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讀莫礪鋒教授主編的《國學文選：中國傳統價值觀當代詮釋》（鳳凰出版社），喜其蔚為大觀，視域寬廣，感其體例新穎，解讀精準，敬其治學嚴謹，編選審慎，尤其是「國學文選」一名，啟人深思。在「國學」這一豐厚概念下，所展開的價值架構、編寫體例與選文標準，都具有某種回歸起點重新思考問題的深層意義。「國學」的重量，哪些文章足以承載？引申而言，何謂國學，如何以國學賡續傳統？如何文選，如何以文選承繼文脈？
「國學」論爭：行走在可疑與可敬之間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學」面目模糊，若隱若現，日趨成「熱」，行走在可疑與可敬之間。當「國學」無處不在，無所不包，必然「可疑」。今年8月，隨手搜索「國學」，相關的最近資訊排序如下：《季羨林稱「國學大師」不夠格？弓克：我的「明學」開創國學新標準》（8月3日）、《今天，你「國學」了嗎？》（8月2日）、《以文會友！煙臺市第七屆「國學小名士」經典誦讀大賽複賽舉行》（8月1日）、《披著國學外衣死灰復燃「女德班」為何屢禁難止？》（7月31日）、《〈三字經〉這種「國學」，還是不學為好！》（7月28日）、《48國學者警告美國，共同聲明「拒絕新冷戰」》（7月27日）、《國學熱不是真的熱？如何定義國學，我們需要重建價值系統》（7月25日），等等。
關涉「國學」的種種新聞，可謂是當前「國學」尷尬處境的一個縮影：無處不在，又面目可疑，似乎是一個萬能的「筐」，無論圍繞孩子的校園比賽，還是涉及地緣政治的外交語境，都隨影隨行，不無可疑，乃至可憎。
另一方面，對「國學」的敬意也無以復加，被寄予通過「致敬國學」，實現「重建斯文」的希冀。
早在2012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劉東教授在《國學：六種視角與六重定義》中指出的「國學熱」的社會化問題，至今仍不過時：電視上有各種「論壇」，著名大學附設「國學」訓練班，培養企業管理界人士的「精神資源」，甚至有些地區出現小學生「讀四書、五經」的活動，大眾傳媒包括電視、報紙、雜誌、網絡則極盡推波助瀾之能事。在這種語境下，依然逆勢推崇「國學」的概念，並推出「國學文選」，也帶有某些以正視聽的「澄清」期待。
何謂國學，如何以國學賡續傳統
什麼是國學？在《審問與明辨：晚清民國的「國學」論爭》一書中，劉東教授以《國學：六種視角與六重定義》一文作為代序，從發生學角度看，梳理出關於「國學」的六種觀察視角，以及由此生發的定義，試圖澄清「國學」之內涵與外延。如果按照劉東教授的解釋模型和分析框架，顯然，《國學文選：中國傳統價值觀當代詮釋》則更符合第三種觀察視角。第三種視角是，作為傳統學術文化的總稱——「國學」這個概念在日常應用中，作為一種對於機械割裂的反彈，越來越被當作對於傳統學術文化的總稱，以籲求對於傳統文化的通盤了解和通識教育。在《國學文選：中國傳統價值觀當代詮釋》一書中，莫礪鋒教授援引著名學者張岱年先生在《國學叢書總序》中的說法：「國學是中國學術的簡稱……稱中國學術為國學，所謂『國』是本國之義，這已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名稱了。中國傳統學術包括哲學、經學、史學、政治學、軍事學、自然科學及宗教、藝術等等，其中自然科學有天文、算學、水利、醫學等，其中最發達的是醫學，這些都是國學的內容。」進而言之，他更看重「觀念史」層面的國學演進，認為「觀念文化既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高級的思想結晶，也是最穩定的文明傳承」。也正因為此，才會強調，在選編《國學文選》時，並不以文學價值為取捨標準，著眼的是它的內容，或者說它的思想性。同樣，對「國學」的理解也有一個過程。比如，臺灣學者李鍌教授主編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曾被稱為「第一部被引進大陸的臺灣高中生所必修的國學用書」。值得深思的是，該教材2008年被引進出版時，改名為《國學基本教材》（新華出版社，分上下冊）。在2013年9月，該書再次出版時，在原名基礎上稍微改動，改為《中國文化基礎讀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分為六冊）。就是說，再版時不再採用「國學」的名稱，儘管編寫組存有「國學用書」的含義——當然，這也可看作是尊重原版的表現。
如何文選，如何以文選承繼文脈
提及「文選」，必然涉及相關的編寫體例和選取標準。比如大陸引進臺灣版的《中國文化基礎讀本》，談及編輯大意時，該書編寫組認為「編輯目標在於陶鑄高中生優雅之氣質、高尚之品德，並啟導人生意義，弘揚中華文化」。選文的標準是「以能反映中華文化之精髓，培養倫理道德之觀念，且具有時代意義者為考量」。
在選文分類時，《中國文化基礎讀本》主要以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注為主，採取的分類是，《論語》分為四類，「德行類」（下分論道德、論仁愛、論孝友、論修養、論好惡、論剛毅、論士）、「言語類」（論法語、論人）、「政事類」（論政治、論禮樂）、「文學類」（論為學、論學、論詩），《孟子》分為四類，「論性善」「論行為」「論教育」「論政治」。《大學》《中庸》沒有分類。
另一種從臺灣引進大陸的「國學文選」，則是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張高評教授主編的《古文觀止鑑賞》（九州出版社，10卷本）。他認為編選的標準是「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因為，之前出版的《古文觀止》「九成側重於詞句注釋，文言語譯等訓詁考據，偏離了吳興祚所期許的『析義理於精微之蘊』的義理學範疇，以及『辨字句於毫髮之間』的辭章學領域」。
在《國學文選：中國傳統價值觀當代詮釋》中，具體到章節的編排，在編纂過程中雖曾「借鑑各種古文選本」，但從選目到分類都有獨特之處，按內容分成十二類四冊：孝悌、仁政、家國、學問、自然、技藝、史學、政體、法治、性命、儒學、佛道，每類選錄古文16篇。除了選文的來源廣泛，文本貼切外，每部分的導語內容更值得關注，比如在「孝悌」部分，編寫組撰寫的導語認為，「孝悌」是仁愛精神在家庭內部的充分體現，是人們獲得安穩、幸福的人倫關係的道德保障，也是確保社會和睦親善的倫理學目標的基石。正是在「孝悌」的基礎上，古人才進一步建構出完整的倫理學體系，並進而指出，「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倫的幸福，都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取向。在中華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神祇腳下的可憐蟲，更不是生來就負有原罪的天國棄兒。相反，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是衡量萬物價值的尺度。人的道德準則並非源於神的誡命，而是源於人的本性」。
這種「選文+導語」的模式，背後是編選眼光與見識判斷的學術功夫，尤其加上編寫組成員都是南京大學兩古專業（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古代文學）的教授，在學術界向有權威聲望，更利於實現「國學」的思想結晶與文明傳承得以承繼與賡續。
（責編： 常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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