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詩經》選詩經周初到春秋中葉約500年的時間跨度來看，《詩經》無疑經過了歷代多次編集的不斷積累才最終成書，但孔子很可能是《詩經》最後的編定、校定者。
●周代詩人們對歷史進步的高度敏感，對現實的清醒認識，是非分明的價值判斷，從先進的文化層面，夯實了西周和東周共延續近800年的基業。
●「風雅」即《詩經》中風詩、雅詩融入廣闊社會、民間，並提升其文化內涵的現實主義傳統。「風雅」成為唐代詩人的主要標準，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等，都在他們的詩篇或詩論中，推崇源自《詩經》的「風雅」「比興」。
《詩經》的編訂問題
西漢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刪詩」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根據司馬遷的記載，孔子做了兩項與《詩三百》編訂相關的關鍵工作。第一項是「去其重」，即在3000餘篇詩中，去除重複，校訂錯訛，編成了一個文獻意義上的「善本」。第二項是「取可施於禮義」，即進行選擇，也就是說，《詩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為編輯標準進而形成的新的「精選本」，與孔子所依據的此前的各種文本，具有根本的不同。司馬遷顯然認定《詩三百》是孔子依據流傳的大量文獻重新「編定」，而非僅進行文獻整理。東漢班固、王充，唐代陸德明，宋代歐陽修、程顥、王應麟，元代馬端臨，明代顧炎武等，均沿襲司馬遷說。司馬遷、班固、王充等，都是時間距孔子最近的漢代著名史學家或思想家，他們可以依據更多、更可靠的調查和取證，來做出史學或詩學的理性判斷。
學術界一般認為唐代孔穎達主持編撰的《五經正義》，其中最早對司馬遷「刪詩說」表示懷疑，認為先秦典籍中，所引《詩三百》以外「逸詩」數量相當有限，由此推測當時不可能存有3000餘篇詩供孔子刪選。南宋鄭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刪詩」。但這些「有限的懷疑」，並沒有動搖時間更早的司馬遷以來的基本判斷。轉折點在清代，朱彝尊、趙翼、崔述、魏源、方玉潤等均否定孔子「刪詩」說。由於否定者眾，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論題的方向，也相當程度上影響到現當代學者。這裡需要指出，清代對「刪詩」說人多勢眾的否定，有一個重要的時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獄的重壓之下，學者無不噤若寒蟬，唯有回頭翻檢古籍，尋求發展空間。隨著時間的流逝，證據的模糊，這就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間。但章太炎、郭沫若、鄭振鐸均堅定支持孔子「刪詩」說。鄭振鐸在《文學大綱》中指出：「如無一個刪選編定的有力的人出來，則《詩經》中的詩決難完整地流傳至漢。這有力的刪選編定者是誰呢？當然以是『孔子』的一說，為最可靠，因為如非孔子，則決無吸取大多數的傳習者以傳誦這一種編定本的《詩經》的威權。」鄭振鐸這一段論述很值得注意，因為懷疑、否定孔子「刪詩」說的一個顯著缺陷，就是無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編定《詩經》的人，《詩經》的編定於是成為「無主公案」，這正是疑古主義必然要走向的陷阱。和近、現代學者大多沿襲清代學者的疑古思潮不同，當代學者顯然更為自信，對傳統文化則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刪詩說的學者更多。初步統計，近40年數十位學者發表的專題論文，近四分之三支持孔子「刪詩」說，且這些論文多發表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文史哲》等重要期刊上，反對「刪詩」說的論文基本上不見於重要專業期刊。從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間，支持孔子「刪詩」說的專題論文15篇，反對孔子「刪詩」說的論文僅1篇。這個比例是很有說服力的，表明支持孔子「刪詩」不斷有新材料、新證據發現，而反對孔子「刪詩」說很難發現新材料、新證據，只是在概念上重複一些質疑。近四分之三的巨大比例，意味著有必要反思清代以來的相關結論。
尤其是，司馬遷「刪詩」說描述了一個關鍵史實：從孔子逾戰國至漢武帝時期——距離真相最近的400餘年間，包括戰國時期墨、道、法諸家，當時社會均對儒家編定《詩三百》無異議，否則司馬遷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從歷史的角度記載相關爭議。「判案」有一個重要原則，就是誰距離「現場」更近，誰的證據就更可靠。在《詩經》編定這一個爭議中，距離「現場」最近的，無疑是墨子、司馬遷、班固等，司馬遷、班固還是公認的「良史」。表示懷疑的唐代的孔穎達，距離「現場」已經超過1000年，距離司馬遷也有700餘年，更不用說清代學者距離「現場」已經超過2000年。當代否定「刪詩」說的學者多引《左傳》中的「季札觀樂」這條材料，來說明在孔子年幼的時候，已經形成了規模差不多的《詩經》選本。可是，漢代專治史學的司馬遷、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傳》，像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為何不採用這條材料？撇開這條材料的真偽不說，它無論如何也無法證明在孔子年幼時存在一個可以稱之為「詩三百」的選本：這條約700字的「觀樂」材料，連「詩」這個字都沒有出現！正是考慮到司馬遷、班固治史學的嚴肅性，以及他們更接近相關事實等因素，「刪詩」說不宜輕易否定。當然，在孔子「刪詩」之前，還經過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關的階段性「整理」，孔子應該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礎上，進行最終的編定、校定。即《詩經》的編纂，還是一個融合了群體智慧的綜合性工作。
《詩經》的思想與藝術價值
《詩經》的思想藝術價值有多高？據統計，出自《詩經》原文和《詩經》詩句經過簡化形成的成語就有150條以上，平均每2首詩就有1條成語，留下了許多今天仍然鮮活的語言形式及其承載的文化意緒。例如《周南·關雎》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輾轉反側」，《邶風·擊鼓》的「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王風·採葛》的「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等。這些富有活力和凝聚深厚文化內涵，同時也相當程度凝聚著民族品格且十分精闢的成語，至今仍豐富、充實中華文化的血脈和語言庫。這在中國詩歌史上是僅有的，即便《全唐詩》或精選本《唐詩三百首》，也無法超越這樣的典範水平。
第一，《詩經》對當時社會政治、徵戰徭役、經濟活動都有細緻、深入的描繪，具有極為寶貴的歷史文學價值。
《詩經》對賢能的執政者表達了深厚的愛戴，例如《召南·甘棠》，詩中說那一株鬱鬱蔥蔥的甘棠樹，是賢臣召公當年面向百姓公開處理政務和休息的地方，要永遠保護好，不能損毀，由此可以推測西周早期政治風氣及其與人民的親近聯繫。不過《詩經》也有不少詩篇在總結教訓、警醒執政者，像《大雅·抑》指出「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大雅·蕩》指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還有不少詩篇揭露了統治者的惡行和對殘酷壓榨、貪腐的痛恨，這一類詩篇如《鄘風·相鼠》譏諷「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魏風·伐檀》批判「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風·碩鼠》控訴「三歲貫女，莫我肯顧」，誓言「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周人對現實的清醒認識，是非分明的價值判斷，對醜惡的嚴厲批判，從先進的文化層面夯實了這一個時代延續近800年的基業。《詩經》的徵役詩，儘管其中不少詩篇描寫長年在外，為王徵戰，不能奉養父母，不能安居樂業，內心痛苦憂傷，但一旦國家遭遇外敵入侵，則同仇敵愾，義無反顧，如《小雅·採薇》描寫「豈敢定居，一月三捷」，《秦風·無衣》猶如軍歌：「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豳風·七月》是《詩經》的標誌性詩篇，它描寫周人終年勞作、艱辛度日的境遇，幾乎反映了那一個時代農業生產的全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從秋收天涼寫起，嚴冬的酷寒，衣食的貧乏，作者對勞動者的同情以及人道主義精神，都躍然紙上。「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七月亨（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一年的勞作、艱辛，當時的農業耕作、糧食品種，勞動間歇難得的聚會，對未來的期盼，寫得栩栩如生，因而今天還能看到約3000年前中國農民的生產、生活圖景。對這首詩的學術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新進展。這裡略舉一例。《豳風·七月》最後一段開頭寫道「二之日鑿冰衝衝，三之日納於凌陰」，漢代毛亨註：「凌陰，冰室也。」歷來都認為，這是描寫勞動者在冬季鑿冰，然後放入冰窖，以供夏天取用。這個理解有合理性，但也偏於狹隘。豳是周部落遷居之地，周代始祖后稷的曾孫公劉，帶領周部族從今陝西武功北遷至豳，其地大致在今陝西彬縣至甘肅慶陽一帶。後來古公亶父又帶領周部落從豳南遷到陝西寶雞東北岐山下的「周原」，周部落從此發展壯大為西部強大的諸侯國。有一位當代學者李子偉正好在甘肅慶陽長大、工作，其地正是商周時代的「北豳」地區，那裡至今還存有公劉的享廟。這位學者詳細考察了甘肅慶陽的歷史地理環境，指出這是早在商周甚至更為久遠的時期，就是中國最缺淡水的地方，河裡流的水是鹹的，既不能飲用，也不能澆地。到了冬天，河裡結冰，冰是從鹹水中析出的淡水，因為只有純度較高的淡水才能結冰。結冰的時候，當地人就要到河裡去「鑿冰」，至今如此。這些冰一部分直接挑到地裡，春暖之後融化澆地，另一部分放入「凌陰」。只有這樣才能解釋，「二之日鑿冰衝衝」，為何「三之日納於凌陰」。因為周曆二月的「鑿冰」，很可能大多挑到地裡，優先滿足農業生產需要，「三之日」才把更多的冰存儲起來。豳人的冰窖是有限的，不至於需要兩個月才能存滿；但他們在當時的土地卻是廣闊的，這才需要辛苦勞作數月「鑿冰」。這樣就對歷時兩月的大規模「鑿冰」的目的做了更全面的闡釋。這一類文學地理學、歷史學研究，以調查、實證，拓展了文學的視野，文學研究也打開了新的空間。
第二，周人多姿多彩的情愛婚戀，以及樂觀、堅韌的品質，樹立了重要的社會典範。
《詩經》裡和婚戀題材有關的詩篇，約佔三分之一，是數量最多的。如果說「生存」和「延續」，是人類及文學藝術兩大永恆主題的話，那麼，《詩經》中以「延續」為主題的婚戀題材詩篇，則以它的豐富與厚重，展示了2500多年前周人的風採。《周南·關雎》是《詩經》第一篇，描寫「君子」「淑女」的戀愛經歷。從詩中「君子」的含義及貴重器物「鐘鼓」等來看，《周南·關雎》顯然不是奴隸或普通平民的戀歌，其中的主人公顯然是商周時代高級貴族和位高權重的統治者。這首詩的典範意義在於，它描寫了平等、自由戀愛模式。須知在商周時期，不少部落還流行群婚或野蠻的搶婚，像《周易》的卦辭、爻辭等文獻還記載了這些與歷史進步相悖的現象，「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表現了搶婚制度的殘酷性。但《周南·關雎》是彬彬有禮的「君子」與「淑女」的戀愛，即便位高權重的「君子」，「求之不得」也只能「輾轉反側」。婚戀方式的轉變，是歷史進步的一個縮影。文學以它的選擇和方式表現了時代的進步。
周人的婚戀詩大多坦率直露，自由奔放。例如《鄭風·狡童》：「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王風·採葛》：「彼採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鄭風·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衛風·伯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衛風·木瓜》還描寫了當時的婚戀習俗：「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這應該是後來華夏各地「拋繡球」習俗的原始版本，就地取材，以「木瓜」「木桃」「木李」為「繡球」，男士則以各種玉為信物。這仍然是周人自由戀愛的一種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周人的婚戀也有挫折，但是卻沒有像《孔雀東南飛》那樣極端的悲劇描寫。例如《衛風·氓》，描寫一個女子被無辜「休」回娘家，她的經歷和劉蘭芝類似，可這位周代女子並沒有選擇「舉身赴清池」，而是毅然與負心人、與過去告別，選擇從頭開始，其風格「哀而不傷」。究其原因，周代女子所受禮教束縛應該相對較少，自由度和選擇空間也更大一些，所以他們的情愛詩篇洋溢更多的歡樂，幾乎不見極端決絕的詩篇。
這裡談談《邶風·擊鼓》：「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於以求之？於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於嗟闊兮，不我活兮。於嗟洵兮，不我信兮。」其中「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在今天廣為流傳。但卻有不少人誤以為它是「戰爭詩」，例如網絡上或一些注本隨處可見「本詩描寫兵士久戍不得回家的心情，表達渴望和平的強烈願望。詩從出徵南行寫起，再寫了戰後未歸的痛苦，又寫了戰士之間執手相約，一直到最後發出強烈的控訴」。但南宋朱熹在《詩集傳》裡指出：「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為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朱熹說得很清楚，這首詩寫的是「從役者念其室家」，「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當初成婚時的誓言，是夫妻的「牽手」，不是「戰士之間執手相約」，因此這是一篇周代軍人的情愛詩。這裡再進行一些考察。先說「偕老」一詞，查《詩經》裡一共出現4處，其他3處分別見於《衛風·氓》：「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及爾偕老」跟「與子偕老」是相同的表達方式；《鄘風·君子偕老》：「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鄭風·女曰雞鳴》：「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女曰雞鳴》的「與子偕老」與《擊鼓》全相同。首先要指出，這4首出現「偕老」的詩均在邶、鄘、衛、鄭地區，相當於今河南東北部、河北南部這樣一個很集中的地區，在其他地方沒有發現使用「偕老」，說明它的地區性很強，是當地的一個習慣用語。其次，《衛風·氓》《鄘風·君子偕老》《鄭風·女曰雞鳴》都是沒有爭議的情愛詩篇，表明「偕老」一詞僅用於夫妻之間，根本不用於戰友之間。由此推斷，「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也不能例外，只能是愛情的強烈表達。其實，《邶風·擊鼓》裡「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就指出了在外戰士想念家人的強烈感情。「於嗟闊兮，不我活兮。於嗟洵兮，不我信兮」，則表達天各一方（「闊」是分離的意思）、無法履行「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諾言。如果寫的是「戰士之間執手相約」，以上用詞、詩句都無法解釋，因為戰友就在眼前，何來分離？這些誤讀、誤傳，應予更正。這裡還要做一點補充，《邶風·擊鼓》詩句整齊，音韻優美。按照北京大學古漢語專家王力考證，「闊」「說」上古同屬「月」部，同韻；「手」「老」上古同屬「幽」部，同韻。正因為如此，「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才以它的忠貞、優美，精煉、警闢，穿越近3000年時間，在今天仍然廣為流傳。
除了以上數量最多、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個方面，《詩經》裡還有史詩、祭祖祭神的頌歌、哲理詩、宴飲詩等。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分別是后稷、公劉、公亶父、文王、武王的傳，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生民》描寫周人始祖后稷誕生、成長及帶領周部落進入農耕時代的故事。頗有意味的是，周人只知道后稷的母親是姜嫄，卻無法知道后稷的父親是誰，只是描寫姜嫄從神廟祈求得到了后稷。在它的神秘面紗背後，具有極為真實的民俗色彩，同時也是中國進入父系氏族關鍵轉折點的文學寫照，其價值無與倫比。《周頌·天作》歌唱太王、文王帶領周人建設岐山下的家園，要他們「子孫保之」。《小雅·鶴鳴》的主題有不同解說，其中「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蘊含的意義，後來被荀子借用：「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顯然也蘊含深沉。由此來看，《鶴鳴》更突出的，或許是哲理的追尋。《小雅·鹿鳴》雖是宴飲詩，表達的卻是「樂至友，求賢才」的主題，這個主題後來被曹操在著名的《短歌行》中借用，在「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感嘆之後，表現曹操求賢若渴以實現「天下歸心」的理想。豐富的題材拓展了《詩經》的寬度、廣度，多維展示了它的選擇與傾向的進步性。
《詩經》的典範意義與影響
《詩經》雖然到漢代才被正式確立為「經」，其實它發揮經典的影響，卻可以上溯到漢代以前。《詩經》的典範意義與現代價值，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察。
首先，是內涵層面的典範意義。《詩經》表現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約500年間的社會生活面貌，內涵極為豐富。周代詩人們對歷史進步的高度敏感，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對醜惡的嚴厲批判，是非分明的價值判斷，從先進的文化層面，夯實了西周和東周共延續近800年的基業。兩周成為中國歷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王朝，開創了許多重要典範，為歷代推崇和沿用。《詩經》的徵役詩既表達了周人愛好和平、反對窮兵黷武的強烈願望，同時也表現了他們同仇敵愾、保衛和平的堅強決心，同樣具有極強的典範意義。《詩經》表現人民四季勞作、期盼和貧困，顯示兩周時代詩人關注民生、關注底層的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詩經》中的婚戀題材詩篇，表現了合乎歷史進步潮流的新典範，展現了周人的活潑、開放、大膽追求，以及經受挫折的堅韌，也對歷代社會基本單元的構建、和諧，產生了深遠影響。《詩經》的流傳不衰及其經典地位表明，詩歌從來都不只是聚散悲歡的個人抒寫，同時也是時代風貌的深情展示，甚至是時代進步的重要推力。
其次，是詩歌藝術的啟迪。《詩經》開創了關注社會、關注民生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正是由於對社會、民生的強烈關注與深情且精心的抒寫，數千年來，詩歌贏得了社會和讀者的推崇及巨大聲譽。《詩經》藝術探索還有兩個方面極為寶貴。其一是賦、比、興的表現手法，使《詩經》避免了單一的平鋪直敘而更為豐富多彩，具有極強的表現力、穿透力。初唐時期，陳子昂提出了著名的「魏晉風骨」「興寄」「風雅」說，力圖匡正六朝以來內容狹隘頹靡、表現形式單一、追逐詞彩華麗的歧途，為唐詩設計合理的方向和基本的理論標準，這被視為唐詩繁榮的理論保證。「風雅」即《詩經》中風詩、雅詩融入廣闊社會、民間，並提升其文化內涵的現實主義傳統。「興寄」即源自《詩經》的比、興手法，明顯針對初唐詩歌表現形式多為平鋪直敘的「賦」法，以致太過單一、貧乏的現狀。有唐一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等都在他們的詩篇或詩論中推崇「風雅」「比興」。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反觀今天的新詩，大致也是平鋪直敘為多，運用「興寄」進行生動、鮮明的藝術形象創造不足，與初唐時期整體上還比較狹隘、單一乃至浮躁何其相似。就像曾經引領唐詩的繁榮一樣，《詩經》的「風雅」和「興寄」，或許也可為現代新詩指明方向。其二，《詩經》大多為相當整齊的四言詩，整齊使深情、厚重的內涵更為凝練、精粹。我曾指出，整齊是漢語的特質，世界上沒有一種語言可以達到漢語的整齊程度。即使現代漢語，隨便看宣傳語、流行語，整齊、對稱的文句比比皆是。漢語的這種特質，在詩歌中最為鮮明。不要說整齊的《詩經》、格律詩，即便是長短不一的宋詞，其實裡面也有很多整齊、對稱的詩句。由此來看，儘管新詩以自由活潑著稱，但若要為漢語與文化發展作出貢獻，為漢語和文化注入新鮮血液，僅追求自由而缺乏錘鍊、精闢與必要的嚴謹形式，顯然是有限的。新詩也需要在自由活潑的基礎上，一方面追求貼近社會的深厚思想感情的抒寫，另一方面把其中一些詩句提煉成厚重而精闢的「文化因子」，讓一個時代的風採以更優雅的形式進入文化的深層積累。因為過分散漫的形式不符合信息流通的「效率原則」，不利於語言、文化的高頻傳播、高效接受和長期積累。
張中宇 重慶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詩學與文化學。詩學研究集中於《詩經》、唐詩和現代新詩，文化研究主要涉及儒家智慧與中華文化的優勢互補、文學與文化的關係等。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漢語詩律的語言基因與文化傳統研究」。（本版圖片均由演講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