、價值類公共產品與安全類公共產品進行升級，更包括自主創設的新平臺、新機制。
第一，在發展類公共產品方面「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周邊國家發展需求。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涵蓋沿線65個國家，通過「五通」建設，不僅對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發展提供大量公共產品，還對現有全球治理規則進行補充、升級與完善。截至2016年底「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得到世界上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響應和支持。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舉行。29位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及聯合國秘書長等重要國際組織負責人出席高峰論壇。高峰論壇是中國對「一帶一路」進行制度化、多邊化、長期化的一次重要嘗試。通過搭建合作共贏平臺，中國促進亞洲實現多重利益的包容與共生。作為「俱樂部產品」，基礎設施網絡能讓沿線參與國從中受益。
一方面，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能夠幫助弱小的經濟體更有效參與一體化，補足網絡中的薄弱一環。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可以傳播中國經驗與發展模式，「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基礎設施陳舊老化，道路交通不完善、電力供給不足、通信設施匱乏等問題，「一帶一路」可以為應對此類問題供給解決方案與跨區域公共產品。
第二，在規則類公共產品方面，創設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代表的國際新機制。亞投行的公共產品性質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促進國際金融治理優化升級。金融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和不公平性，亞投行堅持多贏、包容性和開放性的原則，特別是吸納新興經濟體，代表了國際金融體系的未來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強化區域金融安全網絡。亞投行、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等將與現有的金融機制一起，構築更完善的亞洲金融安全網。與以雙邊貨幣互換網絡為主要內容的清邁倡議(CMI)一起，為亞洲金融安全提供有力支撐。
第三，在價值類公共產品方面，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亞洲新安全觀」等新理念。十八大報告正式將「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上升到戰略高度，這是中國人對當今世界的一種深刻理解，其最大的魅力就在於把「你」和「我」，變成了「我們」。中國貢獻的價值類公共產品發揮著獨特的治理功能。一方面，凝聚共識，為全球治理設定規範基礎。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開始懷疑西方的政治模式與價值觀，而「命運共同體」旨在達成共識，凝聚人心。另一方面，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治理理念一脈相承。人類居住在一個地球村，共同體意識長期存在。正如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Ewing Stevenson)所言，「我們所有人都是乘坐在狹小的宇宙飛船上的旅客，我們的安全均維繫在這艘宇宙飛船的安全與和平之上」。
第四，在安全類公共產品方面，適度創新區域安全合作機制。整體而言，中國安全類公共產品的供給相對薄弱，這與安全議題的敏感和中國的發展戰略有關。近年來，中國在安全領域進一步深化了既有參與，呈現一定的進取態勢。例如，作為首個以中國城市命名的國際安全組織，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國積極發起的重要安全公共產品。該組織所遵循的「上海精神」強調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為地區安全貢獻了積極的指導原則。
第五，積極支持聯合國的公共議程。聯合國會費支撐著全球公益和全球治理，是典型的公共產品。儘管會費份額按照法定程序固定攤派，但是從中國承擔的聯合國經費變化中，也能看出中國對世界的貢獻顯著增強。在2000年以前，中國分攤的聯合國會費比例僅為0.995%，而2013年至2015年分攤比例就增長為5.148%，到2016年至2018年更是高達7.921%，位居第三。根據聯合國會費大致三年調整一次的慣例，筆者預測2019年以後中國的會費分攤比重將進一步提升，其貢獻比重可能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經費貢獻國；2015年在第70屆聯合國大會及其系列峰會上，中國承諾支持建立「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向聯合國婦女署捐款1000萬美元；5年內計劃幫助發展中國家實施100個「婦幼健康工程」和100個「快樂校園工程」，邀請3萬名發展中國家婦女來華參加培訓；設立為期10年、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等，這都是中國依託聯合國所貢獻的國際公共產品。
超越西方理論的分析框架現有主流理論大多沿著「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二維標準，將公共產品界定為：一種「每個人對它的消費不會減少其他人的消費」（即消費非競爭性）；同時「任何人的消費都不排斥與妨礙同時被他人消費」的產品（即消費非排他性）。在國際關係領域，霸權穩定論認為理想的全球治理的格局是：霸權國負責供給公共產品，其他國家則負責消費。但是主流分析框架過多聚焦於消費側，而忽視了供給側分析。具體而言，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側特點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當新興國與霸權國供給的全球公共產品功能趨同，供給競爭將被激化。強者「讓利」可以交換弱者「承認」，因此新興大國通過主動供給公共產品可以擴大自己國際影響力。但由於消費者的數量是既定的，新興大國為了擴大國際影響力希望儘量多地吸引消費者，就會導致新興大國在重疊的供給側競爭加劇。因此對於新興大國而言，只有供給比霸權國更好、更優質的公共產品，才能在爭奪影響力的競爭中勝出。反之,就很難體現自己的價值與服務世界的能力，也就難以獲得國際社會青睞。突出比較優勢，是新興大國的策略。
其次，新興大國也會根據需求的輕重緩急，對供給領域進行選擇性安排。供給國需要在評估國際需求前提下，對供給的產品進行先後排序。一般而言，發展類公共產品與安全類公共產品是國際社會的剛性需求，涉及國家與國際社會的生存，具有供給優先性；而且，規則類公共產品與價值類公共產品，是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後的更高層次的需求，可以後續供給。作為供給方，新興大國應優先供給那些具有廣泛共識或急迫需要的全球公共產品。
在全球化時代，大國崛起的模式不再是世界大戰，而是通過供給全球公共產品、提供高質量社會服務而獲得認可。在世界科技日新月異形勢下，中國不僅需要繼續提供傳統公共產品，還應該著眼未來供給新型全球公共產品。
（本文轉自：中國社科報）
作者簡介：許晉銘：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專業博士生、海峽兩岸公共事務協會青年委員會副執行長
本期責任編輯：孫夏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