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英國
編者按：作為我國現代小說家、文學家、戲劇家的老舍先生，在我國的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在上世紀20年代，老舍居於倫敦期間，曾幫助國外著名翻譯家Clement Egerton翻譯了我國小說史上的巨著《金瓶梅》；其在倫敦的居所St.James's Gardens，也被英國文物遺產委員會列為「英國遺產」；作為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華語講師，老舍還錄製過靈格風漢語聲片教材，用灌制唱片的辦法教外國人發音和會話，這一箱漢語教材的正式名稱是《言語聲片》，在世界上流行於上世紀20年代、30年代、40年代……
演講人：舒乙
簡 介：老舍之子，歷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長，北京市第七、八、九屆政協委員，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已出版《我的風箏》、《老舍》、《大愛無邊》等專著13部。其中國畫被當代油畫大師詹建俊稱為「現代文人的現代畫」。
《金瓶梅》英文譯本
最近駐上海的英國記者馬爾科姆·穆爾在英國《每日電訊報》上發表一篇報導，說北京當代芭蕾舞團本年3月25日在香港將經典豔情小說《金瓶梅》首次搬上了舞臺。文中提到《金瓶梅》的英文譯本，而且提到一個有趣的細節，即這位英文翻譯者在譯文中將不堪入目的七十處性描寫譯成了拉丁文。
這篇報導涉及到的《金瓶梅》譯本可以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事情發生在倫敦。
當時來自北京的年輕講師舒慶春正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書，他和英國朋友艾支頓(Clement Egerton)合租了一層樓。艾支頓當時正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學華語。兩人之間有兩個約定：一是互相交換知識，彼此學習，舒向艾支頓學英文，艾支頓向舒學中文；二是兩人協商好合租一處住房，房錢由舒出，夥食費由艾支頓出。達成協議後，艾支頓便找了房，房子在倫敦西部霍蘭公園(Holland Park)附近的聖·詹姆斯花園(St.James's Gardens)31號的二層樓上。他們在此處合住了三年，由1925年春到1928年夏。
艾支頓是一位有才華的翻譯家，他會五種語言：拉丁文、希臘文、德文、法文，還有中文。他當過教員、入過伍，一戰時升為中校，在認識舒慶春時他接受了一項重大的翻譯任務，就是將中國古典名著《金瓶梅》翻譯成英文，但是他的中文程度令他膽怯，他決定請當中文講師的舒慶春幫他的忙，如果兩人能住在一處，恰好可以就近切磋，除了相互學習語言之外，還可以解決中翻英過程中遇到的疑難問題。
艾支頓用了五年的時間將《金瓶梅》翻譯成英文。書於1939年正式出版，英文名《TheGol den Lotus》(金蓮)。以後再版四次(1953、1955、1957、1964)。書出得十分講究，四大厚本，綠色羊皮面，燙金脊。書的扉頁上鄭重地寫著一行字：「ToC.C.Shu My Fri end」。「C.C.Shu」就是舒慶春，是老舍先生的原名，他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中文講師時就用的這個名字。
在《金瓶梅》英譯本的《序言》中，艾支頓專門寫了以下這麼一段譯者的話：「Without the unti ri ng and generousl y gi ven hel p of Mr.C.C.Shu，who，when l made the at the fi rst draft of thi s transl ati on，was Lecture i n Chi nese at the School of Ori －entalStudi es ，I shoul d never have dared to undertake such a taste.I shal l al ways be grateful to hi m。」
「在我開始翻譯時，舒慶春先生是東方學院的華語講師，沒有他不懈而慷慨的幫助，我永遠也不敢進行這項工作。我將永遠感謝他。」
有趣的是，如上所述，艾支頓在書中將《金瓶梅》中露骨的性描寫釋成了拉丁文。一般的英國讀者看不懂拉丁文。於是，曾有一位調皮的譯者，故意將這些拉丁文翻成一本小書專門出版。直到1972年，艾支頓才將拉丁文處一一翻成英文正式出版了《金瓶梅》的全譯本。
奇怪的是，老舍本人，對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只是1946年在美國的一次講演中，提到了艾支頓的《金瓶梅》英譯本。在這次名為《現代小說》的演講中，他高度評價了《金瓶梅》，說它是「明代最傑出的白話小說。」「在我看來，《金瓶梅》是自有小說以來最偉大的作品之一」，「《金瓶梅》用山東方言寫成，是一部十分嚴肅的作品，是大手筆。」
1997年11月7日我首次訪問英國時，曾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檔案部和中文圖書館參觀。當時圖書館裡有三套1939年的《金瓶梅》英譯本。當晚，該圖書館負責人在一次晚宴上親手將其中一套贈送給我，讓我帶回北京。目前，這套《金瓶梅》藏於北京老舍紀念館中。《金瓶梅》英譯本的故事是現代英中兩國文化交流史上一樁非常有趣的事情，也是老舍先生旅英五年裡無意之中留下的一個重要足跡。
老舍故居——一處「英國遺產」
舒慶春1918年以第五名的總成績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直接被派到京師第十七初級及高等小學去當校長，兩年後晉升為北郊勸學員。勸學所是亞教育局，專管當時尚大量存在的私塾學校。兩年後因和上級不和主動辭去了薪金相當優厚的勸學員，到天津南開中學去教書。以後曾在北京教育會任文書，在北京一中兼課，並在北京地方服務團服務，同時在燕京大學補習英文。1924年在寶廣林先生和英國人易文思(Robert Kenneth Evens)先生的推薦下，被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聘為該院中文講師。寶廣林先生是倫敦大學神學院的畢業生，當時任北京缸瓦市倫敦會基督教堂的主持人，而易文思先生當時是北京燕京大學的英文教授。倫敦傳教會駐北京代表，北京萃貞中學校長伍德小姐曾代表東方學院對舒慶春進行考察，並和他籤署了赴英教授五年中文的合同。舒慶春於1924年9月24日乘德萬哈號客輪抵達倫敦。舒慶春年薪為250鎊，按月支付。校長可以根據學生的要求安排舒慶春課程的時數和次數，講課時間每周最多20小時。當時東方學院中文系有包括舒慶春在內的三位老師，一位是英國教授布魯斯(Bruce)先生，另一位是英國講師愛德茲(Edwards)小姐。由1926年8月1日起在未來三年裡舒慶春被續聘為標準中國官話和中國古典文學講師，年薪為300鎊。
在倫敦，舒慶春先後住過四個地方，它們除上面提到的St.James's Gardens 31號是第二處之外，還有北郊Barnet 區Carnarvon street 18號，舒慶春在此住了初到倫敦的半年時光，十多年後老舍寫過一篇名為《頭一天》的散文，多次提到它。第三處是Torrington Square 14號公寓，住了半年多，此處房子於二戰中已被炸毀。第四處是倫敦南郊Montrel Road 31號，住了半年就起程回國了。對這四處的房東，老舍在1936年曾寫過一篇名為《我的幾個房東》的散文，發表在上海的《西風》雜誌上，對他們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其中有許多善意的調侃。
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教務雖然很忙，舒慶春在東方學院教授的課程有官話口語、翻譯、古文和歷史文選、道教文選、佛教文選，以及寫作。不過東方學院有一個好處，就是假期較長，加起來一年中有五個月之長。假期對舒慶春來說，並不完全自由，因為有的學生利用假期也要學習。只要有學習要求，老師就必須執教。所以，在假期，舒慶春只可能做短期的離開倫敦的安排。大部分時間他是在學校課堂中和學校圖書館中度過的。
圖書館是他看書和寫作的地方。他在五年之中先後創作了三部長篇小說，成了一名業餘作家。
經過五位英國學者和教授的倡議，經過中國駐英大使館、中國作家協會的積極配合，英國文物遺產委員會決定將St.James's Gardens 的老舍故居列為「英國遺產」，以紀念這位傑出的中
國作家，他在這棟房子裡居住了三年，並創作了他的前兩部半長篇小說。他開始使用「老舍」作他的筆名。
2003年11月25日，倫敦舉行了隆重的掛牌儀式。這是700多處英國遺產中唯一一處為一位中國人掛的牌子，也是第一塊上面有中文字的「英國遺產」牌子。牌子上分別用英文和中文寫著「老舍」的字樣，並註明他是一位中國作家，1925年—1928年曾在此居住。中文字體是按他的夫人胡絜青書寫的毛筆字放大複製的。我應邀出席了掛牌儀式，並和查培新大使一起為牌子揭幕。我在儀式上發表了講話，特別向英國朋友，向英國文物遺產委員會表示感謝。我特別說明，老舍先生在長篇小說《二馬》中曾經著力描寫中國因落後而被人瞧不起，他為此痛心疾首，因此將小說的主題定在了「救國救民」上。現在，過了七十多年，英國人決定為這位中國作家掛牌子，標誌著中國人被人瞧不起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這不僅僅是這位中國作家本身的光榮，世道也真是大變啊。
老舍的三部小說
老舍先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叫《老張的哲學》，寫於1925年，發表在上海的《小說月報》上，連載了半年，由1926年7月到當年的12月止，開始時署名舒慶春，從第二期起改用「老舍」筆名。這一年他二十七歲。
第二年，1926年，又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叫《趙子曰》，是《老張的哲學》的姊妹篇，連載於1927年3月號至8月號的《小說月報》，前後六個月。
第四年，1928年，又寫了第三篇長篇小說，叫《二馬》，在《小說月報》連載了八個月，即1929年5月至當年年底。
老舍是1929年6月離開英國的，在歐洲旅行了三個多月，主要在法國、荷蘭、比利時、瑞士、德國和義大利。於1929年秋坐船抵達新加坡，在華僑中學教書半年，於1930年2月起程回國，3月到達上海，住在鄭振鐸家，把長篇小說《小坡的生日》寫完，於5月返回故鄉北平。
這樣，老舍離家五年半，自1924年秋至1930年夏，帶回來四部長篇小說。
當年，當老舍先生走上文壇時，在整體上長篇小說的創作量非常少，以最大的文學期刊《小說月報》為例，雖然它的篇幅很大，是一本厚厚的雜誌，但一年也就連載一部長篇小說。到1929年也才增加到一年發表兩部，除《二馬》外，另一部是巴金先生的《滅亡》。他當年正在法國巴黎從事無政府主義革命活動，《小說月刊》的編者曾在編者的話中說：「巴金何許人也，我們也不知道。」
正因為如此，老舍先生剛一步入文壇，就名聲顯赫，有點物以稀為貴的味道。所以，老舍先生後來獲得了一個美稱，他被譽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奠基人之一」。
體文，不同於古典的文言文。這是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才出現的新生事物，對中國社會的進程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老舍先生屬於「五四」新文學陣營，而且是其中重要的一員，進入現代文學史中公認的文學巨匠「魯、郭、茅、巴、老、曹」行列。
老舍作品最顯著的特點是他的語言。
老舍是北京人，出身旗人，是滿族正紅旗人。這個出身，讓他在語言上佔了天時地利。
中國的方言多達千種，當人們決定推行「國語」時，即選一種方言作母語，全國的人都學著講這種話，再用這種話作文字的表述體，推行「語體文」，取代文言文，這種被選出來的方言就成了全國人的「國語」了。經過激烈的競選，北京話被推選為國語的母語，候選的提名還有南京話、蘇州話、廣州話、武漢話。
恰在此時，講北京話的老舍走上了文壇，他的語言仿佛成了全國人都正在學習的國語的範文，這還了得！當時，流行著這麼一句話，老舍先生的作品《老張的哲學》、《趙子曰》和《二馬》為文壇刮來一股清新的風。一時，洛陽紙貴，人們爭先閱讀，奔走相告，老舍作品成了知識分子讀者的新愛。
老舍先生走上文壇，確實是一件大事，多少有點「時勢造英雄」的味道。
這三部小說的問世大體上已經構成了老舍獨特的文學風格，而這種風格從此基本上一直延續了他的一生。這種風格是如此明顯，以致一眼就能把他的作品和其他的同時代中國文學巨匠的作品區別開來。這種文風裡既有北京人的機智、詼諧、包容，滿族人的多才多藝、禮貌、時代烙下的悲涼，窮苦下層人的悲憫和冷眼，又有英國人特有的幽默。
除了語言的特點之外，三部小說的主題也十分抓人，都是強烈的愛國主義作品，反映了時代的需求，圖強圖變，救國救民，一片赤誠，雖然很幽默，很逗笑，但卻都是含笑的淚。正像茅盾先生在閱讀《趙子曰》之後所說：「在老舍先生的嬉笑唾罵的筆墨後邊，我感到了他對生活態度的嚴肅，他的正義感和溫暖的心，以及對祖國的熱愛和熱望。」
《二馬》是一部與眾不同的書，作者在書中除了描寫兩名到英國的中國人之外，大量描寫了英國人，大量描寫了倫敦，都用真實的地名，大量描寫了倫敦的四季自然氣候。書中有名有姓的英國人一共九位。書中提到的倫敦真實的地名一共三十九處。《小說月報》的主編鄭振鐸先生在編者的話中曾對《二馬》有這樣的評語：「到過倫敦的人，見他所寫的倫敦，以及倫敦的人，都將為之叫絕，他寫的是那麼真切！」用真實的地名作自己的創作的人物和故事的地理背景是老舍的一個重要文學主張，《二馬》是一個輝煌的例證。有一位叫李振傑的中國學者用了許多時間進行了實地考證，寫了一本小冊子，叫《老舍在倫敦》，對這個文學主張以倫敦為例進行了詳細的論證。
《二馬》的另一個成功之處是對中英兩個民族的民族性進行了深刻的對比。《二馬》中老派中國人的代表馬則仁先生是老舍創作的「不朽」人物之一，可以和虎妞、祥子、程瘋子、老王掌柜這些家喻戶曉的老舍筆下的著名典型並列。對書中的英國人，雖然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可愛的人物，但個個都有個性，而且入木三分，同樣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老舍在《二馬》裡充分運用了一分為二的辦法來看待英國人，該批評的就批評，該肯定的就肯定，非常平實、中肯，也同樣讓人感動。
年輕主人公小馬威走進倫敦植物園的竹園，哈腰看竹根插著的小牌子：日本的，中國的，東方各處的竹子，都雜著種在一塊。接著就是一番議論：
「帝國主義不是瞎吹的！」馬威自己說：「不專是奪了人家的地方，滅了人家的國家，也真的把人家的東西都拿來，加一番研究，動物、植物、地理、言語、風俗，他們全研究，這是帝國主義的厲害的地方！他們不專在軍事上霸道，他們的知識也真高！知識和武力！武力可以有朝一日被廢的，知識是永遠需要的！英國人厲害，同時，多麼可佩服呢！」
這就是《二馬》的真實。
老舍曾灌制靈格風漢語聲片教材
上世紀20年代英國靈格風出版公司曾託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出版一套針對外國人的漢語學習教材，用灌制唱片的辦法教發音，教會話，唱片共十六盤，其中十五盤錄了三十篇課文，每張膠木唱片錄兩課，正反面各錄一課，第十六盤作為序篇，是發音練習，並錄了兩段作品的朗誦，一段是伊索寓言《酸葡萄》，另一段是曹雪芹《紅樓夢》第二十五回片斷。
全部發音灌錄者是C.C.Shu。無形中留下了年輕的舒慶春的聲音，當時他二十五歲，聲音很清亮，音調比較高，不像晚年的聲音那麼低沉，但是，一聽就知道，是舒慶春的聲音，標準的北京音，很漂亮，清脆，嘹亮，好聽。每張唱片都裝有靈格風的套封，張張上面註明發音灌錄者的全名是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華語講師ChicnChun Shu。
一個皮製小手提箱裝著十六盤唱片，裡面還有兩本裝幀精良的教科書，第一卷是英文卷課本，第二卷是中文卷課本。羊皮書面，燙金書邊。第二卷的課文全部是手寫的中文，毛筆字體，照片製版印刷而成。書寫者是C.C.Shu，無形中又留下了年輕的舒慶春非常漂亮的書法作品，楷書字體，略帶點魏碑的味道。
這一箱漢語教材的正式名稱是《言語聲片》，在世界上流行於上世紀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直至50年代中期。後來被一套香港出版發行的新靈格風漢語教材取代，不過後者的水平明顯不及其前身，後者由於有過多的政治內容而並未流行開來。
靈格風《言語聲片》內容的作者是三位，即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系的三位老師：J.Percy Bruce 教授、E.Dora Edwards 講師和C.C.Shu 講師。由出版說明中可以看出，從分工上看，其中主要的作者是C.C.Shu，他負責第十六課下到第二十七課下的對話課文撰寫，及第二十八課上、下到第三十課上、下的全部課文撰寫，大體佔全部第二卷漢語課文頁數的43%，從發音內容量上則佔60%以上，而且是較為複雜的課文部分。十五課以前的課文內容比較簡單，是字和詞的發音，以及一些簡短的句子，不構成專題的內容。從舒慶春負責的第十六課起，會話部分都有題目，是一個一個專題，共十五個專題，諸如「火車站」、「遊戲」、「商業談話」、「新聞」、「洋服莊」、「銀行」等等，其中有一些專題不光語言生動，內容也很新穎，傳遞了作者的一些思想和主張，譬如第二十一課下，題目是《看小說》，有如下的內容：「甲：……我近來看小說的癮非常的大。說真的，近來出版的小說實在比從前好得多。因為新小說是用全力描寫一段事，有情有景，又有主義。舊小說是又長又沉悶，一點活氣沒有。況且現在用白話寫，寫得生動有趣，你說是不是。乙：是，我也覺得新小說有意思，因為有一些文學上的價值。」
這部《言語聲片》不同於一般的漢語教材，它的特點是：
一。內容針對成年人，而不是針對兒童，並不是小學教材，是成人教材，方方面面都有，又具體又細緻，實用價值大；
二。內容是針對北京的，而不是其它地方的，但又全國適用；
三。內容是口語的，並不刻意講究所謂文法，甚至一點文法也沒有，反而是以習慣語氣為主，句句都比較短，上口，譬如：
「你簡直的不吃葉子煙嗎。」
「不行，那個太辣，呂宋菸我也辦不了。」
「萬一有個受潮掉毛，還不至於糟在我們手裡。」
「論到錢上，咱們倆斷不可提。」
「那件事你萬不可忘記。」
從語言學的角度，這部教材的價值也值得重視和研究：首先，可供動態的考察，不到一百年，北京話已經發生了不少變化，《言語聲片》中有一些說法和用詞，現在已經很陌生了，不大使用了，成了「過去式」，如「今天的天氣很順當」、「他剛要起行」、「那個辦法不必然好」、「我目下想不起來」、「馬先生給我打電」、「商議商議才能定規」、「他昨天應許了」、「兄臺要買皮襖」、「叫柜上開發腳錢」、「怎麼停著這麼些支船呢」、「當然諸事都遲滯一些」……
其次，從語氣上疊字詞和兒化詞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末末了」、「高高兒的」這些說法現在都不怎麼流行了。
1994年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主任吳榮子女士曾將一套完全的《言語聲片》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他們一共有三套半，特別勻出一套帶到北京。現在，根據這一套，為便於研究和利用，《言語聲片》教科書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完整地複印到了《老舍全集》第十九卷中，其中主要部分可以算作為老舍早期作品的一部分了。而他的聲音也根據唱片錄成CD光碟，聽眾隨時可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展廳中聽到。
由於《言語聲片》的發現，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已邀請中國老舍研究會將其總部設在大學院內，因為他們把老舍先生視為在海外傳播漢語教學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