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的歷史事實是否定不了的」
王光美同志說，在「文化大革命」這一最嚴峻的時刻，少奇同志正是這樣要求自己的，忍辱負重，一切困難、一切責任，自己首先承擔起來。開初，他確確實實是想接受批評的。他曾表示，這次聽到了多年聽不到的批評，儘管言詞尖刻些，過火些，只要吸取其中有益的東西，將來對工作會有好處，可以使自己更接近人民。但後來的發展，已經不是什麼批評，而是造謠、污衊，是一連串莫須有的罪名。特別是看到大批優秀幹部受到攻擊、傷害，國家機構癱瘓，少奇同志真是憂心如焚。一再表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間，一切責任由他負，不要怪罪下面，並向中央提出，他願意辭去國家主席和其他一切職務，接受批評和處分，希望因此能解脫廣大幹部，讓他們趕快出來工作。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志真心實意地作了檢查，主動承擔一切責任，反覆強調「主要責任應該是由我來負」，其他同志「雖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但是，第一位要負責任的，就是我」。在一些公開場合，他也是這樣表示的。有一次在所謂的「批判會」上，一伙人搞突然襲擊，狂呼「打倒陳毅」的口號。少奇同志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這時，一幫子人衝上前去責問他為何不喊「打倒陳毅」的口號。少奇同志明確地回答說：「我是主要負責的，你們要打倒，就打倒我！」
1966年10月，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查，曾特地將發言稿送給毛主席看。毛主席閱後，作了批示，說少奇同志態度是認真的，檢查很好，後半部分尤其好。中央工作會議一結束，陳伯達、江青一夥就把這個檢查捅了出去，但卻把毛主席的批示扣了下來。當時的許多小報就集中火力「批判」這個檢查，說是什麼「避重就輕」「矇混過關」，是什麼「大而黑的保護傘」等等。王光美同志說，當時她激於義憤，在一次所謂的「批判會」上答辯說，少奇同志的檢查是經過毛主席看過的，毛主席是滿意的。但第二天，小報就攻擊她是「為劉少奇鳴冤叫屈」，還說少奇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篡黨奪權」。
針對這一點，1967年7月9日，少奇同志在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給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師生員工的一份檢查中，義正辭嚴地說：「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時，是毛主席、黨中央委託我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這一下可又捅了馬蜂窩，立刻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所謂「反擊新反撲」的「圍剿」熱潮。
在那些惡浪翻滾、黑雲壓城的日子裡，少奇同志是經常由王光美同志陪著出去看大字報的。少奇同志非常實事求是，他曾表示「歡迎擺事實，講道理，批評多厲害都不怕」。而對於那些誣陷造謠之詞，他是深惡痛絕的。他曾憤慨地說：「國民黨罵了我多少年，也沒敢用這樣的語言。」特別是當他看到江青一夥搞的大字報，竭盡其造謠污衊之能事，完全歪曲、否定20年代他在安源工作的情況，甚至說成是他的「罪行」時，他非常生氣。但事後卻平靜地說：「客觀的歷史事實是否定不了的！」
應該說，在那法制橫遭踐踏的日子裡，少奇同志最痛苦的，是看見許多黨和國家的優秀幹部遭受傷害而不能置一詞。作為一個國家主席，一位深知幹部的領導，在關鍵時刻，卻不能為下屬說一句實事求是的公道話，是怎樣絞心的痛苦啊！王光美同志說，在那段時期，少奇同志常常表示，他受些委屈不要緊，只要廣大幹部能保全下來就行了。但這只能是主觀的善良願望。少奇同志為誰說了話，誰只有更倒黴，株連就更深。別的不講，1966年6月裡，少奇同志路經上海，在上海作了一些調查研究。臨走時，少奇同志稱讚了上海市委的工作，並傳達了毛主席的話說：「貼市委的大字報不多，說明上海市委是有威望的。」但後來，這恰如其分的評價，卻成了上海市委的一大「罪狀」，成了「砸爛上海市委」的一塊磚頭，許多同志被戴上了「劉少奇的黑爪牙」「劉少奇的黨員」「劉少奇的幹部」等等帽子。
在那段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時期，一向寡言的少奇同志就更沉默了。他常常獨自在室內踱步沉思。沉思，是少奇同志在長期鬥爭中所養成的習慣。每逢重大的決策，少奇同志總是鎮靜自如地思索著。但這段時期的沉思，卻與往常不一樣，常常是表現出一種極度的焦慮和不安，有時竟徹夜不眠。人顯著地消瘦下去。
當然，對一些熟知的幹部，少奇同志也並不是全無一詞。1967年初春，上海召開了對陳丕顯等同志的所謂「電視鬥爭大會」。小報上寫得沸沸揚揚，一派胡言，說什麼「上海市委秉承劉少奇的黑意旨」，宣揚「在社會主義現階段，黨的主要任務，就是儘快地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這不是現代修正主義的『工業黨』、『農業黨』、『福利黨』嗎？」等等。王光美同志把小報上寫的告訴了少奇同志，並問他：「這樣搞法，陳丕顯同志會服氣嗎？」少奇同志笑了笑，斬釘截鐵地回答說：「阿丕呀，不會服氣的！」談到這裡，王光美同志似乎想起了什麼，接著對記者說：「哦，去年我碰見陳丕顯同志，還忘了告訴他這件事。少奇同志對幹部是非常了解的！」
「如果馬克思再給我10年時間……」
對於上海人民來說，恐怕許多人都還記得，解放後少奇同志第一次在上海公開場合出現，和上海人民見面的情景。
那是1957年4月下旬，一個春雨綿綿的下午。少奇同志穿著一套普通的黑色呢制服，到龍華機場迎接外賓，接著站在敞篷汽車上，迎著春雨和花瓣，同上海100萬歡迎群眾見面。少奇同志當時雖已59歲了，但看上去是那樣健康，那樣神採奕奕，像個四十幾歲的人。在以後幾天的活動裡，無論是在宴會上，在20多萬人的群眾大會上，在申新九廠或少年宮裡，少奇同志那簡短的、富有吸引力和鼓動性的講話，那謙遜樸素、平易近人的風度，都留給人們深刻的印象。特別是最後一天，在飛機場和採訪的記者道別時，主動和記者們握手，並說「你們辛苦了」，「再見，再見！」那親切、安詳的眼光，更令人難忘。
當記者和王光美同志談起這些往事時，她深有所感地說，少奇同志對上海是很有感情的，是十分關心的，因為上海是黨的誕生地，也是他早年參加革命活動的地方。
1920年，22歲的少奇同志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了更好地學習俄國革命的經驗，這年秋冬之際，他到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漁陽裡6號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總部留蘇預備班學習俄文，翌年赴蘇留學。1922年他又回到上海參加工人運動，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任職。以後他到江西安源煤礦工人俱樂部工作，後任工會主任，使安源工會成為中國早期職工運動的最堅實和持久的核心之一。以後，他來往於廣州、安源間。1925年，他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後，到上海和李立三、蔡和森等同志一起領導了「五卅運動」，並經常來往於廣州、上海間。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他又從湖北回到上海搞黨的地下工作。1930年6月第二次赴蘇，回國後又到上海任黨中央職工部長工作。1932年，少奇同志到江西中央蘇區，就是從上海出發的。
至於解放後，王光美同志說，少奇同志更是經常到上海。他關心上海的人民，關心上海的建設，為上海日新月異的變化感到高興，對上海城市建設的規模、布局、方針、環境保護以及如何建立衛星城鎮、逐步消滅城鄉差別等，都作過具體的指示。他反覆告訴上海市委的同志，上海城市建設「要從實際出發」，「要重視人民的身體健康」，「要為孩子著想，不能顧此失彼，不能坑害後代」，「要有長遠打算，不要像一些水利工程那樣，挖了填，填了挖」。1965年秋天，少奇同志在上海開會、視察，從當時國民經濟恢復、繁榮的情況，再一次滿懷激情地展望了未來。王光美同志說，她聽見少奇同志在火車裡就各方面的問題對陳丕顯同志談了許多。1966年1月少奇同志又對家人和工作人員說：「如果馬克思再給我10年時間，跟同志們一起幹，一定可以把中國搞得更好！」
談到這裡，王光美同志沉默了。她悲痛地說：「並不是少奇同志沒有10年好活，而是一場浩劫奪去了他的生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林彪、江青、陳伯達一夥，動員了40萬人，查閱了400萬卷敵偽檔案，但從未向少奇同志當面核對或查證過一件事。他們找不到任何證據，就採用法西斯手段，製造假證，羅織罪名，對少奇同志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造成了我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
最後，王光美同志談到了少奇同志對家人的嚴格要求。她說，少奇同志平時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一向嚴於律己，經常要求家人與人民同甘苦。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少奇同志要孩子們在學校吃飯。當時孩子們要回家來吃，是完全有條件的。但他卻說：「人民吃不飽，我們有責任。讓孩子們嘗嘗吃不飽的滋味，等將來他們為人民工作的時候，就可以更好地總結經驗教訓，再不要讓人民吃不飽了。」他告誡孩子們要在大風大浪中經受鍛鍊，人民將來會信任他們的。他說：「只有全國人民的孩子幸福了，我的孩子才能有幸福。」
1961年，少奇同志到湖南視察，看見老家寧鄉給他修整了舊居，供人參觀。他說：「群眾住房這樣困難，應該與人民同甘苦，怎能把自己住過的房子空起來？」他當時就讓把舊居分給群眾住。王光美同志說，少奇同志恢復名譽後，也希望不要搞什麼故居修復，住在裡面的居民仍舊應該讓他們住下去！
訪問結束時，我們問王光美同志，她是否打算寫本回憶少奇同志的書？她說，過去曾收集過一些材料，現在還沒有完全找回來，但目前實在太忙，這要等以後退休了再說。她說，她不斷收到許多熱情的來信，除了對她表示慰問外，還對少奇同志表示深切的懷念。她衷心感謝大家對她的好意，同時這也證明，在人民的心裡，早已為少奇同志恢復了名譽，五中全會莊嚴地宣告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正反映了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的願望！
198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