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大學》「八目」中,「格物、致知」排在最前面,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問題是對於這個概念,《大學》沒有做出具體的解釋,以至於後世產生了各種解釋觀點,且爭議不斷。《大學》中只有一段講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也就是說一個人要「誠意」,要有真誠的心意,就先要「致知」,而「致知」的關鍵在於「格物」。請注意,這裡有兩個「其」,也就是「我」的意思,「要誠我的意,就先要致我的知」,有點類似於蘇格拉底「知德合一」意思,德行來自於「格物致知」。
對於「格物致知」最有名爭論,就是「理學」和「心學」的「向外求」和「向內求」的解釋差異。理學的程顥對「格物致知」的解釋簡單可歸納為「窮究事物道理」,程頤則是「通天理」。朱熹在《四書集注》中對「格物致知」解釋可以簡單理解為「窮極外理」。而心學的陸久淵則認為「心即理,格的是心中之理」。王陽明「四句教」進一步歸納為「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並提出「致良知」就是格物。相教而言,兩者側重點不同,陸王心學比程朱理學更接近於先秦孔孟儒家心性論,當然也不排除陽明心學有存心把理學說成「只向外求」,再當靶子打之嫌。因為從心性角度看說,理學側重於發展「心通達天理的能力」,並非將理徹底割裂於內心。真正將外理徹底割裂於主體存在的是西方的理性主義,陸王若今天活著,一定會拉著存在主義者一起批判比理學更「向外求」的西方理性主義思想。
且不論,「向外求」、「向內求」哪個解釋更接近原意,還是都有問題?這個東方的觀點爭論讓人想到了另一個西方關於價值論的爭論,說一個東西的價值到底在於它本身,還是在於評價者,前者稱為「價值客觀論」,後者稱為「價值主觀論」。其實兩者都有道理,因為「價值其實在主客體的關係中」,所以「客體的東西」、「主體的評價者」和「客體對主體產生的關係」三者都參與其中。借這個例子是想說「格物、致知」必然也是涉及到這三者,所以「向外求」和「向內求」都是需要的,此外還要「向關係求」。
所以,這裡也想對格物致知做一個解釋,「找到萬物和我的關係」,其實這也是本書對心性學目的的描述。《大學》的那段話則可以解釋為,「想要誠意正心、提升德行,就要先找到萬物和我的關係」,因為《中庸》開篇第一句講「天命之謂性」,一個人的心性是由天命的,自然從天地萬物與我的關係中可以找到「天命」和「獲得心性的修煉」。東漢鄭玄在解釋「格物致知」時,也指出「事物之來發生,隨人所習性喜好」,其實也是在強調事物和主體特質的「關係」。當然儒家都喜歡用「善惡」倫理來簡單描述這種「關係」,所以無論鄭玄,還是之後的王陽明都將「關係」落實於「知善惡」。這和本書對「關係」的理解有所不同,本書的「萬物關係」是從主體存在的視角,讓自己這顆種子長成大樹,成為更好的自己,其實也可以算是這個時代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