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翻譯《金瓶梅》,堅持「完整呈現」

　　芮效衛版《金瓶梅》第五卷名為「死亡」(The Dissolution)。

　　芮效衛版《金瓶梅》第五卷中的插圖。

　　美國漢學家芮效衛為翻譯《金瓶梅》製作了數萬張索引。

今年11月，年近80歲的美國漢學家芮效衛（David Tod Roy），終於用30年時間完成了對中國古典小說《金瓶梅》最後一卷《死亡》的翻譯，並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金瓶梅》第一次用西方語言完整翻譯。

芮效衛版5卷本《金瓶梅》英譯本第一卷出版於1993年，如今出版的完整英譯版共3000多頁，4400個詳細註解。

在完成這部中國古典小說巨著翻譯同時，芮效衛被診斷出罹患肌萎縮側索硬化症（ALS，即漸凍人）。

就在完整版《金瓶梅》英譯本出版之前，在芝加哥大學今年春夏之際的一系列工作坊活動和採訪中，芮效衛回憶了他與中國的淵源，以及個人研究翻譯《金瓶梅》的半個世紀。這些對話日前發表在芝加哥大學人文學院出版的校園半年刊《TABLEAU》上。

早報記者 石劍峰

芮效衛

1930年代，我的父母以長老會傳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國，他們先在北京生活了兩年，並在那裡接受高強度中文學習。我的父親學習語言非常具有天賦，他很快就以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的身份用中文做講演。1932年，我的父母搬到了南京，1933年我在南京鼓樓醫院出生。1936年，我們全家回到美國休假。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的時候，南京大學搬到了四川省首府成都，我們也於1938年返回中國，並在成都一直住到1945年。

南京出生 從小迷戀中文

我的童年時代非常動蕩。1938年至1939年，日軍空襲成都，每個禮拜總有五六次。幸運的是，那裡有非常好的防空警報系統，空襲的時候我們就在院子裡的防空洞裡過夜。當時我讀的是加拿大的學校，學校後來關閉搬到了鄉下。我的弟弟（芮效儉，1991年至1995年任美國駐華大使）和我就由家庭教師來教，他們是成都其他大學各大院系的老師。從1939年到1945年，我們沒有受過正統的學校教育。

1945年到1948年，我們又回到了美國，因為我父親那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我們重返中國的時候，我讀了上海的美國學校，這是一所寄宿制學校。中國內戰那時正在進行，每個星期解放軍離南京和上海都越來越近。我的父母決定，既然他們是以傳教士身份來中國，他們的職責就是傳遞他們的信仰，不該理會政治環境。他們沒有逃離共產黨人，他們決定看看能否堅守下來。

上海美國學校學年開學的時候，當時有400個學生。解放軍每時每刻都在接近上海，一些父母開始撤走他們的孩子，把他們送回美國或者其他他們出發的地方。到了1949年5月，解放軍接管了這座城市，400個學生中只剩下了包括我在內的16人。事實上，當解放軍進城的時候，我正在參加10年級幾何考試。

1949年至1950年，我們和父母一起住在南京，那裡不再存在任何西方學校，只好由大學教授們來教我們。我的父親教我們詩歌，當地一所女校的教授來教我們物理。我弟弟和我可以說非常流利的中國話，我們都是從生活的環境中習得的，但我們都不會讀寫中文。

我的母親認為，這裡的政治環境不太穩定，我們不知道在中國可以堅持多久。她僱了個專業家庭教師來教我和弟弟中文——或者說重新教我們，那是一個非常棒的老先生，他叫趙雅男。他曾幫助過賽珍珠翻譯《水滸傳》，這部偉大的中國小說影響了《金瓶梅》。1930年，賽珍珠翻譯的《水滸傳》以《All Men are Brothers》為名出版。 我們在這位家庭教師的教導下重新學習講中文。過了一或兩個禮拜，我讓他給我們看看怎麼用中文寫我們的名字和街名。他寫了一大堆符號、好多筆畫。為了寫得好看，我熬了半個晚上練習寫我的名字和街名，我還問了他很多這方面的事情。我完全被這門語言迷住了，中文的書寫方式比西方文字的字母有意思多了。我進步非常快，到了年底我都能通讀中文報紙了。

自從我對英語文學感興趣後，我慢慢地對中國古典小說感興趣了。我開始閱讀那些最著名的中國古典文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我發現《金瓶梅》被認為是部色情小說，因為它充滿了大量色情描寫，儘管這些色情描寫的細節其實比不上裡面那些吃飯、消費、政治腐敗、葬禮等等。這部小說提供了大量非常細緻的中國日常生活細節，但我當時只是個十幾歲少年，因為性慾激發我熱切地去讀這部小說裡的色情描寫。

《金瓶梅》有許多不同的刪節版本，一些色情段落被刪除。你會在書裡讀到一些不相干的中文，它直白地說：此處刪去560字。我了解到1939年克萊蒙特·伊格爾頓曾經出版過一個英譯本，我是在南京大學圖書館看到的。但令我失望的是，這些性描寫全部用拉丁文翻譯。我能猜出其中的幾處，但我決定去讀中文版。這非常難，但我非常著迷。1950年，我在南京夫子廟一家二手書店找到了一本足本《金瓶梅》，許多人把書都丟棄了，因為害怕它們會帶來危險，所以舊書店有非常豐富的藏書。

為研究做數萬張卡片

從1950年起，我一直是《金瓶梅》的學生。在哈佛大學讀本科的時候，我主修歷史並開始研究語言和文學。我想成為一名中文學者。在讀書期間，我在韓戰時期當了兩年兵。參加了中文測試後我加入美國軍隊安全局，並被派往中國臺灣。1956年，我離開軍隊重新回到哈佛大學攻讀研究生。

在哈佛大學以及之後的普林斯頓，我都是教授中國文學。1967年我來到芝加哥大學，我可以開任何我想開的研討班課程。我選擇教授中文版的《金瓶梅》，但只有一個學生註冊聽課。那個研討班我開了兩年，每周講一個章節，而我本人對這本書也越加著迷。這部小說裡有大量的詩詞，其中只有極少數是《金瓶梅》作者自己寫的，大量詩詞都沒有具名。我那時已經開始做金瓶梅詩詞的研究，過了幾年，我決定更加仔細地研究這些線索。

為了能很好地研究《金瓶梅》，我花了近兩年時間為每一行詩詞、每一句諺語做卡片索引。最後我做了幾萬張卡片。有人說：為什麼你不僱個研究生幫你做？但我知道他們幹不了。後來無論讀到什麼中國古代戲劇和詩詞，我都能辨析出是否在《金瓶梅》裡出現過，很快找到索引卡片。那些卡片上寫著我的翻譯和注釋。沒有這些索引工作，我不可能完成最後的翻譯工作。我還讀了所有能找到的《金瓶梅》之前的中國古代小說和戲劇，那是巨大的工程，但是我繼續去尋找那些詩詞的線索。

與此同時，我的同事安東尼·於（即餘國藩，芝加哥大學巴克人文學講座榮休教授）已經著手翻譯《西遊記》。有這樣一個榜樣的鼓舞，我也開始著手翻譯《金瓶梅》。那時我也有了一個傑出的研究生柯麗德（Katherine Carlitz），她現在在匹茨堡大學。柯麗德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金瓶梅》裡的中國戲劇，她也勸我去翻譯《金瓶梅》。

1982年我開始翻譯《金瓶梅》，一直到2012年才全部完成，共用了30來年。大部分情況下我只有在暑假的時候才有空去翻譯。那些年，我們在芝加哥大學一年開9門課程。當時我只是認為我得先翻譯起來，然後看看能走多遠。我的許多同事都認為我沒辦法完成翻譯，但我決定堅持向前。1999年，那時我才65歲，但我申請提前退休，這樣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翻譯之中。自那以後，我也加快了速度。 早於《金瓶梅》出現的小說寫法都有相對統一的格式，比如《三國演義》。《金瓶梅》不是那樣，因為其作者借用當時所有的中國古典文學，包括道教和佛教的經文、詩歌、價格表，當時的流行歌曲、民間傳說、街頭俚語、黑話等等。這使得這部小說的每一行都非常難翻譯。

在伊格爾頓的譯文版本裡，他的譯文語言是非常一致的。漢語的句子非常複雜，他把句子簡化成淺顯的英文。在我的譯文裡，我覺得要盡力讓英文讀者感受到原文複雜的結構和繁複的修辭。比如，我將譯文中的詩詞、諺語、散文、駢文都做了注釋。

直到二戰，大部分中日小說的英譯本都被譯成西方文學的樣式，因為譯者不想讓讀者感到太深奧。我決定不那麼做，我要用翻譯的機會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化。

《金瓶梅》的體量看上去像900頁的詩歌、駢文集，大部分材料借用於其他早期作品。我認為給每個引用的材料找到源頭很重要，而且這麼複雜的一部作品，如果要找到頭緒，是需要注釋的。在第29回中，一位算命先生講述了這個家庭每個成員的財運。這花了我兩年時間才翻譯好，為此我閱讀了傳統中國的算命方式並掌握了這個體系。

完成翻譯時確診得ALS症

這部小說首次出版大約在1618年左右，如果你看看當時的世界文學，能跟它相比的只有《源氏物語》（1010年）、《堂·吉訶德》（1615年）。《金瓶梅》與這兩部小說都不同，相反它是一部非常成熟的散文小說，大量內容超前於當時的中國和世界文學。比如，它格外細緻地刻畫當時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那些研究中國社會的學生從那些豐富的細節中獲得無價收穫。在《金瓶梅》之前的中國偉大小說都是寫皇帝和將相們的生活，或者像《西遊記》那樣的作品完全是神話。但這部小說寫的是日常生活，這些人被寫得非常生動，他們好像就生活在你家隔壁一樣——當然你可能想過會有這樣的鄰居。小說裡的人物從中國社會的中上階層一直到底層僕人、街頭小販和歌妓都有細緻描寫。這也是中國第一部小說去描寫女性心理。在之前有以女性為主角的作品，但她們不是好人就是壞人。

最後，這是中國第一部有著精緻結構的小說。金瓶梅有100回，以每十年為一個部分，其中重要故事情節發生在每一個十年的第7至第9回。早期的中國小說都是章回式的，並沒有這樣的結構。所以，我相信《金瓶梅》不僅是明代四大奇書之一，也是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劃時代的作品。

自《金瓶梅》誕生之日起，這部小說曾經被歷朝歷代的政府所禁。有趣的是，毛澤東的日記顯示他很喜歡這部小說，還認為這是一部意義深遠的作品，但他並不願公眾閱讀到它。在毛澤東時代，有一個版本的《金瓶梅》曾出版過，但是它只限制在中共高層閱讀。如今這部小說不再被禁，但也不是那麼容易得到。自從毛澤東去世之後，大量學者開始研究《金瓶梅》，甚至出現了專門刊登《金瓶梅》研究的期刊。

有一種觀點是，應該出一個沒有簡單注釋的版本。這樣的好處是，這能讓更多讀者去閱讀，專家喜歡注釋而非專業讀者會忽略它們。柯麗德已經做了一個簡略版的《西遊記》，有些人建議我也這麼去做。但我相信，這部小說最偉大的地方就需要完整呈現。早報記者 石劍峰 譯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 責任編輯：王曉易_NE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