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3日 12:0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軍平
字號內容摘要：探析西方翻譯理論發展的特徵劉軍平翻譯的歷史與語言的歷史一樣久遠亙古，自從人類有了語言交往的能力，就開始了翻譯。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問題是，翻譯活動持續這樣久遠，翻譯標準百花齊放，翻譯高潮反覆迭起，翻譯作品目不暇給，翻譯前言和後跋如影隨形。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翻譯史的研究替代了翻譯理論史的研究，這一切指向一個事實：西方翻譯理論研究一方面有必要澄清有關概念術語，一方面亟待重建其翻譯學的理論框架結構，彰顯其各個部分的關係和作用。總的來說，「翻譯理論需要系統地研究雙語轉換規律，通過描述翻譯過程，總結一定的原則、理論與模式，以解釋和預測一切在翻譯範疇之內的現象，從而構建一套宏觀結構框架和微觀操作原則的翻譯理論體系」。
關鍵詞：翻譯理論;西方翻譯;文化;翻譯研究;語言;譯者;學科;翻譯活動;劃分;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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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的歷史與語言的歷史一樣久遠亙古，自從人類有了語言交往的能力，就開始了翻譯。可以說，人類的翻譯活動伴隨著人類的文化、文明一同進化發展。一種文化文明能否歷久彌新，與翻譯有著密切的淵源。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鑑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佔庭帝國，無不顯示著翻譯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就是說，翻譯作為一種互鑑互賞，把自家的「良辰美景」介紹出去，把別人家的「賞心悅目」引進來。
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問題是，翻譯活動持續這樣久遠，翻譯標準百花齊放，翻譯高潮反覆迭起，翻譯作品目不暇給，翻譯前言和後跋如影隨形，然而，伴隨著每一部譯作，迄今為止一些根本性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翻譯」這個語義非常簡單的術語，在不同人心目中，產生的共鳴和反應竟如此不同。它可以指一種活動、一段歷史、一種產品、一種過程、一種身份、一種功能，甚至一種隱喻。此外，翻譯作為一個蓬勃發展的產業、一門方興未艾的學科，正在不斷拓展著其豐富的含義。翻譯概念本身的內涵和外延越來越指向法國哲學家德希達所說的滑動漂浮的所指，且不說外行人，就是翻譯研究專家談及翻譯史的劃分，無論是奈達（Eugene A. Nida）和斯坦納（George Steiner）的四個時期的劃分, 還是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十二個時期的劃分或譚載喜先生的六個時期的劃分，一般總是把「翻譯」看成一種歷史活動。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翻譯史的研究替代了翻譯理論史的研究，這一切指向一個事實：西方翻譯理論研究一方面有必要澄清有關概念術語，一方面亟待重建其翻譯學的理論框架結構，彰顯其各個部分的關係和作用。翻譯史和研究雖然與翻譯理論研究有部分重疊，但隨著我們對翻譯現象日益深刻的認識，更加廓清了二者的不同之處。「史」與「論」的分道揚鑣必然提上議事日程。在這裡必須強調的是，西方翻譯理論的話語必須區別於翻譯作為歷史本身的活動。前者是對翻譯的現象、本質、特徵、範疇、規律、規範、語境和接受等共時方面的研究，後者指的是翻譯活動的真實敘事，突出的是譯者、譯作、事件、時間的歷時探究。前者是一種理論自覺和反思，後者梳通古今翻譯活動之變遷。總的來說，「翻譯理論需要系統地研究雙語轉換規律，通過描述翻譯過程，總結一定的原則、理論與模式，以解釋和預測一切在翻譯範疇之內的現象，從而構建一套宏觀結構框架和微觀操作原則的翻譯理論體系」。
在筆者看來，西方翻譯理論大致可分為三個大的時期：一是從公元前3世紀到19世紀末的語文流派；二是從20世紀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的發展階段；三是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巔峰階段。
西方翻譯理論研究萌發階段，指的是從公元前3世紀到19世紀末期。這一時期所有關於翻譯的探究可以歸結為語文學（或前語言學）研究，因為這一時期無論是譯者，還是研究者，或者是二者合二為一，對翻譯的認識還處於一種感性、印象式和非系統性階段，所涉及的無非是就譯事的標準、類型或方法而論辯。西方翻譯自公元前250年宗教典籍肇始，有2260多年的歷史。然而，在20世紀以前西方有翻譯理論自覺意識的人鳳毛麟角。從傑羅姆（347—420）的忠實於原文的翻譯主張、奧古斯丁（354—430）的翻譯指號論、多雷（1509—1546）的五種翻譯方法、德萊頓（1631—1700）的翻譯三分法、泰特勒（1747—1813）的翻譯三原則到施萊爾馬赫（1768—1834）的解釋學翻譯觀，其主要涉及的內容不是宗教文本翻譯就是文學翻譯。古羅馬的賀拉斯、西塞羅、昆體良把翻譯看作一種徵服和修辭力量，他們的觀點可看作一種變奏曲。其探討的主要問題是直譯或意譯、等值或風格、忠實或背叛等方面的問題，有的譯家如法國翻譯家多雷甚至把翻譯標準、譯者的要求、翻譯的風格等作為翻譯方法而混為一談。奧古斯丁的翻譯的指號論雖然給後期索緒爾語言符號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其理論性與系統性不能與後者相提並論。後期的泰特勒和施萊爾馬赫雖然具有一定的理論覺醒意識，這種嶄露頭角、有點現代翻譯理論自覺意識的苗頭，由於其研究缺乏一套明晰的翻譯學話語概念，其深度和廣度尚有待拓展。這一切直到索緒爾（1857—1913）《普通語言學教程》的出現才有所改變，彼時語言學作為一門正式學科的確立給現代西方翻譯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世紀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是翻譯理論嶄露頭角階段。二戰以後，世界各地興辦的大批翻譯專業見證了西方翻譯理論的成長和勃興。現代西方翻譯理論的開拓者如雅各布遜、卡特福德、紐馬克和奈達具有深厚的語言學涵養，紛紛借鑑語言學理論的概念術語，將傳統的譯技蛻變上升為現代翻譯理論，將翻譯實踐和片斷思考上升為系統的翻譯理論。其中，美國翻譯理論家奈達旗幟鮮明地提出建構現代翻譯理論，一生孜孜不倦著述40多部，撰寫翻譯研究論文250多篇，為現代翻譯學科的建立研精覃思，居功甚偉。德國的功能學派學者賴斯、弗米爾、諾德等藉助功能語言學及目的論（Skopostheory）的理論資源，異軍突起，提出翻譯的目的論理論，一時被應用文本研究者奉為圭臬。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是翻譯理論量變到質變的階段。隨著特拉維夫描寫學派的佐哈爾、圖裡等人的崛起，其提出的「多元系列理論」一時大行其道，給翻譯研究的文化學派以極大的啟迪。西方翻譯理論者巴斯內特、勒費弗爾、赫曼斯等人聚嘯山林，以英國華威大學「翻譯與比較文化中心」為大本營，奔走大西洋兩岸，與歐洲大陸、北美學者遙相呼應，搖旗吶喊。他們不僅探討了語言與文化的關係、翻譯的等值、不譯與不可譯等方面的問題，更提出了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研究的一系列關鍵概念和形態，如「折射」、「操作」、「意識形態」、「詩學」、「改寫」、「共謀」、「偽翻譯」等，他們紛紛著書立說，探幽發微，推陳出新，促使西方翻譯理論研究實現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此後，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學科或不同的視野，紛紛提出了構建西方翻譯理論的主張和洞見。北美的斯皮瓦克、巴巴、韋努蒂、根茨勒、羅賓遜等人從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理論出發，思考翻譯的自我與他者、混雜與同質、主宰與臣服、歸化與異化、抵抗與接受、中心與邊緣等同翻譯研究密切相關的概念和學科範式。上述研究極大地豐富了翻譯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等領域，拓寬了跨學科的研究主題。英國、愛爾蘭及北歐等國的譯者如貝克、克羅寧、切斯特曼則另闢蹊徑，將定量與定性、微觀與宏觀、語料庫與實證、民族與敘事、文本與話語等相結合，使翻譯研究更加具有可操作性，進一步夯實了翻譯研究的基礎。近年來，隨著西方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的出現，語言學家、計算機專家、神經科學家紛紛匯入了雙語轉換的大潮，機器翻譯給翻譯理論帶來的新的增長，進一步豐富了翻譯理論研究的實質和內涵。這一時期的西方翻譯理論研究力量從個體譯者轉向了專業人士，他們既有大量的翻譯實踐，也擅長理論思辨。
在全球化與多元主義背景下，當代西方翻譯理論呈現了眾聲喧譁、精彩紛呈的局面。除了傳統的語言文學資源，接受美學、符號學、解釋學、解構主義、批評理論等學術思潮，紛紛匯入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的大合唱。當代西方翻譯不再局限於傳統的研究議題，通過借鑑吸收不同的文化資本模式，拓展其疆域，在滿足目的語文化訴求的同時，在翻譯的文化、社會、歷史、政治及讀者之間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關係，激發了翻譯研究的範式轉變，給其他學科以極大的啟迪。如今，譯者不再是一個亦步亦趨的僕人，翻譯理論遵循的也不再是單一的等值模式。無論如何，在成功實現「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之後，它的未來走向何方，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單位： 武漢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