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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禽之辨是儒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尤其在孟子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但應如何理解傳統儒家的人禽之辨？則是儒學發展中面臨的一個新的理論課題。2016年10月22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辦的「孟子思想的當代意義」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對這一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復旦大學楊澤波教授指出，傳統儒家討論人禽之辨，旨在強調人有善性而禽獸沒有，善性是「人之為人」的根本屬性。但歷史發展到今天，隨著人們對動物世界的深入了解，發現動物與人的行為有不少相似之處，並非完全沒有「善」的行為。例如，在較為高級的動物中，雌性動物生產後，都有慈愛保護自己「子女」的行為，甚至為此不惜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與外敵拼殺。動物之間也存在惺惺相惜的情況，一旦遇到同類受到傷害，往往也會前去相救。至於義犬八公的故事，更為廣為人知。與之相反，雖然傳統的人禽之辨將善性作為人所具有的本質特徵，但現實中人往往並非如此，人的狡詐、殘忍遠遠超過了動物，動物之間為了爭得交配權，為了搶佔地盤，也會有殘酷的撕殺，但這些行為都比較有限。而人類因為宗教的、經濟的目的而展開的戰爭，其殘酷程度和死傷人數遠非動物界所能比擬，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參戰各國死亡高達5500萬-6000萬人，受傷1.3億人，合計死傷1.9億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使近600萬猶太人失去了性命。日本侵略中國，殘酷殺戮中國平民，以活人做實驗，其兇殘程度遠遠超過了動物界內部的撕殺。
楊澤波認為，要重新解釋和走出傳統儒家的「人禽之辨」的理論困境，就必須明確儒家學說系統中與道德相關的三個核心要素：欲性、仁性、智性。其中，仁性指孔子的仁，孟子的良心，也就是傳統中所說的道德本體，「仁性」又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倫理心境」，一是「生長傾向」。所謂「倫理心境」，就是社會生活和智性思維在內心結晶而成的一種心理境況和境界。所謂「生長傾向」，就是人作為一個生物天生具有的一個傾向性，這種傾向性保證人可以成為自身，同時也有利其族類的健康繁衍。「倫理心境」來自後天的養成，「生長傾向」則完全是天生的。從「生長傾向」的角度看，動物與人有一致的地方，任何一個動物來到世界，都具有使自己成為自己以及有利於其族類繁衍的傾向性。但是動物不具有倫理心境，不具有智性（準確說是不具有人那樣高度發達的智性），所以它只是順著自己的「生長傾向」發展。雖然這種發展的程度不如人類那樣高，但並不會使這種傾向受到破壞。人就不同了，因為人有智性，智性既能從正面促進仁性的發展，也可以從負面對仁性進行破壞，特別是破壞仁性中的「生長傾向」。人們常說「人做起惡來比禽獸更壞」，道理就在於此。
人大國學院梁濤教授則認為，要理解儒家的人禽之辨必須引入自由的維度。傳統儒家的人禽之辨表面上是說，人有善性，動物沒有善性。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在孟子看來，人雖然有善性，但並不是說人一生下來就被決定了是「善」的了，而是說人有「善」的稟賦，但是「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一個人可以自覺到善，可以去追求善，但也可以不自覺甚至放棄善，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因此，人有善性只是一方面，人有意志自由，可以做出選擇則更為根本。從這一點看，人是自由的，禽獸是不自由的。討論善惡問題，必須以自由為前提。如果沒有自由，也就無所謂善惡。人有意志自由，可以選擇善，也可以選擇惡，所以可以進行道德評價。而動物的某些「善行」或「惡行」，其實是來自自然本能，而非自由選擇，因此並不是真正意義的善或惡，是無法進行道德評價的，正如我們不能將狼吃羊稱為惡一樣。因此，善以自由為根基，自由以善為目的。因為有意志自由，所以才有道德責任。
梁濤解釋到，傳統儒學存在著自由的維度，只是沒有充分展開。例如，孔子講「性相近，習相遠」，人們在情性上很接近，但積習、習慣則相差很遠。這種「遠」除了外界的影響外，主觀的選擇和努力實際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孔子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其實這句話也可以理解為：喻於義者為君子，喻於利者為小人。君子、小人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而不是生來存在著兩種人。孟子認為，人雖然有心（「大體」），但也有耳目等五官（「小體」），人既可以聽從大體的召喚，也會被小體所引誘，「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既可以選擇善，也可以滑向惡。荀子講「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可以」是可能性，「不肯」則是主觀願望，是個人意志的選擇。「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相為也」是說人既可以成為君子，也可以成為小人，具有選擇的可能性，但「不可使也」則說明這種選擇是個人性的，是他人無法強迫的。這些都是對個人意志自由的強調。西方漢學家往往批評儒家不講自由意志，雖然不無道理，但並不準確。儒學實際也存在著意志自由的維度，只是沒有使用自由這個概念將其突顯出來而已。梁濤強調，今天重建儒家人性論，重新理解人禽之辨，就必須回到自由的維度，並從這個維度對人性做出新的思考：因為人是自由的，所以一旦選擇了惡，其行為會禽獸不如；而也正因為人是自由的，可以對善的稟賦擴而充之，可以根據善的意願創造出價值世界、倫理世界和道德世界。故天生萬物，唯人為貴！
為此，梁濤引用了前不久去世的我國著名哲學家葉秀山先生的話：我一生的工作，就是要把自由和理性這兩個概念介紹給國人，並希望這兩個概念能在中國文化中紮下根。梁濤認為，這不僅是葉先生的期望，也是中國哲學研究需要面對的重大理論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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