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在古籍中的真實故事：清順治年間發生在山東郯城的一樁疑案

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有一部代表作品《王氏之死》。這個王氏，是清初山東郯城的一位普通女性，普通到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來。現在我們能看到她的故事，是因為她死於謀殺，而且，案情比較波折，所以判案的官員把它記錄下來了。

1660年代末，也就是大清順治年間，王氏嫁給了任某，婚後，住在郯城郊外的一個小村莊。他們很窮，家裡只有一個房間，兩個人席地睡在草蓆上。任某自己沒有土地，靠給別人幫傭來維持生活。平時，王氏就一個人待在家裡。底層農民的生活，大體如此，也很難會有什麼變化。然而，他們結婚幾年後，王氏突然跟另外一個男人跑掉了。

那時候，已婚的婦女逃離丈夫，是犯罪，要受刑的。王氏逃跑，這就成了逃犯。你想想，這一路上，他們得有多艱辛。他們為了躲避追捕，大概不敢走大路；他們也僱不起轎夫或者馬車，所以只能徒步走。要知道，王氏是裹了小腳的，這樣趕路，吃得消嗎？

就算扛得住路上的辛苦，他們又能去哪兒呢？他們可能有三個選擇，第一個是邳州。去邳州的路上都是山路，容易躲避追捕，但是路上土匪橫行，很不安全。或者，他們可以逃到郯城。路上相對安全，但是如果沒有親戚在城裡，很難進城。就算他們僥倖潛入城裡，投宿到旅店，很容易遇到黑店。而且，經過連年的戰亂和饑荒，邳州和郯城都是哀鴻遍野，就算逃到那裡，他們也很難生存。相比之下，馬頭鎮或許是更好的選擇，這裡經濟恢復得比較好，像他們這樣脫離主流社會的難民、逃兵、逃犯，更好找到容身之地。不過，他們還是要時時擔心被人舉報，只能戰戰兢兢地生活。

你看，跑路，對他們兩個人來說，已經很難了。更慘的是，王氏很快又被情人拋棄了，可以想像，她是多麼孤立無援。古代中國，女人沒有什麼工作機會。王氏一個流落在外，只能去別人家當僕人，或者淪為妓女。但是，王氏沒有這麼選，她又回到了家鄉。但是她害怕丈夫，不敢回家，就躲到了村子附近的一所道觀裡。

沒過多久，丈夫任某聽說王氏回來了，跑到道觀來要人。正巧，那天任某的鄰居高某也來道觀上香。任某責問道人：為什麼把他的妻子藏在這裡？高某聽到，覺得任某不講理，就想替道人分辨兩句。結果惹得任某更生氣了，兩個人吵了起來。高某氣得扇了任某兩個耳光，任某沒敢還手，罵罵咧咧地走了。

眼看鬧出了事，道士也不敢收留王氏了，把她送回了任家。王氏是逃跑，犯了法，任某可以把她送到官府，也可以把她賣了，但是任某沒有這麼做，他買了一張新的蓆子，鋪在了他們的床上。這個舉動看起來平常，但是，他們剛結婚的時候，可能連這樣一張新蓆子都沒有。這個小小的舉動背後，是多麼讓人心酸的溫情。

幾個月後，一天傍晚，有鄰居聽到他們兩個人在吵架。就在這天晚上，王氏睡著之後，任某用雙手掐住王氏的脖子，把她殺死了。那天，外面下著大雪。任某冒著風雪，把王氏的屍體扔到森林裡，然後回到家，鎖上門，上床睡覺了。記錄案件的檔案裡說：天氣太冷了，王氏被人發現的時候，她死去的臉上，還保留著一分鮮活的顏色。

第二天一大早，任某和父親一起來到郯城縣城的知縣衙門。他不是來自首的，而是來告狀的。他說，王氏和高某有姦情，高某殺了王氏，高某就是之前在道觀打了他的那位鄰居。

任某之前在道觀受到高某侮辱，現在誣陷高某，是為了報仇。哪怕只是讓高某被關上幾個月，受受罪，他心裡也能平衡了。因為當時的監獄很黑暗，獄卒會折磨犯人，比如用水浸泡他們的鋪蓋，還會強迫他們交保護費。只要進了監獄，高某的命就等於丟了一半。

任某得逞了，高某被抓起來，嚴刑拷打。但是，高某沒有屈打成招。判案的官員黃六鴻初步判斷，高某是被冤枉的。為了查明真相，他來到任某住的村子，審問鄰居、檢驗屍體，可還是沒有頭緒。兇手到底是誰呢？

黃六鴻想了一個巧妙的辦法。他派人把任某和父親從牢裡押到城隍廟，銬在柱子上，讓他們在神面前反省；同時偷偷安排一個家童躲在城隍廟後面的小房間裡，記錄他們說了什麼。這可以說是古代官員慣用的一種伎倆，利用人們對神仙鬼怪的畏懼，來解決現實問題。第二天，家童告訴黃六鴻：任父不斷問兒子王氏是怎麼死的，可任某一直沒有明確回答，也沒有再談到高某。他只是一再地說，自己該死。等到黃六鴻再次提審任某的時候，他就招供了。

根據大清律法，任某和父親誣陷別人，理當處死。但是黃六鴻覺得，這個案子有很大的轉圜空間。第一，任父不知道兒子的罪行，而且他已經年過七十。第二，任某沒有子嗣，他死了，任家的香火就斷了。第三，高某確實不應該打任某。第四，王氏背叛丈夫，不守婦道在先，在古人看來，她死有應得。

最後，黃六鴻是怎麼判的這個案子呢？任父被判無罪。任某要受重刑，他會被重杖責打。黃六鴻之前在公堂上打過兩個囚犯，一個過了三十天就死了，還有一個過了十天就死了。但是，任某還是有活下來的機會，這也算是手下留情了。同時，黃六鴻還判高某來支付王氏的安葬費。這個判罰其實還挺奇怪的，高某明明是被冤枉的，怎麼還得掏錢呢？黃六鴻這麼做，一方面是為了教訓高某，讓他不要隨意扇人耳光；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安撫民心。那個時候人們相信，枉死的女人會化身成惡鬼，一直在村裡遊蕩。

我們一般認為，人的選擇是自由的，不受外力影響，但是我們經常忘了，個人的選擇背後，往往有一個更豐富的因果背景。看似自由的選擇，永遠嵌入在這個因果背景裡。史景遷對王氏的故事感興趣，正是因為，追問王氏為什麼做這樣的選擇，我們就能順藤摸瓜，看清楚它背後的因果背景，看到小人物命運背後的大歷史。

郯城的故事，從一句詩講起，再貼切不過了。「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每天，人都在死亡，而這只是開頭。」這是2020年諾貝爾獎得主露易絲•格麗克的作品。

據《郯城縣誌》的作者馮可參估計，在明末，郯城人口一度超過二十萬，到了清初，就只剩下六萬左右，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一。這十幾萬人，有些死於明末的白蓮教起事。1622年，白蓮教在山東開始造反，引誘成千上萬的農民離家叛亂。大多都死在爭鬥中，或者陳屍山野了。到1640年代，郯城又趕上了各種天災，整整一個夏天的乾旱之後，又來了蝗災，摧毀了所剩無幾的小麥，死了更多的人。黃六鴻剛到郯城上任，去附近做調查，發現村子裡有一半的人不是逃跑了，就是死掉了。

天災人禍接踵而來，郯城卻沒有喘息的空間。我們知道，在古代中國，各個鄉和縣每年是要向國家繳稅的，國家並沒有因為這些災難減免郯城的賦稅。郯城的經濟主要靠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不發達。這時候，人口突然減少了一多半，土地都沒人耕種，更別提繳稅了。直到1670年，郯城已經連續十三年拖欠稅款。

賦稅重，人們會想盡辦法鑽空子。地主用各種方式來逃稅，比如降低土地的評級，甚至讓自己耕地從籍冊上消失。地主不光自己想辦法逃稅，還會讓農民投靠他們，一起逃稅。但是每個鄉，稅額的總數不會有太大變化。這樣一來，那些沒有靠山的農民，賦稅就更重了，甚至能翻十倍。他們根本付不起。

1671年春天，本來就很困難的郯城，又迎來了蝗災。上任不久的黃六鴻被逼無奈，決定下手整治。他請兩位徵稅官員出面作證，指控當地一個很有勢力的地主逃稅。這兩個人正因為收不上稅，感到很絕望，就同意了黃六鴻的請求。但是，那個地主居然派人把這兩個官員狠狠地揍了一頓，還威脅其他人，不讓他們來做證。最後，由於沒有證人，這個案子就被擱置了。

這就是王氏生活的郯城，底層社會的貧困混亂，和底層農民的悲劇。社會秩序和婦女的處境更加悲慘，郯城的社會秩序很混亂，盜匪隨著天災人禍而來，家庭和鄰裡之間的爭鬥也是常態，儒家倫理在這裡幾乎失效。這就是為什麼，任某會為了小小的口角誣陷高某。可以想像，在這樣的環境下，婦女的處境就更悲慘了，她們完全沒有辦法掌控自己的命運。王氏雖然逃跑了，但是她最終發現，自己其實無路可逃。

經過這樣一層層地推進，郯城人普遍的絕望情緒自然就湧現出來。當地流傳的歌謠說：兄食其弟，夫食其妻。這些人會說，與其為人食，不如吾自食，稍延旦夕之命。這是個吃人的社會。生活在這裡的底層農民，只能在窮困中掙扎，唯一能有的念想，就是能活下去，把王氏故事放回到這一系列的因果背景裡，她的悲劇就有了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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