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1949年完成的《被詛咒的部分：普遍經濟學》（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的第一卷《消耗》（Consumption）中，系統提出了自己的「普遍經濟學」的理論，概而言之，就是地球上的任何一個有機體都會在成長中獲得多餘的維持生命所需的能量，在此一過程中，它會儘可能的將過剩的能量用於個體的增長，但是，任何增長都是有限制的，在個體的增長觸及到這個限制，也即極限後，它就不得不將原本用於增長的過剩的能量消耗掉，而且這種消耗必須是不求回報的，非生產性的花費（nonproductive expenditure）。否則，這個有機體就會崩潰或解體。其中，巴塔耶認為，無論是對於個體還是群體，其增長的直接限制，是由另一個體或者別的群體所給予的，不過，最根本的限制，還是它所處的空間的限制，「但是，地球的範圍（準確地說，生物圈）---它與生命的可用空間是相符的---才是真正的限制。個體或者群體可以被另一個體或者群體限制，可是，生物界的總量是不會改變的，簡而言之，地球的空間是限制所有的增長的尺度。」
以此為理論的基本模型，巴塔耶將小至一頭牛，大到由無數有機體組成的一個國家，進而整個世界（地球），都作為這樣一種自足的系統來看待。這是一個始終處於動態的平衡中的系統。如他認為，20世紀以來的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是和十九世紀以來長期的和平與工業化的發展有關，因為這一百多年來的和平與工業化所積累的巨大能量無法及時消耗，同時，可能的增長也遇到了極限，於是系統便採用了戰爭這種最為奢華，最為便捷，同時也是能夠最大限度的消耗過剩能量的形式來謀求系統的平衡。但是，對於任何個體和群體來說，增長總是一種本能的和必然的趨勢，面對總是會到來的限制，也必然會發生能量的消耗的問題，而由此帶來的系統失衡總是會經常性的發生，所以，系統總是處於一種動態的平衡與不平衡的交互運動之中。
從這一觀點出發，巴塔耶在《消耗》一書中以自己獨到的眼光對蘇聯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為了實現工業化，所採用的社會形態以及措施，從積聚（accumulation）的觀點作出了自己的解釋。同時，作為一種對比，他又依據自己的普遍經濟學理論，從消耗（consumption）的角度探討了二戰後由美國在歐洲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及其意義。表面上看，巴塔耶對這蘇聯的工業化和美國的馬歇爾計劃的分析都只觸及了他的普遍經濟學理論的一個方面，但它們卻共同構成了他的普遍經濟學的兩極，也更能體現他的普遍經濟學的理論架構的特點，所以，從他對蘇聯和美國的分析中進行分析，可以更好的把握他的這一重要的思想。而且，這既可以讓我們對1949年後的中國的社會形態的變化及某些相似的措施加深認識，也可以對我們今天的發展提供某種新的理解的可能。
蘇聯的建立及其產生的問題
巴塔耶首先指出，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具有很大的新穎性。從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再到1949年，共產主義已不再是個幻影，「它是一個國家和軍隊（到現在為止，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由一種有組織的運動所補充，通過一種對個人利益的各種形式的否定，它在一種堅如磐石的凝聚中被維持。」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組織形式，與當時在歐美已經有相當歷史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它所具有的獨創性和可能的發展前景，迅速轟動了整個世界。其影響所及不僅在源發地的歐洲，即使是在文明發展史，以及文化和種族殊異的亞洲，也為之震撼和動搖。
但是，儘管作為共產主義國家的蘇聯的建立在人類歷史上是開天闢地的和新穎的，它的學說和實踐也的確有很多支持者，但它的建立卻有一定的突然性和偶然性，而且並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對共產主義的設想和論述。巴塔耶指出，這也是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對蘇聯的建立所持的批評立場的原因。因為蘇聯的建立，在兩個方面是「出人意料的」，首先就是蘇聯的建立是單獨建立的，其次，又是在一個沙皇俄國這樣一個以農業為主的不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建立的。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革命不是單獨發生的並且是由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所產生的觀點相衝突。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1847年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回答共產主義能否單獨在一個國家發生時，就明確表述這是不可能的，「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繫起來，以致每一個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家發生事情的影響。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大致相同……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裡，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而巴塔耶本人也認為，相對1917年的俄國來說，二戰後的經濟技術高度發達的美國才更適合建立社會主義。但是，歷史的產生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列寧在十月革命中抓住了機會，在俄國單獨引發了共產主義的革命，之後史達林又堅決反對託洛茨基（Trotsky）主義，不再把世界革命的成功作為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因而社會主義才得以在各方面均比較落後的俄國建立。
由此可見，蘇聯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對馬克思主義有關共產主義學說的一種超越，但是這種超越或者突破，並不能在現實中同時產生同樣的超越，那就是蘇聯的建立者所必須面對，同時也是必須解決的落後的生產力以及由此帶來的物質困難的問題，而這正是蘇聯的建立者乃至蘇聯別無選擇的和無法逃避的命運，也是他們所不得不面臨的挑戰。
所以，巴塔耶特別指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結果是不能被漠視的，「（社會主義）被限制於一個國家的事實可能改變革命，給予它一種難以解釋的和在外表上具有欺騙性的複合的形式，更不用說，沒有與一個全球的社會主義的聯繫，會遭遇到的那些物質困難」換句話說，巴塔耶並不認同上述那些知識分子對蘇聯的批評，這是因為，蘇聯的空間是給定的，它只能在這種已經被限定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也就是自行解決自己的生產力問題。從這個關鍵點出發，巴塔耶認為，蘇聯所採取的所有的政策和做法都是為了完成這一最根本的任務。而意識到這個急切的問題並以強力執行此一使命的就是史達林。因此，對史達林主義的批評也就很自然的與反共產主義的批評結為一體。
史達林式社會主義的特點
因為蘇聯是第一個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從某種意義上，史達林主義或者史達林式社會主義所呈現的特點，也就很自然被看成是社會主義的特點。而對史達林主義的批評也成為當時解剖社會主義的有效途徑。
首先，是蘇聯對個人的處理上的特點。巴塔耶認為，史達林主義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更多的新意，因為從一開始，布爾什維克革命就非常輕視個人的利益，思想，以及習慣和權利，他所顯示的只是列寧的思想的特點。這種對個人的壓制和否定是與非共產主義世界，特別是與資本主義不同的，後者以個人為終極目標，其「價值和真理都只涉及一種私人生活的孤獨，而對與此無關的東西置若罔聞」。[6]但是，巴塔耶指出，它所追求的這種與個人緊密聯繫的「價值和真理」其實只是一種表象，而它真正的追求是個人的經濟的獨立，所以，建基於此上的所謂個人的民主理念，或資產階級的民主理念，說到底不過是一種欺騙和對人的命運因素的否定而已。可正因為這樣，資產階級養成了一種虛假的「人性」，並習慣了他的生命的孤立和平庸，進而對與之不同的生活充耳不聞，視而不見。而史達林式共產主義的「嚴厲（rigor）」就是要否定這種生命的惰性，以激發一種生命的緊張。
其次，是蘇聯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巴塔耶駁斥了那種簡單的把蘇聯看成與希特勒式社會主義（Hitlerite socialism）相同的簡單看法。雖然這兩種制度表面上看來很相似，國家都是由一個領袖，一個政黨所控制，軍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樣也有一個青年組織，此外，還有對個人的思想的否定，以及鎮壓等，可是這兩個國家的「目標和經濟結構是根本不同的，它們把這兩個系統置於彼此你死我活的反對中」，在巴塔耶看來，它們的「目標和經濟結構」的情況才是決定一個國家的行為的最為根本的因素，與當時的德國相比，蘇聯所要解決的問題顯然是不一樣的。不過，巴塔耶也承認，雖然二者在本質上並不相同，但是在實現其目標的方法上，卻是相似的。
巴塔耶繼而指出，蘇聯的國家形式其實不是一種「民族的（national）」帝國主義而是一種「帝國的社會主義（imperial socialism）」，但這裡的「帝國（imperial）」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一個民族（nation）的帝國主義，這個詞指的是「帝國（empire）的必要性」，即所謂的「普遍國家（universal state）」的必要性，而其意義即在於可以終結「現在這個時代的經濟和軍事的無政府狀態。」顯然，巴塔耶的這個觀點與他的老師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所倡導的「普遍同質國家」有相通之處，科耶夫就是從他的這個理論來解釋蘇聯和納粹德國的差異以及後者不可避免的失敗的，「希特勒還充當了自稱是『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socialism）』這樣一個政治運動的急先鋒，從而將自己政治思想的本質和動機表述的淋漓盡致，因為這個運動有意識地將自己與蘇聯式的『帝國社會主義（imperial-socialism）』和英美式的『帝國資本主義（imperial-capitalism）』相提並論。因此從總體上來看，第三帝國無疑是一個民族性的國家，並且還是一個特定和嚴格意義上的民族國家。這個國家一方面想努力實現民族性政治的所有可能性，另一方面又通過有意識地確立德意志作為國家（種族）界限，而想只運用德意志一個民族的力量來達到這個目標。可正是這個「理想的」民族國家輸掉了它關鍵性的政治戰爭。」這就是為何蘇聯要建立這樣一個「帝國」的原因。
但是，科耶夫的這一解釋所強調的是國家在政治意義上的生存，他直言，「在我們的時代裡，普遍和等質的國家也成為一個政治的目標。」而巴塔耶所著眼的是經濟上的原因，他認為，這種帝國體制的建立是源於國家經濟上的需求，也就是說，蘇聯的這種新穎的「帝國社會主義」的出現，其目的並非是像「民族社會主義」那樣是為了建立局限於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的帝國，而是為了對那種散亂的經濟和軍事形式進行革新，以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來服務於它的經濟的發展，其目的是不同的。因此，巴塔耶指出，相對於「民族社會主義」的封閉性，蘇聯（Soviet Union）是一種開放的框架式結構，它可以把任何國家嵌入自己的框架中，因為它對應的不是一種傳統的帝國思想，而是一種新的經濟結構。
積聚與蘇聯的積聚
在此背景下，蘇聯的積聚應運而生，這一方面是其社會經濟現實的急切的需要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史達林式社會主義為其提供了可能的條件，並對其堅決予以保障，因而，使得驚人的積聚在蘇聯成為現實。
如果僅從字面理解，積聚無非意指財富，力量等東西的積累與聚集，但巴塔耶的積聚除了有這種意思外，還有另外一層更重要的意思。巴塔耶指出，「被稱作『積聚（accumulation）』的東西意味著，個人拒絕把大量的財富用於一種炫耀性的生活方式的非生產性的花費（unproductive expenditures），而把他們的可用的資金用於生產資料的購買。由此出現了一種加速發展的可能性，甚至，當這種發展發生時，一部分增加的資源還會分配給非生產性的花費。」在本質上，積聚是對非生產性的花費，即消耗（consumption）的一種否定，其目標是為了更大的發展， 而更大的發展又會招致更大的積聚，所以，積聚就成為它自身的目標。因此，工人階級的運動，如要求增加工資縮減勞動時間的罷工，它減少的不僅是老闆用於奢侈生活的份額，而且還有用於積聚的份額，所以，只有讓工人工作的多，掙得少，才可以把更多的資本的利益用於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積聚上。
蘇聯積聚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為了工業化的實現，而工業化對生產資料有巨大的需求，所要求的積聚也是超越以往任何時代的，因此，一個國家如要實現工業化，必須進行大規模的積聚，同時，「工業的發展需要一種對消耗的限制：設備獲得了第一位的優先權，而眼前利益也被迫屈服於它。」但必須說明的是，在巴塔耶看來，因為工業化而引發的積聚其實是一個通則，並非特例。這是他在探討蘇聯的積聚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自始至終，他都沒有把蘇聯的積聚作為特例來討論，而是將其放在一個大的框架下，也即他的普遍經濟學的理論視野中來考慮。以同樣的視角，他對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發生進行了解釋，他認為，正是大革命的爆發，才使法國的宮廷和貴族的巨大的非生產性的花費縮減，從而有利於工業的積聚，因此彌補了其時法國資產階級相對於英國資本主義的落後局面。
同理，在巴塔耶眼中，1917年的沙皇俄國的情況和大革命前的法國是一樣的，整個國家被一個和法國相同的不僅沒有能力積聚反而大肆消耗的貴族階層控制，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才有規模不大的工業在發展。這種情形自然讓人焦慮，即使在蘇聯已經進行了大規模積聚的1934年，也只有53%的資金被投入到工業發展上，相較於同期的德國和法國，在各方面都相當落後，所以列寧曾不無憂慮地說，「我們正越來越落後」。而1917年蘇聯建立後，所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為了工業化而必須進行的積聚問題，並且，相比1789年就已經開始積聚，並已經積聚了將近一百多年的法國等國家，蘇聯要在短短的的二三十年中完成這一過程，其強度自然可想而知。「但是它的經濟法則提前決定了它將要採取的方向：它只可能終結非生產性的花費，為裝備這個國家保留資源。它一定要有個目標，以反對，在工業化國家，很自然的由工作的大眾和支持他們的黨派所瞄準的目標。縮減那些非生產性的花費以用於積聚的利益是必須的。無疑，縮減會影響有財產的階級，但是這樣被徵用的份額不可能，或者不會首先，被用於改善大部分工人（的生活）；它不得不首先被獻給工業裝備。」[14]除了這種經濟法則的內在的決定性外，巴塔耶又強調，一般來說，與領先的工業化國家的發展主要由其內部決定相反，落後的國家的工業化的發展主要由外部決定，但是，在1917年的俄國，外國資本主義對俄國的資源的分配和增長是很遲緩的，俄國自己的資產階級的力量也異常弱小，同時也缺乏那種「使它成功的上升性格」，所以，蘇聯建立後，無產階級只有把這種積聚的意願施加於自身。
這當然是一種無奈的，但卻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因為，此前的俄國不僅沒有任何相應的財政手段以回應工業化的需要，而且就是它的人員也沒有相應的心計來應付這樣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整個俄國其實是個反對工業化的農業國家，如今它雖然突然跳躍到共產主義，但是與其配套的各種條件卻並未成熟，特別是在經濟上，它的從資源到設備的分配就無法在一夜之間完成。所以，為了與這種跳躍配套，新生的蘇聯只能自己依靠自己進行積聚。而在這個過程中，建立社會主義的初衷不得不發生轉移，原來由馬克思的理念出發的理想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讓位於圍繞工業化展開的積聚工作，同時，為了與這種積聚配套並且為了保持積聚的順利進行，所有的社會的制度以及對人的要求也不得不隨之發生變化。從這一點出發，巴塔耶指出了蘇聯工人的必然的命運，「一個蘇聯工人為了將來的利益，放棄與即刻的利益的聯繫，需要他把信仰被安置在第三者中。不僅如此：他同樣必須屈服於強制。必須的努力不得不回應強烈的即刻的刺激：最初，這些刺激是以危險，貧窮和廣大的土地的形式給出的；他們將保持與那種廣大和貧窮相當。」不過，巴塔耶並沒有因此肆意貶低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領袖，因為他們的命運在這個積聚的大背景下是一樣的，他們儘管和帝俄時代的經營者相似，「屬於恐懼和激情的世界。但是，像第一個階段的資本家一樣，他反對浪費性的開銷。更有甚者，他與每個俄國工人分享這些特性，只在某種輕微的程度上，與工人有區別，就如在好戰的部落中，一個首領跟他的部下的區別一樣。在這點上，在一開始，布爾什維克領袖的和工人階級的道德認同是不可否認的。」
在這種積聚的要求下，工人所完成的勞動價值和分發給他們的工資價值之間的差距變大了，或者，儘可能的被拉大了。如1938年，蘇聯的生產總值被設定為1840億盧布，其中，1145億盧布被用作生產資料的生產，只有640億用於消費品的生產，而工人的工資報酬就在這一部分裡面，由此可見在工人的勞動價值和國家付給他們的工資價值之間的差距之大。甚至，即使在二戰期間，重工業的發展也保持著其優越地位。而這一模式從1929年，即第一個五年計劃起就開始實施了，其最大特點就是把所有的過剩資源都用於生產資料的分配。「蘇聯共產主義堅定的把自己向非生產性花費的原則關閉了。無論如何，它不是廢除後者，但是它所帶來的社會的變化消除了這樣的開銷的最昂貴的形式，它的不斷的行動傾向於向每個個體，以人力的極限，索取最大的生產力。以前的經濟形式從來沒有能夠為了生產力的增長，也就是說，為了系統的發展，保留這樣巨大的份額的可用的過剩資源。在每個社會組織中，就像在每個生物體中，過剩（the surplus）在系統的發展和純粹的花費之間被分配，它既不被用於生命的維持，也不被用於發展的維持。但是，這個已經幾乎毀壞的國家，從它的為了發展而無力保留一個巨大的足夠的份額，通過它的平衡的一種突然的倒置，把用於沉緬於奢侈和慣性的份額縮減到最小：今天，它只是為了它的生產力的無限的增長而生。」
為了最大限度地維持這一模式的運轉，鎮壓和流放就成了蘇聯常見的現象，在這個真實的世界裡，展開了一種似乎是不真實的生活，一個人除了獲得最低限度的生存條件外，其唯一的選擇就是像機器一樣不知疲倦的工作。巴塔耶認為，正是這種令人難以想像的日復一日的辛勤的甚至殘酷的工作，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從而積聚了無數的財富，建造了蘇聯這座讓人眩目的大廈。
在解釋了蘇聯對工人的積聚後，巴塔耶在「土地的集體化」一節中，又解釋了蘇聯對農民的積聚，實際上，這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因為兩者都是為了滿足工業化的需要。一方面，是因為蘇聯工業化的發展是以重工業為主，輕工業的發展並不受重視，當然，這也是不得以為之，那麼壓縮農民的消費並對其進行管制就成為必然，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平均的減少農民的可消費的物品的份額，進行可能的積聚。另外一方面，工業化總是需要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轉移，以滿足對工人的需求。正常情況下，循序漸進的工業化會以農業的機械化補償農村人口的減少，但是，蘇聯的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的突然的跳躍，使城市對人力的需求陡然增大，故只能實施土地的集體化，同時以機械化彌補農村的人力的缺失，才能維持工業的擴張。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農村的土地集體化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
對蘇聯的積聚的評價
巴塔耶從普遍經濟學的角度對蘇聯的積聚的解釋和評價很容易給人一種感覺，即他是贊成或者擁護蘇聯的做法的。不過，這並不是他的本意，他在談論蘇聯對農村的積聚時就直言，他並不認為當時富農所受到的殘酷的對待是正當的。但他在書中的目的不是為了譴責蘇聯的積聚所造成的恐怖，也不是為了批評史達林從工人和農民那裡所獲得的東西對所有的人造成的損害，對此，他坦陳，「我不是想要去裁判它，而是要去理解它。」
從這一點出發，巴塔耶對那些針對蘇聯的工業化的嚴厲的積聚的批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史達林和他的同事對一個不被認可的國家的事務是負責的。」首先，對那些指責由於這種積聚導致蘇聯1941年和1942年在戰場上的失敗的觀點，巴塔耶指出，正是因為這種嚴厲的積聚使蘇聯能在隨後的戰爭中倖免於被毀滅，那些批評史達林的人都忘了，蘇聯所繼承的是農業化的沙皇俄國的遺產，如若不能把它的資源儘可能的整合併儘可能的分配到工業裝備上，蘇聯是無法在其後更為殘酷的戰爭中倖存的。而實際上，當初在史達林格勒，蘇聯正是依靠它自己的手段拯救它自己的。其次，還有一種比較流行的意見，那就是如果沙皇制延續下去，資本主義將會自然到來並以一種似乎不那麼殘忍的方式積聚與發展。對此，巴塔耶也並不認同，因為這一說法本質上並無什麼新意，較少的無情或殘忍同樣真實存在，並且無法避免。無論如何，為了生存，蘇聯這臺社會機器必須有人來操作，史達林既是被選中或被推上這臺機器的操作者，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順應現實的需要，來完成現實賦予他的使命。巴塔耶承認，固然，事實上，我們會去反抗一種非人的艱難，我們寧願去死也不願建立一個恐怖統治，「但是，一個單個的人可以去死，一個巨大的人口所面對的除了活著，沒有別的可能性。俄羅斯世界必須補償沙皇社會的落後，如此痛苦是必要的，它需要一種偉大的努力，在各種意義上，這條艱苦的道路---在各種意義上，也是最昂貴的道路---成為它唯一的解決方法。」因為，蘇聯當時並沒有更多的選擇，如果擁有更多的選擇，誰也不願為未來放棄自己的欲望，並且放棄一種更加符合理性的積聚方法，但這是不可能的。必須有一種強烈的刺激，才能讓俄國恢復。「事實是，史達林的政策是嚴厲的---非常嚴厲---以回應一種有組織的經濟的必要性，它實際上要求一種極端的嚴厲。」即使如此，蘇聯已經離開了它所確立的社會主義的理想，但在對其進行「道德」批評的同時，同樣也應該考慮的是，這種對理想的社會主義的偏移是和蘇聯建立前俄國的特殊環境和條件緊密聯繫的。當然，巴塔耶再次強調，蘇聯的這種專橫的道路是沒必要一定去追求的。其實，他的這種態度與科耶夫也是很接近的，因為科耶夫也反對以道德說教來評價史達林，他曾在和施米特的通信中說，「在我講課的那段時間裡（即，在戰爭之前），我私底下一直在念的不是『拿破崙』，而是『史達林』，但同時我又在解說《精神現象學》（用您的術語來說：史達林=『我們這個世界的亞歷山大』=『工業化的拿破崙』=世界（=國家）帝國）。」實際上，巴塔耶也是把史達林看成新的世界的亞歷山大和騎在蘇聯工業化馬背上的拿破崙的。
消耗與美國的馬歇爾計劃
「馬歇爾計劃」的提出者喬治·馬歇爾
儘管鑑於特殊的歷史背景，蘇聯正在積聚的道路上痛苦和殘酷的前行，但對於在經濟上支配世界的美國來說，它所面臨的卻不是如何滿足工業化的要求來進行積聚的問題，而它所迫切需要的工作是如何把因為自身發達和強大的工業化所產生的巨大的能量不求回報的消耗掉的問題。否則，按照巴塔耶的理論，隨著美國的能量的持續積累，現有的維持美國乃至世界的那個系統將會隨時崩潰。
而崩潰的最直接的也是可能的方式就是戰爭。當然，戰爭的威脅不僅來自美國，蘇聯的無限的積聚也遲早要達到自己的限度，一旦到了那個時候，它同樣隨時也有可能發動戰爭。可對美國來說，這個威脅更大，也更迫切，因為它已經處在能量積累的限度的邊緣，毫無疑問，美國的經濟是有史以來所能達到的最大的聚集。巴塔耶指出，「從一種根本的意義上來說，戰爭的危險來自於繁榮的生產的那邊：如果輸出（exportation）是困難的，如果沒有別的出口（outlet）被打開，只有戰爭可能成為一個過多的工業的客戶。」所以，美國所需要急迫解決的問題與蘇聯的正好相反，儘管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被「放電（discharged）」，但並沒有完全解決其日漸增長的過剩的能量的聚集，這兩次戰爭只是暫時的使其系統平衡，免於早就面臨的崩潰的危險而已，換句話說，若非二戰，讓美國可以以戰爭的方式消耗其過剩能量，可能它早就不存在了。而今二戰雖然結束，但它仍然面臨同樣的問題的切近。
不過，巴塔耶認為，美國並不願意發動戰爭，它習慣於看見別人發動戰爭，並在火中取慄，以獲得巨大利益，而兩次世界大戰又強化了它的這種經驗，所以，為了使自己不至於因過剩的能量而崩潰，美國儘可能的去尋找新的類似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而摒棄戰爭所不得不堅持的傳統形式。為此，巴塔耶深刻的指出，與我們日常所想像不同，其實一場規模巨大的經濟競賽所消耗的東西與戰爭的消耗相差無幾。而且，「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既不是起反作用的政治思潮（在宣傳的意義上），也不是一種起反作用的思想運動，而是回應蘇聯壓力的一種具體的決定。」馬歇爾計劃就是回應蘇聯的日益增長的積聚的壓力的「具體的決定」，與此同時，這一計劃對美國來說，也起到了「放電」的作用，可以將自己過剩的能量平穩的消耗掉而不引發大的震動。對美國來說，這無疑是一個一舉兩得的措施。
因此，巴塔耶稱其為一個偉大的計劃，並借法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郎索瓦·佩魯（Francois Perroux）之口指出，「它是一個異常重要的歷史事件。」實際上，馬歇爾計劃是補救與美國相比歐洲國家的支付赤字。巴塔耶提醒到，其實，這個赤字在二戰前就已經存在，戰後歐洲對美國的產品的巨大需求又進一步增加了赤字，它已經償付不起美國。但美國自身卻並不缺乏這些有待償還的赤字，相反，這些償還的赤字將使其本來就過剩的能量更加過剩，其熱度自然又會增高，系統崩潰的危險性也會再次加大。馬歇爾計劃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很好的方法，比如，美國給予歐洲的五十億美元的捐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金額少於1947年美國的酒精消耗的花費的，並且，大約與三個星期的戰爭花費相等，相當於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但是，這樣一個數目對戰後貧窮的歐洲來說，卻是巨大的支援。若無馬歇爾計劃，這2%可能又會有不少被用於美國財富的增長。這自然是不利於美國的系統的平衡的。
而且，這種因蘇聯的積聚的威脅所產生的馬歇爾計劃和計劃的實施，即把美國過剩的財富自由的，不求回報的分發給世界，在客觀上也起到了在世界範圍內，甚至包括蘇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為了捍衛自由企業，也增加了國家的重要性，即朝向一種與蘇聯相似的國家控制的經濟的發展成為可能。在此，巴塔耶也順便談論了自己對於戰爭的看法，他認為正是戰爭的威脅促使美國採取這樣似乎大公無私的政策，「我們不能否定戰爭經常促進社會的發展：除了蘇聯自己，我們最小嚴厲的社會關係，我們國家的工業和服務，都是動搖歐洲的兩次戰爭的結果。甚至，我們就是和一批增加的人口隨著最後一次戰爭產生的。生活水平自身也在全面的改變中。」所以，戰爭的存在並非一無是處，我們應考慮的是在戰爭總是傾向於發生的情況下，如何儘可能的為過剩的能量尋找一個合適的出口，而不是選擇戰爭，「人類才將和平的走向它的問題的一種普遍的解決。」
瘋子的「經濟學」
顯然，如果不清楚巴塔耶的普遍經濟學的理論架構，或者對他的整體的思想構成有所了解，很可能會把對他對蘇聯工業化的闡發視為異端，同時，也把他對馬歇爾計劃的理解視為無稽之談，但若能夠從他的理論出發，再對他的解釋進行評析，則會改變這種很容易就會產生的簡單的看法。而對於這種可能產生的偏見，巴塔耶自己早有預感，也早有準備，他在這本書的最後坦言，他或許會被當成一個瘋子，因為只有一個瘋子才能察覺到「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計劃中的這樣的東西」，而且，作為這本關於經濟學的書的作者，他會「被（他的著作的一部分）安置在有史以來的神秘主義者的行列中（但是，他仍然被從各種神秘主義的所有的預想中遠遠的去除，他所反對的只是自我意識的明晰）。」對於這一點，深受尼採影響的他不僅沒有為之感到痛苦，反而頗為自得的承認，「我就是那個瘋子」。
但是，如果能夠認真對巴塔耶看似宏觀甚至多少有些天馬行空的思考進行思考，就會發現他的思考是相當認真，也是相當有價值的，尤其是對我們認識我們的歷史乃至今天的現實，當不無啟發意義。如他對蘇聯工業化的闡述，就多少能夠讓我們在今天反思和重新認識1949年後新中國的歷史時，多一個理解的維度。彼時剛剛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所面臨的問題與1917年剛由俄轉蘇的蘇聯並無二致，因人口眾多，資源的貧乏，自身的條件之差可謂有過之無不及，在這樣的條件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跳躍」，其積聚的難度可想而知，而為了工業化所採取的那些措施，其「嚴厲」程度自然只能「變本加厲」，所產生的後果和影響也非當時的蘇聯可比，可無論怎樣，生活在現在的我們均在承擔，如果我們能夠從巴塔耶對蘇聯的工業化的解釋中加深對那一段歷史的理解，而不求全責備，當不無裨益。
同樣，時至今日，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按照巴塔耶的理論，它仍然需要不時「放電」，以消耗自己過剩的能量，保持自己不致崩潰。可能出乎早在1962年就已經過世的巴塔耶的預料，「冷戰」結束，蘇聯重新還原為俄羅斯後，它並沒有像當初實施馬歇爾計劃那樣，慷慨地不求回報的把自己的貨物分發給世界，而是以各種名義，多次捲入或者發動局部的戰爭，以直接「放電」。這當然並不是巴塔耶所希望看到的。在我看來，如果巴塔耶健在，他當會從當下美國巨大的經濟危機中看到世人所看不到的另一面：這其實並不是美國的衰退，而是它的龐大的過剩的能量的又一次巧妙的「放電」，因為惟有如此，它才能保持自己的系統的平衡，並從中獲得更多財富，以及更為強大的未來。
作者=張生
來源=《浙江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