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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訂閱，感知正義，與我們攜手前行！在日本，最為著名的三大檔案館分別是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圖書館，其中保存著大量日本戰敗投降前由其政府搜集整理成的有關毛澤東情況的檔案（目前，這三大國家級檔案館所藏的檔案大部分經過數位化處理，被統一收藏到位於東京的亞洲歷史資料中心，並被歸檔。為了敘述方便，本文統一使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經過數位化處理後的檔案號，而非原來紙質檔案的檔案號。）。從檔案的內容來看，涵蓋了從1893年毛澤東出生到1945年日本戰敗的52年。從檔案形成的時間來看，跨度為從1928年到1945年日本戰敗的17年。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檔案是日本當時在中國搜集的有關毛澤東的情報，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內容十分豐富，涉及當時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
眾所周知，日本一向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十分排斥，抗戰時期還提出「共同防共」來誘降國民政府，因此很容易讓人想像到當時形成的檔案中有關中共和毛澤東的形象十分負面，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為了分析和研究中國的局勢，維護日本在華的利益，尤其是為侵華服務，日本政府各部門在搜集情報時，基本遵循真實性這一原則，這一點也貫穿了1928年至1945年的始終。
因為戰後日本有關毛澤東的檔案很多尚未解密，所以難窺全貌，但其戰敗前的相關檔案已基本公開了，這為毛澤東研究、中共黨史研究，乃至中國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一手史料，而且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新的研究視角。
日本三大檔案館有關毛澤東的檔案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即九一八事變之前、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從七七事變到日本戰敗投降。每一個時期毛澤東的形象都不同，以下分別展開論述。
一、九一八事變之前
據筆者考證，日本檔案中最早出現毛澤東的有關情況是在1928年7月13日。日本駐長沙領事糟谷廉二在向外務大臣田中義一提交的報告中說：「由茶陵、攸縣轉移到江西省內蓮花、寧岡等地的朱毛紅軍據說擁有數萬人，五千餘支步槍，此外還有迫擊炮、機關槍等武器，兵強馬壯，不可輕辱。」 （《1.在長沙領事館／1 昭和3年4月2日から昭和5年5月7日》（1928年7月13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982500。）事實上，在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檔案中毛澤東的形象主要是作為紅軍中最為知名的部隊紅四軍的主要締造者和指揮者而出現的。
自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之後，中共開始正式走向武裝鬥爭的道路，並隨著各地紅軍的組建和根據地的開闢，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又一次迎來了高潮。此時，正值日本大舉侵華的準備時期，即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前，因此日本情報搜集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武裝鬥爭十分關注，其中紅四軍屢屢被提及，而作為紅四軍的主要締造者和指揮者的毛澤東自然不會被日本情報部門所忽視。
對於紅四軍建軍的準備，日本檔案是這樣記錄的：「為了執行此次緊急會議（指八七會議——引者注）中通過的暴動政策，毛澤東回到故鄉湖南在省內各地組織農民參加暴動，於是各地暴動頻發。同時，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其成績在四省（即湖南、湖北、江西、廣東）中最為出色。但毛澤東認為，為了更大程度開展武裝起義，擴充武器和擴大隊伍勢在必行。於是，他首先聯絡了湖南南部的土匪頭目周文、陳光保（原文如此——引者注），接著又聯絡了江西西部的土匪頭目袁文才、王佐，說服他們聽從指揮，建立了井岡山根據地，開始活躍在湖南南部及江西南部等地。」 （《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狀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２》（1930年12月31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986100。）
由此可見，日本檔案不僅記載了紅四軍的主要活動區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由毛澤東領導創建的，而且指出紅四軍的骨幹力量除了秋收起義的班底之外，也是毛澤東通過說服袁文才、王佐等地方勢力參加革命而形成的。特別是日本留存檔案認為，由毛澤東發動的秋收起義在「四省中最為出色」，這也為紅四軍今後的活動打下了一定的群眾基礎。這些都充分顯示出毛澤東是紅四軍主要締造者。
對於紅四軍的建軍過程，檔案如是顯示：「朱德率餘部來到井岡山，受到毛澤東的熱烈歡迎。1928年4月，兩支軍隊合併，這是中國最初的紅軍組織。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兼黨代表。這就是中國紅軍中最優秀的，集組織、訓練、武力等要素為一體的朱毛紅軍，也就是紅軍第四軍」。
這裡所用的紅四軍是「最優秀的」的定語絕非徒有虛名或不實之詞，而是可以通過其他檔案來進行佐證，筆者將檔案透露出的信息歸納起來概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戰鬥力最強。除了上述日本駐長沙領事館認為紅四軍「兵強馬壯，不可輕辱」之外，在紅四軍活動區域內日本各領事館均有大量的相關報告。
1929年7月18日，駐廈門領事寺嶼廣文致電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說：「已多次報告有關朱毛紅軍情況，自從張貞的援軍戰敗之後，紅軍再度活躍，7月初把陳國輝部從龍巖逐出」 （《5.在廈門領事館》（1929年7月18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983200。）。這裡提到「多次報告」說明紅四軍的活動經常引起駐廈門領事館的關注。此外，1929年2月13日，駐九江代領事有久直忠致電外務大臣田中義一說：「過去在湖南、江西、廣東、福建等各省邊境十分活躍的朱毛紅軍，目前其行動逐漸減少」。甚至有報告寫到：「據說很多政府軍對朱毛紅軍是望風而逃。」 （《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狀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3》（1930年12月31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986200。）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駐汕頭領事別府熊吉於1930年4月上旬向外務大臣提交的系列報告。其中6日提到：「朱毛紅軍目前有四五千士兵，一千步槍，本月1日攻佔南雄，更試圖進入仁化、始興兩地，此兩地已陷入非常危急的境地，紅軍有更進一步向連平方面進軍的跡象。」 （《６.在汕頭領事館／３ 昭和5年2月18日から昭和5年7月21日》（1930年4月6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983500。）次日，別府熊吉又緊急報告：「朱毛紅軍3日到達定南，抓住閩南沒有政府軍駐軍的機會經東江上遊向汕頭腹地進軍。江西省內朱毛紅軍的另一支部隊於上個月31日在瑞金髮動起義，與金蕖鼎（應指金漢鼎——引者注）麾下的一個團合併，已經逼近閩贛邊界」 （《６.在汕頭領事館／３ 昭和5年2月18日から昭和5年7月21日》（1930年4月7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983500。）。11日補充道：「如多次匯報過那樣，朱毛紅軍前幾日攻陷了南雄，又向始興進軍。」 （《６.在汕頭領事館／３ 昭和5年2月18日から昭和5年7月21日》（1930年4月11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983500。）6天之內就中國某一支軍隊的動靜連續發3封電報，這在當時日本駐華使領館中較為罕見。
甚至連日本海軍都對紅四軍表示了關注。1929年3月26日，馬公要港 位於澎湖島西部，馬公灣北岸。司令濱野致電海軍次官、軍令部次長說：「據66號的廈門25日報：朱德、毛澤東率領的紅軍最近在福建西南出沒，攻佔汀州，政府軍（大約四支軍隊）退至上杭線，轉入防禦。」 （《5.在廈門領事館》（1929年3月26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983200。）
其次，軍紀最佳。1930年外務省的報告書中寫道：「朱毛紅軍具有一定的訓練和組織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實施共產主義政策……但對無產階級和普通百姓秋毫無犯。紅軍打倒軍閥及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嚴懲土豪劣紳，這完全不是土匪的行徑。」（ 《中南支地方共産黨及共産匪行動狀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１》（1930年11月15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16600。）「朱毛紅軍排斥所謂的『軍事冒險』盲動主義，力戒濫殺、亂搶……軍紀肅然。」 （《中南支地方共産黨及共産匪行動狀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１》（1930年11月15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16600。）當時日本政府上下普遍認為紅軍是一群烏合之眾，軍紀渙散，與土匪無異，但外務省的報告通過觀察紅四軍的行動對此予以澄清。
再次，成果最大。成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開闢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其二是援助和支持其他紅軍。
紅四軍轉戰湘、贛、閩、粵四省，如上所述，日本駐這些省份的領事館均對紅四軍予以密切關注。而紅四軍在其活動範圍內，一直致力於開闢革命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1930年，日本駐九江領事館向上級報告說：「第四軍在井岡山期間，在當地成立了蘇維埃政府，毛澤東兼任主席，並開設紅軍軍官學校對青年農民實施軍事教育。之後轉戰各地，組建紅色農會，或將農會改組為革命委員會，甚至建立以之為基礎的蘇維埃政權。」 （《中南支地方共産黨及共産匪行動狀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１》（1930年11月15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16600。）
筆者在日本的檔案館裡找到了一份檔案，內含一份題為《永定縣委報告第五號（1929.7.6）》的文獻，即閩西蘇區中的永定縣委於1929年7月6日向上級提交的工作報告。當時日本駐廈門領事館認為這份文獻十分重要，將它全文譯成日文，提交給外務大臣，其中的內容有：「（1929年——引者注）6月11日大會正式開始，根據前委代表毛澤東的指示，大家花了一周時間就以下問題進行了調查，主要包括土地、政治、黨務、武裝群眾，以及政治組織、物價、洋貨入侵、農業破產等。6月18日繼續開會，會議推舉了五人任主席團成員，任命了13人組成起草委員會，從10日開始就政治、土地、政權、組織、宣傳、工人運動、婦女運動等內容進行起草。會後在毛同志的指導下，展開了切實而具體的討論。其間因為毛同志患病，推遲了組織、宣傳、工人運動這三項重要問題的討論，先討論其他議題。在毛同志尚未痊癒的情況下，傳來了李旅（所指國民黨軍何部，不詳——引者注）入汀的消息。前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變更行動的計劃。特委在制定應敵計劃的同時，發出了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執行。之後會議繼續召開，一直持續到29日才宣告閉幕。」（1929年6月8日，中共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在上杭境內召開。6月22日，中共紅軍七大在龍巖召開。此處日期有誤——引者注） （《昭和5年7月14日から昭和５年12月27日》（1930年9月30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443300。）
由上可見，毛澤東對工作盡職盡責，即便在患病期間，也堅守崗位，指導閩西地區的政權建設和對敵鬥爭。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開闢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與毛澤東是密不可分的。
當時中國各地的軍閥，甚至國民政府軍各部之間普遍存在「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的積弊，這極大影響了部隊整體的戰鬥力。加之紅軍所在區域都地處偏僻，彼此相隔甚遠，因此日本方面當時對紅軍的一大關注點是「各地紅軍之間互相如何取得並保持聯絡」 （《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狀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1》（1930年12月31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986000。）。
1930年10月28日，日本駐長沙領事糟谷廉二向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報告：「現在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的紅軍都已進入江西境內集合，但他們出沒不定，見首不見尾。在何主任（指何成浚——引者注）對他們予以重兵包圍打擊後，他們再次化整為零，巧妙突圍。」 （《昭和5年10月9日から昭和5年10月28日》（1930年10月28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18700。）此外，「朱毛紅軍和紅軍第20軍一起逼近萍鄉、蓮花、袁州一帶，與景德鎮的方志敏部遙相呼應。他們試圖聯合起來奪取南昌、南潯一線的鐵路」。 （《昭和5年８月10日から昭和５年10月17日》（1930年9月30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23800。）這些記錄都顯示出紅四軍與其他紅軍之間有著良好的配合。
其實不止是配合的問題，事實上紅四軍經常給予其他紅軍以思想上的指導和物質上的幫助，甚至直接幫助組建其他紅軍。「江西的紅軍第三軍、廣東的紅軍第十一軍、福建的紅軍第十二軍都是在第四軍的幫助下組建的，而且現在還聽從其指揮。此外，最近因為攻佔長沙而震驚中外的彭德懷第五軍的實力目前在全國排在第二位，之前也一直接受過朱毛紅軍的指導和援助。」 （《中南支地方共産黨及共産匪行動狀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１》（1930年11月15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16600。）
紅軍的建軍過程也是日本方面一個關注點。一份報告指出：「此外，對地方農民實施軍事教育，同時發給他們武器，組建工農革命軍或赤衛隊、遊擊隊等，然後以這些武裝團體為基礎組建紅軍。在第四軍的幫助及指導下在廣東東部組建了紅軍第十一軍，在福建西部組建了紅軍第十二軍，在江西南部組建了紅軍第三軍等。」 （《中南支地方共産黨及共産匪行動狀況調査方ニ関スル復命書提出ノ件２》（1930年11月15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16700。）
值得一提的是，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對毛澤東的權威評價來自一份報告書，即《關於華中華南地區共產主義行動狀況的調查報告書》。該報告書是外務省集駐長江中下遊所有使領館之力，於1930年12月由日本駐華公使館提交給外務大臣，是九一八事變前日本有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調查的集大成者。其中有《中國共產黨主要黨員簡歷》一節，列舉當時數十名共產黨員骨幹，包括林祖涵、譚平山、劉少奇、惲代英等，而簡歷字數最多的則是毛澤東。在介紹了毛澤東的基本情況之後，報告書作出了如下論斷：
「毛澤東沉默寡言，敏而好學。醉心於軍事理論知識，謹慎沉穩。民國13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指國民黨一大——引者注）以後，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候補委員，和武漢政府時期的農業部部長（應指譚平山——引者注）、湖南省共產黨委員夏邑（應指夏曦——引者注）等人極力從事湖南的共產主義運動，因此在湖南的農民中擁有很高的威望，在湖南南部二十餘縣的指導基本上深入人心。」
「武漢政府和共產黨合作破裂後，毛澤東和霍秋柏（應指瞿秋白——引者注）、蘇兆徵在江西九江 當時日本的調查機構普遍認為八七緊急會議是在江西九江召開的。召開八七緊急會議，批評了機會主義思想，決定付出實際行動來推動暴動政策。之後回到湖南指揮秋收起義，發動廣東的農民起義，在各縣都樹立蘇維埃政府的四個省（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在秋收起義中，湖南被評為成績最好的省份。當時毛澤東等人感到最困難的就是缺乏武器。於是他們為了壯大實力，開始實施招安土匪的策略。首先就是和湖南各地方實力雄厚的土匪周文、陳光保取得聯絡，然後說服江西實力雄厚的土匪袁文才、王佐等，取得成功後選擇了井岡山作為根據地，與朱德合作組建了紅軍第四軍。」 （《中南支地方共産匪行動狀況ニ関スル調査報告書４》（1930年12月31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986300。）
這份報告評價了毛澤東在蘇區時期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所作的貢獻，比共產國際於同年3月誤發的毛澤東訃告僅晚了9個月（ 參見邱文生：《「毛澤東在福建前線病逝」：70年前共產國際訃告之謎》，《福建黨史月刊》1999年第3期；賀吉元：《共產國際誤發的毛澤東訃告》，《文史博覽》2007年第4期。），是目前所能查到九一八事變前國際上第二份有關毛澤東的評價。
二、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這6年間，日本整理搜集的有關毛澤東的情報較少，這主要有兩大原因：其一，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開始大舉侵華，其關注的重點在東北和華北，不管是軍部還是外務省系統的情報機構，都以東北和華北地區為中心展開活動，而長徵之前毛澤東及紅四軍的活動範圍基本限定在華南地區；其二，1934年10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央紅軍開始長徵，沿途經過的貴州、雲南、四川、西康、陝西等省開設的日本使領館很少，加之這些地區本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民間人士較少涉足之地，因此其情報來源不暢。
這一時期日本關於毛澤東的檔案主要與西安事變有關，其形象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推動者。西安事變是中國全民族抗戰的轉折點，作為侵略者的日本自然對此予以高度關注。
首先，日本認為西安事變爆發的原因之一是東北軍和西北軍潛入了很多中共地下黨員。一份報告指出：「根據密報，于學忠部與楊虎城部已經相當程度共產主義化。于學忠作為中心人物而被共產黨員推舉。」 （《昭和12年1月1日から昭和12年1月12日》（1937年1月11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29700。）另一份報告指出：「陳中校（所指何人不詳——引者注）在西安事變前奉中央之命對東北軍進行宣傳安撫，前去西安。但東北軍已經相當程度的共產主義化，導致宣撫工作無法進行。」 （《昭和12年1月22日から昭和12年1月26日》（1937年1月22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30000。）
中共在此期間與張學良和楊虎城保持緊密的聯繫和良好的配合，力圖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日方對此是有覺察的。一份報告指出：「事變初期楊虎城等人與共產黨是全面性的合作的……在西安，共產黨的活動並未公開。周恩來在此地也極力隱藏了各類活動。他主持的紅中社一直在秘密發報。」（ 《昭和12年３月から昭和12年６月》（1937年1月19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054300。）這裡的「秘密發報」當然主要是周恩來與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同志保持的聯繫。
日本方面也關注到：西安事變發生後，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張學良、楊虎城等人的努力和全國人民的強烈呼籲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逐漸形成，局勢逐漸朝著對日本不利的方向發展。一份報告指出：「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為解除西安危機給西安各緊要人物發送電報，聚集南京各派代表，提倡召開和平會議……各派就救國抗日提出自己的意見。」 （《昭和12年1月13日から昭和12年1月18日》（1937年1月14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29800。）
甚至連遠在紐約的總領事井上益太郎向外務大臣報告當地的情況時，都提到了毛澤東對西安事變的推動。報告說：「毛澤東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電報給南京政府領導人及在西安府的兵諫運動領導人，倡議召開一次所有黨派的和平會議，包括共產黨人。共產黨人提出了兩個問題作討論：即如各黨派、派系和軍隊所倡導的，中國應以抗日自保為先，而蔣委員長應遵循國家統一為原則，以統一戰線抗日，停止內戰。」 （《昭和12年３月から昭和12年６月》（1937年1月19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1054300。）
為了阻撓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1937年1月19日，外務大臣有田兒郎指示駐華大使川越茂：「據我方得到的情報，東北軍的將領中基本沒有共產黨員，但西北軍中混入了共產黨員，要努力離間這三者的關係」 （《昭和12年1月19日から昭和12年1月21日》（1937年1月19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29900。）。而軍部更是直接出面，進行活動。當時《大公報》就指出：「日本關東軍機關報《京津日日新聞》14日刊載報導一則，極力中傷抗日先鋒之張學良，淆惑人民視聽。」 （《昭和12年1月22日から昭和12年1月26日》（1937年1月25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30000。）
針對日本的阻撓與造謠，蘇聯於事變的次日，即12月13日發表聲明說：「蘇聯政府鑑於日本政府造謠中傷，謂蘇聯政府業已與張學良訂有同盟條約，並對張加以支持，特授權塔斯社聲明該項內容為毫無根據之惡意造謠」（ 《昭和12年1月22日から昭和12年1月26日》（1937年1月25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B02032030000。）。
三、從七七事變到日本戰敗投降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其後紅軍被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後直接開展抗日遊擊戰。雖然這一時期，尤其是1940年百團大戰之後，日本有關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鬥記錄不在少數，但經常出現的是管文蔚、陳錫聯等一線指揮官，並未出現毛澤東的名字。與此同時，有關宏觀戰略和整體布局則經常涉及毛澤東，因此毛澤東的形象主要是抗日戰爭的理論家和戰略家。
這一時期，日本最為關注的就是毛澤東所寫的有關抗戰的各類文章。1939年1月，中國派遣軍憲兵司令部報告說：「11月1日至4日在紅都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六中全會（指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的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引者注），本冊子是以11月22日上海的華文報紙《華美晨報》刊登的《基於中共領袖毛澤東所作報告的中國共產黨擴大六中全會決議案》為藍本翻譯出來的」 （《中國共産黨拡大六中全會決議ノ內容 方參特報第４號 昭和14年1月５日 杉山部隊參謀部複刷》（1939年1月4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C11111668600。）。全文翻譯說明該《決議案》價值較高，而且之後還對該譯文進行了再版，如「杉山部隊參謀部重印」 《中國共産黨拡大六中全會決議ノ內容 方參特報第４號 昭和14年1月５日 杉山部隊參謀部複刷》（1939年1月4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C11111668600。）。
1942年，陸軍省向在華各作戰部隊下發資料，指出：「毛澤東所著的《抗日遊擊戰的戰略與戰術問題》對共軍的影響甚大，特此節譯，供各部隊參考」。這裡的「供各部隊參考」當然是希望各作戰部隊能充分理解和掌握「抗日遊擊戰的戰略與戰術問題」，以便為「掃蕩」八路軍和新四軍作戰時提供理論支撐。
抗戰時期，日本政府編譯毛澤東著作的集大成者是於1944年7月由日軍參謀本部製作的題為《毛澤東抗日言論選集》的內部參考資料。眾所周知，1944年5月由晉察冀日報社編印、晉察冀新華書店發行的《毛澤東選集》(1卷至5卷)，是現存國內最早版本的《毛澤東選集》。而日本政府這部《選集》僅僅遲了兩個月，表明當時日本政府對毛澤東抗日思想和戰略的高度重視。
該書開門見山地對毛澤東著作進行了說明：「本書選編了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自七七事變之後公開發表的抗日言論中最為核心的五篇文章，即《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反對黨八股》，翻譯、印刷之後作為業務參考用，詳細內容附錄如下。這五篇文章是中國共產黨稱之為『毛澤東天才性的著作』，其後經常被中國共產黨反覆引用，其價值不可低估。此外，在研究國共抗戰統一戰線中中國的動向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價值。」 （《毛沢東抗日言論選集》（1944年7月），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A06033501100。）「其價值不可低估」「具有很高的價值」等評語刻畫出毛澤東作為抗日戰爭理論家和戰略家的形象。
與此相對，日本很少翻譯和「參考」蔣介石的有關抗戰的論著。確實，1934年蔣介石所寫的有關日本的文章《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在日本國內引發了較大的反響 （參見劉維開：《〈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新探》，《抗日戰爭研究》2012年第1期；彭敦文：《30年代蔣介石對日思維——以〈敵乎？友乎？——中日關係的檢討〉一文為中心的考察》，《民國檔案》2009年第2期。），但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勸說日本不要進一步侵華，不在抗戰理論和戰略之列。通過與源自日本政府自身整理製作檔案資料的對比，我們不難得出誰是抗日戰爭理論家和戰略家這一問題的日方答案。
其實，日本對毛澤東理論素養的推崇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不久就開始了。1933年11月27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石射豬太郎致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說：「8月14日發行的中國共產黨機關雜誌《紅旗周報》第59期刊登了以下兩篇論文。洛甫：《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將來》；毛澤東：《查田運動是廣大區域內的中心重大任務》」 （《中華「ソヴィエト」區域內ノ経済狀況及土地問題ニ関スル件》（1933年11月27日），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C05022779100。）。這是筆者迄今在日本發現的蘇區時期日本政府對中共個人論著進行全文翻譯的唯一例子。
日本對毛澤東有關抗戰理論和戰略的看法不僅僅局限於其所寫的文章，也通過其他方式來進行。1940年，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第三課編印了題為《歐洲戰爭與抗日中國》的資料。其中寫到：「毛澤東於（1939年）9月1日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發表談話，正式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最初的態度。我們首先從毛澤東在延安答記者問入手，來分析他對蘇德協定的看法。」該資料在一一列舉了答記者問的內容之後，指出：「毛澤東的談話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為蘇德協定辯護的態度，是以德國停止援助日本為前提的，在呼籲調整德華關係的同時，對英國採取戒備的態度，事先打預防針是非常聰明的做法，即害怕英國犧牲中國而對日妥協，又出現了慕尼黑會議上的那一幕，並有必要通過遊擊戰爭來大規模開展對日作戰」 （《中國共産黨と第二次歐州大戦》（1940年8月），亞洲歷史資料中心藏，檔案號C11110418000。）。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確實是通過毛澤東談話來分析中國抗戰的戰略。
四、結語
當時日本政府觀察和記錄中國，一般都是基於其自身的利益，為其侵華戰略服務，從中國國家的角度而非從某一政黨的角度出發。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之前，中共還不是執政黨，對一個非執政黨人物毛澤東，特別是有一段時間毛澤東並非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情況下，持續關注長達17年，這從側面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對抗日戰爭，對近代中國影響之巨。
日本政府在1945年戰敗投降前，主要通過軍部系統和外務省系統來搜集、整理和編印有關毛澤東的資料。這些資料作為檔案一直在日本國家級檔案館中保存至今，很好地還原了毛澤東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形象：九一八事變之前是紅四軍的主要締造者和指揮者；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期間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推動者；七七事變到日本戰敗投降期間是抗日戰爭的理論家和戰略家。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如有侵權請聯繫小編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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