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起點，不是各種歷史事實的梳理與堆積，而是問題意識的觀照。張錫勤撰著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將自己的問題意識鎖定在「中國向何處去」這一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文化史的核心課題上。該書就是在這一問題意識的統領下展開的。然而中國近代思想史關於上述問題
的探討，並不是在學院體制內的學術論爭，而中國近代政治精英、知識精英面對中國近代化轉型的轉身憂思。在此，中國近代精英的「思」是一種「憂」―――「思」。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把握，必須從此「憂」、此「思」入手方可。「憂」乃是中國知識分子秉承儒家精神傳統而具有的對家國天下給予價值關切的「憂患意識」，「思」不是純粹理性的邏輯推演或對先驗意識的反思批判的「純理之思」，而是基於「憂患意識」基礎上的「憂思」―――「實踐理性」之「思」。因此，一部好的中國近代思想的著作，就不僅要表現出近代思想家們的所「思」，也要表現出他們的所「憂」，透過「思」與「憂」之間的內在張力，以再現中國近代的思想脈動。《史稿》通過對不同思想家生命歷程與學思取向的刻畫，極大地表現了中國近代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的面對近代社會轉型的精神轉身的憤懣、焦慮、尷尬與多變。如此地再現中國近代思想的轉身憂思，並不是簡單的歷史回顧，而是作者自己內在精神憂思的灌注，因為作者認為，近代是我們的「昨天」。昨天思想領域的鬥爭同今天思想領域的鬥爭是息息相關的。作為轉身尚未完成的我們，重溫昨日的轉身歷程，就不再是一個單純個人性的學術活動，而是與我們民族國家的思想脈胳緊密相連的。現代中國學術所缺的也許就是這樣的一種直面問題的精神憂思。
面對中國的近代史，中國知識分子少有西方學人的純客觀的態度。華夏帝國的衰落和百年現代化歷程的民族屈辱，導致現代中國現代學人面對近代思想文化很難有客觀理性的態度。不僅近代思想家們的思想言論的極端情緒過重，甚至近代思想的研究者也多如此。然而，《史稿》雖包含內在的憂思，卻充盈著理性的態度。通觀全書，我們沒有見到任何情緒化的修辭性語言。作者以一種近乎白描的手法，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歷史娓娓道來。我們見到作者融深厚的學術修養和價值情懷於一體的沉潛平實的理性敘事。其沉潛乃在於作者確切的問題意識和對歷史文獻的梳理，其平實在於作者以中肯的態度展現近代思想家的歷史風貌而不雜以個人的好惡評價。其理性並非指「實證理性」、「思辨理性」或「先驗理性」，而是對社會歷史人物的思想恰到好處的拿捏分寸的中道精神。對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史稿》中對太平天國的評價中略見一斑。在《史稿》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者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嫻熟運用，以及依據毛澤東有關論述對中國近代思想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