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在演變和發展過程中，民族同化過程中的風俗滲透表現出嚴重的衝突。有論者把同化問題考慮得極為簡單，認為這是一個原有差異的民俗在流播過程中，因互相影響，逐漸消除差異而趨一致的過程。其實，這個過程是一個複雜而又漫長的過程，其中最主要的是地理環境及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如果沒有這種相似性，沒有相似的生活方式，那麼不同民族、地域的人們因長久而頻繁的交往或一種族長期統治另一種族，只能是各自民俗中的極少部分趨於同化，而各自根本上的民族特性不會同化。
大家知道，中國的漢族與蒙古族，一個是農業型文化，一個是草原型文化；一個是農耕生活方式，一個是畜牧生活方式，這兩個民族在民俗文化中都保持著自己的特色，千百年來，相鄰共處，地域交往，衣食住行，婚喪嫁娶，時令節俗，娛樂遊藝，民間信仰都存在著各自的特色，即便在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王朝統治後，也無法把漢民族同化，而是在民俗的許多方面，自己受到漢族文化的深厚影響。同樣，滿族人入主中原，建立了長達幾百年的清王朝，也曾用行政手段，甚至武力想把漢人同化，結果是滿漢同風，又各自保留原有的特色。
究其原因，是因為元、清王朝建立在中國這塊農耕的大地上而不是廣闊的草原上。王朝依賴的經濟基礎是農業自然經濟而不是畜牧經濟；它的經濟生活方式是定居的封建農業經濟生活方式。而不是遷徙不定的遊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的。以飲食、服飾的民俗文化事象為例，中西文化原來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中國民俗講求「天人合一」，崇尚被環境（包括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所包容，與環境相融合；西方民俗文化的「內核」是以自我為中心，以標新立異為榮耀，以環境作為自我的襯託，強調突出自我，這兩種觀念的衝突和對峙存在了好幾千年。在中國改革開放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東西方民俗文化出現了一些趨同性因素，但是，要使整個世界民俗文化同化，則是相當遙遠的事情。相似的社會生活方式，一方面是由地域環境決定的，在經濟發展緩慢，生產力水平相對低下的舊時代，尤其如此。
民族同化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從歷史上看，從商周開始，由於統治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妄自尊大的影響與日俱增，南北各族的經濟、文化不平衡造成的「華夷之別」日益明顯。漢、唐相遞，武功顯赫，文治彪炳，中原封建王朝創建了輝煌的封建文化。然而，中原王朝即使是盛極之時，對北方也不免時有鞭長莫及之感，雖在名義上置衙遣吏以控制諸「夷」。實際權力則往往僅達於少數通衢重鎮，多數土著聚居的僻遠之地仍停滯於「自有君長，莫能相一」的局面。
一旦到了集權勢衰，甚至中原板蕩之際，中原王朝自然無暇他顧，只好聽任北疆各族互相爭雄而此消彼長。與此同時，散處在北國的許多土著民族，則恰恰是長期被「不足待以仁義」的民族歧視壓抑在原始氏族制度的落後狀態下。不難想見，這種政治上行為統一而經濟、文化實則未統一的局面，被人為地延續下來，不僅妨礙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全面繁榮和進步，還阻斷了各民族民俗文化的滲透與同化之路。
從漢代到唐代，北方的夫餘族先興於松花江畔，建立起高句麗王國，歷時七百多年。儘管它自身不斷接受了中原封建文化的影響，渤海之世甚至出現了「車書本一家」的封建化的趨勢，它卻始終未能全面衝擊中原王朝力圖保存的「華夷之別」的鴻溝。直到遼代興起，已較多受到盛唐文化影響的契丹民族，順應了興於北方已久的社會變革潮流，又佔得了奪取燕、雲之地的封建制度遺產等諸多有利條件，才迅速成就了一統北國的宏圖。
契丹立國、遼代文化興起之時，首先進行滲透與交融的就是民俗。阿保機力改契丹「其富以馬」的舊俗，「專意於農」、「程以樹藝，諸部效之」；至太宗德光，更相繼以腹地「以事耕種」，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出現了「積粟數十萬斛，鬥米數錢」的情況。細加梳理，不難看出其中風俗文化滲透的源流：
首先是遼代文化對於突厥文化的汲取。突厥文化較早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比契丹更早進入階級社會，有文字、官制、刑法，並與北朝統治集團通婚而較多引入了中原民俗文化。其次是遼代文化對於回乞文化的汲取。回統在唐天寶年間強盛，即與契丹發生了頻繁聯繫。遼太祖淳欽皇后為回統之裔，子孫並代相嫁娶而形成了後族屢世左右遼政的特殊地位。聖宗後菩薩哥曾以設計宮殿、車鉻、浮屠新巧而名彰，道宗後蕭觀音曾因善琵琶，能制歌詞而擅寵，表明回乞之裔在遼代文化中一直是一股特別活躍的力量。
再次，則是遼代文化對於渤海文化的汲取。遼滅渤海後置東丹國於其地，以太子倍主之，設左、右、大、次四相兼用契丹與渤海人物，「一用漢法」。東丹王倡尊孔，工遼、漢文章，以多才多藝成為契丹建設新文化的先行者，影響久及子孫後世。中原傳統漢文化發展至唐代，經籍充棟，百體皆備，自契丹大字之作直至「華夷同風」口號之提出，高度發達的漢文化無疑對遼起著最重要的作用。再則是遼代文化對於佛教文化的汲取。佛教東漸後，久經消化、改造，天台、華嚴諸宗競出，漸與華夏傳統文化融會，而在文學、藝術、哲學諸領域成了漢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影響如水銀瀉地。遼自阿保機於唐天復二年（902年）築龍化州城時「始建開教寺」以供佛，爾後重浮屠之法，以僧為帝師，延僧參朝政，佛學風靡朝野。
綜上所述，在遼代時有「華夷同風」之說，可見是重要的民族同化與風俗滲透之時，其間儘管有政治、軍事等諸種因素的交融與促進，但契丹族在文化上汲取諸種先進的養分來充實自己，自然不可忽視。所以1057年，即位不久的遼道宗耶律洪基曾「以《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進皇太后」。懿德皇后蕭觀音應制屬和之詞。其詞曰：「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深；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谷蠡，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這首詩的含義的確是耐人尋味的。建設了遼代文化的契丹民族，既汲取漢文化的精髓又保存了民族特色，使自身在中華民俗文化史上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前人曾有所謂「一代風俗自遼金」之說，更反映出在「華夷同風」進程中風俗文化的滲透，已不囿於一時一地的文化成果，它的某些成分已深深紮根於長城內外的眾多兄弟民族之中，成為中華全民族文化「一體多元」的有機組成部分。
參考資料
《中國民俗學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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