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漢閔
凡到過湖北荊門、當陽的外地人，無不對這兩個地方的一種奇怪而特別的發音留下深刻印象。這一在漢語各方言中顯得另類的發音，就是彈舌音。在當陽城區，通過說話很容易分辯你是平原人還是山區人；在荊門市區，同樣通過說話也很容易分辯你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其判斷標準就是彈舌音。
從語言學角度而言，彈舌音是輔音的一種類型，叫"齒齦顫音"，在國際音標中標註為[r]，俗稱顫音，也稱滾音。這一特殊的發音，是因為舌頭根部顫動而發出的短促連續的聲音。發音的時候，舌頭自然伸直，口腔裡呼出來的氣流吹動舌頭，舌頭因被氣流帶動而顫動起來，宛如蜜蜂扇動翅膀一樣。這種音節分明的"連讀"，因為感覺像是舌頭在"彈"，故被人們稱為彈舌音。這種舌頭顫動的發音很難模仿，需要準確掌控拿捏好口腔氣流的力度與時機。從某種程度而言，荊門當陽的人都是語言大師。
荊門當陽方言中的彈舌音之所以顯得另類，是因為漢語絕大部分方言區並沒有彈舌音，我們也少見顫音或者彈舌音的報導、研究文章。就目前的語言發現來看，漢語方言中僅三個地方存在這一另類發音：一是吳方言區宣州小片區中部分方言區，二是西南官話區湖北鄂中小片區和鄂北小片區部分方言區，三是中原官話區豫東南小片區部分方言區。湖北鄂中小片區也就是荊門當陽一帶的方言。
如果認真比較這三個地方的彈舌音，我們會發現，吳方言區宣州小片區中部分方言區、鄂北小片區部分方言區、中原官話區豫東南小片區部分方言區中的彈舌音，均非連片集中分布，而是以孤島方式存在，也就是語言學中所稱的"方言孤島"。的確，這些地區的彈舌音，在各自周邊方言汪洋大海的包圍下，顯得孤獨而頑強。
湖北當陽市「關雎河畔」。
皖南地區的彈舌音主要集中在宣城的寧國。《宣城歷史文化研究》這份資料告訴我們，宣城寧國的彈舌音是由湖北移民帶去的。清鹹豐、同治年間的鼠疫、災荒，再加之太平軍與清軍之間的連年爭戰，宣城各地均出現人口劇減、熟地擱荒的情況。清同治四年（1865），在皖南徵戰的兩江總督曾國藩上書清廷，要求實行"召墾升科"的政策，從人口密集的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移民到江南地區，允許移民"插標劃田、立界為山、據室為家"。安徽省也頒布了《開墾荒田章程》，設立了"勸農局"，以墾荒政策吸引大批外地人移居。
從同治五年（1866）起，湖北籍、安慶籍、浙江籍民眾相繼攜帶家口，來到宣城墾荒種地。湖北人是最早遷居到宣城的，並且集中在寧國縣。如今，38萬寧國人中近20萬人的祖籍在湖北。湖北移民主要來自遠安、當陽、荊門、谷城、隨縣、廣水、孝感、棗陽等地，以荊當地區的移民居多，以至同治年間寧國"湖北人滿阡陌"。皖南宣城的彈舌音，正好分布在寧國的"湖北巷"。
中原官話區豫東南小片區部分方言區中的彈舌音，主要集中淮河上遊信陽地區的確山、正陽兩地，並且這兩個地方的彈舌音也並非全境分布，而是集中在部分鄉鎮，使用人口估計在不超過10萬人。鄂北小片區部分方言區中的彈舌音主要集中在隨州、谷城、老河口、棗陽等地，呈零星分布，使用人口估計不超過5萬人。與此同時，荊當地區周邊的遠安、保康、南漳、神農架北部地區、房縣東部也有彈舌音的零星分布。
彈舌音分布最集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是荊門、當陽兩地。據華中師大教授李宇明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田野調查，荊門全境，沙洋全境，宜城南部，鍾祥南部，京山西南部，當陽東半部分，荊州西北部的川店、紀南，均為彈舌音集中分布區，使用人口估計在300萬人左右。荊當地區方言中的彈舌音，其表現形式主要由詞尾的"子"字演變而來，即凡是"子"尾，一般都發彈舌音，如"小孩子、老頭子、帽子、襪子、繩子、扣子、椅子、桌子"等中的"子"， 舌頭的顫動響亮，延續的時間長，而且幅度也大，成為漢語的一大語言奇觀。皖南宣城的寧國、信陽地區確山正陽兩地彈舌音的表現形式，與荊當地區如出一轍。由此我們基本可以斷定，漢語地區中彈舌音的源頭，就在湖北中部的荊門當陽。
漢語少部分地區的彈舌音來源，一直是個不解之秘。我國少數語言學家認為彈舌音是上古漢語發聲的遺留，但欠缺語言學證據，並不為學界所認同。上古漢語應該不存在彈舌音。絕大部分漢語方言區不存在彈舌音，與漢語具有親緣關係的苗語、瑤語以及緬甸語、藏語也均沒有彈舌音。荊當地區方言中的彈舌音，只可能是漢藏語系以外語種影響的結果。
從全世界各語系來看，彈舌音僅分布在印歐語系、阿爾泰語系。而這兩種語系正好是一種產生在高緯度地區的語系，也是全世界各語系中唯一在嚴寒氣候中形成的語系。在印歐語系諸語支中，斯拉夫語支中的、波蘭語，阿爾泰語支中的蒙古語、維吾爾語、韓語、日語裡都有明顯的彈舌音。印歐語系中的其他語支如日耳曼語支中的英語、德語也有彈舌音，但呈現逐步弱化的趨勢。在印歐語系中，羅曼語支中的西班牙語、義大利語彈舌音特徵最為顯著。羅曼語支種群的祖先是哥特人，曾長期生活在東歐和中亞草原。相比羅曼語支種群，日耳曼語支種群走出高緯度的高加索山區的時間要早得多。
從彈舌音的分布情況來看，彈舌音這一獨特發音的產生，顯然與嚴寒氣候密切相關。因為印歐語系種群都是先後從高加索山區逐漸遷徙到歐洲各地以及中亞、南亞地區的。語言學界一向認為語言的演變與氣候無關，現在看來這一傳統觀點值得懷疑。
印歐語系並未與漢語有過長期交流與廣泛接觸。漢語少部分地區方言中的彈舌音，只可能是漢語與阿爾泰語系長期交流融合的結果，而並非漢語所固有。阿爾泰語系的蒙古語、滿語，曾一度作為我國官方語言。這兩個語言的主人是我們北方的近鄰，均為遊牧文明。滿語雖然對北方方言中的北京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對南方地區方言的影響卻極其有限。相比滿語，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要更加持久而深遠。兩種語言中大量的同源詞，是兩個民族、兩種文化長期相互影響的結果。
任何一種方言，都隱藏著一幅歷史地圖。在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的眼中，每一種方言都是沉積巖，每一頁片層都保留著人類歷史活動的遺蹟。荊當地區的彈舌音這一特殊語言現象的背後，很可能隱藏著一幅還不為我們所知的歷史秘密。如果說鄂中鄂北片區方言是一塊沉積巖，那麼荊當地區的彈舌音這一頁巖片層，很有可能記錄了一段荊當地區人民塵封已久的歷史之秘。
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由北方草原遊牧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蒙元王朝無疑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比較特殊的朝代，也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朝代。與清王朝不同，蒙元王朝入主中原近百年，元代諸帝多"不習漢文"，只有最後兩代皇帝——文宗和順帝漢語尚可，其官方語言一直是蒙古語。而滿清雖然最初以滿語為國語，但到了康熙時期漢語官話即代替了滿語，朝廷上幾乎使用的都是漢語。可以說，在漢人的所有北方鄰居和當中，蒙古人受定居文明的影響最小，不管在中國還是在的其他地方，他們與定居民族接觸時都是如此。對蒙古文化的自信和對草原生活價值觀的深深依戀，導致他們遠離漢人農耕文明的誘惑，幾乎沒有表現出滿清人那樣對的適應，更沒有表現出女真人那樣的全面漢化。
蒙元王朝入主中原後，為加強對漢人的統治，仍然沿襲了其在草原上"全民皆兵，將士屯田，且戰且耕"的軍屯制。同治《荊門直隸州志》對這一段歷史有明確記載：南宋紹興十六年（1146年），荊門軍由當陽移至荊門，屬江陵府。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荊門軍遷回當陽，以長林為屬縣，屬江陵府。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荊門軍為荊門府，仍治當陽，屬河南行省，直至1368年元朝亡。這一記載表明，在沒有征服南宋之前，蒙元王朝就已經在荊當地區駐軍並實行軍屯制了，其延續時間達到141年。雖然說從五代時起，歷朝歷代在荊當地區均實行了軍屯制，但或興或廢，一直沒有元朝如此穩定，駐軍人數也沒有元軍多。清乾隆《當陽縣誌》《湖北通志》均對此也有明確記載。
同治《荊門直隸州志》、乾隆《當陽縣誌》對這一段歷史的記載，有實物可佐證。1979年9月，荊門城區白廟街道辦事處農民陳維祐耕田時,撿到一枚元代八思巴銅印，現收藏於荊門市博物館。銅印由印部和印柄兩部分組成，通高6.6釐米。銅印背部陰刻草書漢字，豎行排列，右邊一行為"峽州路總管府經理司印"，左邊兩行分別是"中書史禮部造"和"至元十四年五月口日"。印面陽刻八思巴蒙古字四行，譯成漢語就是"峽州路總管府經理司印"。八思巴文，是元朝忽必烈時期由國師八思巴根據梵文創製的蒙古拼音文字，世稱"八思巴蒙古新字"。隨著元朝滅亡，八思巴文後來被逐漸廢棄。
在荊門白廟田野上發現的這枚元代八思巴銅印，與全國各地先後發現的元代萬戶府印造形極為相近。在徵服南宋後，元世祖忽必烈組建了一個遍布全國的鎮戍網，其中，萬戶府是元朝地方統治的軍事機構，分設於中樞及各路。萬戶是元朝軍隊的最高編制單位。元軍編制沿用蒙古舊習，十人為一隊，十隊為一百戶，十百戶為一千戶，十千戶為一萬戶。"襄陽不守無中原"。荊當地區地處荊襄古道，是中原的南大門。元軍與宋軍的襄陽之戰，讓蒙元王朝統治者刻骨銘心。蒙元王朝入主中原後，其防禦重點就是南方臨江沿淮地區。這枚在荊門農田發現的元代八思巴銅印明確告訴我們，蒙元王朝在荊當地區設立的，就是軍隊的最高編制單位——萬戶府。
元代八思巴文銅印在全國存世量較少，萬戶府印更是少見。對荊當地區而言，這枚元代八思巴銅印彌足珍貴，也是我們破解荊當地區方言彈舌音之秘的一把鑰匙。
元代社會可說是漢人與非漢人，以及漢文化與非漢文化的大熔爐。在蒙古人漢化的同時，也發生了漢人不同程度地受蒙古文化影響的情況。這種影響是雙向的。蒙元王朝在荊當地區駐軍時間長達141年，並且駐軍人數以萬計，對荊當地區人民的影響肯定是深遠的。只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影響已成為歷史煙雲而消散了。
蒙元王朝統治中國期間，按照種族和地域，把全國人口分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三等漢人，四等南人。色目人其實就是北方地區的遊牧部落，契丹人佔了絕大多數，其語言與蒙古語具有親緣關係，有明顯的彈舌音。蒙元軍隊"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皆蒙古人為之"，其軍制嚴格按照種族制度之規定來規範軍種和軍制序列。
蒙元王朝在各地的駐軍，除了少數蒙古人，主要是色目人，其次才是漢軍。鎮戍地方的色目軍人也稱探馬赤軍，屬於蒙古軍系統。《元史·兵志》記載："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相比漢人，他們更加效忠蒙元王朝。按照蒙元王朝的兵制，駐守各地的蒙古軍、探馬赤軍實行"亦軍亦營"，家屬隨徵隨屯。
荊當地區作為當時軍隊最高編制單位——萬戶府，隨軍家屬數量至少也是萬人以上。根據《元史·兵志》的記載，蒙元王朝把地方軍民劃籍為"軍戶"和"民戶"，"軍戶"從軍，"民戶"則與"軍戶"相捆綁，負責軍需。荊當地區的"軍戶"，應該就是駐守在荊當地區的蒙古人、色目人，以及少數北方的漢人，以及他們的家屬。
在蒙元王朝的心中，南方荊當地區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南人"，自然就是"民戶"。"民戶"與"軍戶"這種長達一百多年的捆綁關係，漢人學習蒙古語，甚至受蒙古婚姻、服飾等習俗的影響，都是有可能的。荊當地區的彈舌音，應該就是這一時期的產物，是蒙古語影響荊當地區方言的結果。當然，蒙元王朝時期各地漢人受蒙古文化影響的程度並不是均衡的，而是因地域時空的不同而呈現差異。這也是漢語只有少部分地區存在彈舌音這一語言奇觀的原因。
荊當地區彈舌音產生的原因，除了荊當地區的長期駐軍之外，我們也不能不排除蒙元王朝滅亡後部分探馬赤軍及隨軍家屬融入荊當地區的可能性。
由於元末吏治腐敗，苛捐雜稅名目繁多，再加之連年災荒，導致大規模民變。元末農民戰爭綿延達18年之久，起義烽火遍及全國，參加起義的各族人民達數百萬，其範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少見的。與北方、江浙、江淮、四川、山東等地相比，江漢平原特別是鄂北、鄂西、鄂中地區元末社會相對穩定，沒有發生農民起義的文獻記載。荊當地區的"民戶"穩定，"軍戶"自然相對穩定。
民族從來就不純粹是血緣意義上的民族，而是文化意義上的民族。世界上不存在建立在單純血緣關係上的民族。漢民族同樣如此。公元十三世紀，大一統的蒙元王朝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上因徵戰而起的民族遷徙和民族融合最為紛亂和繁雜的時代，但因元朝"重武輕文"，加之明朝"集毀案犢"，致使後世關於元代民族遷徙的研究史料多有闕如，民族遷徙尋根浩渺，行蹤難覓。
據大量史書記載，公元十三世紀蒙元稱制時，曾有數十萬契丹人投身於"徵行軍民"中，是元軍探馬赤軍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自明朝建制之後，作為單一主體民族的"契丹人"突然消失了，其族群流向和後裔行蹤從此成為歷史之迷。遼朝的沒落和蒙元王朝的敗亡，不可能使一個百萬之眾的主體民族"契丹人"完全消失。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契丹人"逐步分散或隱沒於其他民族之中，並徹底被漢族同化了，最終喪失了自己的民族特性。
蒙元王朝敗亡後，駐守荊當地區的探馬赤軍及其眾多家屬的去向，也一直是歷史之迷。1368年8月，朱元璋大將徐達率領25萬大軍進攻元朝京城大都，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元朝當時的皇帝元順帝帶著自己的妃嬪、子女落荒而逃。蒙古人再次回到草原，元朝從此退出了歷史舞臺。當漢人重新成為中原地區的主人之後，中原地區處處已是明軍的身影。南方荊當地區的蒙軍、探馬赤軍以及其眾多家屬已經沒有了歸路。寬廣的荊襄古道並非他們返程的坦途，實際上變成了這些蒙人、色目人回歸故鄉的天塹。
根據《明史》的記載，對滯留在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明太祖朱元璋寬大為懷，一律視為大明子民，並對其實行分化、同化政策，頒布了一系列的詔令，禁止蒙古人再穿戴以前的民族服裝、配飾等，語言也要學習漢語，同時以前的蒙古姓氏也要簡化為漢姓，蒙古女子不得與同族婚配，須嫁漢人。
朱元璋的這些詔令，實際也間接地表明，荊當地區還存在大量的蒙古人、色目人。而事實上，蒙軍、探馬赤軍及其眾多家屬長期生活於此，並且一部分人從出生就生活於此，實際上已經融入了這塊南方溼熱的土地。他們對北方的草原以及遊牧生活可能已經十分陌生了。既然已經沒有退路，大明王朝又視其為子民，那麼融入這塊土地、悄悄轉變民族身份，就應該再正常不過了。他們要變成漢人，除了服飾，首先就要學會說漢話。可是他們還是不小心在這塊既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留下了自己民族語言的一個顯著特徵——彈舌音。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測。
雖然說朱元璋視滯留在大明各地的蒙古人、色目人為大明子民，但我們也不排除其內心並不信任這些異族人。為了大明江山社稷的穩定，明朝初年大明統治者很有可能將各地的蒙古人、色目人遷徙到一處地方集中安置管理的可能性。這個地方當然是離北方越遠越好，離京城越遠越安全。南方的荊當地區無疑是個最佳選項。當然，這也只是一種推測，因為並無相關文獻記載。我們作此推測的理由就是，只有數量充足的操著彈舌音的蒙人、色目人，才有可能在兩種語言的融合中留下原先母語鮮明的標記。
隨著普通話的推廣，以及鄂東鄂西片區方言的強勢影響，彈舌音在當陽荊門日益呈現出逐步弱化的趨勢。當一種方言或一種方言中的特定發音一旦成為弱勢方，其消逝就是必然的。可能再過5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彈舌音這一漢語方言中的發音奇觀，完全有可能在荊當地區消逝。這並不是危言聳聽。
作者簡介：郭漢閔，男，現年57歲，1982年7月畢業於原宜昌師專中文科，曾從事教育、新聞、政研等工作，現在當陽市政協機關工作。有專著《隱形的南方》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