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斯德哥爾摩效應，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
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裡，你恐懼，你要求生，你密切關注歹徒的一舉一動，歹徒有一點點"客氣"，他問你渴了嗎？你餓了嗎？你就感激涕零，還會得出他是一個」好人、好歹徒「的結論。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於是，他們採取了「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把解救者當成了敵人。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病例起因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Jan Erik Olsson與Clark Olofsson，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後，因歹徒放棄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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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並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Christian竟然還愛上劫匪Olofsson，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這兩名搶匪劫持人質達六天之久，在這期間他們威脅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時也表現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錯綜轉變下，這四名人質抗拒政府最終營救他們的努力。
這件事激發了社會科學家，他們想要了解在擄人者與遭挾持者之間的這份感情結合，到底是發生在這起斯德哥爾摩銀行搶案的一宗特例，還是這種情感結合代表了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而後來的研究顯示，這起研究學者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驚訝的普遍。研究者發現到這種症候群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都可能發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體驗。
病例分析以人質為例，如果符合下列條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第1，是要你切實感覺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你感覺到，至於是不是要發生不一定。然後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這麼做，是毫不猶豫。
第2，這個施暴的人一定會給你施以小恩小惠，最關鍵的條件。如在你各種絕望的情況下給你水喝。
第3，除了他給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讓你得到，完全隔離了。
第4，讓你感到無路可逃。
有了這4個條件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進化和心理學解釋警方找來心理學家：人質為什麼在最後的性命關頭幫匪徒逃命呢？
專家深入研究，結論是：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遇上了一個兇狂的殺手，殺手不講理，隨時要取他的命，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付託給這個兇徒。時間拖久了，人質吃一口飯、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會覺得是恐怖份子對他的寬忍和慈悲。對於綁架自己的暴徒，他的恐懼，會先轉化為對他的感激，然後變為一種崇拜，最後人質也下意識地以為兇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這種屈服於暴虐的弱點，就叫「斯德哥爾摩精神症候群」。
如一九七四年，美國報業大王赫斯特的孫女派翠西亞被美國的「共生解放軍」綁架，最後自己宣明加入共生解放軍，並參於搶劫銀行，一九七五年九月被捕。 關於進化心理學的解釋，參看Capture-bonding（英文）心理分析學的看法，新生嬰兒會與最靠近的有力成人形成一種情緒依附，以最大化周邊成人讓他至少能生存（或成為理想父母）的可能，此症候群可能是由此發展而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角色認同防衛機制的重要範例。
人是可以被馴養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1977年5月19日，27歲的卡羅離開位於俄勒岡州尤金市的家鄉，起程去探訪一位住在北加利福尼亞州的朋友。 北加利福尼亞州距離俄勒岡州大約有644公裡的路程，路上她搭了個便車，車上是一家三口，男主人卡門龍，妻子叫珍尼斯。半途中，她突然被勒令舉起雙手，蒙上眼睛，卡羅被帶到了一個屋子的地窖裡。
卡羅清楚記得卡門龍把她脫光（一絲不掛），一條鞭子抽打在她的身上。以後每天，卡羅總是先被毒打一頓，然後光著身子吊在門簷上，腳尖僅僅踮到一點點地面。卡羅剛開始還拼命掙扎。卡羅最初的一段時間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卡門龍特意用金屬做了一個雙層頭罩和像棺材一樣的箱子，她在裡面不能吃、喝、聽、看，更沒有衣服穿。卡門龍是一個虐待狂，他崇拜古代的奴隸社會，長期沉迷於帶有暴力傾向的色情文學，他把卡羅當成自己的俘虜，而自己就是奴隸主。從卡羅的身上，他得到了徵服感和佔有感的滿足。
在這個小鎮，卡門龍夫婦看起來是極為平凡和不起眼的鄰居，他們和平常人一樣，白天去上班、購物，晚上回家睡覺。卡門龍在當地的一家木材加工廠工作，他們的鄰居評價這是很愛安靜的三口之家。但是從來沒有人了解這一家子的背景。在鄰居的眼裡，卡門龍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年輕人，他不善和人交友，只喜歡默默一個人幹活。卡門龍幾年前畢業於當地的一所高中，然後在1973年遇上了當時只有15歲的珍尼斯。珍尼斯患有輕度癲癇病，卡門龍就是看上了她對自己百依百順的優點。卡門龍認為，只要有男人肯要珍尼斯，珍尼斯一定會為這個男人付出任何代價。
卡門龍瘋起來的時候會把光著身子的卡羅的頭按在水裡，直至幾乎窒息，或者接通電線，或者用手扼她的脖子。而光身鞭打是每天的家常便飯，有時卡門龍還拍下卡羅的裸照，然後在家裡衝洗。每當卡門龍折磨卡羅的時候，就會變得異常興奮。卡門龍還想出了千奇百怪的主意來實施自己的虐待欲，包括在地下雜誌上剪下一份據稱是出售靈魂的契約，強迫卡羅籤下。他還在卡羅的陰唇上穿了一個洞，說這是他們的「結婚戒指」，並說希望有一天可以和她生孩子。當確定卡羅不會試圖逃跑時，卡門龍決定要和卡羅結婚。自此，卡羅有了更多的自由，她可以每天去洗澡、幹家務活，甚至允許她出外慢跑，而卡羅每次總是會回來。一些鄰居也開始看到了卡羅，他們都以為她是這家的保姆。
1980年，卡羅甚至可以到外面打工。實際上已被綁架了三年的卡羅這時有許多機會可以逃跑，但是她並沒有這樣做。卡羅被囚禁了7年，直到卡門龍的妻子珍尼斯突然良心發現，加上嫉妒卡羅的「得寵」，幫助她逃離了這個地獄。難以置信的是，卡羅在回到自己的家以後，還一直打電話給卡門龍，他哭著企求她回來，而卡羅向他保證決不起訴他。直到卡門龍的妻子珍尼斯離開了卡門龍，找到了一個心理醫生，他們聊了將近2個小時，珍尼斯把故事全部說了出來，心理醫生報了警。
1984年11月，卡門龍被正式逮捕。在法庭上，主控官描述了卡門龍最喜愛的一部電影，片中講述了一個虐待狂綁架了一個年輕的姑娘，並把她變成一個順從的性奴。這個女孩最終變得忠心耿耿，甚至為她的「主人」犧牲了生命。主控官試圖以這種戲劇化的形象，向陪審團證明卡門龍如何深受這部電影的影響，而卡羅也和片中的女孩一樣，被卡門龍完完全全洗了腦而喪失了個人的意志。此外，壓在卡羅身上的是一種無形的恐懼和枷鎖，因為害怕報復，所以她一直不敢逃走。
1977年，加拿大《蒙特婁之星報》青年編輯喬希為了解救身陷「創世共同體工程」（CCP，建於美國舊金山）邪教的兩名好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之前他給自己「打了預防針」，首先閱讀大量報刊資料及採訪社會學家，了解CCP是韓國富商孫明滿「聯合教會」招募教徒的一個機構，孫明滿是「聯合教會」教主，仿照《聖經》編了本五百三十六頁的《神旨》供信徒「天天讀」，自稱「基督再世」，在全世界各地擁有三百萬信徒。青年人一旦落入這個組織，就等於陷於無邊的苦海中。
接著喬希採訪CCP受害者的父母，進一步了解到「聯合教會」也是一個變相的奴隸企業，他們的孩子「實質上成了為其無償勞動的奴隸」，一天要勞動近二十個小時，沒有休息日，不能順便外出，失去人身自由，然而所得的報酬僅僅是粗糙不堪的一點食物和擁擠簡陋的住處……喬希聽得滿腔怒火。
儘管有了這麼多思想「墊底」，可是當喬希進入CCP場部後，仍然被CCP的一切迷住了。他不但救不出朋友，自己差點也陷身其中。如果不是第三撥朋友趕來救出喬希，恐怕他早已籤約了，即使這樣，當他與CCP人員告別時，還是「差點兒沒撲在他們懷裡大哭起來」。
喬希看到了什麼？——當他走進CCP總部時，正遇上他們在吃晚飯，一個很大的飯廳，「成百人坐在地板上吃燉白菜」。用不著用什麼敏銳目光就能看出，CCP基本群眾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而CCP不想掩蓋這一點，甚至好像在炫耀：「這就是我們的真實生活，可是你們知道為什麼我們自願選擇這樣的生活？」
喬希接下去看到——晚飯後，「人們唱了一會兒歌，接著上『晚課』」。講課的是一位青年女子（該女子原是心理學教員），大意是，人不能光為自己活著，必須想到全世界。一個人寧可自己餓死也要將食物分給別人吃，這就是CCP的哲學。「我們不能光與自己的父母或親友共享財富，我們必須與全世界共享。請到我們的布恩威利營地來看看吧！」 於是喬希便去「看看」了。臨走前，他充分意識到此行的危險性，便給女友留下了自己籤字的聲明，請求她在他無法自拔的時候通過法律挽救喬希。
喬希同幾十名志願者（都是受CCP感召而來的）到了布恩威利訓練營地——「新理想天堂農場」。
次日凌晨，睡眼惺忪的喬希被人從地板上拉起參加唱「早歌」。一個手拿吉他的男人樂呵呵地對人群喊：「你—們—都—好—嗎？」「好——極——了！」人群歡樂地呼喊。唱完早歌后，集訓營的「兄弟姐妹」紛紛與新來的志願者們交朋友，「一男邀一女」、「一女邀一男」把他們都帶走了。
喬希被一個叫貝西亞的漂亮姑娘拉走了，貝西亞從人群中拖起喬希，親切地凝視著他：「您多像我的一位朋友呀！」接下來的活動是「交心」。
這種交心起先只是互相介紹個人的經歷和思想感情，但談著談著，到最後不知怎的變成了個人懺悔，變成了痛哭流涕。新來者無不把自己最見不得人的行為和隱私向「兄弟姐妹」袒露，而「兄弟姐妹」則在一旁親切地安慰他（或她）。
早飯後是「早課」，貝西亞給新來者講課，說在這個不平等的世界，要由「我們自己」來創造平等的世界。喬希的心被攪亂了，他覺得貝西亞的話其實也有道理，問題是很少有人去真誠地實行它。 課後又是談心，新來者與集訓營的「兄弟姐妹」輪換交流。到了晚上，「喬希覺得每一根神經都浸透了集訓營所灌輸的東西」。他想：「也許他們是對的，也許是應該和他們一起去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
第三天下午，營地的一個教師給新來者上「歷史」課。老師說了哥倫布的故事後講：「哥倫布預言他可以遠渡重洋的時候，人們譏笑他是『瘋子』；我們比哥倫布更『瘋』，我們要改變整個世界！」喬希與志願者們熱烈地鼓掌，他們的心被深深地感染了，喬希決定留下不走了。但女友按事先約定及時打來了電話：「家人病危，速歸！」此刻，喬希似乎被猛擊一掌，決定迅速離開。
然後，喬希的一群朋友來接他，而集訓營的「兄弟姐妹」為他列隊送行，兩軍對壘。「貝西亞熱烈而溫存地擁抱著他，懇求他留下來。喬希望著她清澈的蔚藍色的眼睛，望著那一張張充滿熱情的笑臉，差點兒沒撲到貝西亞的懷裡大哭起來。」 邪教就是這樣，不能刺激，善待它，它是溫和的；刺激它，它迅速地變臉，極其危險。
這就是曼德拉所說的「習慣了黑暗，你便會為黑暗辯護」。
當心泛化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並不全都表現在人質事件中，靜心思考一下我們生活中的這些現象：津津樂道的宮廷戲，實際上是封建糟粕，那些權鬥，陰險骯髒，那些紙醉金迷，都是民脂民膏，我們卻「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欣賞，把玩，甚至把皇帝當作楷模，當作"傳統文化"加以宏揚，還振振有詞的說「皇恩浩蕩」。顯然，我們習慣了黑暗，我們便為黑暗辯護。
一個山村三十年沒喝上自來水，終於喝上了。這個工程被樹為樣板來歌頌，喝上自來水的人們感謝感謝再感謝。
其實，我們的幸福生活不是誰的恩賜，我們勞動，我們創造，我們上稅，我們養家餬口。國家為民，理所當然，國之不國，我們理應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沒人喜歡黑暗，我們沒有理由為黑暗辯護。
從某些角度來看，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個國家取得過英國在19世紀所取得的成就：她從一個溼冷、偏僻的群島國家變身為當時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她的疆域從接近北極的加拿大到接近南極的紐西蘭，從東方的印度次大陸到西方的加勒比群島；她的語言、文化、制度傳播並改造著整個世界；她的信仰、價值觀、教育模式甚至體育和娛樂方式都在深刻影響著這個星球的大部分國家。
然而在那樣一個時代，卻有一個叫狄更斯的年輕人，他對祖國的這些非凡成就從來「視而不見」，他只觀察骯髒的社區、流浪的孤兒、貧困的工人，他只思考人性的陰暗和社會的不公，他只表達痛苦和仇恨這些「負能量」的情緒。
但這些都不妨礙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不妨礙他被人民和國家所愛戴——他去世後得到最高的哀榮——被安葬在西斯敏斯特教堂，他的墓碑上寫道：「他是貧窮、受苦與被壓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偉大的英國作家。」
抨擊時代、鞭撻社會的狄更斯為什麼反而贏得時代和社會的尊重？因為他揭露黑暗，是嚮往光明；他挖掘醜惡，是呼喚美好。也正是由於狄更斯們的揭露和挖掘，才有了人民的抗爭，才有了制度的完善和社會的進步，而他們筆下的黑暗和醜惡才會真正走進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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