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是我本人近30年來就中國古代以小說戲曲為主的敘事文學研究提出並實踐的新方法。其核心要點是：20世紀以來受西方學術範式影響形成的古代小說戲曲研究方法以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為主，它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20世紀以來的中國敘事文學研究。
但它暴露出的問題是，由若干種文體和作家作品構成的中國敘事文學故事類型單元（如西廂記、王昭君）因此被割裂。
我參考借鑑西方民間文學主題學研究方法，以故事類型為研究中國敘事文學的出發點，在梳理中國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的基礎上，對其中重要個案類型做系統深入研究。並把這種探索作為反思20世紀中國學術全面西方化的問題弊端，尋找中國敘事文學研究新領域的開始。
現將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醞釀和實踐做簡單回顧，並加以評騭和展望。
1、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醞釀和初步構想
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方法的最初萌生，始於20世紀八十年代的方法論討論熱潮。當時作為青年學生和教師的我，知識學養還遠遠達不到提出一套自成體系的學術研究方法的程度。
但求學的熱情卻促使我對當時的方法論討論熱給予極大關注，並投入很多精力來學習消化。這些無論是就方法論方面的知識儲備，還是學術思考，都有重要的推進作用。
進入九十年代後，方法論熱潮幾乎是瞬間冷卻。但這個冷卻不是消亡，而是冬眠之後的再生。在這冬眠期當中，學者們沒有完全沉睡，是進入冷靜反思分析八十年代方法論熱潮的得失利弊，尋找符合中國國情和學理的研究方法。
作為那個時代的過來人，我對八十年代方法論浪潮所存在弊端的總體印象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剝。其中既有各種新方法的走馬燈登場，也有各種新名詞的狂轟濫炸。
那時的學術論文和研究著作，如果少了舶來的新名詞術語，少了相關新方法的背景陳述，那不僅難以發表出版，即便出版也必受冷落。
這些表面現象所折射的深層實質還是中西體用關係定位問題，也就是說，仍然沒有跳出鴉片戰爭以來「全盤西化」「西體中用」文化價值取向的窠臼。所不同的是，經過文化革命「極左」路線強烈幹預影響，國人在飽受國門封閉之苦後，一旦大門打開，大有飢不擇食，消化不良之弊。
經過那段熱浪之後，我本人和學界一起，開始走向新的反思和探索。在我看來，籠統地說鑰匙不好或者鎖不好都失之偏離。一把鑰匙只是對它能打開的那把鎖來說才是好鑰匙。
對於外來研究方法而言，我以為應該用三個尺度來衡量是否可用：其一，是否弄清其原理和適用對象：其二，是否適用中國本土的研究對象；其三，在用於中國本土研究對象時是否具有調整可塑性。如果具備以上三個條件，我想外來方法在中國的使用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大約在1990年前後，我在當時南開大學中文系資料室找到一本臺灣學者陳鵬翔先生編輯《主題學研究論文集》（臺灣東大出版社1983年版）。
這本論文集包括陳鵬翔先生本人和其他學者（包括已故學者顧頡剛）關於主題學研究的理論闡述和個案研究文章。這本論文集應該是大陸學者較早了解主題學研究的重要文獻渠道。後來從事與中國文學主題學研究有關的學者多從該書受益。
通過該書線索，我進一步了解了西方主題學研究的基本內涵和發展過程，受到很大的啟發，並且從中萌發了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最初的意念。
經用此前我對外來研究方法反思結果採用標準對主題學方法進行審核，我發現主題學研究對於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既有積極啟示作用，也有不合榫之處。其積極啟示在於，主題學的研究對象民間故事與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在個體單元故事形態上具有很大相似性，即同一故事具有多種不同演繹形態。
主題學研究以此作為方法成立的基本根據，這個根本點的相似為中國敘事文化學對於主題學研究的借用提供了基礎和可能。其不合榫之處有兩點：
一是在故事傳播形態上，主題學研究對象民間故事為口頭傳承，以小說戲曲為主體的中國敘事文學注意為書面文學；二是主題學研究的視域主要為西方，作為其工作基礎的「AT分類法」以西方民間故事為研究範本，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既不同於書面形態的西方小說戲劇，更不同於西方口頭形態的西方民間故事[1]。
以上兩個方面因素導致我產生這樣的理念：一方面，主題學研究對於以小說戲曲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具有重要啟示和借鑑作用；另一方面，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不能完全照搬主題學研究的理念和方法，需要根據中國本體需要加以調整改造。
質言之，借用主題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敘事文學需要更換20世紀以來「以西為體，以中為用」的傳統定勢，代之以「以中為體，以西為用」的規則。這也正是我本人和港澳臺及中國大陸其他學者在借鑑使用西方主題學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根本不同點[2]。
在對主題學研究基本原理和相關文獻進行研讀琢磨，自認為基本掌握其原理大要和具體方法基礎上，又著重就該方法對於研究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可行性進行反覆思考，並找到用主題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的具體突破口和落腳點——個案故事主題類型研究。
我認為採用主題學研究方法，對中國古代敘事文學個案故事類型進行文獻挖掘梳理和文化文學意蘊分析，不但為主題學研究的中國化找到切實可行的操作路徑，同時也是對20世紀以來受西方學術理念影響，中國古代小說戲曲以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為主要範式，因而出現與中國小說戲曲自身形態特徵某些齟齬情況進行反思，進而在中國敘事文學領域探索「中體西用」新範式的一次重要嘗試[3]。
2、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起步實踐和基本內涵
在此基礎上，就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理論基礎與操作實踐，我開始了漫長的摸索和實踐過程。其基本思路是潛心思考摸索，不急於出成果。按照這個思路，我把這一學術目標分為兩步走。
第一步是通過研究生培養和教學，逐步構想和搭建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理論框架和操作實踐。
先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我指導碩士研究生開始，繼之到本世紀初我指導博士生之後，主要通過研究生教學和培養實踐，摸索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整體框架和具體環節。其中一方面是我為本專業方向所有選課研究生（博士生）開設了「中國文學主題學研究（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 ，系統講授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方法思路；另一方面則是迄今為止，我本人門下學生的學位論文選題，均圍繞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個案研究進行（詳後）。
第二步是在第一步摸索實踐的基礎上開始系統研究，並組織推出關於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相關成果。
經過大約十年左右的思考和摸索實踐，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開始陸續向學界推出系列成果，同時也陸續受到學界同行的評價交流。除了一些文章零散發表在各類刊物之外，《廈門教育學院學報》和《九江學院學報》分別於2009年和2012年為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提供三期共九篇文章。文章以個案故事類型研究為主，有少量敘事文化學研究理論方面文章。
從2012年開始，承蒙《天中學刊》大力支持，定期設立「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專欄。每年四期，每期三篇文章左右。截止至2018年年底，已經刊發文章近80篇。
除了以上渠道外，其他刊物還有一些零散論文，與敘事文化學研究方法基本一致，姑且劃入其中。
這些文章分為三類，一類是基礎類的故事類型個案研究，二是部分重要個案故事類型的研究綜述和展望，三是關於敘事文化學研究總體理論性文章。除此之外，作為敘事文化學研究整體工作基礎工作的索引編制也有了階段性重要成果。其中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是我本人關於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系統思考與理論搭建。在參考借鑑西方主題學研究，並充分考慮中國敘事文學形態和研究需要的基礎上，我把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整體構架分為索引編制、個案研究和理論探討三個層面。
「索引編制」是要解決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的全部家底問題，即按照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對於個案故事類型的基本定義，摸清從先秦至明清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的全部數量，並按照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體系需要，將其進行分類編號，便於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長久研究的檢索和參考。
這項工作已經取得重要的階段性成果，《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已經編制完成出版[4]，唐代以後的故事主題類型索引也在計劃籌備中。
個案故事類型研究是在索引編制的基礎上，對索引所列諸多故事類型中選取構成個案研究條件者進行深入研究。其中包括對該故事類型「竭澤而漁」式的文獻挖掘和梳理之後對其進行歷史文化和文學動因的解讀。
作為個案研究工作的摸索嘗試，我首先在中國古代神話研究領域採用這種方法進行研究。神話領域的個案敘事文化學研究，除了參照主題學方法進行文獻挖掘和文化分析外，還借鑑吸收了弗萊以神話的文學移位為核心的原型批評方法。
其基本思路就是把以往中國神話研究從考古學、歷史學、文化人類學研究拉回到文學研究的軌道，即把神話研究的重心從把神話作為證明人類遠古時期歷史生存樣貌的史料作用變而為一顆顆孳生文學果實的種子，不僅關心種子的樣貌，更去關注研究種子所結出各種豐碩果實的情況——這就是把神話研究延伸到神話在後代各種文學體裁豐富多彩的演繹之中[5]。
而這個研究方法與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全部程序完全一致，所以堪稱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試驗田。
作為這塊試驗田的耕耘操作，我於2007年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神話的文學移位研究」。該項目採用與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完全一致的神話文學移位研究方法，對中國古代主要神話故事在歷代文學園地中的演變文獻材料進行全方位搜集掌握梳理的基礎上，著重研究分析神話故事在歷代文學中的演變形態和文化動因。
這既是運用西方弗萊的「神話移位」研究方法用於中國神話研究的一次全面嘗試，也是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本身的一次重要演練[6]。
個案故事類型研究的大面積耕種是在我本人指導的博士、碩士和部分本科生學位和課程論文。
經過幾年的摸索實踐，我門下學生學位論文大體上形成了一個以中國敘事文化學個案故事研究系列。經過這些論文的實踐操作，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也為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理論探索摸索和提煉出很多有價值的內容。
理論探討雖然從起步時期就開始了，但為了驗證其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理論體系本身的科學性和實際操作的可行性，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理論體系內容大約在十年左右的時間內一直處於邊搭建、邊實踐、邊調整，邊完善的過程中。
經過十多年的理論探索和操作實踐，從21世紀初開始，我們開始組織推出包括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理論探索和操作指南性質的系列文章。其中分為內外兩個渠道，內渠道是我本人和門下學生就敘事文化學研究理論和方法問題推出的研究成果。
我本人對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理論層面的學術價值認識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二者之間是逐漸加深提高的過程。第一階段我主要把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學術價值理解定位在從方法論更新的角度，尋找探索從故事類型研究的視角，跳出傳統小說戲曲研究偏重於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窠臼的新方法。
因為從故事類型研究角度看，由諸多文體和作家作品所構成的某個案故事類型，往往容易被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的視角所湮沒和忽略，造成個案故事類型完整體系的割裂。
而敘事文化學視角的故事類型研究需要把個案故事類型本身視為一個跨越諸多文體和諸多作家作品的文學鏈條整體，其中既包括「竭澤而漁」式的全面文獻挖掘，也包括對個案故事演變發展中所有情節人物異同變化作出文化和文學的系統闡釋。希望這樣的研究能對被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在某種程度、某些方便造成割裂情況能夠產生挽回補救作用[7]。
在第一階段認識在實踐中得到成功驗證的基礎上，我又水到渠成地把對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方法的提升到為整個中國民族學術範式主體回歸充當鋪路石的作用。
在我看來，20世紀以來以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為主體範式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出現與故事類型系統形態之間的不適和齟齬，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這種來自西方的研究範式與中國本土敘事文學形態之間有不盡合榫之處。這樣也就自然需要引發出對於來自西方的學術研究範式與中國本土研究方法的對比，以及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適用度問題思考。
以小說戲曲為主的中國古代敘事文學研究大體經歷了明清之前的零散研究，明清時期的評點研究，20世紀以來受西方學術範式影響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三個段落。
其中第三個段落由於引進西方學術研究範式，不但突破了傳統敘事文學研究範圍侷促局限，而且實現了在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方面與國際學界的接軌，所以一百多年來被學界奉為圭臬，沿用不衰。
然而，這一研究範式與故事類型系統研究之間的矛盾齟齬關係一旦被發現認知，其負面影響所及也就完全超出了敘事文學研究本身，而對於整個20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研究範式的反思都具有啟示作用。
原因在於，20世紀以來以西方學術研究範式替換為主流研究範式的領域，不僅限於以小說戲曲為主的中國古代敘事文學，而是包括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與敘事文學研究的情況相似，一方面，西方學術範式的引進，為諸多學科的學術研究範式更新換血提供了契機。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內，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領域都形成一整套西方式的學科體系和研究範式。
但隨著學科體系日益深化嚴密和深化，很多學科和領域往往也都陸續開始暴露出採用西方學術範式與中國本土研究對象之間的齟齬問題。
對此，我比較贊同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引言中的觀點。他以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為例，說明「哲學史」這一西方學科體系和研究範式在研究中國相應研究對象時所面臨的尷尬，因而放棄使用「哲學史」的名稱和範式，代之以「思想史」[8]。類似情況在社會科學其他領域也逐漸開始受到關注和議論。
由此可見，在小說戲曲等敘事文學研究領域採用故事類型研究取代以往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為主的研究範式，就不僅僅是孤立的個別現象，而是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具有共同傾向的普遍性問題。
其普遍性足以提醒我們：20世紀以來在「西體中用」背景下普遍形成的中國社會科學學術研究範式，已經到了需要從整體格局上反思其功過，調整乃至更新替代它的時候了[9]。
3、對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學術價值的總體梳理綜述
經過近三十年的思考和實踐，中國敘事文化學已經基本上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研究體系，產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下面分三個方面對這些成果進行梳理評估和反思。
第一是索引編制方面。
在西方主題學研究範式中，索引編制是整個主題學研究的基礎工程。如同「AT分類法」對於主題學研究的奠基作用一樣，敘事文化學研究把囊括整個中國古代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的索引編製作為重要的基礎工作。
經過幾年的思考，我本人於1999年申報承擔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六朝敘事文學的主題類型研究」，其結項成果《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獲得優秀項目鑑定等級，於2012年由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該索引的主要特色和貢獻在於：
首先是「中體西用」的理念原則。為系統研究個案故事類型需要，把研究對象從整體上進行分類編號，這種方法始自西方主題學研究的「AT分類法」。但在參考借鑑這一方法時是將其全盤照搬，還是根據中國敘事文學實際情況改造加工，這個問題涉及到從理論到實踐各個層面的導向原則，必須明確界定。
從理論層面看，它既是一種學術範式的基因基礎，也是衡量其創新與否的尺度和界石；從實踐層面看，作為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基礎工程，它需要與諸多個案故事類型之間取得對應和溝通，方能具備使用價值。
因此，編制中國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必須面對中國敘事文學故事類型研究的實際需要，回到「中體西用」的本位上來[10]。
其次是索引編制的分類原則和方法。「AT分類法」根據西方背景下的民間故事主題學研究需要，將浩如煙海的世界民間故事主題類型分為五個，即動物故事、普通民間故事、笑話故事、程式故事、未分類的（難以分類的）故事。這種分類方法被西方民間故事研究界奉為圭臬。
它之所以不能完全照搬到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體系當中，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研究對象的差異。主題學的研究對象是口頭傳承為主的民間故事，而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對象則是以小說和戲曲為主的書面文學。
第二個原因是東西方何者為重心的差別。「AT分類法」分類依據的材料來源開始只是芬蘭，後來逐漸擴大到歐洲和亞洲非洲，但重心還是在歐洲，亞洲（尤其是東方中國）使用材料有限。
這個缺陷後來在艾伯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和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等以中國民間故事為背景的索引編制中有了很大提升和改善，但還不夠全面到位。
第三個原因是我個人對「AT分類法」所採用的分類邏輯有保留看法，在我看來，在「AT分類法」「的分類中，各個類別之間不是同類可比的平行並列關係，比如「動物故事」屬於物種屬性，與之同類應該是「人物故事」或「器物故事」，但「笑話故事」「程式故事」的類別屬性則與之風馬牛不相及了。
為了解決以上三點問題，我根據中國敘事文學生存形態的實際情況，按照同類可比的原則，將中國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分為「天地」「神異」「人物」「器物」「動物」「事件」六類。這個分類一方面表現出對於西方主題學故事分類體系的合理吸收，又表現出根據中國敘事文學實際情況對其作出的改造，體現出「中體西用」的基本原則[11]。
第三是索引編制的系統安排。考慮到中國敘事文學歷史悠久、數量眾多的實際情況，為使索引編制摸索經驗，穩妥進行，我們採用分段編制，最後合成的方式。
計劃將《中國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按照朝代順序分為先唐、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五編，待五編分別完成後合成為一體。其中第一編《先唐》已經完成並出版。該編基本上實踐了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和基礎理念，為後面幾編的索引編制奠定了基礎。
經過幾年的摸索實踐，《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和局限。目前發現和想到的問題主要有：
在全局設置方面，因為考慮到全部敘事文學故事類型規模浩大而採用了斷代編制的方式。這一方式的長處是以斷代為試點，全面嘗試和探索敘事文化學研究索引編制的分類原則和編制方法，儘快將其投入研究使用。但其短處則是因為斷代編制而造成很多個案故事類型文獻材料無法形成完整系統鏈條，因而影響其整體的使用效率。
具體來說，先唐時期是中國敘事文學的起步和淵藪時代，產生過數量眾多的個案故事類型。這些故事類型流傳演變的下限，往往遠遠超過先唐時段，一直延伸到明清近代，甚至現當代。但由於唐代以後相關文獻信息斷檔，造成這些故事類型文獻通覽的困難。
在入選故事類型方面，還有斟酌乃至補充的空間。先唐卷索引在文獻使用方面考慮了文獻資源的廣泛性，採用以敘事文學文獻為主，其他文史文獻資源為輔的基本原則。先唐卷敘事文學文獻的基本來源是袁珂先生梳理的神話方面文獻資源[12]，還有當代學者程毅中、袁行霈、侯忠義、李劍國，以及我本人在歷代相關資源基礎上所作關於先唐小說文獻總結梳理工作[13]。
這些成果比較系統清晰，為唐前卷敘事文學故事類型遴選確定奠定堅實基礎，所以先唐卷在敘事文學文獻採擷方面相對比較全面穩定。相比之下，其他文史文獻資源因界限判定等諸多方面原因，操作上有一定難度。
具體來說，像諸子文獻中某些寓言性質故事，或者史書中某些歷史事件記錄，哪些可以入選，哪些不能入選，雖然費過很多斟酌，但仍然感覺還有補充調整的空間。
在具體個案故事類型的入類安放方面，先唐卷基本比較穩妥允當，但也有部分故事類型的入類還可以斟酌考慮。其中比較集中的問題在「事件」類與其他門類之間的關係處理。設立「事件」類的一個重要理由是解決其他五類（「天地」「神異」「人物」「器物」「動物」）之間出現交叉關係的情況（如「人物」與「神異」，「人物」與「天地」等）。
但在實際操作中，是否屬於二者交叉的邊界還是有些難以拿捏。所以難免在實際操作中出現部分個案故事入類可商榷，或者模稜兩可的情況。
其次是個案故事類型研究方面。
個案故事類型研究是敘事文化學研究的主體和實績性工作。由于堅持把這一方法貫徹到研究生課程講授和學位論文撰寫過程當中，以南開大學為主體的研究團隊近三十年來在個案故事類型研究方面取得較為可觀的成果。
至2018年止，共完成碩士學位論文32篇，博士論文22篇。此外，學界和其他學校研究成果和學位論文尚有一定數量的個案故事類型研究方法與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貼近，可以納入這種研究範圍成果。這些個案故事類型研究大致有以下特色與成就：
個案故事類型的覆蓋範圍比較全面，形成幾個比較集中，有一定規模的題材類型系列群。目前主要的題材類型系列群有：神話題材系列、歷代帝王題材系列、歷史人物題材系列、文學人物形象題材系列。根據題材系列角度不同，也逐漸形成不同題材系列的不同研究路徑特色。
神話題材系列在堅持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基本方法的基礎上，又吸收引入西方文學批評中原型批評方法，把西方神話研究中「文學移位」方法移用於中國神話研究，開創中國古代神話研究的新路徑。
所謂堅持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指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強調的「竭澤而漁」的文獻搜集方式，對故事類型演變形態異同變化的梳理，以及對這些異同變化現象的文化學和文學分析。
所謂通過引進西方原型批評神話研究中「文學移位」方法開創中國古代神話研究新路徑是指把以往中國古代神話研究的歷史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研究，回歸到神話文學研究的主路上來。
這二者的結合，不僅豐富充實了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本身的研究品類和方法，同時也是對回歸「以中為體，以西為用」學術範式的積極摸索與嘗試[14]。
目前神話題材系列已經有了較大收穫，除了完成以女媧、精衛、嫦娥、大禹、西王母、鯀、蚩尤等主要神話形象故事類型為核心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之外，還有相當數量的其他神話題材故事類型研究[15]。
與神話題材系列不同，歷代帝王和歷史人物題材系列基本採用文史互證方法，這種方法在中國學界有相當雄厚基礎。從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到卞孝萱先生的唐代小說研究，都為這種研究提供了很堅實的基礎。
但是，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與傳統文史互證方法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賢的文史互證研究基本是就某一特定歷史人物或某一篇具體作品做與之相關的文史互證研究，而敘事文化學研究則更為關注作為一個個案故事類型完整的文獻材料和文化文學解讀。
具體來說，《柳如是別傳》在文獻材料宏富方面對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具有啟示作用，但其書體畢竟還是史傳，與現代意義上學術研究不盡相同。
卞孝萱先生《唐代小說與政治》中研究路徑基本是就具體單篇唐代傳奇與當時社會政治背景關係進行梳理分析，不涉及故事源流演變。
關於這方面的方法，我曾有過這樣的表述：
敘事文化學對於「高祖還鄉」一類真實歷史人物故事類型的研究在方法上是有專門的策略，以及相應的對於該故事在整體上「敘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自身的內涵」挖掘總結的操作方案。具體方法是，以該故事的原始史書記載為基本坐標和基本參照，用來衡量和比對後來各種文本演變與故事起始點所發生的差異及其程度，用來總結其從歷史原點走向文學化的歷程。[1]12
在這個思路指導下，我們分別從帝王和文化名人兩個方面構建歷史人物故事類型的題材系列。兩個方面所取人物故事類型均為歷史上影響重大，而且故事流傳較廣，文學演繹程度比較高者。前者如漢武帝、隋煬帝、武則天、唐明皇，後者如伍子胥、司馬相如、花木蘭、蘇軾、嶽飛等等。
歷史人物題材系列需要把握好的突出要點是歷史真實與文學手法之間關係的移動軌道。在歷代歷史文化內涵變異和文學手法發展中去把握該故事類型的主題演變線索。
文學人物形象故事主題類型系列的發生時間晚於以上三個系列。與神話題材、歷史人物題材系列相比，它有幾個特點：
一是時間順序。與神話和歷史人物題材源頭甚早不同，它大體上形成於中國敘事文學進入基本雛形規模之後。文學人物形象主題系列早一點的源頭在六朝小說，其後大量的唐傳奇被演繹成為含有小說、戲曲，以及各種講唱文學和詩文典故在內的故事類型系列。唐傳奇——宋元雜劇、傳奇——明清白話小說——各種詩文典故，這個流傳演繹流程成為很多故事類型的題材文本演變程式。
二是淵源背景不同。文學人物形象故事主題類型沒有神話研究的歷史學、文化人類學視角羈絆，也沒有歷史帝王和人物題材與歷史事實之間的糾葛，它完全在文學自家園地中生長漫衍，以文學自身演變來詮釋和注入各種故事類型演變的文化和文學蘊含；
三是研究線路不同。神話題材系列的研究路線是從神話到文學，重心在於文學對於神話的超越和再生，在神話和文學的比對中生發研究價值。
歷史帝王和人物題材系列的研究路線則側重史實與文學關係比對，在二者比對梳理和闡釋中去激發研究火花。按照這個研究線路，文學人物形象故事主題類型系列現有成果涉及文獻已經大致涵蓋了從漢魏六朝小說，到唐宋傳奇、再到元明清戲曲和白話章回小說、話本小說，以及大量講唱文學和詩詞作品，完成數十個個案故事類型研究，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研究經驗。
第三是敘事文化學理論研討方面。
從橫向來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理論探索大致分為我本人和學界同仁兩個方面。兩方面既有交叉兼容的部分，也有各自獨特的部分。
我本人關於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理論探研主要集中在對於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整體規劃和構架，具體表現在作為研究基礎工作的《中國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編制，作為研究主體的個案故事類型研究系列，作為理論建設部分的敘事文化學研究理論探研[16]。學界同仁的相關理論探討基本上圍繞這三個方面來展開，或有吻合交叉，或另有補充建樹。
首先是關於索引編制。如同主題學中「AT分類法」對於個案民間故事類型研究的奠基作用一樣，索引編制是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基礎。
學界同仁對於作為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基礎工程的索引編制從科學性和價值等方面給予了關注和評價。
齊裕焜先生認為《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的編制「為研究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極大的方便」[2]。
伊永文先生說：「為了給「敘事類型」提供一個可靠的基礎，寧稼雨用《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作出回答。他從先秦始，將具有故事性質的基本素材攬入懷中，截斷眾流，眼光平等，從紛紜繁雜中分為天地、神怪、人物、器物、動物、事件等六大類基本涵蓋了「敘事類型」的內容，這看去頗有「主題學」的餘韻，實則他用中國考據功夫充填。追本溯源，條分縷析，使《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扎紮實實地，成為了「敘事類型」的鋪路石。」[3](11-12)
而王平先生則對《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的分類提出建議和商榷[17]。這些評論使得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索引編制工作在得到肯定的同時，也發現某些調整提升空間，為這項工作的繼續深入打下基礎。
其次是關於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中體西用」原則。倡導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初衷，就是因為發現20世紀以來「西體中用」的研究方法存在不適合中國敘事文學研究之處，需要回到「中體西用」的原則上來將其作為起點和基礎來審視操作。這一觀點得到學界同仁的認同和呼應。
郭英德先生認為：「如果說主題學是以「世界」為本位，尤其是以文化意義上的「西方」為本位的，那麼，中國敘事文化學則是明確地以「中國」為本位的。……而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構建，更進而在與西方主題學進行對話的基礎上，倡導以中國本土的敘事文學故事作為堅實的學術基礎和豐富的研究對象。這不僅僅是理論體系立足點的簡單位移，而是鮮明地體現出學術研究者的一種文化使命感，即在世界文化「眾聲喧譁」之中，努力唱響中華民族獨具風貌的樂曲。正是這種「中國化」的特色，賦予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建構以獨特的學術意義與文化意義。」[4]22-23
苗懷明先生則說：「隨著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逐漸深入，研究者對中國文學本土特性與民族風格有著更多的認同，以學術史的研究為開端，從學科角度進行全面、深入的總結和反思，大家逐漸認識到，中西文學固然存在不少共性，但其彼此之間的差異更值得關注，兩種文學有著各自產生和發展的社會文化語境，用西方文學的作品作為標尺來要求中國文學，用西方的文學理論硬套中國文學，必然會出現很多弊端。而令人尷尬的事實是，中國小說戲曲乃至中國文學的研究恰恰是在西方文學理論傳入的背景下按照西方的學術話語體系建立起來的，可以說是存在著先天不足。這樣在走過一個多世紀的坎坷經歷之後，如何尊重中國文學自身的發展實際，建立民族本位的中國文學研究就成為新世紀學科發展的內在需求，中國小說戲曲的敘事研究同樣存在這一問題。面對這一重要的學術轉型，許多學人積極尋求突破之道，寧稼雨先生近年來大力提倡中國敘事文化學，在此方面進行了可貴的探索，為中國小說戲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借鑑。」[5]
通過學界同仁的呼應和論證，中國敘事文化學「中體西用」的學理基礎更加鞏固和堅實。
第三是關於中國敘事文化學核心研究程序學理性和有效性的學術評估。如果把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比作一副藥方，那麼它所要治療的疾病就是由於文體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的限制，造成某些由若干文體和作家作品組合而成的個案故事類型研究被割裂的問題。
它的程序就是回到個案故事類型主體位置上來，在對個案故事類型所含各種文體和作家作品文獻進行「竭澤而漁」式文獻挖掘和系統梳理基礎上，對其演變形態過程中的各種異同現象進行文化學和文學的解讀闡釋。
這個程序是否合乎中國敘事文學研究的實際情況，是否具有科學性，學界同仁給予了很多肯定性評價。
齊裕焜先生說：「這樣敘事文化學就為我們敘事文學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以故事類型為中心，進行跨文體跨時代的研究。從故事的源頭起，力求「竭澤而漁」，把相關資料「一網打盡」；然後研究在演變的過程中，其故事情節、人物形象、社會背景的不同，探討這些演變的深刻內涵，體現的思想情感、審美情趣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關係。在中國古代跨文體的故事類型非常多，從大禹治水、牛郎織女這樣的神話到楊貴妃、濟公和尚這樣的歷史故事，可以說隨手拈來，俯拾即是。這些課題這不但有意義，而且有豐富的資料，有拓展的空間。」[2] 22
王平先生則認為：「依筆者淺見，中國敘事文化學通過分析故事主題類型各要素在不同體裁、不同文本中的形態流變，以及在不同歷史環境下的不同表現，可以窺見到該故事受到時代因素的影響而發生的變異；最終提煉出貫通該故事全部材料和要素的核心靈魂，則體現出了文化對文學價值和審美價值的某種規定性。這樣一來，敘事文學作品的時代價值與文化價值就得到了充分的彰顯，這也正是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意義所在。」[6]14
紀德君教授提出：「總之，建構中國敘事文化學，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它為當下的中國敘事文學研究培植了新的學術生長點，預示了一種意義深遠的學術轉型。因此，我們為這一門有本土特色的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建立感到由衷的歡欣，並期待有更多的學者關注它的成長，使它早日走向成熟。」[7]24
通過學界同仁的積極肯定，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基本程序不但在學理上得到肯定，而且也對學界敘事文學研究和學位論文撰寫，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
第四是關於中國敘事文化學與中國學術傳統和西方學術方法的關聯。由於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涉及到中西方文化和學術傳統直接的密切關聯，所以，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方法對於中國傳統學術和來自西方學術具體吸收和揚棄成分如何，也成為學界同仁評價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董國炎教授從敘事學、主題學、敘事文化學三個階段的演進過程來認識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學術史作用，認為這是敘事學研究在中國大陸學界深入發展的一個新收穫[18]。陳文新教授則從中西文化學術交流會通的角度肯定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積極作用[19]。
伊永文先生和杜貴晨先生則不約而同地認為：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雖然吸收了西方主題學研究方法的核心方法元素，但其「竭澤而漁」的文獻處理原則卻彰顯了雄厚和紮實的中國傳統學術根基和實質[20]。萬晴川教授以對大陸學界對應西方敘事學理論「削足適履」的反思對比中來肯定強調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合理性[21]。
第五，關於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理論體系建設。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體系，但在自身理論體系的建設上還有進一步加強和提升的必要。
馮仲平教授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全面理解學科內涵，中國文學史、作家與作品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那就是理論與批評。如果忽視了理論與批評，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科內涵就缺失了一大塊；尤其是可以稱之為古代文學研究「自帶程序」文學理論與批評——其中當然包括敘事文化學的內容，可以與一般文學基本理論、西方文學理論等共同構成闡釋中國古代文學的理論武器和技術手段。另外，對於西方敘事文化學理論的介紹、借鑑和應用，當然也必須有一個取捨、改造、闡釋的工作，這樣才能形成中國話語體系的理論範式，從而更加有效地推進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健康發展。」[8]20
4、關於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問題反思和解決方案
中國敘事文化學已經取得可觀和可喜的成績，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它距離成為一種具有典範和長久意義的研究範式，還有很大的提升和改進空間。目前我能意識到的主要問題和解決方案主要有：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作為中國敘事文學研究具有潛在補充乃至更新換代價值的新的研究範式，尚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關注和投入。
儘管我們相關研究者已經完成或發表的學術論文和學位論文已經近300篇，《天中學刊》已經連續七年開設「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專欄，《九江學院學報》《廈門教育學院學報》等也分別開設過專欄，《南開學報》《社會科學研究》等刊物也陸續發表過單篇論文。《中國社會科學報》還做過專題採訪報導。
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中國敘事文化學已經在學界產生一定影響。但這個影響的力度和廣度還比較有限，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多數學人還只是停留在觀望狀態，踴躍參與實踐者還是相對較少；
其二，近年來《天中學刊》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專欄也收到一些各地學者來稿，這固然說明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影響所在，說明有學者也試圖參與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實踐，但通過審讀這些稿件發現，由於對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核心要素和方法步驟缺乏足夠的了解，所以與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方法的要求存在一定距離。
有的稿件沒有分清傳統敘事學與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區別，沿用傳統敘事學的理論和方法，有的則沒有區分傳統小說戲曲研究與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異同所在，仍然沿用傳統小說戲曲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範式。
其三，由於對中國敘事文化學的全面情況缺少足夠了解，對於該方法研究的相關成果部分存在誤讀和曲解的情況。
針對這種情況，建議從三個方面加以彌補和加強：
一是加強中國敘事文化學示範性出版物建設。創造條件編撰出版《中國敘事文化學》和《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論文集》；
二是加強以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為主題的學術交流，包括舉辦學術會議、講學訪學，以及繼續辦好相關學術刊物專欄等；
三是加強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網絡園地建設。在以往網站、博客、論壇的基礎上，爭取開辦以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為主題的微信公眾號。
其次是關於索引編制。《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在摸索中國敘事文化學索引編制方面已經取得成功，也得到學界同仁的首肯。但從作為一門科學的研究方法角度看，還有相當的完善空間。
最突出的一點是，因為考慮到中國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歷史悠久，數量眾多，戰線漫長，如果全部同時進行，難免出現各種難以預料情況。所以採用分時代進行的方式。這種方式的好處是便於操作，同時為後面工作摸索經驗。但同時也存在重要弊端。
中國敘事文學很多個案故事時間跨越大，往往從先秦延續到明清近代，而《先唐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到南北朝就截止了，因而造成那些跨度大的故事類型文獻材料的斷線。
這會給相關研究工作帶來很大不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索引的使用效率。因此，亟需儘快啟動其他朝代段落的索引編制工作。這一點，有些學界同仁的評論文章中已經提及，需要引起相關研究工作者重視。
第三是關於個案故事類型系列研究。作為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工作的主體，個案故事主題系列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但從更高的標準來衡量要求，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包括：
一是個案故事題材類型系列的完善和加強。目前這方面已經在神話題材、歷史帝王和名人題材、文學人物形象四個方面取得可觀成績。但用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故事類型分類方案來衡量比對，這四個方面基本集中在六個類別中「天地自然」「神異」「人物」「其他」四個類別中，其他兩個剩餘類別為「動物」和「器物」。這兩個類別目前只有少量文章，距離形成有規模的題材類型群還有一定空間。
二是在具體的研究方法程序上還有進一步打磨深化的餘地。
從文獻搜集方面看，大量電子古籍文獻的使用為個案故事類型文獻搜集提供了很大方便，但相比之下，大量尚未被電子數據化處理的古籍文獻（如大量明清近代人別集等）則成為「竭澤而漁」目標的嚴重軟肋。
從文化分析方面看，無論是個案故事類型演變階段的段落劃分，還是各種針對故事形態演變的文化分析角度，儘管有了方法本身內在大的框架結構，但這個框架結構如果掌握不好，很容易造成簡單化、概念化，失去個案故事類型本身在解讀分析方面的生動性和獨特性。
這兩方面可能出現的問題，給操作者的職業良知和學術耐心提出了較高的標準和要求，在難有明確的定量標準檢測情況下，需要以良知和耐心去把工作做到最好。
第四是關於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理論體系建構和學術評價。經過近三十年的摸索，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理論體系大體完成基本框架構建，一些重要的理論命題和相關內涵闡述也基本完成。但如同馮仲平教授所說，理論體系作為古代文學研究的「自帶程序」，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還有相當的潛力和加強空間。
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我本人提出的中國敘事文化學體系框架還有很多需要進一步細化和完善之處。比如，敘事文學故事主題類型索引所收所有故事類型與可進行具體個案研究操作層面的故事類型之間的關係，目前已經有了初步的門檻條件設置。
這個條件和標準雖然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其深層學理何在，其餘未能進入個案研究程序的其他故事類型應該如何處理，都還有待發現和提出更符合邏輯性和科學性的解決方案。
從學界同仁的理論批評文章來看，總體上比較偏重對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總體上進行宏觀式評價和建議，但比較缺少像張培鋒教授那種直接就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某些具體操作方法和步驟進行理論探討的文章。
就宏觀角度的理論文章來看，對敘事文化學研究本身進行評價和建議的比較多，但對於更宏觀的高度，對於中國敘事文化學方法的提出對於解決20世紀以來中國學界整體上「西學中用」範式所遇到的障礙問題所具有的價值意義則關注不夠。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只能是我本人和學界同仁進一步加強合作和切磋，把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的理論體系建設推向成熟和深入。
中國敘事文化學從構想到初步形成較為完整系統的研究範式和操作實踐，已經接近三十年。
儘管它已經經過不同渠道和角度操作實踐具有一定的學理性和可行性，但從全面調整和更新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敘事文學研究領域「西學中用」背景下的文體史和作家作品研究範式的更高格局上看，顯然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面對和解決。
本文希望能在對三十年來中國敘事文化學進行全面回顧總結和反思的基礎上，吸引學界更多同仁關注中國敘事文化學，推動其走向更加深廣的局面。
注釋：
[1]參見寧稼雨：《中國敘事文化學與西方主題學異同關係何在？——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叢談之二》，《天中學刊》2012年第六期。
[2]參見寧稼雨：《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為什麼要「以中為體，以西為用」？——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叢談之一》，《天中學刊》2012年第四期。
[3]參見寧稼雨：《中國敘事文化學與「中體西用」範式重建》，《南開學報》2016年第四期。
[4]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結項成果，南開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5]參見寧稼雨《 「中體西用」：關於中國神話文學移位研究的思考》，《學術研究》2014年第9期。
[6]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神話的文學移位研究」，已經結項，即將出版。
[7]參見寧稼雨：《主題學與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構建》，《中州學刊》 2007年第1期。
[8]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導論《思想史的寫法》，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9] 參見寧稼雨：《中國敘事文化學與「中體西用」範式重建》，《南開學報》2016年第四期。
[10]參見寧稼雨：《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為什麼要「以中為體，以西為用」？——中國敘事文化學研究叢談之一》，《天中學刊》2012年第四期。
[11]參見寧稼雨：《從「AT分類法」到中國敘事文化學的故事類型分類》，《天中學刊》2015年第一期。
[12]參見袁珂：《中國古代神話》，中華書局1960年版。
[13]參見程毅中：《古小說簡目》，中華書局1981年版，袁行霈、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總目》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寧稼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齊魯書社1996年版。
[14]參見寧稼雨：《「中體西用」：關於中國神話文學移位研究的思考》，《學術研究》 2014年第9期。
[15]由寧稼雨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諸神的復活——中國神話的文學移位研究》即將出版。
[16]具體內容上文已經陳述，茲不贅述。
[17]參見王平《中國敘事文化學的研究對象、方法與意義》，《天中學刊》，2017年第3期。
[18]參見董國炎：《敘事學、主題學、敘事文化學——談敘事文化學研究的推進》，《天中學刊》，2012年第6期。
[19]參見陳文新：《敘事文化學有助於拓展中西會通之路》，《天中學刊》，2012年第3期。
[20]參見杜貴晨：《植根傳統，銳意創新——「中國敘事文化學」評介》，《天中學刊》，2013年第1期，伊永文:《新知舊學轉深沉》，《天中學刊》2014年第四期。
[21]參見萬晴川：《努力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敘事學理論——寧稼雨教授的敘事文化學研究述評》，《天中學刊》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