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段偉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1651年，霍布斯在《利維坦》一書中大膽設想：人們可以構造各種人造生命。在他看來，一方面，生命只是肢體的一種運動，一切像鐘錶一樣用發條和齒輪運行的「自動機械結構」，也應該具有人造的生命；另一方面，人類社會自身也可以通過自我組織的體系獲得自發的生命和智慧，即人們可以按照理性人的樣子構造出「國民整體」或利維坦這一龐然大物，使人類社會成為擁有靈魂和智慧的整體，整合為一種新的生命形式。更為重要的是，他還證明了邏輯推理與數字計算的等價性，並宣稱「每一個推論都可以被計算」。
利維坦
[英] 霍布斯 / 著
商務印書館 1985-9
不論這是洞見還是魔咒，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網際網路、智能移動終端、社交媒體、大數據等數位技術和智能技術的發展，人們開始見證一種新的數碼利維坦興起：各種數字網絡平臺可以根據人們留下的數據痕跡預測其最有可能購買的東西、最想聽的音樂——人們的行為數據通過外在化保留成為可計算的信號，進而可運用強大的、基於概率的算法和高速運算加以挖掘，對其最大可能性作出預測……問題是，這種基於控制論和通過計算執行的推理和思考是可以信賴的嗎？認知主義的信息與智能技術的普遍應用是人類進化的必由之路嗎？我們正在經歷的、日益被技術搶佔先機的數碼化生活是命中注定的嗎？
1919年，達達藝術家豪斯曼（Raoul Hausmann）展出了他最為著名的作品「機械頭顱——我們的時代精神」。他在一個表情呆滯的木質假人的頭顱上粘接了一些機械物件，如標尺、打字機、懷表和照相機的零件等。他希望以此超現實主義的藝術組合暗示：人們像這個機械頭顱一樣，大腦內部已經變得空空如也，只能依賴外在的東西來做決定，業已成為周遭各種測量和信息設備的奴隸。作為主題詞的「時代精神」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黑格爾的哲學，但這個作品可能更符合其思想的繼承者兼批判者——馬克思的觀念：人的「思想」是由那些與之聯結的物體所決定的。從更深一層來看，這個沒有安裝眼睛的頭像裝置無疑解構了歐洲文明對肖像及其理智表徵作用的迷戀，表達了人文主義對人類理智正遭受野蠻的外部力量滲透和統治的憂思。
豪斯曼作品，「機械頭顱——我們的時代精神」。（資料圖）
「機械頭顱」預示了技術作為一種外在力量對人的認知和智能的框定。此後的一個世紀裡，諸多哲學家對技術展開了深刻的思考：海德格爾對技術的追問、埃呂爾對技術社會的警示、法蘭克福學派對單向度社會和文化工業的批判，以及鮑德裡亞、德勒茲等後現代思想家對虛擬實境和控制社會的深思……這些思想固然揭示了技術時代「非人的力量」大爆發，並且讓人們意識到人類文明正處在轉折點。但是，面對各種顛覆性科技的加速發展，這些悲觀主義的立場越來越讓人無所適從，甚或愈發強烈地使人生出難以名狀的末世感和無助感。
技術時代，路向何方？近30年來，作為後來者的法國哲學家斯蒂格勒試圖通過「重新發現技術」帶來一場哲學的革命：哲學問題就是技術問題。究其語境，這一斷語有兩個重要背景。
其一是科學的技術化。20世紀以來，隨著技術與科學、工業結合，技術的範圍空前擴張，科學越來越多地依附於技術，其基本形態日漸發展為科技一體化的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技性科學），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科技」。在斯蒂格勒看來，就像運用代數計算幾何量時，幾何意義會退到第二位一樣，科學的技術化意味著作為科學基礎的原型和普遍的理性原則不再被重視，遵循技術規則的計算技術成為獲得結果的技藝-技術上的正確結果反倒被賦予了真理的意義。隨著科學的技術化，科學的目的不再只是探討事物的存在和真實性（如確定某個研究對象與科學理論原型的同一性），而在於開發事物的可行性與潛能，加之科技活動與社會和世界的糾纏，使得科學越來越多地具有不確定性與潛在風險。
其二是自動化和信息技術的興起。就像早期科學哲學家在構建科學哲學時，內心所想的科學多為物理學一樣，斯蒂格勒在主張技術就是哲學的研究對象時，所默認的技術主要指自動化、信息和通信科技，特別是1993年全球資訊網開啟數碼時代以來的網絡、數據以及智能技術。斯蒂格勒是電氣工程師之子，兒時就製作過一些電子小玩意，這使得數碼科技在其成年生活與思想旅程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位置。1994年，斯蒂格勒出版了《技術與時間：1. 愛比米修斯的過失》。該書導論的開篇引用了法國作家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一段話，開頭一句是：「你是否接受這樣一個確鑿的事實：我們正處於一個轉折之中？」
技術與時間：1.愛比米修斯的過失
[法]貝爾納·斯蒂格勒 / 著
譯林出版社 2012-6
這個轉折是什麼呢？在現在看來，應是指全球資訊網出現之後，數碼時代的來臨。從字面上講，當時斯蒂格勒指出的「技術化就是喪失記憶」「計算所帶來的技術化使西方的知識遺忘自身的起源，也即遺忘自身的真理性的道路」[1]，無疑預見了從數位化分心成癮、社交新媒體帶來的系統愚化到後真相時代等數碼時代的異象。
正是這兩個重要背景，使我們的時代成為名副其實的科技時代，同時技術問題也成為科技時代最為重要的哲學問題。而斯蒂格勒正是在科技時代初露端倪之時，抓住了這個時代在哲學上的需求：對技術問題的綻現做出了有歷史深度，因而可以觀照當下並預見未來的理解。由此，他開啟了對技術與時間的追問，力圖通過對哲學的回溯，從根本上重拾哲學問題、重新發現技術——重建關於技術的論述。
哲學研究始於驚奇，斯蒂格勒對技術的重新發現則似乎始於驚嚇。
第一次驚嚇發生在斯蒂格勒個人身上。根據其在2003年一次講座中的回顧，他在1978年到1983年間曾因搶劫銀行入獄五年。身陷囹圄，讓他真切地體會到與外在環境陡然隔絕後產生的中斷和懸置感。這一驚嚇激發了他的哲學思慮，由此牢房成為他的現象學思考實驗室。或許因為有過這種對驚嚇和震驚的親身體驗，斯蒂格勒將由震驚促成的中斷重複（懸置摺疊）發展為一套應對危機和尋求轉變的思考與行動方法，並將其運用於對數碼時代和人類紀的反思之上。同時，被限定在囚室這一特定內在生境（milieu）中的他，能夠更敏銳地思考內在生境與外部生境的構成。這或許也令他在那時就認識到，正如德希達的「增補」（supplémentaire）概念所指出的，世界上沒有哪種東西是純粹的，事物的存在都需要一些必需的外在物。而這又讓他進一步去構想人類不斷通過技術/義肢等外置化（exteriorization）工具而實現「人化「（hominization）的過程。
或許是驚嚇中的強烈感知使斯蒂格勒更容易超越西方理性主義的哲學傳統，他不再只是從生物器官和內在心靈的角度理解人及其理性的形成與演進，轉而從技術性與人工器官等生命外置化的維度重新理解技術和人——人類從一開始就是一種用生命以外的形式尋求生存和進化的機體。所謂「生命以外的形式」就是由技術組成的非生物器官或人工器官。鑑於技術進化不再主要依靠生物進化，使人不斷生成和演化的「人化」是一個不斷更新各種外生人工器官的過程。從系統發生學的意義上講，人和技術實際上是一種相伴而生的共同演進關係。大致沿著系統論、控制論和關係實在論的脈絡，斯蒂格勒通過人的生成過程重新發現了技術一直被哲學所忽視的奠基性。
一方面，人性就是技術性。「人類是人工性和技術性的，也就是說人類不能在自身找到意義，而需要在他們製造、發明的義肢之中找：這意味著他們在自由的同時註定漂泊，我稱之為『本原的失向』。他們要發明他們的他者，他們的存在。」[2]
另一方面，技術是思維和感知的中介，是思之行動（noeticacting out）的條件。作為深受馬克思思想影響的唯物主義者，斯蒂格勒並不反對思和理性，而是強調思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技術過程。[3]在《技術與時間》系列著作及後續的研究中，記憶成為斯蒂格勒為技術正名的主要抓手。為此，他提出過第三持存、後生系統記憶以及體外化等概念。這些概念其實都是在強調，通過人工記憶實現記憶的外置化對人的根本性影響。他從作為知識本源和認知條件的記憶，特別是人工記憶入手，對不同時代的人工記憶及其對人的認知與智能的作用進行了技術性的哲學分析。這一方面揭示出思和認知是一個技術-邏輯過程，是哲學不應壓抑和否定的中心議題；另一方面，他將人工記憶廣義地界定為對痕跡/蹤跡的記錄和時間的物質化，從而使記憶不再局限於個人認知範圍，而是成為各種主體和能動者認識與行動的資源。
技術與時間：2.迷失方向
[法]貝爾納·斯蒂格勒 / 著
譯林出版社 2010-2
耐人尋味的是，斯蒂格勒以記憶技術作為打破技術被哲學漠視的突破口，似乎與他個人的經歷和經驗密切相關。1987年，他在蓬皮杜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舉辦了「未來的記憶」展覽。1990年，他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開發過電腦輔助閱讀系統。此外，他還與古人類學家古爾漢的團隊合作，進行復原古人磨燧石的實驗性科技研究。這些工作所積累的技術經驗，為他進行凸顯技術性的「超哲學」（hyperphilosophique）研究奠定了基礎。這類研究的基本思路是，為了理解技術全方位的可能性和極限，充分運用技術的最新發展和歷史經驗，通過文本回溯，重新審視哲學的根基；或者說，將哲學的研讀建立在從古至今的技術或科技經驗之上。例如，他曾於1992年創辦了一個實驗室，召集人工智慧專家，以「從燧石到超文本」為主題展開研討。實際上，這種超哲學研究的意義不只在於反擊哲學對技術的漠視，就科技本身而言，這類研究還使科技獲得了人文的視角，成為一種更具人性溫度的整全性的探究。
進入21世紀後，斯蒂格勒受到的驚嚇則來自文明的衝突乃至整個文明的危機。2001年10月，《技術與時間》第三卷正式出版，此前不久發生了「9·11」事件。震驚之餘，他提出要徹底改變研究方向與寫作風格，決定今後的寫作要以直接、可見、易讀的方式進行，且首先要通過對現象學問題的政治化，探討政治經濟學的相關問題。自那以後，斯蒂格勒的文風變得較以前更通俗易懂，所提出的概念更具思想的張力。
技術與時間：3.電影的時間與存在之痛的問題
[法]貝爾納·斯蒂格勒 / 著
譯林出版社 2012-5
近年來，再次令他受到驚嚇的是所謂人主宰地球的人類紀的生態改變、加速主義和數碼技術正在導致熵急劇增加。這些由人類文明的無序發展造成的驚嚇，迫使他將哲學思考的焦點從重新思考人與技術之間的關係，轉向如何對普遍的認知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結構展開建設性批評。
面對科技加速變遷產生的衝擊波，斯蒂格勒以技術性見長的超哲學研究不斷做出新的反應，其理論框架也由技術論述階段發展至器官學與藥學階段和逆人類學階段，思考的重心轉向更直白和激進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未來烏託邦構想。所謂一般器官學，實際上是一種泛生命系統分析法，它將由技術連接的個人和社會，看作一個由有機器官和人工器官共同構成的廣義生命系統，將其中作為快變量的技術視為一種會帶來毒性或破壞性的突變，因而主張相應地開展藥學研究，以消解技術突變帶來的毒性與危害。
而逆人類則指朝著人類紀相反的方向發展。隨著所謂人類科技力量的加速增長（特別是數碼轉向之後），工業革命後逐漸發展起來的人類紀進入加速無序化階段。這不僅意味著自然生態環境的熵增，還意味著因為大數據、算法自動化以及算法治理等具有先發制人能力的機器智能的普及，導致了人的理性認知能力退化，這使得整個地球生命系統的熵劇增，發展到難以可持續發展的認知資本主義階段。
在斯蒂格勒看來，由數碼轉向帶來的認知資本主義，正在使無產階級化發展到徹底的無產階級化階段。所謂無產階級化，主要指資本主導的技術體系對人的知識與技能的替代和剝奪。從人工記憶、一般器官學的編碼化（語法化）和人類紀的熵增等可見，繼工人的身體屈從於機械蹤跡對其技能知識的取代、消費者的生活知識被文化工業的模擬蹤跡取代之後，建立在數據蹤跡的自主-自動生產之上的認知資本主義和超級工業社會正在系統地剝奪人們的理論知識乃至理性，甚至帶來系統性的愚化，使無產階級化走向登峰造極。例如，從理財分析師到財務人員和醫生的知識和技能，正受到各種人工智慧應用的威脅。
其實，機器生產與自動化技術出現以來，技術對人的排斥就一直為思想者所憂思。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針對泰勒的科學管理對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割，就有人指出：分割一個人就是謀殺一個人，分割勞動就是謀殺一群人。[4]而數碼時代的情形已經變得比那時危險萬分，這迫使斯蒂格勒開出了哲學藥方：
數碼已達每秒20萬千米，或光速的2/3，比神經脈衝大約快400萬倍。在像人類紀這樣一個異常和不可持續的情形裡，只有果斷假定器官學的條件，也就是增強負熵，我們才能轉變當前發生的技術矢量的速度……幫我們從人類紀裡擺脫出來。[5]他還設想通過負熵分叉實現逆人類發展的可能性——即通過一種網絡化的政治，讓自動設備為去自動化的個人和集體的能力提升服務，從而實現負熵能力的大規模發展，最終像昆蟲蝶變一樣產生出負熵式的分叉。雖然他試圖通過數位化研究創造出新的知識型，還希望在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能力經濟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貢獻式經濟，但作為哲學家，他的貢獻主要是觀念上的。
在危機四伏的數碼時代，人類到了走向逆人類的關鍵時刻了嗎？面對認知資本主義的泛濫、人的價值與知識的直線墜落式貶值、人工智慧標籤後淪為「流眾」的身份模糊的「人工」，是時候重拾尼採來重估一切價值，也是時候重讀馬克思在「機器論片斷」中對機器與一般智能的洞見……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要針對數碼轉向這一技術突變背後的未來願景進行大膽質疑。特別是面對「顛覆性創新」「後人類主義」之類的未來敘事及其意識形態意味，不應盲目地隨之起舞，而應多問幾個問題：為什麼技術的採用要貶低人的智慧？為什麼機器智能要短路掉人的知識技能？科學為什麼不能慢一點？科技為什麼不能以提升人的幸福和信心為最高目標？人類還要為技術付出多少代價……
哲學改變未來的時刻到了嗎？斯蒂格勒的答案或許是：如果哲學是技術學……
[1] 貝爾納·斯蒂格勒. 技術與時間：1. 愛比米修斯的過失[M]. 裴程, 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0: 4.[ 2 ] 貝爾納·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學思考：與埃利·杜靈訪談[M]. 許煜, 譯.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8: 72.
[3] 許煜. 意外的藝術[M]// 貝爾納·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學思考：與埃利·杜靈訪談.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18: 16.
[4] 麥克·科雷. 建築師還是蜜蜂？——人類為技術付出的代價[M]. 張敦敏, 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8: 63.
[5] 貝爾納·斯蒂格勒. 人類紀裡的藝術：斯蒂格勒中國美院講座[M]. 陸興華, 許煜, 譯. 重慶: 重慶大學出版社, 2016: 188.
(本文原載於《信睿周報》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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