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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大學生戀愛關係中的性文化情節比較
索格飛 上海外國語大學
劉雅格 日本上智大學
土屋晴香 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
孫忠欣 復旦大學
中國青年研究 2008年第1期
摘要：本文結合Kenneth Burke的「擬劇法」以及Gagnon和Simon的「性腳本」理論研究中日大學生婚前性行為的文化情節。收集研究數據的方法主要採用個人訪談和焦點小組訪談。對比發現，中日大學生的性腳本存在很多相似之處，但是在女性「貞操」這一話題上存在很大分歧。文章最後通過分析制度變革與文化政治解析中國性腳本的發展以及中日性腳本的差異。
關鍵詞：中日大學生；戀愛；性文化；比較
1.文獻調研
近幾年，大學生逐漸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性行為研究的焦點對象之一（Bailey，1988）。我們注目於大學生並非因為他們的性觀念尤其激進；而事實上，國內關於性行為的調查總體上顯示，國內大學生的性行為比社會上其他人群更加保守（潘綏銘，楊芯，2004，2007）。我們之所以選擇大學生為樣本，是因為大學校園本身的特殊環境以及他們在此期間所要經歷從少年到青年、從學校到社會等人生的重大轉變。
當代全球通俗文化對不同國家地域文化的影響愈來愈深。加上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得中日兩國大學生們面臨的文化氛圍和社會環境日益趨同。然而，在婚前性行為的許可程度方面，兩國大學生卻存在很大差異。相比日本學生，中國學生進行的可能會引起性關係的約會行為和親密身體接觸的比率較低（參看表1），而發生過婚前性行為的人數也只有日本學生的一半（參看表2和表3）。在中國，許多大學生仍然不贊成任何前提下的婚前性行為，也有不少學生仍然非常看重女性的貞操（潘綏銘，楊芯，2004）。
相比之下，日本的調查顯示：只有大約3～4%的青年認為應該等到結婚或者至少正式訂婚之後才可以發生性行為（東京都幼稚園.小.中.高心障性教育研究，2002）。儘管兩國大學生在性觀念上存在差異，研究發現中日大學生的性行為同時呈現快速增長的趨勢，這一點在女大學生中表現尤其突出。
有兩項研究曾對中日大學生的性行為進行過比較，發現兩國學生在性態度與性行為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張麗霞等，2002；王紅，2005）。張的調查發現，日本只有不到1%的大學生沒有經歷過「初戀」，75%的大學生的「初戀」發生在小學甚至更早。而在中國，有22%的大學男生和36%的大學女生沒有「初戀」經歷（張麗霞，2002）。對待婚前性行為，總體上，日本學生比中國學生更能接受婚前性行為；就性別而言，中國的女學生比男學生要保守得多（王紅，2005）。
儘管定量研究方法一直以來在研究方法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以上提到的這些研究，都是以封閉式調查問卷的形式進行的。就婚前約會行為及性行為的研究而言，封閉式調查問卷無法對被訪者的主觀含義及這些行為的社會意義做出詳細的定性分析。鑑於此，本研究主要通過對性行為腳本的定性分析，探討中日兩國不同背景下婚前性決定的文化釋義，並解析大學制度和文化背景如何促成了這樣的差異。
2.性腳本理論
在一些性學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關注性生理或心理機制，Gagnon和Simon關注分析性行為的文化和社會構建，提出了性腳本與「性舉止」的概念及其模式。該模式指出，性行為經常按照「腳本」進行，而腳本情節受所處的社會環境影響（Gagnon and Simon，1973；Gagnon，2004）。Gagnon和Simon所指的性舉止並非簡單的人際或心理層面的程序化的性行為，而是同時在三個層面上展開，即「文化情節」（cultural scenarios），「人際腳本」（interpersonal scripts）與「內心腳本」（intrapsychic scripts）。其中，「文化情節」指的是由社會所定義的而且通常是制度化的用來規範性行為的言論；「人際腳本」指的是由社會或制度所規定的性交往模式；「內心腳本」指的是那些由個人構建的關於自己性行為與性幻想的內化敘述（Gagnon，2004）。
本研究重點探討對中日大學生的婚前性行為起決定性影響的文化情節。我們將採用Burke用以分析人類行為文化構建的「擬劇法」（dramaturgical approach）的改良版本來分析文化情節。Burke將一種行為或事件的文化分析分為五個部分：行為本身（act），場景（scene）或環境（context）、行動者（agent或actor）、能動性（agency）或行動手段（means to action）以及行動的目標（purpose或goals of action）（Burke，1989）。我們運用稍做修改的術語，圍繞著被人們接受的婚前性行為腳本的行為、情景、目的、參與者和媒介等特徵，來比較中日兩國被訪者所描述的婚前性行為所發生的主流文化情節。
3.數據描述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在中日進行的關於戀愛經歷的訪談。此訪談採用開放定性研究的方式進行，研究重點為在校大學生與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中的異性戀情侶。通過訪談，研究者可以用社會個體自己的語言理解其思想觀念，同時能發掘有關文化規範與社會環境的詳細描述（Weiss，1995）。
在中國開展的研究採用了個人訪談和焦點組訪談兩種方式。其中，68份個人訪談中，男性33名，女性35名。35名被訪者已經參加工作，33名仍然是三年制大專或者本科在校大學生。焦點組訪談包括十組單獨的群體採訪，涉及43人。其中只有一組由五名高中生組成，其餘9組全部由大學生組成。日本的樣本包含135人，其中男性48人，女性87人。受訪對象中有78名是東京地區兩年制或四年制大學的全日制學生，其餘57名已經參加工作的受訪對象，53名取得了大學學位。我們本次的比較分析也以大學生部分為對象。對於本次比較研究，我們將以樣本中的大學生部分為主。
1.被認可的性行為——對初次性行為的定義
研究發現，對於許多中國的被訪者而言，婚前性行為意味著「失貞」。當談到和約會對象發生性行為的意義時，他們都提到了「貞操」這一概念，並將其與責任相聯繫。在他們看來，一個女性的貞操應該受到她本人以及男友的尊重與保護；發生了性關係的女性就不再完整了，因此許多被訪者堅持男性應該對性關系所產生的後果負有更大的責任。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許多女性拒絕和男友發生性關係；許多男性也遲遲不和女友發生性關係，尤其當他們的女友還是處女的時候。
我怕，她也怕。這種事情發生，對她來說，不完整了。當然我是沒有處女情結的人，但是，我擔心將來她和其他人在一起，其他人要是有處女情結，會給她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中國學生，男，22歲）
大多數日本被訪者沒有期望女性在婚前保持貞操，也不認為第一次性關係意味著一方應當負有特別的責任。無論男性還是女性被訪者，通常覺得「失貞」是自己決定的事情，而且是走向成人的一個實質性階段，更是一種需要被實現的社會期望。男性經常用「丟掉」這樣的詞彙來表達自己已經是成人了。同時，他們也不會看重女性的貞操。對我而言，在我失貞之前，它只不過是一個障礙。
我想要儘快擺脫這個障礙。在日本，人們常說要把貞操丟掉，因此我想要快點丟掉它。我不會珍惜貞操，我只想在某個地方完成這樣一件事，人人都渴望去試一下。因此我的心態就是很想儘快失去貞操。我想要快點經歷這件事。在我失去它以後，我覺得我或許可以等待長一點時間。但是當我還是處男的時候，我真得非常期盼它的發生。我也沒有後悔。（日本學生，男，20歲）
綜上所述，對於中國學生來說，第一次性行為的文化情節包含一種女性遭受損失、男性責任更大的意義。對於日本學生而言，理想狀態的第一次性行為更看重其作為向成人轉變的通道這樣一個意義。
2.被認可的性行為發生背景：穩定戀愛關係
無論是中國學生，還是日本學生，被廣泛接受的性行為都是發生在一段雙方投入的戀愛關係中。然而，當談到性關係時，大多數中國被訪者認為對兩個人未來的承諾應該是發生性關係的惟一前提，發生性關係有利於鞏固這一承諾。對他們而言，性是愛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最理想的情況是在兩個人結婚的前夕發生性關係。
在一定條件下，我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說，大家確實是達成了這種默契，儘管沒有婚姻這道契約約束，但是已經達到某種社會約定俗成的約束。比如說，雙方父母都默許了，可以一起發展，達到戀愛的高級階段的時候。這時，領不領結婚證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了。還有一個物質準備的問題，在這種情況，可能發生了，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國學生，男，24歲）
日本的被訪者也認為投入的戀愛關係是性關係發生最能接受的前提。這一點突出表現在日本被訪者提到的「約定型」（付き合っている）戀愛關係中。在日本，典型的戀愛關係從表達好感並提出兩個人正式進入一對一的關係開始。在這樣的關係裡發生性行為在日本是毫無爭議的，幾乎沒有日本大學生認為談戀愛的情侶不應該發生性關係或者認為人們應該等到計劃結婚的時候才可以發生性關係。在「約定型」的戀愛關係中，發生性關係和考慮結婚是不相干的（儘管在戀愛過程中，也經常出現結婚的想法）。對日本學生而言，一旦「約定型」戀愛關係建立起來，要想不發展到性關係幾乎是無法想像的。
就我而言，我的性伴侶只能是我的女朋友。我從來沒有和我固定的女朋友以外的任何人發生過性關係。我可以理解性慾望需要及時解決，但是對我來說感情和親密度要重要得多。（日本學生，男，22歲）
簡言之，中日兩國的被訪者都認可在投入的戀愛關係前提下發生性行為這一文化情節。然而，他們對投入的期待卻相差甚遠。日本學生強調在單一關係的前提下發生性行為，但是沒必要承諾結婚。而中國學生所能接受的婚前性關係的情境更加廣泛。一些中國學生的戀愛關係概念和這個更加注重現在的「約定型」關係的概念非常相似。但更普遍的事實是，中國學生重視對未來的投入，也就是傳統意義上對婚姻的規劃。
3.被認可的性行為目的：彼此相愛、表達情感
關於性行為的動機和目的，有一點是被中日兩國學生廣泛認可的。那就是，愛或感情是發生性關係的動機，表達感情是發生性行為的目的。這不僅適用於雙方投入的戀愛關係，而且「有沒有感情」有時也被用來判斷其他關係中的性行為是否正當。
兩個人喜歡的話，做那種事情，不能說做過一次，就要對你一輩子負責什麼的，你也不會因為跟人家有過那樣的關係就一定要一生相守。不過不要輕易發生這種事情，一定要是真心相愛才可以。（中國學生，女，22歲）
對中日兩國的大學生來說，這種感情標準隱含著對那些沒有感情基礎、純粹為了肉體愉悅而發生性關係的行為的道德批判。中國學生總體上而言，對於沒有感情基礎的性行為更加批判。某些日本學生對此種做法同樣也持否定的態度：
絕對地，我不可能和一個我不喜歡的人發生性關係。有一些女孩會和任何人發生關係，但那不是我，我不喜歡那樣。（日本學生，女，24歲）
在中日被訪者當中，感情這一前提的提出似乎在女性中間更加普遍，許多中國和日本男性也認同這一感情的腳本。
我是個男人。不錯，我想為了快樂而發生性關係。但是對我來說，性是和她更加親密更加了解她的工具。儘管我有性慾望，我不想要和隨意一個女人發生性關係。我只想和我愛的女人做這件事。（日本學生，男，21歲）
中國學生和日本學生所表達的性行為的動機是非常相似的：他們一般都會把「感情」和親密投入的戀愛關係相結合。感情既是關係投入的基礎，也是性行為的動機。
4.被認可的性行為者：成年之後還是性使我走向成人？
中國的被訪者通常認為性應該發生在有責任感的成人身上。他們普遍認為對於年級小的學生（尤其是高中生）連約會都不應該，而發生性關係更是不負責任的甚至是危險的。這種看法和學校的校規也是一致的。許多人認為大學階段才應該是談戀愛或者性行為最早開始的時期。
我們一致認為20歲以上可以嘗試戀愛了。理由是：20歲，青春期成熟了，高中畢業了，沒有升學壓力，可以好好談戀愛了。（中國學生，焦點組）
其他也有一些中國被訪者覺得性關係最好發生在那些參加工作或者即將從學校畢業的人身上。他們通常認為，當一個人有了婚姻的經濟基礎，並準備好撫養小孩以及其他一切性關係可能產生的後果時，他才可以發生性關係。
張：那你們覺得什麼樣的年齡可以這麼做了呢？
楊：我覺得在二十二歲之後吧。在那個年齡之後，自己已經擁有了獨立的經濟能力，萬一遇到一些意外，自己就可以應付。
張：是些什麼意外呢？
楊：比如懷孕。（中國學生，焦點組）
總的來講，中國學生會把成年甚至是經濟獨立作為性關係的前提。雖然在學生中發生性行為的人數快速增長，但是增長最快的仍然是那些21歲以上的學生，通常就是那些即將參加工作或者準備好要步入社會的學生（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2007）。相比之下，日本的學生將性關係與完全成人相聯繫的情況要少得多。下面也將談到，日本高中生發生性行為是比較常見的事情。在他們看來，發生性關係是一個人長大的一個渠道，而不是成人的專屬。性經驗，作為成年的一個方面，和成人的工作、婚姻、家庭以及撫養小孩之類的責任是不相干的。
5.性行為方式：性是自由的相互的行為
被認可的性行為最基本的標準就是自由意志、互相認同。大多數被訪者認為人人都有權做出自己性行為的決定，雖然大學校規反對婚前性行為。絕大多數的被訪者認為性行為至少應該是你情我願的，其內涵意義當然是兩人贊同、沒有強迫。然而，其外延意義包括兩個人都有性慾，兩個人都享受性交並獲得性愉悅。這種對相互性的外延含義的表述可以在一位日本男生的描述中顯示出來：
如果她不想發生性關係，而我去強迫她這樣的話，我們兩個人都不會開心……我認為當你想要發生性關係時，你就要享受這個過程，感覺很棒！（日本學生，男，21歲）
這種將相互性原則延伸至欲望與享樂方面的定義一直是不太明確的，在實踐中，這種延伸往往被人們所忽略，而被狹隘的定義為「同意」發生性關係。
三、運用性腳本文化情節來比較研究中日大學生性文化的結論
1.解讀中日性腳本的差異
（1）中國制度上對成年的延遲
Simon和Gagnon認為，文化情節最強大的製造者就是國家制度。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的前三十年中，官方的意識形態一直將婚前性行為視為資本主義社會腐朽墮落的生活方式之一（Yan，2003）。發生婚前性行為的年輕人可能被控「流氓罪」而被捕，或被送到少管所。這樣的做法在上世紀90年代已不多見，但是初高中教育還保留著嚴禁婚前性行為的校規。自從2001年對考大學年齡限制的取消以及2003年新婚姻法的頒布，國家教育部於2005年出臺政策允許大學生在校期間結婚。不少中國的大學也開始修改校規，對待發生非婚性行為的學生給以比以前更寬容的處理或更多是視而不見。在實踐中，當今上海大學生似乎很少因為發生非婚性行為而受到嚴重處分的。我們的被訪者也提到他們幾乎感覺不到校方禁止非婚性行為的壓力。
高中校規對於學生談戀愛的限制可以說是延遲國內青少年性成年的重要的制度性因素。1999年一份國內高中生的調查顯示，只有14.6%的男生和5.8%的女生曾經有過和異性接吻的經歷，不到3%的學生有過性交的經歷。對於等到結婚才發生性關係的觀點，有50%的男生和68%的女生認同（楊雄、姚佩寬，2002）。這種性成年的中國式定義就是制度影響現存文化情節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全國範圍內的中學都有政策嚴格限制學生談戀愛，並將中學生談戀愛定義為「早戀」。
和中國相比，日本的高中很少有制度禁止學生談戀愛的。即使有高中還保留一些禁止異性親密接觸的書面規定，或一些要求男女生保持「清白」關係的模糊規定（中村，2006），這些規定真正被執行的卻很少。學生完全不理會這些制度，老師也對學生的戀愛行為熟視無睹。
（2）解讀中國的貞操標準
中日婚前性行為文化情節最顯著的差異可能在於對這種行為本身的理解不同。中國被訪者通常將第一次性關係和女性「失貞」與男性需要「負責」這樣的觀念相聯繫。「處女情結」就指的是男性在意女性貞操的同時，女性也在意男性怎樣看待她們。與之相關的就是一種被人們認為是「男人怎麼想」的「性名譽」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年輕女性從一個虛構的男性的角度來判斷她們自己的性舉止（Holland，1996）。
本研究則顯示了一幅更加複雜的畫面。許多年輕女性開始忽略「腦子裡的未來男人」。她們和男朋友發生性關係，然後很灑脫地和他們分手，這就違背了從一而終這一貞操的基本原則。同時，男性也越來越能接受非處女的女友或結婚對象（Farrer，2002）。訪談顯示，年輕女性似乎更擔心父母怎樣看待她們的性行為。許多女性坦言她們的母親會警告她們要「自重」，不要輕易發生婚前性關係，以防「被欺騙」（失貞）。因此，許多年輕女性更關心的是「母親怎麼想」而不是「男人怎麼想」。
日本的父母可能也會告誡他們的女兒不要發生婚前性行為，但是這種警告的語氣似乎要溫和得多。許多日本的父母似乎更願意對其大學生子女的性行為採取熟視無睹的態度。大多數日本父母是在上世紀70年代性革命期間或之後成年的，因此原則上並不反對婚前性行為。很多被訪者的原則就是自主決定但不宣揚去約會並發生性行為。父母對待婚前性行為的態度與年輕人對待他們父母的態度是中日大學生對待第一次性行為不同腳本產生的關鍵性因素。
2.分析性腳本的變化
我們已經談到變革中的大學制度是中國性文化情節發展變化的一個原因。文化政治與媒體形象似乎是另一個誘因。中國長期以來強調女性貞操，而日本對於女性貞操的限制卻很少。在20世紀，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走現代化路線的人都強調防止青年性墮落有利於建設強大的國家。到上世紀30年代，中日的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都開始譴責中學生和大學生的婚前性行為。
中國的出版物曾完全杜絕青年性行為的話題。從上世紀80年代起，大多數研究者開始將學生的性行為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來研究，這樣反而提升了貞操觀念在人們心中的地位（Peietal，2007）。到90年代，通俗雜誌對於婚前性行為的討論變得不太批判了，但內容還是要經過那些中年編審人員的嚴格把關（Farrer，2002）。直到90年代末，一些讚美未婚女性性自由的小說才開始公開露面。但是公眾性文化最明顯的突破還是網上對於性問題的討論，其代表就是「木子美」的網絡博客。因此，網絡革命可能是中國婚前性行為的腳本走向合理化的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Farrer，2008）。
與中國相比，日本的印刷品很早就放寬了對婚前性行為話題的限制。二戰後，新式的流行小報上經常出現各種各樣有關另類性行為的討論（McLelland，2005）。歐美的文化產品也充斥著開放的日本市場。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中，情侶之間發生性行為到20世紀70年代時開始成為主流。因此，日本婚前性行為腳本的自由化比中國要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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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YH，旅途中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