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理和倫理再次衝突時,醫生敢冒險麼?

　　11月28日下午5時，北京市衛生局公布了孕婦李麗雲死亡事件調查結論，認定孕婦死亡不可避免，醫院的做法符合法律規定。自此，備受關注的孕婦死亡事件告一段落。

　　雖然悲劇已經落幕，但人們的思考還在延續。假如再有一次孕婦事件，類似的悲劇還會重演嗎？當法理和倫理再次發生衝突時，醫生敢於冒險嗎？患者能夠受益嗎？這似乎仍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兩條生命的代價，並沒換來一個令人安心的結果。

　　應該說，絕大多數醫生是有良知的，他們身懷仁心仁術，履行著救死扶傷的天職。但是，面對類似事件，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他們常常處於法律與道義的兩難抉擇中，既痛苦，又無奈。因為大多情況下，法律並沒有為醫學倫理留一扇「救生門」。在舉證倒置的「鐵律」面前，假如一個醫生不尊重患者對生命的選擇權和處分權，靈活面對制度的要求，即便是完全符合患者利益，也有可能面臨法庭敗訴、高額賠償的風險。

　　2005年，面對大出血的產婦，雲南一家醫院在無血可用的情況下，接診醫生不顧「不得私自採血」的有關制度，果敢地自己獻血搶救了患者，保證了母嬰平安。但事後，這名醫生非但沒有得到表揚，反而被有關機構「判定」醫院私自採血系違法行為，給予醫院6萬元的經濟處罰。

　　如果這樣的判定依然存在，如果主動擔當的醫生既得不到道義的支持，更得不到相關制度的保護和「赦免」，我們又能期望多少醫生能在道德良心的支撐下「鋌而走險」？在法理與倫理的衝突中，醫生履行救死扶傷的義務，作出利於患者而非自己的選擇，不僅需要足夠的勇氣膽識，更需要堅實的法律後盾。

　　因此，當我們反思這一事件時，不應僅僅停留在拷問醫生的道德上，而應把目光放在制度建設上，思考我們的相關部門和機構，在處置類似問題時，如何為生命和醫學倫理留一扇溫情之門。因為只有這扇門洞開了，類似的悲劇才不會重演。

　　目前，我國的相關法律還存在一些真空地帶。例如，《醫療機構管理條例》規定：「無法取得患者意見又無家屬或者關係人在場，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況時，經治醫師應當提出醫療處置方案，在取得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被授權負責人員的批准後實施。」但是，究竟哪些屬於「特殊情況」，並無明確的法律解釋，醫生的冒險搶救行為很難得到法律認可。又如，《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在緊急情況下為搶救垂危患者生命而採取緊急醫學措施造成不良後果的」，不屬於醫療事故。而在現實中，醫生能否真正完全免責，尚有不少爭議。

　　其實，孕婦死亡事件並非一個極端個案，而是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因此，社會各部門都應認真反思，以避免「哀之而不鑑之」的悲劇。對於法律部門來說，應該思考如何進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明確醫生救死扶傷的義務與權利。對於政府部門來說，應該思考如何解決農民工的醫療保障問題，如何解決流動人口的孕產婦保健問題。儘管還有很多待解的難題，但反思畢竟是社會進步的第一個臺階。這樣，孕婦的血才沒有白流，醫學的進步才能更有保障，生命的尊嚴才能更加彰顯。(白劍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