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習慣於用當代的知識結構與判斷標準來揣測歷史。
謬誤代代相傳，有時也會被當成真理。
回歸真實的歷史語境，就變得尤為重要。
從商周到秦漢，柯馬丁（Martin Kern ）逐漸揭開的，
不只是一個古老國家的青春記憶，
更是那些被時光掩埋的歷史真相。
柯馬丁MARTINKERN
1962年生於德國，科隆大學漢學博士，曾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主任，Greg (』84) and Joanna (P13) Zeluck講座教授，當選美國哲學院（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國際漢學界最負盛名的學術刊物《通報》（T』oung Pao）主編之一，兼任上海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學術研究領域涵蓋先秦兩漢文學、文獻學、歷史、思想史、藝術史和宗教史，致力於早期文本的形成、接受、經典化研究，同時對中國古代及中世紀詩歌的理論、美學、闡釋實踐有濃厚興趣。他的著作主要有《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第一章《先秦西漢文學》等。
一
40歲以後，皇帝變成了一個內心孤獨的漫遊者。車騎一寸寸碾過他所徵服的六國土地，有時他還會不辭辛苦地登上山巔，試圖與神靈對話。在嶧山、泰山、琅琊、之罘、之罘東觀、碣石、會稽，他立起七塊石碑，刻文頌揚秦德，偶爾也會嚴詞訓誡某些心懷叵測的遺民們。
兩千多年後，當柯馬丁（Martin Kern）在拓片上努力辨認這些古老而斑駁的字跡時，七塊石刻幾乎都已不復存在。存世最久的琅琊石刻，在20世紀初的一次暴風雨中墜落懸崖，沉入海底，只打撈回一些殘片。絕大多數學者以為，這些石刻既無史學意義，也缺乏文學價值，不過是秦始皇好大喜功的一生留下的又一個例證罷了，柯馬丁卻從中發現了早期中國文化嬗變的軌跡。
在專著《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中，柯馬丁將秦始皇石刻納入周代以降的宗教、禮儀與文學的傳統中進行考察，闡釋其傳承與演變；同時，他從文化史、社會史等角度梳理秦朝文本在漢朝所遭遇的闡釋與重塑，這讓他越來越相信，如今對秦朝的一些認知與判斷，絕非事實。
七篇石刻銘文，短則108字，長則288字，卻引導柯馬丁重返中華帝國的開端，重拾久違的真相。
二
柯馬丁的人生與絕大多數漢學家不同。
1962年，他在德國出生，那時，不斷蔓延的柏林圍牆正將這個國家一分為二。高中畢業後，他做了4年記者，當他決定繼續讀大學時，已經23歲。在科隆大學，北島和顧城的詩歌讓他對中國產生了興趣，起初閱讀的是毛漢茂（Helmut Martin）翻譯的版本，後來開始自己學習中文。1987年，他到北大留學，在袁行霈教授指導下，開始注意到魏晉南北朝文學的價值。1989年秋，他回到德國，中國發生的一切，讓他開始重新審視這個國家古老的傳統與嶄新的現實，它們似乎始終息息相關。
柯馬丁最終決定集中關注早期中國文學，1996年，憑藉對漢代郊祀歌的深入研究，他在科隆大學獲得漢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他選擇前往美國，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訪問期間，康達維（David R.Knechtges）教授的提示，讓他對秦始皇石刻產生興趣，成為新的研究方向。此後，他接到哥倫比亞大學的聘書，前往紐約任教。孜孜不倦的研究與寫作，引起普林斯頓大學的注意，他應邀南下，如今是Greg (』84) and Joanna (P13) Zeluck講座教授及東亞研究系主任。
德國與中國早期文學的淵源由來已久，歌德曾對「道德哲學家」孔子滿懷好奇，衛禮賢曾廣泛譯介先秦諸子，海德格爾則與《道德經》相遇，擦出思想的火花。柯馬丁對中國的興趣，卻是從現代啟程，不斷地向更為久遠的古代中國跋涉。從商周到秦漢，他逐漸揭開的，不只是一個古老國家的青春記憶，更是那些被時光掩埋的歷史真相。
三
中國人記憶中的秦始皇，與兩個無比恢弘的意象有關——長城與兵馬俑。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人們仍然願意用秦代的古老意象來象徵現代中國的崛起。弔詭的是，它們被視為民族的驕傲，秦始皇本人卻還是被當成「暴君」——焚書坑儒，窮兵黷武，徭役沉重，法令森嚴。
秦始皇巡遊中國時並不知道，有一個楚國的年輕人曾遙望車駕，宣稱「彼可取而代之也」。只不過，最終「取而代之」的不是項羽，甚至也不是劉邦，而是漢朝的儒生，他們重塑了秦始皇的形象乃至秦朝的歷史。
柯馬丁發現，「焚書坑儒」只是漢代儒生們編造的無數個故事中流傳甚廣的一個。秦始皇確實坑殺過兩名「方士」，但並不是儒生。遍尋早期文本，他也找不到一個被坑殺的儒生的名字，恰恰相反，像伏勝、叔孫通這些儒生在秦朝的處境甚至還不錯。柯馬丁又對比了秦漢前後出土的一些儒家文獻，並沒有明顯的差別。仔細排查歷史，在司馬遷之前，也不存在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指控，司馬遷在《史記》中講的只是「焚詩書，坑術士」，直到公元317年面世的偽造的孔安國本《尚書》中，才第一次出現「焚書坑儒」這個詞。種種證據讓柯馬丁提出，是漢朝的儒生篡改了這一切，他們通過製造「焚書坑儒」的悲劇傳說，為儒生階層建立起道德優越感，也形成了儒生的身份認同，又通過修訂乃至篡改先秦文本，確立了漢朝的合法性。與秦國長達700年的漫長歷史相比，新生的漢朝沒有歷史可循，身份低微的漢高祖劉邦更是與貴族傳統格格不入。怎樣創造漢朝的歷史，確立新政權的合法性，就成為交給漢代儒生們的一個緊迫的命題。顯然，他們完成得相當出色。
回溯秦始皇的人生，柯馬丁意識到，他與中國絕大多數王朝的開國皇帝都不同，他出身王族，自幼受過規範的禮儀訓練，在統一六國、成為皇帝之前，他已經做了26年秦王。他是挾世襲王權之力登上權力巔峰的，而後來許多王朝的開國皇帝，大多出身草莽，或是以將相身份篡位。
我們顯然需要重新看待這個所謂的「暴君」和「破壞者」。柯馬丁認為，秦始皇不但沒有破壞傳統，反而在追尋傳統，並控制傳統。秦始皇巡遊，其實是在效仿舜，度量自己的帝國，重建宇宙的秩序，秦始皇對文化的態度亦是如此，正是在秦始皇的時代，完成了「五經」的經典化，「他還是在強調經典，不是破壞經典。漢代的儒生正好把這個故事反過來說了，而中國的教科書仍然在延續這個說法」。
△ 2004年3月5日，中國著名的秦始皇陵兵馬俑在德國柏林共和國宮展出，一位工作人員在調整頭和身體的位置作人員在調整頭和身體的位置
四
兩千年前的往事，遙遠得仿若神話。其實不只是秦始皇，孔丘、李耳、莊周、屈原、司馬遷等人都被光陰之手塗成了亦真亦幻的模糊身影。中國人對他們無比熟悉，其實又無比陌生。時至今日，我們習慣於用當代的知識結構與判斷標準來揣測歷史，臺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王森院士用「後見之明」來形容這種歷史認知的困境，柯馬丁常用的詞則是「時代錯置」 （anachronistic）。謬誤代代相傳，有時也會被當成真理。回歸真實的歷史語境，就變得尤為重要。
2003年，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與耶魯大學的孫康宜主持《劍橋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編撰，邀請柯馬丁寫第一章，原計劃寫先秦詩歌，柯馬丁卻斷然拒絕，既不想只寫先秦，也不想只寫詩歌。他認為，詩歌並不能代表中國早期文學，必須從漢字、銘文到詩、賦，對早期文學的發展脈絡進行整體觀照；此外，早期中國文學從商周到先秦直至西漢，是一個完整的延續與演變過程，直到東漢才真正出現新的局面，因此，先秦決非斷點，更不是終點。
這部中國文學史起筆就與眾不同。柯馬丁從漢字出發，解讀中國文學傳統。他提出，儘管漢字在早期並不穩定，但是，進入中華帝國時期以後，文學傳統由基本趨於穩定的漢字所書寫。書寫系統（writing system）的穩定性相應地造成了語言、文化同樣穩定的幻象，形成令人敬畏的漫長傳統，這種幻象甚至反作用於人們對先秦的認知，誤以為先秦文學也是穩定的。「自前帝國時期以來，這一現象已經產生了一種永恆的文學共同語（koine），它隨著時間而漸變，但始終堅守其基本的同一性與連續性，囊括了不斷擴大的文本世界。」
柯馬丁對中國早期文學的許多洞察都是顛覆性的。
「天命」在《詩經》、《尚書》中頻繁出現，在西周早期的青銅器銘文中卻幾乎找不到，到西周中後期才開始變成一種重要的概念；「天子」的稱呼到西周中期開始變得普遍，西周末年才大量湧現。種種證據讓柯馬丁相信，《詩經》和《尚書》反映了西周中後期乃至春秋時期的人們對西周早期的記憶，而《詩經》的頌詩、《尚書》的王室演說以及青銅器銘文對西周初年的描述，並非意在記錄歷史，而是為了表達對失落的黃金時代的記憶。
《論語》在戰國時其實毫不起眼，直到西漢被納入太學教學才真正引起關注。孔子也並不是《春秋》的作者，甚至包括孟子、莊子、墨子等人在內，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著作，都是經過後世不斷口傳、書寫、編撰過的文本。經過詳細的考證，並深入分析文本的語言風格，柯馬丁推測，《荀子》或許才是第一個主要由一位作者（荀況）完成的文本。而所有這些戰國時代的文本，其實都經過了漢代宮廷學者的修訂與重塑。
他甚至認為，所謂的「百家爭鳴」其實不像爭鳴，他無法從文本中找到諸子相互引用、爭論或應和的痕跡，「最好視之為與某些傑出大師有關的思想、故事匯集」。他也試圖從音樂的角度來考察文學的關係，楚地出土的管樂器、弦樂器與中原出土的鐘、鼓、磬，演奏的音樂效果完全不同，也造成了《楚辭》與《詩經》不同的語言風格。
中國早期經典的命運，在漢代發生了重大轉折。當柯馬丁試圖解讀其間的因果關係時，他發現，「帝國倡導的傳統學問，塑造了一個由數以千計的學者組成的新的社會階層」，儒生們幫助帝國建立起政治秩序和歷史話語，同時也樹立了自身的權威，不到兩百年，這個新生階層就成為帝國的核心，甚至嘗試與帝王分享權力，這一格局從此再未改變。作為漢學家，柯馬丁諳熟中國經典，又站在中國漫長而沉重的傳統之外，跨文化的身份讓他擁有了更加敏銳的視野與更加多元的觀察。
五
自從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教授在1975年創辦Early China雜誌以來，早期中國研究在西方學界漸成氣候。如今，柯馬丁已是這一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翻開古籍與拓片，他便進入另一個世界。有時穿梭於淮南王劉安的宴飲現場，有時則循著屈原的腳步，在汨羅江邊遊蕩，有時會重返西周，往盛滿祭品的青銅鼎裡尋找那些向神靈、祖先祈禱的神秘字符，有時則與司馬遷一道在中國的大地上漫遊⋯⋯他對古代史料的諳熟程度甚至超過許多中國學者。有一次，一位北大教授與他討論問題，提及一段史料，柯馬丁竟不假思索地說出了它的出處——在某本書的某一頁。
柯馬丁離開德國已近18年，他精通英文、德文、法文、中文、日文，長年置身於不同文化之間，讓他對中國文學研究的整體現狀倍感憂慮，他希望中國學者能拓寬視野，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來觀察中國文學，而不是閉門造車，固步自封。
這個寒冷的冬夜，我們一直聊到茶室打烊，服務員一邊客氣地道歉，一邊迅速熄掉了所有的燈。我們在黑暗裡又聊了很久，柯馬丁原本有些疲倦，後來，他談起一個新的話題——如果重寫《劍橋中國文學史》第一章，他會寫得更加「極端」、更具顛覆性。他講述著自己最新的思考與研究，它們將成為有力的證據，黑暗中，他的眼睛猛然又綻開光芒。
△ 秦嶧山刻石宋摹刻本局部，作為秦始皇所立的七塊石刻之一，原石已毀。絕大多數學者以為，這些石刻既無史學意義，也缺乏文學價值，柯馬丁卻從中發現了早期中國文化嬗變的過程
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
《生活》：你翻譯過秦始皇石刻以及《詩經》的部分內容，作為學術研究的基礎。中國詩歌有許多言外之意，翻譯時很難表達，顧彬翻譯中國詩歌時會添加很多注釋。你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柯馬丁：我沒有集中地做過翻譯，我翻譯的主要是早期中國文學的一些內容，它們與唐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非常不同。當然，我也會注意詩歌的節奏、押韻這些問題，也加了大量的注釋。但是，對我來說，翻譯不是最後的目標，翻譯是一種研究的工具。
《生活》：你的文化背景很複雜，你在德國長大，在美國任教，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三種語言經常需要相互轉化吧。
柯馬丁：中文是我的第四門語言，首先是英文，其次是拉丁文，然後是法文，第四門才是中文，最後是日文。
我離開德國接近18年了，一直生活在英語的環境裡，德文對我來說已經有些陌生。前段時間我用德文寫一篇論文，感到有些困難。
事實上，可能並不存在完全正確的翻譯。與原文相比，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們會得到更多，還是失去更多？即便在同一種文化內部，同一種語言裡，由於時代不同了，內容也會有很大的差異。再舉一個例子，作者寫完一部作品，交給讀者，每個讀者的理解不同，也會出現不同的「翻譯」。
我在普林斯頓大學開設了一門課，就是講「翻譯」的問題。「世界文學」（英文World Literature，德文Weltliteratur）的概念，是從德國起源的，1827年歌德對「世界文學」的倡導，讓這個概念更加深入人心。以前歐洲人謂的「世界文學」就是歐洲文學，歌德開始關注伊朗文學，當然還有中國文學，當時他提出「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
「世界文學」在當下又有了新的含義，變成了「全球文學」（Global Literature）。以前我們會區分英國文學、德國文學、法國文學，而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北島一定是中國文學嗎？村上春樹一定是日本文學嗎？本土文學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很多外語詞彙和思維方式已經在原文裡有所體現，在這種情況下，「翻譯」又意味著什麼？甚至是否還需要「翻譯」？這個問題很值得思考。
「翻譯」背後還有更重要的命題——文化認同的問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需要注意到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歷史的差異、宗教的差異、生活方式的差異，要允許多元文化的存在。我覺得不應該過度強調文化的陌生感，當然，也不能沒有陌生感。我們需要超越自身所處的時代。
《生活》：你在《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中提到，秦始皇在中國東部豎立石刻，意在宣示對該地區臣民與神靈的徵服。這讓我想起特洛伊之戰，希臘人和特洛伊人都在尋求神靈庇護，諸神也分成不同陣營參戰。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是否存在不同的神靈世界？
柯馬丁：我沒有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當然，這是我的推測，秦始皇豎立石刻的地方，除了碣石，都在山上，是傳說中可以與上天、神靈溝通的地方，對當地的臣民而言，它們則具有獨特的象徵意義。秦始皇要控制不同地區的宗教認同，這也是他統一帝國的一種形式。
從秦始皇開始，帝國成為一種理想，需要追求統一，甚至強迫統一，要將一切都納入自己的版圖，拋棄其他文化，忽略了文化的多樣性。
真正的帝國意識是什麼樣的？當年英國自稱「日不落帝國」，整個世界都是英國的，但是在不同的地區仍然保留著不同的文化。中國卻並非如此。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中國的版圖非常大，時區卻只有一個。
《生活》：要真正成為一個大國，文化心態很重要。
柯馬丁：我現在經常來中國，每年起碼要來五六次，在中國也有很多同事和朋友。我覺得，中國文學研究缺乏一種比較性的方法。2015年9月我和艾朗諾（Ronald Egan）、田曉菲、商偉他們一起到北京參加一個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術會議，談論各自的學術研究方法。會議結束前，我對在座的中國學者說，我有三個請求。
第一，漢語是我的第四門語言，我盡力地用第四門語言與中國學者討論問題，中國學者願不願意學習一門外語，起碼是英語？
第二，我一直盡力地讀中國學者的新文章和新著作，就在那次研討會上，我的論文還引用了一篇文章，是一位北大學者一年前在日本的雜誌上發表的，很多中國學者都沒有注意過。所以，我請求中國學者，願不願意也讀一讀我們的文章，願不願意接受另一個角度的研究方法？
第三，我雖然集中研究中國文學，其實還有大半的時間在讀古希臘、古羅馬、古埃及等等其他文明的文章。如果只了解一種文化，那你其實什
麼都不了解。如果沒有比較的視角，就不知道什麼是共同的，什麼是特殊的。當然，這是你們的選擇，如果你們不願意這麼做，你們所做的中國研究，對研究其他古代文明的學者而言，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這樣的研究沒有「護照」。
很多中國學者覺得，西方人不懂中國，中國古代的思想在西方沒有影響力，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回答。如果你希望你對古代中國的研究能夠被世界學界所接受，甚至對其他古代文明研究產生影響，你必須也要接納其他古代文明研究，讓它們可以進入你的研究系統，並對你的研究產生影響。
《生活》：全球化的時代沒有哪種文化可以孤立存在。
柯馬丁：現在也有一種所謂「例外性」的概念，認為中國是特殊的，只有中國的理論和解釋才能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學，外國人的解釋都不對。
《生活》：這也是一種中華帝國思維的延續。
柯馬丁：統一思想。如果一直如此，中國文學研究根本沒有希望和前途。
△ 秦始皇兵馬俑前面總是人山人海，自出土以來，它們吸引著來自異國研究者的目光
儒生階層與經典重塑
《生活》：西漢時，劉歆曾強調文化衰落的三個階段，以道德感的高低來判斷文學與文化的高低，這種道德標準從何而來？
柯馬丁：漢朝是一樣特殊的朝代，和秦朝不同。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前，秦國已經有700多年的歷史，而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就像是一個從原始森林裡走出來的人物。漢朝沒有歷史，需要創造自己的歷史，來回答一個王朝的終極問題，確立自身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
漢朝的帝王有這樣的需要，官學、太學興起，儒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漢朝的儒生們偽造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說法，質疑秦朝的合法性，同時他們也證明，漢朝同樣擁有自身的歷史與傳統。
劉歆生活在西漢末年，是一個國家走向衰落的時期，在這樣的時刻，王朝更加需要歷史。
《生活》：劉歆的時代也是「災異論」盛行的時代。
柯馬丁：這是政治話語中最有說服力的表達方式。「災異論」的形成意味著國家出現了危機，西漢後期的皇帝都比較軟弱，國家走向衰落。政治問題突出，也出現了陰陽五行學說，形成了漢代的宇宙觀，建立起新的闡釋體系和秩序。儒生們也利用「災異論」樹立起自身的權威，形成一個文化階層。漢代的儒生基本都是政治家。他們標榜一種道德感，
但事實上他們自身並沒有道德感，只是一種政治策略。這也一直是中國儒生的問題，他們一面依附於帝王，一面又不斷地批評帝王。
《生活》：伏爾泰也遭遇過相似的處境。
柯馬丁：是的，但是，在伏爾泰之後，法國很快就不是帝國了。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法國思想家薩特和總統戴高樂的思想可以說水火不容，有人認為，薩特晚年有些言行是在犯罪，但是戴高樂說，我們不能逮捕伏爾泰。法國對知識分子非常重視，對於那些猛烈批評政府的知識分子比較寬容。
《生活》：最初是什麼契機讓你意識到「焚書坑儒」是偽造的？
柯馬丁：漢代人說秦始皇破壞傳統，其實秦國一直到商鞅變法之前的350年，都是一個非常保守和傳統的諸侯國，一直在模仿西周。
我研究石刻文的時候發現，這些石刻文都是非常傳統的政治話語，如果發生了「焚書坑儒」，為什麼還會繼續使用這樣的語言？這太矛盾了，這個問題我們解決不了，我就去看更多的早期資料，究竟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焚書坑儒」的說法。西漢初年，賈誼寫《過秦論》分析秦朝的過失，根本沒有「焚書坑儒」這樣的說法。西漢初年對秦代的評論和東漢不同，基本上還是贊成秦始皇，批評秦二世，後來之所以出現「焚書坑儒」的說法，是因為一些漢代的儒生要建立自己的地位和權威。
我們相信，「焚書」確實發生過，確實焚燒過一部分書，對「坑儒」則持懷疑態度，我們找不到證據，一個被坑殺的儒生的名字也找不到，反而有一些典型的案例，比如儒生伏勝、叔孫通，都是秦朝宮廷的「博士」，後來又進入漢朝。
我覺得秦始皇不是在破壞傳統，而是在控制傳統。他沒有破壞《尚書》、《詩經》，而是找了「博士」編撰，進行經典化，形成所謂的「五經」。我認為，「五經」的經典化是秦朝的事情。如果你要創造一個經典，就要先說明什麼不是經典，需要丟掉。秦始皇破壞的是他所認為的經典以外的東西。這是「五經」的思路，也是《四庫全書》的思路，漢武帝其實也是如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這一方面，漢武帝和秦始皇是完全一致的。
秦始皇是在強調經典，不是破壞經典。漢代的儒生正好把這個故事反過來說了，而中國的教科書仍然在延續這個說法。
△ 中國人記憶中的秦始皇，與兩個無比恢弘的意象密切相關——長城與兵馬俑。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人們仍然願意用秦始皇時代的古老意象來象徵現代中國的崛起。弔詭的是，它們被視為民族的驕傲，文明的象徵，而秦始皇本人卻還是被當成「暴君」——焚書坑儒，窮兵黷武，徭役沉重，法令森嚴
如果重寫中國文學史
《生活》：前面講到的許多問題都意味著，漢代是特別重要的時代，直接影響了後世對漢代以前經典的認知，但是它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
柯馬丁：我想是的，不僅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漢代的經典化、文本化（textualization）也都非常重要。我在《劍橋中國文學史》中也比較強調這一點。
《生活》：因此《劍橋中國文學史》第一章你寫到西漢為止，因此從東漢開始，書面文本（written text）越來越重要。
柯馬丁：我是這樣認為的。開始孫康宜問我要不要寫先秦詩歌這一部分，我說，第一，我不寫先秦，如果寫先秦，必須也要寫西漢；第二，我不寫詩歌，要寫就寫整個早期文學的發展過程。所以他們後來改變了整個的結構。
從西漢到東漢，最大的變化發生在西漢末期王莽時代。在儒家思想經典化的過程中，王莽時代特別重要，如果沒有王莽，我們的經典肯定很不一樣。當然，後來的中國知識分子把這件事情也反過來說了。
此外，西漢末年的文本系統已經存在，東漢時還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發明，就是紙。它帶來了巨大的改變。所以，我覺得，東漢文學和西漢文學完全不一樣，西漢文學基本還是戰國末期的延續，東漢則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現在來看，我覺得我寫得還是太保守，如果今天重新寫，肯定會寫得極端得多。
《生活》：怎麼極端呢？
柯馬丁：我繼續研究《詩經》，越來越不相信《詩經》是三百首獨立的詩。這些詩有長有短，有些長詩很明顯不是一首詩，而是一種合成文（composite text），有些看起來是一首詩，其實有散文或者今文散文的成分。另外，有一些短詩也不是獨立的，尤其是《周頌》。我現在看《詩經》，不是一篇一篇的詩，而是一組一組的題目。很難說某一首詩
是從哪裡開始的，或者在「毛詩」之前這些詩的形式到底是什麼樣的。
「清華簡」的《耆夜》裡有首詩叫《蟋蟀》，「毛詩」裡也有，但兩者很不一樣，正好50%的字和詞是一致的，還有50%完全不一樣。現在中國學者在討論，這是一首詩還是兩首詩，他們大多認為是一首詩。他們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哪一首早，哪一首晚，哪一首真，哪一首假，哪一首好，哪一首不好。我覺得這些推測都不對，其實並不存在原文，只是有一個題目、一個意象或者一個故事，叫《蟋蟀》。比如，有一天你和朋友喝酒，你用你的詞彙和方法唱《蟋蟀》，第二天我唱我的《蟋蟀》，選擇我的詞彙和方法。哪一個才是原文？我把這些詩看作一個題目下的不同的具體的實現方式，不存在原文，而是很多種可能性。
如果現在研究《詩經》，我會這樣寫。我和宇文所安有一個計劃，2016年會寫一本書，研究《離騷》，我們的基本概念是《離騷》不是一首詩，也是一種合成文，是被編起來的，有兩種不同的傳統在裡面匯合，《九歌》的傳統和《九章》傳統，這兩種語言很不一樣，在《離騷》中有一部分非常像《九歌》，下一部分非常像《九章》，而且這兩個部分確實是分開的。所以《離騷》的文本是被創造的。
《生活》：這兩種傳統是否都來自南方？
柯馬丁：是否來自南方，這很難說，現在資料不夠，還做不到這個分析。我推測都是南方的，或者說就是楚國的。
我覺得，《離騷》經典化的文本，恐怕是淮南王劉安宮廷中的文人們彙編的，淮南國的國都壽春以前也是楚國的國都。我推測，屈原原來應該是楚國的政治神話人物——我不是在說屈原不存在，而是他變成了楚國的象徵，後來，楚國變成漢帝國的一部分，屈原的故事變成國家的故事（national story）。你看司馬遷寫的《屈原列傳》，屈原認為：「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他就被放逐了，到了漢代，屈原對秦國的批評，就變成了漢朝對秦朝的批評。只有到了漢代，屈原才變成一個國家的英雄（national hero），在漢代之前，並不存在這樣的文本與評價。
另一方面，屈原也存在被神化的過程，我覺得，《離騷》是在表演屈原的故事，他是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可是，到了漢代，尤其在司馬遷筆下，屈原變成了《離騷》的作者。我認為，屈原是《離騷》的題目，不是《離騷》的作者。
《生活》：這些推測太有顛覆性了。
柯馬丁：如果重寫文學史，我可能會強調這些新想法。當然，《劍橋中國文學史》基本的意義並不是介紹自己的特殊的概念和最新的研究，而是綜合性地呈現大家都基本同意的內容，所以肯定會比較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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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生活》月刊第122/123期
撰文：張泉 / 採訪：張泉、朱穎婕 / 攝影：吳俊傑/
感謝：復旦大學中文系陳引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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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2016年1、2月刊122/123期，點擊左下閱讀原文，包郵選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